一些社科名人在积极提议设立社会科学院士制度，使得社科界人士颇为振奋，特别是那些社科界的名流贤达，以为终于有一个锦上添花、更上层楼，能与自然科学家们分庭抗礼的机会。然而，笔者却对此不敢苟同，想给那些热衷于搞社科院士制度的人泼点冷水，败败火，降降温。
首先，社会科学成果的判定标准不统一，难以公平衡量。自然科学界的标准非常统一，成果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产生的效益可以量化，可以计算。王选院士研制的华光和方正系统就处于国内外领先地位，并取得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使中国的印刷术从铅与火的时代，迈入电和激光的新纪元，造福众多使用汉字的华人。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推广几十年来，增产几千亿公斤。而社科的内容就大不一样了，许多东西都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只要能自圆其说，能自成一家，就可算成果。就说一部《红楼梦》吧，问世数百年来，衍生出数以万计的红学家，不计其数的红学爱好者，还有五花八门的研究结论，互相矛盾的研究成果，你说这院士的帽子该给谁戴？
再说，社会科学的内容反复无常，老在翻烧饼，难有定论。自然科学的东西，一经确定，就可反复实验来验证，成为大家公认的成果，一般不会再更易，即便出现新的研究成果，也是对老成果进一步补充完善。阿基米德的杠杆定律和浮力原理，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牛顿的三大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的已提出上百年了，有的更长达两千多年了，至今也没什么变化。可是，社会科学的成果，往往是今是明非，各领风骚三五年，甚至更短。远的且不说，就说这四十年的社科“研究成果”和热点问题，几乎是每隔几年就要大翻一次烧饼，如果把一个社科专家几十年来的言论和著作放在一起，恐怕会处处打架，矛盾重重。那么，到底以你哪个时期的理论成果来申报社科院士呢？无怪乎民间有这样的说法，搞自然科学的人越老越红，搞社会科学的人越老问题越多。
最大一个难题就是，哪些人可以当社科院士，更难定夺。院士，必定是每一时代理论研究的风云人物，每一时代科研成果的领军人物。也别太长了，就假如社科院士制度设立50年，那么，50年代中期，反胡风、反右派最积极，最投入，批判文章写得最长的理论家、评论家，自然是院士最佳人选。大跃进期间，提出“赶美超英”、鼓噪“一天等于20年”的宣传家、诗人、作家，也完全有资格当院士。60年代初期，反修防修的理论权威康生、陈伯达，也当然要当院士。十年动乱期间，张春桥、姚文元和梁效、石一歌的笔杆子，则是院士的不二人选。
平心而论，自然科学院士制度，虽然设置合理，作用积极，影响很大，但也渐露疲态，问题不少。倘若硬去再设立什么社科院士制度，由于其先天不足，只会东施效颦，弄巧成拙，制造矛盾，产生腐败，并引发一连串问题，故而，社会科学院士制度还是不设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