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搞社会学”——一位老社会学人的呼吁

从《南方周末》上看到关于郑也夫对于这次评学部委员的意见。记者说：“态度最鲜明的则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周孝正，他认为这次学部委员评选‘官本位的痕迹太重’，并赞同邓也夫提出的学部委员挂出自己代表作的提议。”看了这一段话，我非常同意。并且激动不已，决定要写这篇文章, 救社会学于危亡!
    
我是1927 年出生。1949年辅仁大学社会学系毕业。次年即考入清华大学社会系研究生，导师陈达。到1952年社会学被取消，我也被迫离校转业。好在为了考清华我在大学里下苦工读英文，所以，它有一个时期还成为我糊口的工具。但在劫的难逃，1958年我还是被整下去二十年。平反后正逢重建社会学。糟头没马我这头驴也权充上市。到1988年我就完全退休了。以我的观察这二十年，社会学的发展始终没有脱离“官本位”的恶梦，以至于真正的学者上不来，倍受压抑。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的社会学界怎么进入世界社会学之林，又埋没了多少真正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型社会学家！
    
改革开放后，费老负责重建社会学。但费老的学术基础并不渊博，文笔华美，内容却不札实。当时在社会系不过是副教授。比之潘光旦、吴景超、陈达先生等，相差甚远。而且个人品德又有些浮上水。对潘家姐妹更有报恩思想，遂致一些人才都远避费老。我这里并没有贬低费老的意思, 只在说明费老在社会学重建中的缺失。（其实林跃华也曾是我的老师，他在反右时揭发费老生活和作学问方面的缺点，也确实是存在的）。另一方面，社会学的老人，经过1952年，1957年，早已风流云散，死伤殆尽，党内人士都当官去了。如当时的学生彭沛云者就是。所以，到社会学恢复时，一些投机官僚趁虚而入。如何建章者，竟成为中国社科院社会所的掌权者，甚至在费老头上指手划脚，以至费老气得著文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搞社会学"。这话虽然不免打击了一大片，但具体到何建章却是不错的。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实际主编，西南联大比费老晚个一两届的王康老师，也被何建章排挤得含泪而去，到政法大学当一名实际无所作为的教授去了。不久何又被换成了陆学义。陆的为人也许比何好得多，但他原是杜润生手下的大将，所以到社会学所以后就顶名农村社会学，混了几年，于社会学的整体建设毫无贡献，而且还成了社会学会的会长。
    
我就奇怪，社会学恢复已经二十多年了，走完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社会学本科的人才，无论如何也该培养出来了。即使是跨学科的学者，进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工作也该有至少十年以上的经历。可是这次，评社会学的学部委员竟然是刚入流社会学的哲学家。他的那本什么《和谐社会》也只是应景之作。既然是像陆学义说的景天魁的哲学根底好，那么到哲学部去评学部委员好了！难道这二十年里社会学界就没有够学部委员资格的人才？
    
现在我觉得费老当年那句话就真用得上了。"不是什么人都能搞社会学的"！毕竟学部委员是一个学科的领军人物。官老爷是当不得的。就是技术官僚也该各归各口。是哪个庙的神就到哪个庙里去。社会学是一门严格的基础学科，不是无论什么万金油'学者'都能当得来的。反右时被批得最狠的一句话，"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但这是真理。外行就是不能领导内行！现在再要让一个外行到社会学来当领军人物。真是社会学的危机，也太欺侮社会学界无人了！
    
我现在已年近八十，只有退休的资格，也只有呼吁的能力。学部季员和和社会学会会长，不是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学部委员和社会学会会长。他们都应属于整个社会学界。因此我呼吁年轻的社会学人联合起来，选出我们自己的领军人才，救救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