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是一部汉字学史上不朽的著作。如同“红学”缘于《红楼梦》、“选学”缘于《昭明文选》，研究《说文解字》的学问被称为“说文学”，又称为“许学”。一部书生发出一个学科，在中国的典籍史上，并不是很多的。
20世纪初开始的以反封建为主题的文化革命，一开始就对准了文化的基础——汉字，为解释古代经书而编写的《说文解字》被关注的程度自然降落。但是，《说文解字》的地位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最明显的是，主张“打倒汉字”的钱玄同仍在北大、师大开《说文》学的课。何况，陈独秀等学者提倡普及汉字教育，仍以《说文》为重要的依据！这一时期还有一个对《说文》学有影响的情况，那就是古文字学的逐步昌盛。但是，古文字学主张的是“双重证据法”，既然没有否定传世文献在古文字考据中的作用，也就不会全盘否定《说文解字》的价值。王国维是20世纪初古文字学的代表人物，他把为中国文字学奠基的《说文解字》作为汉字史的资料，对《说文》所收的三种文字篆、古、籀的时代和地域做出了界定，认为籀文乃东周时代规范过的文字，小篆上承籀文，是再度简化了的秦系文字，而古文属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这一结论赋予《说文》新的历史价值。
用古文字学来否定《说文》，在20世纪50年代逐步盛行。在古文字初兴的时候，说明《说文》的一些小篆不符合古文字字形，这是一种进步。而且，清人对《说文》的估价确有不够切实的地方。20世纪初，在传统“六书”学长期的、固化的影响下，用《说文》来否定或怀疑古文字的风气还很浓郁,如果不对《说文》作一个事实求是的评论，古文字学在破土而出后，就很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古文字学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不但大量的出土文字的真实性对《说文》的字形及其讲解提出了置疑，而且在断代的科学汉字史的形成上也立了汗马功劳。从当时背景来分析《说文》的处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50年代后期对《说文解字》全盘否定的倾向愈演愈烈，从盲目批判到全盘否定，认为《说文》学是保守的产物，减弱了这部阅读传世文献的根底书在几代学人中应有的影响，对国学的继承和普及，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
坏事有时也会变成好事，这种全盘否定，使清代对《说文解字》绝对权威性的过分的推崇受到冲击，促使文献文字学的研究者对《说文解字》真实的性质和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反思。1979年以后，学坛开始从盲目粗暴的大批判误区中摆脱出来，恢复了冷静的态度；20-21世纪跨世纪这二三十年，《说文》学走出了低谷，更新了研究的理念和手段，解决了很多根本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大量的材料，明确了《说文解字》一书的性质。许慎《说文解字》的基本作用是利用汉字系统的表意性，来证实“五经”词义的真实，巩固古文经典思想的权威性。《说文》是以秦代规范过的小篆字体为基础，优选东汉可见的历代汉字字形，全面体现了汉字形与义的统一。所以，《说文》记载的字形结构不完全是共时的，更不是最古的。《说文解字》也不是实用秦篆的汇编，而是集合经典用字，从构建汉字系统出发，选择东汉以前历代字的字形，以小篆为统一字体表现出来的汉字学专书。秦代政权为时极短，李斯“或颇省改”的理想文字并未达到普及的程度，《说文》的小篆与秦代出土的典籍在字体和字形上不完全能对上号，《说文解字》直接用来考古，有着明显的局限性，是不奇怪的。
严格讲，《说文解字》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字典，而是具有自觉理论意识的理论证实性质的专书。《说文解字》应当作为传世文献文字学的专书，《说文》学与古文字学的关系应当摆对，也应进一步沟通。《说文解字》的实用性是要在清人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汇集上古传世和出土文献的证据，经过校勘、核证、比较、归纳后，才能体现出来的。科学地估计了《说文》的局限，才能深入发掘《说文》学更深的理论研究价值。例如，以新的方法论，研究《说文》整体，描写出小篆的构形系统；利用《说文解字》贮存的上古汉语意义系统，引发出中国特有的、不依赖语法的独立的语义学；从《说文解字》对小篆形体取象的讲解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汉字与古代文化的互证等等，都是很重要的工作。
《说文》小篆已经进入计算机，正在进入UNICODE国际字符集，因而不久也会进入互联网，这是中国文字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说文》学也将由此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