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徐冰当选央美副院长，是继去年只有专科学历的学者谢泳被聘为厦门大学教授之后，中国高等教育的最新亮点
文｜何晓鹏 摄影｜本刊记者 甄宏戈
2008年1月7日，经教育部任命，独立艺术家徐冰被中央美术学院聘请为该校副院长。这距1990年，徐冰辞掉公职，从一个体制内艺术家变为孤身闯荡美国的艺术游侠，已有18年。
18年是一个有趣的时间巧合，当年艺术家陈丹青离开央美赴纽约定居，也是在18年后，受聘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授。
这似乎是一个轮回，在江湖上扬名立 万之后，又回到离开的地方。毋庸置疑的是，此次徐冰当选为央美副院长，是继去年只有专科学历的学者谢泳被聘为厦门大学教授之后，中国高等教育的最新亮点。
很多人希望这是一个征兆，期待中国高校教育受到刺激而发生点变化。也因此，在艺术领域里呼风唤雨的徐冰的“回归”，让无论是对艺术有知或无知的人都产生了兴趣。
独立艺术家也在体制内
约徐冰采访前后历时约一个月，每次邀约都能感受到他在电话那边的忙碌，最终见面是在北京大学西门的一个小咖啡馆，戴着黑色圆框眼镜的他有些讷于言词，敏感安静，看不出他已步入知天命之年。
他说自己是一个偏爱孤独的人：“(出国之后)我的思维之所以能保持连续性而没有被打断，可能因为我不太喜欢热闹。在哪生活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我做我喜欢做的，并把它做得好一点……”
担任央美副院长之后，让徐冰选择“教育者”和“艺术家”哪一个身份他更看重时，他还是选择后者。
上任至今近两个月，徐冰还在调整自己的生活，“我没有想到任命会这么快”；暂住在母亲家的徐冰正在寻找离新单位近一点的房子，并准备在北京建立一个工作室。而他在纽约的工作室还会保留，在那边还有一些项目正在进行当中，包括与贝聿铭的合作、一些artist book的制作，以及受委托帮助肯尼亚种树等等。
作为副院长，徐冰分管的工作是学校的艺术交流、艺术创作和科研，这些带有学术性的工作是徐冰擅长的。一直以来，无论是徐冰本人还是他的作品，都受到学术界和知识阶层的关注，尽管离开教职已经18年，他与学界和高校的接触可能是职业艺术家中最多的一个。
鼠年的春节还没有过完，徐冰便飞回了美国，伯克利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个演讲正等着他，哥伦比亚大学甚至还开设了一门以他的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徐冰学”。
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艺术家，徐冰与当代艺术系统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他被央美选中的主要原因。但已经功成名就、名利两丰的徐冰为何会放弃独立艺术家的身份，转而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个教育管理者，这令很多人难以理解。
“很多人说我怎么又回到体制内了？但你说谁不在一个体制内呢，独立艺术家也在体制内——商业体制，这个体制更严酷和严格。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态，如果是为了当官，那你可能成为那样一种人；如果你是因为艺术，那教育其实就是艺术的事情，而且这是一个更大的舞台。”
对徐冰而言，选择回中国，回央美，是他与以往行为一致的选择。
造“假”的艺术家
徐冰的成名始于《天书》，80年代后期，徐冰在他那狭小的房间里默默地刻了4000多个“假汉字”，并以古代活字印刷的方式印了几百本线装书和几十米的长卷。
这一笔一刀精心制作出来的作品让人们费解，包括作者本人在内，没有人知道这些字代表什么含义。但当人们步入中国美术馆展厅时，无不被眼前这些文字震慑，而令所有人恼火的是，面对这些熟悉又陌生的文字，他们无法介入。
创作《天书》，缘于80年代的文化热，从“文革”的文化荒漠到文革后太多的书、太多的文化争论，置身于其中的徐冰没有像许多人陷入“半个哲学家”的梦想中，反而觉得不舒服，于是他想出制作一本书，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就是《天书》。
“文字本来是用来交流、传递的，但我的文字是一个不好用的系统。它们通过给人找麻烦、切断人正常的思维和声东击西这种方式起作用。这对开启人的思维是有作用的，就像电脑，死机之后，重新启动它，就会获得新的运行空间。”徐冰说。
《天书》是中国80年代观念艺术，乃至世界观念艺术的经典作品。但当时人们对它褒贬不一。那时徐冰是央美老师，因为这件作品，一些老先生认为这个很有功底和潜力的青年艺术家走上了一条“令人惋惜”的路。
引起西方对徐冰注意的是他稍后的一件作品——《鬼打墙》，一件用宣纸来拓印长城城墙的巨型之作。1990年5月的一天，徐冰带着20个助手来到八达岭长城，他们在25天时间里用掉15000张宣纸，300瓶墨水，拓印了一段城墙和烽火台。
这件作品同《天书》一样体现了徐冰的性格，他像一个手艺人那样，上百万次地重复着用棉锤敲打城墙上宣纸的动作，并将成千上万的拓片装裱在一起，最后呈现的是一个尺寸巨大、充满质感的作品。
1990年，徐冰带着他作品的照片到美国时，国外的同行们被震撼了。当时美国人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在他们的概念中，中国艺术就是卷轴画，当看到一个与他们同样从事版画创作的中国艺术家，所用的版画语言、手段、材料超出他们的艺术思维之后，他们感到惊奇。
徐冰的作品被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的教授推荐给Elvehjem美术馆，即便是威斯康星大学的艺术家，也只有一人曾在这里举办过个展，而且只被允许使用一间展厅，但他们却为徐冰腾出了三间，分别陈列《天书》《鬼打墙》和版画《五个复数系列》。
这种幸运是同时代其他中国艺术家所无法拥有的，当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家在美国为了生存而拼搏时，徐冰一下就进入到国外艺术系统的主流中，这个系统被徐冰称为是另一种“体制内”。
“天下同文”的理想
展览、交流、演讲的邀请充斥着赴美之后徐冰的生活，这种情形到1999年形成高峰，在那一年，徐冰因为他的《新英文书法》而被授予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奖。《新英文书法》也是徐冰到美国之后一段生活的结晶，在这个阶段，徐冰尝试各种方式来探讨文化传递的可能性，包括“文化动物系列”、《蚕》等作品。
《新英文书法》是以方块字的架构书写英文单词，作品在本质上同《天书》一样，是作者对人类已有概念和思维的挑战。
但这之后，徐冰的作品发生转变，他开始注重作品的平易近人和观众的可进入性。最能代表这种变化的，便是已经进行4年、现在仍在进行当中的《地书》。徐冰说，这是目前他最感兴趣的作品。
同《天书》一样，徐冰仍然力图创造一套文字系统，但这一回，却是文盲都可以看懂的内容。《地书》由各种各样的常见图示组成，这些图示来自于各种各样的地方，比如高速路上的指示牌、飞机上的安全指南、微波炉的使用说明等等。
这种语言风格的转变，部分原因来自于他对一些西方艺术的反感。
“(很多西方艺术)注重对作品的诠释，拿出一个假大空的吓人架势，其实是一套很无聊的东西。我不希望我的作品上来先把人家吓跑，或者戏弄观众一通，结果作品里面什么都没有。”
产生这种想法时，徐冰已是国际当代艺术系统中的一员，这个圈子由少数人左右，他们是重要美术馆的馆长、重要的艺术赞助人、大收藏家、知名理论家和策展人。他们决定了这个世界上最前卫的艺术是画鸡蛋还是脱了衣服在街上跑。
但徐冰对这样的西方艺术开始不耐烦，他在国内那段成长经历发生了作用，比如艺术要接近群众等，那些时代印记跟他创作的那些字一样，已经刻在了他的心上。
其实，无论是《天书》，还是《地书》，都表现了徐冰真正的“野心”，那是对人类文字系统的一种探索。对很多人而言，创造文字的工作非同寻常，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人们赋予了种种神话和传说。身为艺术家的徐冰也在做这样的探索。
“我的艺术多与文字有关，这是从20年前的《天书》开始的。现在我又写了一本说什么语言的人都能读懂《地书》。这两本书有共同之处：不管你讲什么语言，也不管你是否受过教育，它们平等地对待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天书》表达了我对现存文字的遗憾。而《地书》，则表达了我一直在寻找的普天同文的理想。我知道这个理想有点太大了，但意义在于试着去做。”
如今，徐冰的“试着去做”仍在进行时，作为一套开放的系统，有关“地书”的工作会一直进行下去。这似乎已经超出了一个艺术家的工作范围，但对徐冰而言，他始终在以艺术的思维来从事着各种事情，包括他决定参与央美副院长的公开竞聘。他说，“我在其他领域没什么才华，也做不好。只有对艺术，我有去做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