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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汉语的规范化，有几方面的工作要做。
首先是宣传工作。必须改变社会的风气，要提倡在公共场合说普通话，要促使每一个写文章的人注意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尤其重要的是要在使用语言上有示范作用的同志们中间取得认识上的一致。
语言的规范必须寄托在有形的东西上。这首先是一切作品，特别重要的是文学作品，语言的规范主要是通过作品传播开来的。《水游传》和《红楼梦》在我们的文学语言的发展上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这是大家熟悉的事实，文学作家在人民语言中选择那些最生动活泼的，最有典型性的语言手段，用在他的作品里，以后就成为“典范”，成为文学语言传统的一部分，也就是民族文化的—部分。所以作家的运用语言不能不特别审慎。高尔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很严格的。他谴责某些作家任意把“垃圾”塞进文学语言，他叫大家效法俄罗斯古典作家。“从普希金起，我们的古典作家就是从混沌的语言里选择那些最清晰，最有光彩，最有重量的词语，建立起一种‘伟大的，美丽的语言’，这就是屠格涅夫恳求托尔斯泰为它的进一步发展服务的语言。” （注：高尔基：《论文学》，莫斯科，1953年，662页。）我们有很多作家也是非常重视语言的，往往不惜一再修改自己的作品，但是也还有些作家喜欢“一挥而就”，认为语言问题只是“小节”，不值得措意。尤其是有些作家喜欢在作品里大量地使用方言，不但用在人物对话里，也用在叙述部分，这对于普通话规范的确定和推广是有妨害的。这个问题近年来曾经有过不止一次的争论。主张用方言的理由是：既然写的是某地方的事情，这里的人说的是这样的话，只有照着写才有表现力，才能产生真实感。这个理由是站不住的。文学作品并不是事实的呆板描写，既然情节可以加工，为什么语言不能加工呢？如果作品不是写给一个地方的人读的，那就不应该使用只有那个地方的人才能完全了解的语言。现在广大读者对于某些文学作品里不适当地运用方言很有意见，这种意见是应该倾听的，——为了文学语言的键康发展，为了集体的利益。（注：老舍先生是重视作品里的语言的作家之一，他过去爱用北京土话，近年来颇有改变。他说：“我以前爱用土语不是没有道理的。某些土语的表现力强啊。可是经验把我的道理碰回来了。表现力强吗？人家不懂！不懂可还有什么表现力可言呢？”（老舍：“大力推广普通话”，《人民日报》，1955年10月31日））当然，有时候有表示地方色彩的必要，必须用几个方言词语。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的作品里，都有这样的例子。问题在于怎样掌握分际，这是有修养的作家一定会考虑到的。（注：《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在这一点上有可以供我们参考的地方。在这部用北京话写的小说里边出现不少外省人，在对话里一般不加区别，只在个别地方，在个别的人嘴里点缀几个方言词语（如张亲家太太，如14回的车夫）。有位程师爷是南方人，在37回里有意刻划他，让他说了几句家乡话（作者不得不在每个字底下加注），但是在别的地方还是让他说普通话。难道读者会感觉这样是不真实吗？）
翻译工作者在汉语规范化工作中也负有重大的责任。在目前，外国文学尤其苏联文学的译本拥有极大的读者群，在语言规范的传播上起着非常广泛的作用。文学以外的翻译作品每年出版的数量也很大。翻译工作者重视或不重视语言的规范，影响所及是难以估计的。翻译工作，因为受原文的限制，在语言运用上是会遇到比一般写作更多的困难，但是这不是不能克服的。过去和现在，我们都有优秀的翻译作品，既能忠实于原著，又流畅可诵，而且能在不违背汉语造词造句的基本规律的条件下适当地丰富它的表现方法。我们希望这样的译作能够逐渐多起来，粗糙生硬的译作能够逐渐减少，以至于不再出现。
电台广播员、电影和话剧演员，他们也都是语言规范的宣传家，每天有无数的观众和听众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在向他们学习。他们在普通话的推广上，过去已经有过很大的功劳，今后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推行普通话的情况下，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自然也就必须加强自己的语言的规范性。
其次，要有一些行政措施。教育部最近已经定出一个在各级学校推行普通话方案的草案，不久将要成为正式的方案。我们希望这个方案能够切实执行，保证在校的学生能够受到全面的规范化语言的教育。文化部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加强广播、舞台、电影语言的规范化，还可以在广播电台设置普通话讲座，进行教学。现在广播电台和电影都还有使用方言的情况，这在过渡时期是必要的，但是这种情况应该随着普通话的推广而逐渐减少。
应该谈一谈地方戏的问题。地方戏是用方言演唱的，是不是妨害普通话的推广，需要加以限制呢？我们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戏曲和话剧不同，除了“戏迷”没有人学戏台上的人说话。而况地方戏所用的语言本身也正在变化，正在向普通话接近。以越剧为例，现在越剧里的语言和十年前已经不完全一样，在那个时候北方观众是不会听得懂的。
更重要的是要进行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工作，这是语言学工作者的责任。首先要学习语言学理论。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工作不会做好。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学会把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应用到汉语研究上来。特别是关于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民族共同语和方言的关系，书面－文学语言和日常－谈话语言的关系等等问题需要深入钻研。此外，对于各国在语言规范化上采取些什么措施，有些什么经验，也应该进行了解，以供参考。
现在来谈谈具体工作的项目。
（一）普通话语音的研究。在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中，标准音的推广占首要的地位。普通话的语法和词汇，人们可以从书面语言中学习，而且通过学校教育一般都已经能相当地掌握，只有语音是非采取各种措施来推广不易收效。为了进行这一项工作，必须首先确定标准音的具体内容，必须深入研究北京语音并且同各地方言语音比较。普通话词汇的语音规范有不确定的也必须把它确定下来。要在最近期间编出正音词典或词表。
（二）语法研究。这几年来，学习语法在正规学校和业余学校里已经相当普及，自学的人也不少，但是现在还没有标准的语法教材。也常常发现书刊上有违背语法规范的语句，可是着重讨论语法规范的书也还不多。在汉语研究的各部门里，语法是比较有更多的人从事的。应该肯定，从《马氐文通》以来，许多语法学者都曾经有过一定的贡献。但是也无庸讳言，语法事实的发掘和语法规律的探讨都还嫌不够，用来指导语言实践就感觉有所不足。许多教师反映，在语文课本中有许多句子，并不是不太普通的，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分析，查考现有的语法书都得不到解释；有些规范问题，在语法书里也找不着肯定的解答，不是含胡其辞，就是避而不谈。这说明还有必要做些基层研究，根据大量的材料进行分析，以确定每个语法现象的真实的情况。这样，编写语法书才能有较好的基础，才能更加全面。这样的做法虽然好像缓不济急，但是比较牢靠，而且只要做的人多，也还是容易有结果的。
这里碰到一个问题——体系和术语的问题。叙述语法事实必须有一定的体系，而这个体系必须符合汉语语法本身的体系，否则一定不能叙述得很妥贴。几十年来对于汉语语法体系的争论是很多的，近年来尤其热烈。这是应该的，因为大家都在渴望求得真理，而真理不是唾手可得的。不幸的是，几乎所有的力量都用在体系的争论上，基层研究还是做得很少，而没有通过基层研究积累起来的资料，体系问题也是很难得到满意出解决的。应该在一两年内求得一个暂时可以同意的体系，供教学应用。同时，一方面继续语法理论的研究，一方面广泛而深入地钻研材料，互相结合，根据研究的成果不断地修改这个体系。
（三）修辞学和逻辑。这些是和语法密切相关的科学。研究语法不能不同时研究修辞学和逻辑，尤其在编写语法和作文教材的时候。修辞学本身也是语言科学的一个重要部门，需要及时发展。
（四）词典。词典是进行规范化的最重要的工具。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现在在语言使用上存在的混乱情形一大部分是在词汇方面。汉语的词汇最近几十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还没有一部能够反映现代汉语词汇的真实情况的词典；现代汉语早已经超越基本上一字一词的状态，但是一般人使用的还是“字典”，不是“词典”。这几十年里出版的“辞书”不外乎两个类型。一种是拿单字做条目的字典。随着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这些字典的内容是不断地在改变的，在字义的分析上也是后来居上，颇有进步。但是总的说来，这些字典的大缺点是不拿词做单位，因而不能帮助词汇的规范化；同时，篇幅还是不够，字义的解释不免简单和笼统。另一种是综合性的，里边有字，有词，有成语，还有大量的百科性的材料。这种辞书篇幅较大，但是如果把百科性的材去掉，单就语言材料而论，还是很不够，还不能满足当前的需要。
当然，编纂—部比较满意的详解现代汉语词典不是一件很容易的工作，不但需要学习近代的科学的词典编纂法，吸收先进经验，还要解决编纂汉语词典时所遇到的一些特殊问题。首先，确定某一形式是词不是词（小于词的构词成分，或是大于词的词组）；其次，作出词的语法说明（包括标出词类）——这些，在汉语语法结构的研究还未取得满意结果的情况下，都是很艰难的课题。还有未见著录但是在各行各业中（特别是在产业部门中）流通的词汇，需要有系统地搜集。此外，词目的取舍，成语的安排，词义的分析和说明，例句的采集和选择，这些一般词典编纂法上的问题也都需要很好地结合汉语的实际情况来解决。无疑问，这个工作是艰巨的，但是需要是这样的迫切，不容许我们再推迟下去了。
除了一般性的详解词典外，我们还需要各种有特定目的或范围的词典。—部小型的同义词典在澄清目前词汇使用方面的混乱将有很大帮助。虚词词典在中国是有传统的，《助字辨略》、《经传释词》等书在语文学习上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这说明以汉语的情况而论，这样的词典是有需要的。当然，我们也可以不分虚词实词，把意义需要分辨、用法值得推敲的词汇集在一起，编成一种用法词典。把常用的成语编成一个小型的词典，对于学习的人也是有用的。结合拼音文字的研究和试验，我们还需要制定拼音词表（不是字表），并且试编用拼音文字做注解的词典。
我们还需要各种专科词典，无论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或是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这种词典有两种作用，一是汇集术语，二是统一术语。现在有许多科学技术部门的用语从来没有汇集过，不是本行的人遇到一个陌生的术语没有地方去查，这是很不方便的。再说，专科术语最需要有严格的统一的标准。可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新的术语层出不穷，因此在科学先进的国家也需要有国家机构或科学家的组织来经常做厘定的工作。我国近代学术名词绝大部分是通过翻译产生的，分歧和混乱的情况很显著。曾经有过学术名词统一委员会，在自然科学的某些部门获得了一些成果，现在这工作中国科学院编译局还继续在做。但是在社会科学方面还没有什么成绩，而这方面的术语却是更常见于一般书刊，术语不统一最容易引起混乱。这种情形，只要一翻近几年来出现的各种“新名词词典”就可以知道。这类词典种数之多，说明需要之大。但是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和科学家的合作，这个工作显然是不可能做好的。专科词典的编辑，主要依靠本学科的专家，语言学家只能在必要的时候参加点意见。
跟专科词典密切相关的是外国语和汉语对照的词典，如俄汉词典，英汉词典等。现在从事科学技术书刊翻译的人，不一定都是受过本学科专业训练的，往往要倚赖这种对照词典。所以这种词典必须取得各科专家的密切合作，但一般的情况是这方面做得较差的。这种对照词典对于一般词汇也很有影响，翻译作品中许多用词不当和造词生硬的情形，往往可以追根到这些词典上。编辑外国语汉语对照词典，应该由研究外国语的专家负责，但是需要有研究汉语的人合作。
还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对照的词典也是有迫切的需要的。
（五）方言调查。调查方言，首先是为了配合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从前在方言区推行“国语”，完全采取直接教学法。在学校里，这个方法还能收到一定的成效，在广大社会上收效甚小。假如我们能把各地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语音对应情况加以说明，再把常用词语编成对照表，那就不但学校以外主要靠自学的人能有所依据，就是学校教学也能得到很大的帮助。但是方言调查的意义决不限于帮助推行普通话。方言是研究汉语史的一部分极其宝贵的材料，可以和书面材料相印证，尤其是能够补充书面材料的不足。汉语方言分布地区广大，情况复杂，要展开比较全面并且深入的调查，需要有相当多的受过训练的工作人员，而这样的人目前还是不多。所以必须采取比较简便的办法进行以配合推广普通话为目的的初步调查，同时订立长期的调查计划，从重点调查入手，结合着训练干部，逐步全面展开。
（六）汉语史研究。研究汉语史，目的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汉语发展的详细情况，找出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从而指导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工作。前人在汉语史方面做过的工作侧重在古代，我们现在要多用力量在近代，要首先弄清楚普通话形成的历史。结合汉语史的研究，应该编纂一部从古到今的汉语大辞典。这是研究汉语史或是古代文献的人所不可缺少的，但是反过来说，也是必须对古代文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才能着手编纂的。如果现在还没有条件开始编纂，也需要及早做些准备工作，比如体例的研讨和材料的搜集。
（七）教材和教学法的研究。这是直接关系到推行普通话的重要科学工作。首先要研究正音教学，怎样把正音法的知识教给学习的人，同时要编写适应不同地区的正音教材。词汇教学也是当前语言教学中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连大学语文系毕业的学生，还是经常犯“用词不当”的毛病，这个情况是很不好的。这个问题的解决主要要依靠合适的词典，但是各级学校也都应该重视词汇的教学，语文刊物也可以在这方面尽点力量（《语文知识》和《语文学习》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起的作用还不大）。词汇知识不普及，出版物方面的混乱情况是难于改善的。
这以外还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比如作家语言的研究，翻译作品语言的研究，朗诵和台词的研究，这些也都是直接和语言的规范化有关的。
要做的科学工作是很多很多的。这决不是任何一两个机构所能担任，必须发动全国的语言学工作者的力量，组织起来，分工合作，才有希望把工作做好。各项任务的性质不尽相同，具体分配也就得采取不同的方式。比如词典，就需要有专设的机构。方言调查宜于采取分区进行的方式，以各个高等学校的语文系为据点，由科学院总其成。语言学理论，语法，汉语史，这几方面的研究是不要求一定的组织形式的，但是也必须通过刊物和讨论会取得经常的联系，也可以为特定的题目组织研究小组。教材和教学法的研究最好是由高等师范学校多负点责任，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在中央或地方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
我们还必须同语言学界以外的同志们合作。比如出版社和报社，他们在编辑工作中需要语言学工作者的帮助，我们应该给他们帮助，他们需要我们给他们培养语言编辑人材，我们应该给他们培养这种人材。又比如作家语言的研究应该同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合作，舞台语言的研究应该同演员和导演合作。像这些方面的工作，都应该多同有关单位联系，多开会讨论。
同志们！汉语的规范化是社会主义建设中重要的一环，是全国人民文化生活中一件大事。对语言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一项重大而迫切的政治任务。这几年来，语言学工作者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缺乏计划，缺乏联系，因而就没有能充分地、有效地发挥自己的力量。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全国语言学工作者能够团结在一起，为共同的事业努力。语言科学在旧社会里不受重视，现在面临艰巨的任务，人力无准备，困难是有的。但是在我们的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之下，我们相信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任务是可以胜利完成的。我们必须一方面大力培养新生的力量，一方面善于使用现有的力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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