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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报告分三个部分，谈三个问题：⑴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现代汉语的规范问题？⑵关于现代汉语的规范化有些什么原则性的问题需要解决？⑶怎样进行规范化的工作？这里所说的“现代汉语”不是泛指任何形式的汉语，而是指作为民族共同语、作为文学语言的汉语。语言的“规范”指的是某一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的标准。语言是人们用来交流思想的工具，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才能使人们正确地互相了解。
为什么要在现在这个时候提出汉语规范问题来讨论？因为在我们祖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现阶段，这个问题有突出的重要性。语言是“使人们相互了解并使人们在共—切活动范围中调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这一切活动范围包括生产的领域，也包括经济关系的领域，包括政治的领域，也包括文化的领域，包括社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 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35页。）所以，语言随着社的发展而发展，社的发展要求语言的发展能同它相适应。我国一百多年来的政治、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使中国整个地改变了面貌。中国人民站了起来，掌握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呈现了空前的团结。我们胜利地进行了改革土地制度、恢复国民经济等大规模的斗争，并且制定了五年计划，进行伟大的社主义建设。我们正在飞跃地前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所需要的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作为使我们在一切活动范围中调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的语言是什么样的一种语言呢？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高度发展的语言，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统一的、普及的、无论在它的书面形式或是口头形式上都具有明确的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
只有这样的一种民族共同语才能够胜利地担当团结人民，发展文化，提高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重要任务。在人民民主制度下，在坚决地走向社主义社的时代，广大群众越来越多地积极参加公共生活。公开的言辞，无论是通过出版物或是出于口头，它的意义和作用都大大地提高和扩大了，因而语言问题也就获得了全民的重要性。科学的发展，文学的繁荣，文化、教育设施的有效利用，政治、社生活的顺利进行，无—不同语言的使用有关。争取民族语言的高度发展是民族意识增长、民族文化高涨的自然而直接的表现。
现在，全国政治上、经济上空前地统一。不同地区的人要到一起来开会，要在一起工作；干部要在全国范围内调动；军人要离开家乡到远方去服务。没有统一的共同语，将招致很大的损失。广播、电影、话剧都是提高人民文化的重要工具。假如听众和观众里边有一部分听不懂那里边的语言，这些工具就不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学校教育是文化建设中最基本的工作。如果没有明确的语言规范，进行语文教学就要遭遇很大的困难。我们的文字必须改革，最后要走拼音化的路。如果没有统一的并且规范明确的语言，拼音文字就无从设计；如果不同时推行这种语言，拼音文字也难于推行。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规范明确的、普及各地区的民族共同语。再说，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语已经成为民族间交际的语言；同时，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重要，汉语也已经成为国际间重要语言之一。要更好地完成这些方面的任务，必须首先使汉语本身的规范明确起来。
在汉语近几百年的发展中，已经逐渐形成一种民族共同语，这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这种“普通话”最近几十年来得到广泛的传播。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加工形式的文学语言——“白话”，有比“普通话”更长的历史，已经产生了并且正在产生着许多光辉的作品。但是，拿我们现在对于民族共同语的要求来衡量，则还是有所不足。这个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民族共同语还不普及，还有很多人不会说普通话，只会说方言；其次，文学语言的规范还不是十分明确，十分精密。
汉语方言还没有经过全面的调查。根据现在知道的情况，可以分成八个大方言，每个大方言内部包括许多小方言。北方话使用的人口最多，约占使用汉语的全部人口70%以上。大概的估计是：
北方话
387百万
(注释①
广义的，包括所谓“下江官话”和“西南官话”。)
江浙话 46百万
湖南话 26百万
江西话 13百万
客家话 20百万
闽北话 7百万
闽南话 15百万
广东话 27百万
汉语方言在语音上的差别是相当大的。以声母而论，有的保存古全浊音，有的变成清音，后者又有分化成送气和不送气两类的，有全送气或全不送气的。有的分别 ， 和 ，有的不分别；有的分别 和 ，有的不分别。元音的变化不能列举。韵尾的情形有的有-m，-n， ，-p，-t，-k，有的只有-n和，有的-n和也不完全分别，还有全部或一部变鼻化韵的。声调方面的大区别是北方话方言一般没有入声，非北方话方言都有入声。调类的数目从四个到七个最普通，有少到三个的，有多到十个以上的。调类相同的，调值也未必全相同。
方言的差别也表现在词汇方面。一样东西在不同的地方常常有不同的名称，例如“玉米、棒子、苞谷、苞米、珍珠米”，“肥皂、胰子、洋咸”，“洋火、自来火、取灯儿”，等等。亲属称谓在各地方言里的分歧情况尤其是众所共知。同一动作在不同的方言里也往往用不同的字眼，比如北京话说“穿衣裳”，上海话说“着衣裳”；北京话说“喝茶”，上海话说“吃茶”，广州话说“饮茶”。这一类差别主要是在日常生活应用的词汇方面。在语法方面，各地方言差别很小，如果把代词和助词的分歧算在词汇里的话。
虽然汉语方言的差别主要只是在语音（绝大部分有规律可寻）和—部分日用词汇（在整个词汇里比重不大），但是这两者结合起来已经足以使不同方言地区的人初次接触时感觉或大或小的困难，必须经过一番互相适应才能彼此了解。
讲到文学语言，规范不明确的情形也是相当严重的，特别是在词汇方面。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是同义词的繁多，“洋灰，水泥”；“暖壶、热水瓶”；“教室、课堂”；“星期二、礼拜二”；“俄语、俄文”；“词汇、语汇”；“唯物主义、唯物论”；“讲演、演讲”；“替代、代替”——这种例子举不胜举。我们知道，一个语言里同义的表现手段越丰富，就越足以表示这个语言的高度发展。可是这指的是那些在意义上或修辞色彩上有分别的同义词语，不应该包括那些毫无分别，只是重复、累赘，徒然增加学习者负担的东西。这种无用的同义词很多是“译语”，由于来源不同，翻译的人不同，造成分歧和重复，是应该统一而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还有一些是文言词语，现代汉语里已经另有同义的词语，但是间或还被人应用的。
词汇方面的另一问题是好些意义比较抽象的词的用法很不确定，比如“解决”、“克服”、“掌握”、“基本上”等等，到底哪些地方能用，哪些地方不能用，大家的意见就未必一致。此外，生造词、滥用简称，也都是问题。
语法方面的问题不如词汇方面严重，但是也还是有些问题。比如“和、同、跟、与、及”这几个词的取舍和分工。究竟需要几个？这几个的用法怎样分别？这都是需要解决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再举一个另一方面的例子，“除非”这个连词：一向都说，“除非大家同意，才能做出决定”，但是现在也有这样说的，“除非大家同意，不能做出决定”，这两种说法是正面冲突的，规范语法里恐怕得有所选择。
语音方面的规范，现在政府已经确定拿北京音做标准，这是很正确的决定，既符合历史的发展，也不违背规范化的原理。但是北京话本身也还是有好些字音上的分歧。例如“供给 ”
,“酝酿 ” ,“危险  ” ,“侵略 ”
，这种例子是很多的。有的，字典里注音只有一个，可是很多人不是那样说；有的，字典里也是兼收并蓄，更是叫人无所适从。
单就书面形式说，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异体字和生造字的问题，另一个是标点符号的问题。这些个问题，从语言规范的角度来看好像只是次要的问题，但是在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部和校对科是异常严重的问题，浪费的人力可惊，而在读者方面还是有意见。
从以上简略的叙述可以看出，在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规范上，大大小小的问题也是不少的。
汉语使用的人多，分布的地区广，方言的纷歧是可以理解的。白话是在文言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扩展了它的应用范围，成为全面的文学语言，规范的不够精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如前边所已经说过的，这两种情况都不能适应我们发展文化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必须改变的。这两种情况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部分。共同的语言和规范化的语言是不可分割的，没有一定的规范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共同。
在解放前，反动政权统治的时代，这个问题是被忽视的。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社会无认识，说话写文章“各行其是”。语言学家也无认识，他们写了不少关于语言、文字的论文，但是很少触及这个问题。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没有在这方面进行过任何研究工作，各大学的中国语文系课程里也不谈这个问题。个别语言学家参加了“国语运动”和“新文字运动”，但是没有对民族共同语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有效地进行过科学研究。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一贯重视这个问题的。《人民日报》在1951年6月6日就曾经发表社论，号召“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这几年来，著作家、语言学家、新闻出版工作者都作了很大的努力，情况有了些改善。但一般说来还是改善不多，使用得不正确的语言还常常出现在出版物和文件上。普通话的使用范围，随着经济和交通的发展，正在逐渐扩大。但是在方言地区的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中还没有势力。在方言地区，普通话话剧不吸引观众，个别电影发行方言版，电台在普通话节目之外安排方言节目，甚至学校里的教学多数还是用方言进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群众对于统一的、有规范的民族共同语的要求是有表示的。有些地方的区干部开会争取用普通话，因为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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