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文化的衰落

      目前西方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是通过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一书得到的。关于他的生平我们可以从http://www.nri.org.uk/Joseph.htm 中略知一、二：“李约瑟出生于1900年12月9日，是家里唯一的儿子，父亲是位内科医生，母亲是著名的音乐家。从Oundle中学毕业后，李约瑟在剑桥的Gonville和Caius学院学习生物化学。他后来的学术活动都是在Caius进行的；他是一位成功的研究者，导师，而且(1966－76)成为教师。在他的前半生，李约瑟一直热衷于胚胎化学的研究。主要作品有1931年的胚胎化学和1942年的生物与器官形态学。但是，当第二部著作出版后，他改变了研究方向。

      后人能够记住他的是那部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series，1954年，剑桥大学将它出版。按照计划，这部伟大的著作希望以全面的知识和文化环境来使人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科学、技术和医药方面的成就，作者以对于东西方文化一视同仁的态度撰写了这部著作。

      通过他的笔，他根本地改变了学者和科学家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科技和医药方面的那种仅仅是一般人类遗产的评价。他无疑是本世纪(二十世纪)，西方最伟大的汉学家，也可能是英国本世纪世界级的最最知名的历史学家。他当之无愧地被人称作‘二十世纪的 Erasmus’。

     1930年代中期，他遇到了三位在剑桥工作的年轻的中国学者。这几个聪明的年轻人唤起了他研究汉语的兴趣。当战争在欧洲与东方爆发以后，凭着这个联系，李约瑟提出参加重庆的‘中英科学协作会’，那里是被日本侵略的中国政府撤离后的临时驻地。在此期间，他有幸研究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是怎样在科学和技术上取得成功的。比如，不论培根在十七世纪对于它们的起始如何怀疑：‘这些发明的动力、成因、和结果’ (Novum Organon, Book 1, aphorism 129)， 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明显地起源于中国。

      战争结束后，他曾经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在他回到剑桥后，他已经准备好这项长期的工作了。他的研究从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入手：为什么科学与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曾经有过伟大的传统的中国，而是发生在欧洲？他与剑桥出版社联系，准备出版一卷有关这个题目的著作，他们接受了。但是不久，这部著作膨胀到了七卷，而第四卷还不得不分成三部分，第五卷不得不分成八部分还依然不能停止。如今，已经有十六卷出版了，但是，还可能出现几十卷。开始的部分是由李约瑟本人撰写，但是，后来国际上逐渐形成了一个团队合作来完成各项计划。由于计划逐渐增大，进行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广。目前已经清楚，无法用简单的语言回答李约瑟最初提出的问题。问题已经发展到它与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历史紧密地联系在在一起了。”在另外一个网页上http://www.newcriterion.com/archive/11/feb93/cowling.htm 我们看到这样的叙述：“李约瑟的第一部叙述历史的著作胚胎化学第一卷，是一部很长的，有关历史的专题讨论。它没有对于社会科学的任何成分或者对于社会科学的一般解释。虽然1930年，他在剑桥大学与Butterfield、Postan合作，将科学史作为一个严肃的话题进行研究，但是他并没有对于欧洲科学的兴起进行全面的考虑过。1942年，他所做的就是附带地解释了一下科学史，并且增加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

      1930年代，李约瑟赞同莱布尼兹和法国革命的哲学是受到中国道教和儒教影响的观点。1930年代，有几位中国研究生来到李约瑟的实验室，他们鼓励李约瑟在原有的几门外语的基础上再学一门汉语，并且鼓励他撰写中国科学史。1942年，‘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一卷出版了，这部十年前开始着手撰写的著作占据了他的所有兴趣，他开始仔细考虑它的深远意义。

      当考虑到十六世纪以后，欧洲能够发展以数学为基础的科学，而中国却没能够将它发展起来时，李约瑟采用了一种反向原则－－由于这个原因不能够从传统的欧洲人比中国人聪明的观念中得到，那么，他就必须从历史的事实中得到，例如缺乏(类似古希腊的)城邦，从第三世纪开始，中国的权利过渡就由一种以考试为基础的，非世袭的官僚机构来完成。由于儒教的关系，知识分子的清高不但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限制了商人进入权利阶层。

      对于中国现代意识以及中国科学来说，儒教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事实。

      应该指出，在中国的各种宗教中，只有佛教是讨论另外的世界，而儒教和道教实际上就是讨论‘哲学’。(虽然东西方对于哲学的认识稍有不同)由于过分强调了后两者，那么中国就排除了对于另外一个世界的解释，因此就排除了为大自然制定法则的造物者的存在。而十六世纪的欧洲数学正是在研究造物者的法则的同时发展起来的。

      道教的老子和庄子对于孔子的‘伦理理性主义’有不同的看法。李约瑟认为道教的教义与罗马哲学家Lucretius相近。他将道教解释成‘没有偏见地观察自然’。他认为，道教的‘自然秩序’的浸润的特点和像伊壁鸠鲁的保持冷静的特点相似，是消极地对抗儒教对于体力劳动的轻视。道教的隐士作风是基于他们认为，除非大自然的秩序被人们理解，人类社会秩序将永远无法恢复。他认为，道教的‘阳性’独裁主义与‘阴性’接受主义预示着西方科学面对大自然的时候所表现的智慧的谦卑。

      对于道教，李约瑟有特殊的偏爱，纵然是它的思想来自封建主义以前的部落文化而它的智慧类似巫术、炼丹术并寻求长生不老。他总是强调科学是起源于巫术，而道教是唯一的‘有系统的神秘主义’它不反对科学，而且在批评儒教理性主义的同时，它证明了理性主义与科学并不是永远一致的。尽管道教是中国自己产生的‘古代和中古时代科学的根基’，但是，中国后来没有出现现代科学的真正原因还是在于儒教。

      用中国的术语来说李约瑟不是孔子的拥护者。相反，他是一个正派的道教徒，他批判儒教将思想退化成习俗，并且强调用矛盾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这是道教阴阳学说的主要观点。他认为佛教即使是带有革新思想，且在中国非常流行，但对于统治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儒教官僚来说，它也依然是外国思想。－－在解释中国科学的时候，李约瑟采用了一种由道教自发产生科学的观点。在中国的‘不可知论’转变成有神论和超自然的教会主义以前，这种思想曾经存在过。道教的思想与一种农村的集体主义相适应，它比青铜时代的私有财产和封建主义意识出现得更早。而儒教则主张‘具有男性的、管理的、艰苦的、控制的、果断的、理性的和奉献的’做法。道教则是女性的、容忍的、顺从的、谦让的和接受的做法，它宣称，如果没有比儒教所愿意理解的更多的对于大自然的知识，那么儒教就无法被人类社会所接受。这样，道教就引入了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医药学。”

      对于中国在十七世纪以后逐渐失去了科学技术上的领先地位的问题，我是根据‘万国语言定律’来进行分析的；也可以是说，根据移植的牛顿定律分析。首先，根据郭锡良：殷商时代音系初探(<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6期)殷商时期可能发出的音节有2204个。最多也只可能使用2000个。而赵元任的‘语言问题’P219，广韵中有3877个音节。这就说明，中国语言中，直到宋代，音节的种类依然呈上升趋势。我们再来看一看后来发生了什么1279年，成吉斯汗的孙子，忽必列在北京建立了元朝政府，由于处于统治地位的蒙古人发不出来汉语的入声，所以汉语中逐渐失去了这个声。中间是否还有什么声音个数的损失，目前还没有人研究，但是赵元任先生认为目前的普通话中仅有1279个音节，而我从‘新华字典’上查到的是1186个声音。因此，我们可以推导出，在元朝政府的统治下，虽然统治者们无法发出入声，但是被统治者们却依然要使用入声，经过一、二百年的互相融合以后，蒙古人逐渐习惯了使用汉语，而汉族人的汉语中也损失了许多声音种类。十四世纪的1368年，朱元璋赶走了侵占中原的蒙古人，建立了明王朝。到了明王朝的末期，也就是1600年，经过各种磨合，目前的普通话发音已经形成。这样，比起二、三百年以前的人们来说，中国人的表达和思维速度都大大地变慢。对于古代那种快速、高效的表达方式就感到神秘不解。在这种环境下面，推陈出新的现象就很难出现了。这种差别不是一天两天的差别，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贵贱智愚的差别，其数值就非常的大了。

      因此，根据这个道理，我们也可以导出，当声音种类的数量增加的时候，一个民族容易产生创造力，容易推陈出新。相反，当声音种类数量减少的时候，一个民族容易失去信息，缺乏创造力。这和古希腊人接受菲尼基文化，但是，由于希腊语言的表达及思维速度比菲尼基人快，所以很容易创造出更先进的文明的道理一样。因此，我认为，用目前的普通话来表达和思考中国古代文化的时候，除非在学习时间和学习环境上比古人好许多倍，否则，表达和思维的速度总也无法与古人平起平坐。但是相反，中国人研究西方科学来就有一种天生的优势。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地方，翻译成汉语的莎士比亚的剧本比原文更精彩。

      在网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位可能是来自西方的学者问：“根据你的理论，是否可以说明，英语比汉语的潜力更大。”无疑这是肯定的，由于英语所承认和使用的声音种类都比汉语少，所以它的潜力比汉语大得多。但是，这位朋友又说了一句不太友好的话：“按照你的理论，汉语的速度即使是落后了一些，但是依然比英语快得多，为什么近代英国人把中国人打得像屎一样？”我的回答有两点：第一、我说的是加速度，而不是速度。速度即使再快，也会形成一种保守的习惯，或者说‘惯性’，但是有了加速度就不一样，突然产生的加速度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种表达和思维的革新，是从一个更新的更全面的角度理解和看待问题。第二、有的时候，胜败不见得完全说明问题，鸦片战争的起因是由于当时中国不需要西方产品，而西方人却喜欢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织品，这样，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为了抵消这个庞大的贸易逆差，英国人将鸦片输入中国。这好像不是什么文明的举措，而我所说的进步是指文明而言的。中国虽然发明了火药，但是从来也没想到用它来杀人。所以，鸦片战争中真正的较量是比谁更不文明。

书名：《语言的本质》　作者:苏诚忠　语言文字网(www.yywzw.com)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