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汉字规范化的历史和意义 0.20 导语 “语言文字工作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进步和国际的交往；实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普及文化教育、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工作效率的一项基础工程，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必须给予高度重视。”（摘自《国务院批转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请示的通知》1992） 0.21 汉字规范化的历史 汉字的规范化不是现在才有的。自从汉字脱离了原始形态成为全社会的交际工具以后，人们就不断对它进行规范。汉字也正是在一次次规范化的推动下不断发展的。考古学的研究表明，原始汉字的萌芽约在6000年前就出现了。传说中的仓颉造字也许就是最早的汉字规范化活动之一。因为任何文字体系都不可能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所能创造出来的，而由少数人对已有的文字体系进行规范化整理倒是有可能的。仓颉也许就是当时参与规范化整理的人中，成绩比较突出的一个。据有人考证，商代前期的文字以图象为主，字画复杂，于是盘庚迁都于殷以后，就进行了一次以简化为主要内容的规范化整理，甲骨文、金文就是在这次规范化整理的基础上形成的。（该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另外，还有西周宣王用《史籀篇》统一当时的文字，于是出现了大篆的说法，但一般认为大篆是春秋战国时期西土秦国的标准性字体。秦统一全国后，“书同文”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官方，李斯等人以秦系大篆为基础，参考古文字，整理出了法定的标准性字体——小篆，在全国颁行；在民间，程邈等人则在广泛搜集民间广为流行的俗字的基础上，整理出了隶书。这两项规范化整理，对汉字的发展进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使汉字体系的规范性程度大大加强。东汉灵帝于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开始刊刻《熹平石经》，把《尚书》、《诗经》、《易经》、《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七种经典刻在石碑上，立于洛阳太学讲堂门外，作为全国读书人读经的范本。这实际上是一个推行隶书的规范化举措。此外，从唐代开始兴起的历代的“字样”之学，则都对楷书的规范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唐代有颜师古的《字样》、杜延业的《群书新定字样》、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唐玄宗的《开元文字音义》、张参的《五经文字》，宋代有张有的《复古编》等。特别是《干禄字书》，曾被当作科举时代的字体标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字工作。解放初期就成立了专门机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85年，为适应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需要，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并于1986年制定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任务。40多年来，这个“专门机构”在整理和简化汉字，制订汉字的各项规范性标准，指导汉字的规范化运用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0.22 规范化与现代化 实现文字使用的规范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提高物质文明建设的效率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质量等现代化事业，都离不开文字使用的规范化。 当前，世界的发展已经开始进入自动化和信息化时代。随着现代化通讯技术的发展，人们相互交往的地理障碍越来越小，但在文字上的障碍却仍然很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字的规范化工作在当今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现代化的生产、科研和办公都是以文字的规范化为基础的。如果文字系统的标准化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计算机的优越性也就无法发挥出来。因为只有标准化的文字系统，才便于实现计算机的输入、输出、存储、转换、检索等信息处理过程。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打字机的时代，当然不会再失去一个计算机的时代。但这仅仅靠造出若干台计算机是不够的，还须要有一个标准化的文字系统和一大批能按规范化要求使用汉字的、懂计算机的人。特别是人的正字法知识水平，已经成为当前计算机普及过程中的最大障碍之一。 要从根本上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就应该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尽快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素质水平。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可以大大推动文字规范化水平的提高，但同时，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受到文字规范化水平的制约。就目前而言，教育用字的规范化水平还不容乐观，除了教师和学生的规范化意识需要进一步提高外，社会对学校的负面影响问题也必须抓紧解决。例如当我们费尽心机教育孩子们使用规范字的时候，书店里提供给他们的却是精美诱人的不规范字的字帖——字形和字体不规范的字帖几乎占了所有字帖的90％ 。也正是在这类书店的广告牌上，我们发现了“‘六·一’儿童节，所有书籍8拆销售一个月！”的广告。面对这种现状，我们认为有必要向全社会喊一喊鲁迅先生喊过的：“救救孩子！” 文字的使用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关系也相当密切。文字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它是培养和发育市场经济、提高工作效率的必要条件。试想，你写的字我不懂，我写的字你不认识，又怎能保证书面交际的顺利畅通，以及形成统一的大市场呢？据说某单位的会计下账时，发现一张发票上写的物品名称是“古”，不知为何物，就问来报销的人：“这‘古’是什么东西？”来报销的也不知道，只好找到经手人——幼儿园的老师，才知是她们买的“锅”。把“锅”写成“古”怎么能报销呢？报销的人要自己改过来，可会计说：“发票不能涂改，除非有原单位的盖章。”于是只好去找商店。售货员却说：“我们进货时进的就是“古”，如果卖出去的是“锅”，将来老板查账查不着“古”怎么办？”他也不肯改。不改会计不给报销，改又改不成，真把报销人给难坏了。这件事告诉我们，写规范字跟讲普通话一样，已成为影响经济交流的重要因素，必须抓紧抓好，否则，将影响经济建设的速度和效率，误国误民。 实现汉字规范化，不仅是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提高工作效率的基本条件，而且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正如万里同志所说：“语言文字的运用，是否合乎规范化、标准化，往往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社会用字的混乱，严重影响了精神文明建设的质量，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例如某些旅游胜地，本是精神文明的窗口，但其广告牌、店牌等的上面，却书写着许多不规范字，实在是大杀风景。如张家界山下的“园中圆”服务社，我们问老板这标牌的特别涵义，也许是有特殊的讲究吧，老板的解释却是：就是大圆中的一个小圆的意思，如果老板的解释正确的话，那“园中圆”就不好解释了。前几年到泰山，看到泰山脚下的大型导游图上的“步”字就写错了，现在也不知改过来了没有。游览着文明胜地，却怎么也文明不起来，实在让人苦笑不得。 0.23 规范化与内政外交 实现文字的规范化，对促进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国家的统一和加强对外交流，也都有很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就国内交际而言，汉字是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的交际工具。汉字和汉字使用的规范化，是国家稳定团结、政令畅通的重要保证。但近些年来，由于受某些不良风气的影响，社会用字的混乱现象还相当严重。我们只要随便到城市的街头一瞥，就不难发现商店、机关、工厂的牌匾、广告上的用字是多么混乱：滥用繁体字、异体字者有之，生造简化字者有之，乱写错别字者也有之。据说，广州语委办的一位负责人，本想沿街统计一下街头不规范用字的情况，结果是两步必见繁体字，简直多得无法统计。其实也不只是街头，就连公开出版的读物、电视、电影屏幕上的用字，也常常出错。用字的混乱，是人们思想混乱的具体表现。这说明在文革中养成的无视国家法律法规的不良风气，仍然左右着某些人的思想和行为。无疑，这是不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的。 文字规范化问题与祖国的统一大业也有十分重要的关系。少数台独分子妄图把台湾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在汉字问题上也大做文章。他们大骂共产党破坏祖国文化，将中国文字简化的乱了套，造成了中国人沟通的障碍。于是提出了所谓中国的统一必须从文字统一开始，大陆必须恢复繁体字的奇谈怪论。这显然是在为分裂祖国找借口，对此，我们务必提高警惕。祖国的统一，自然需要文字的统一，但不一定就非统一为繁体字不可。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大陆有12亿人口使用简化字，要恢复繁体字，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从另一方面说，台湾虽然没有推行简化字，但是有不少人喜欢并已经在使用简化字；台湾的用字混乱现象，如异体字、旧形字、繁简字等引起的混乱现象，并不比大陆差。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纠纷，也经常见诸报端。这说明简化字并不是导致文字混乱的罪魁祸首，而恰恰相反，正是它给十几亿人口带来了书面交际的极大方便。社会用字的混乱必须加以纠正和制止，但这与确立简化字为标准字体并不矛盾。那种企图通过废除简化字来消除社会用字的混乱，并实现两岸统一的想法，是十分幼稚可笑的。 在国际上，汉字是代表中国的法定文字。在对外交往中，必须使用国家法定的规范文字，这是国际惯例，也是维护国家民族尊严的一件大事。例如法国的凯旋门上用五种文字写的名称，在决定汉字使用繁体还是用简体时，据说是法国总理亲自下的指示，要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用字规范——用简体字。而我们的某些国民自己，却往往不尊重国家的文字规范，在国际交往中屡闹笑话。例如新加坡是以简化汉字作为文字规范的国家，但有人发现新加坡报纸的广告中，唯一使用繁体汉字的广告竟然是大陆某个厂家的。这既不尊重所在国的规定，又有失祖国的尊严。 社会用字的混乱问题早已引起中央和各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从80年代开始，国务院就下达有关文件，批准废止《第二次简化汉字方案（草案）》，重新发布《简化字总表》，并“责成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尽快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各方面用字管理办法，逐步消除社会用字混乱的不正常现象。”（1986）这些年来，国家语委和中央有关部门制定了多项用字规定，采取了一些措施，各地政府有关部门也加强了社会用字的管理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宣传的力度不够，社会上对用字规范化的问题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等原因，治理不规范用字的工作，还未取得到令人十分满意的效果。这充分说明，推行现行的规范字，实现用字的规范化，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必须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