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化和汉字改革的反思^[1]

徐时仪

【内容提要】 本文回顾了二十世纪以来汉语拼音化和汉字改革的发展历程，评述了百年来汉语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就当前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和汉语如何走向现代化作了探讨。

【关键词】汉语拼音化  汉字改革  汉语现代化  反思

本文拟就二十世纪以来汉语拼音化和汉字改革的发展历程略作评述，回顾和总结百年来汉语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冀有利于促进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进展。

一，十九世纪末至建国前

1．清末民初统一语言的讨论

汉语拼音化的提出可上溯至清末。1891年，俞樾的学生宋恕提出“造切音文字”；1892年卢戇章著《一目了然初阶》，提出了第一个拼音方案，主张统一语言；王照制定了只拼写北人俗话的《官话合声字母》，强调“语言必归画一”；劳乃宣编《增订合声简字谱》，认为“语言画一与文字简易，皆为中国今日当务之急”。关于用什么话来统一全国的语言和怎样来统一全国的语言，学者们则各有己见。卢戇章最初主张把南京话的切音字作为全国“通行之正字”，后来又同意改用“京音官话”作为“通行国语”；王照坚决主张用“京话”，认为只要直接推行北京官话的切音字就行。卢戇章、劳乃宣等从便于实现统一考虑，提出在方言区可先推行方言的切音字，再推行官话的切音字；也有一些人强调汉字读音的统一，认为只有汉字读音统一后，才谈得上语言的统一。如刘孟扬著《中国音标字书》，创制“中国音标字”。指出“如用此音标字注成京音，一则易于识字，一则各地读法亦可画一，并可为统一全国语言之导线”；章炳麟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也主张用“切音”给汉字“定音”，但声明“切音之用，只在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非废本字而以切音代之”；1896年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主张“尽改象形字为谐声”；桐城派古文家吳汝纶也赞成统一语言，曾打算用王照制定的《官话合声字母》作统一国语的工具。

2．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论战

早在清末，一些有识之士就已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如近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黄遵宪在其所写的《杂感》诗中宣称“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1898年，第一份白话文报纸《无锡白话报》创刋，主编裘廷梁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喊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1899年，教育革新家陈荣衮发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主张报纸应改用白话文；1906年，朱文熊撰成《江苏新字母》，指出普通话就是“各省通行之话”；1917年，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人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胡适撰《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撰《文学革命论》，逐步形成了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学说，即白话是文学之正宗，白话文是通用书面语的唯一工具，白话文以现代中国人的口语为源泉。同年，蔡元培等人成立了“国语研究会”，发起了国语运动，提出以北京语音的音系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旨在规范和推行民族共同语。

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相辅相成。白话文运动的目标是变革现代书面用语，弃文言而用白话，实行言文一致；国语运动的目标是确立民族共同语标准语，着重推行标准语，弥补方言歧异，便于人们的交际。

随着白话文运动的进展，1920年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分批废止了以前的旧国文教科书。

３．拼音文字和汉字改革的探索

作为实现汉语拼音化的探索，在1913年读音统一会上制订的《读音统一会章程》，审定了拼写国音的字母——注音字母，并于1918年公布；1922年，钱玄同、赵元任等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上提出了汉字拼音化的动议，拟订了罗马字方案草案；1925年，刘复取陆法言《切韵序》“我辈数人，定则定矣”之意，发起“数人会”，与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人一起九易其稿，拟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于1928年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正式发表；1929年瞿秋白出版《中国拉丁化字母》，吳玉章和林伯渠等以此为基础制定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这些拼音文字的可取之处已为后来的汉语拼音方案所继承。对这些拼音化新文字，人们当时也有一些不同看法。如鲁迅就在《关于新文字》中指出，促使书面语和口语一致的关键是实行汉字拼音化；但是他不赞成国语罗马字，认为“以前的注音字母和罗马字拼法，也还是麻烦的，不合实用，也没有前途”。

人们意识到汉字要改革，也意识到汉字改革的任重道远。汉字的改革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局，不像文体的变革那样多少还有人们口中的活语言作依据，往往稍有不慎，哪怕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改动，也会好心而办了错事。

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会上提出了“简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认为“汉字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简省现行汉字笔画是治标的办法。那治本的事业，关系重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目的的。但现行汉字在学术上、教育上的作梗，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不可不亟图补救的办法！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汉字成功了才来改革，所以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

4．三十年代的大众语运动

为了促使白话文的进一步完善和回击文言复兴的逆流，陈望道、胡愈之、叶圣陶、陈子展等在上海又发起了大众语运动，在《申报》副刋《自由谈》发动反击，主张“话文合一”。陈子展发表《文言--白话--大众语》一文，首先提出了“大众语”这一名词；陈望道发表《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一文，认为“大众语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的语言”，能为大众所有，为大众所需，为大众所用；全国各地的报刊也纷纷响应，展开了大众语问题的讨论，反击文言复兴。在这场论战中，文言复兴的论调很快就销声匿迹了，而大众语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则可以说是白话文运动进一步的深化。大众语运动提出了怎样防止白话文变质，如何使白话文成为大众的工具等问题；讨论了大众语与现代口语的关系以及大众语与汉字及拉丁化新文字的关系；推动了白话文的大众化；促成了拉丁化新文字在国内的研究；把中国语文改革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5．语文学到语言学的转向

在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和大众语运动中，参与者就汉语拼音化和汉字改革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持不同观点的各方都意识到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的语言文字必须进行调整和变革；必须适应时代而实现现代化，因而带着滿腔的报国热忱，忧国忧民，投身于论战战场，探索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的可行方案。

就语言学研究而言，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书面语一直以文言为正宗，与口语严重脱节。三大语文运动的功绩在于以实现“言文一致”为宗旨，突破了传统语言学的体系；不仅更新了原有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内容，而且开拓了新兴的方言学、语法学、修辞学等新学科；促使汉语的研究从研究文字和书面语转移到活的语言上来。在文字和书面语的研究方面，旨在将其作为活的语言的记录来进行，从而使我国语言学研究完成了由语文学的“小学”到现代语言学的转向。

二、建国以后

1．推广普通话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推行民族共同语，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也同其它重要工作一样成为当务之急。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并连载了吕叔湘和朱徳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提出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即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同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汉语语言学史上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与汉语规范化有关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明确了汉语规范化的标准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普通话”作为一个概念，被赋予了新的涵义，获得了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地位；1956年，国务院成立了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7年，《汉语拼音方案》发表；1957年到1962年，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分三次发表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审订了1800多个异读词的读音；1985年，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定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正式公布，对现代汉语的语音规范和普通话的推广发挥了积极作用；1982年，“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列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文献工作技术委员会通过决议，规定把《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文献工作中拼写有关中国的专门名称和语词的国际标准。

2．简化汉字

    建国前，解放区的油印书报刊物已使用简化字。建国后，汉字简化工作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拟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对《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作了修改，通过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公布；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国务院关于简化偏旁类推的指示，编制了《简化字总表》；1977年又发表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试行其中的第一表。

1980年，为了全面、系统、科学地整理“五四”以来现代汉语的用字，王力、叶籁士等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关于研究和制订标准现代汉字表的建议》和《制订标准现代汉字表的科研计划（草案）》，针对现行汉字仍然存在字数多、笔画繁、读音乱、检索难的问题，提出要做到“字有定量、字有定形、字有定音、字有定序”，以便为我国的语文教学、出版印刷、新闻通讯、各种文字机器和电子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等，提供用字的规范；198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根据试行中征求到的各方意见，国务院指示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指出“社会上滥用繁体字，乱用简化字，随便写错别字”的用字混乱现象“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同时重新发表了略作调整的《简化字总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整个社会生活，包括人们的语文生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教育的普及；科技的进步；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现代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和普及，都要求语言文字既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要，又要保持自身相对的规范和稳定。语言文字工作面临一个新的历史转折。

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议制订的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是：“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和法令，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会议指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做好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研究和整理现行汉字，制订各项有关标准；进一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研究并解决实际使用中的有关问题；研究汉语汉字信息处理问题，参与鉴定有关成果；加强语言文字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做好社会调查和社会咨询、服务工作。”会议本着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没有明确重申拼音化方向。会议的主题报告中指出：“汉字的前途到底如何，我国能不能实现汉语拼音文字，什么时候实现，怎样实现，那是将来的事情，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现在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并且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但是仍然不宜匆忙作出结论。”会议在提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任务时，把简化汉字包含在研究整理现行汉字的工作内，没有单独列出汉字简化工作。会议的主题报告中指出：“简化汉字是研究整理现行汉字的具体内容之一，所以没有再作为一项任务单独提出来。今后，汉字简化应持极慎重的态度，使文字在一个时期内相对稳定，以利社会应用。”

三、汉字拼音化和汉字改革的继续探索和反思

建国以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汉字改革似乎是要实行拼音化，汉字最终似乎要被拼音文字所取代。“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成为我国文字改革的努力目标。

汉字是不是一定“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实际上是一个有待继续进行深入探讨研究的课题，大可不必操之过急，草率下结论。汉字难认、难记难写，但所含的信息量大，而且通过大规模的整理、简化，难度已相对减低。小学语文教学中“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实验，成功地证明了可以通过拼音字母注音在学习汉语的同时认识汉字，既省时又省力。以前汉字在印刷、打字、检索和通讯等方面几乎无法与拼音文字相抗衡。拼音文字能以几倍、几十倍的速度超越汉字。近年来电脑的汉字输入技术已经解决了这一原以为无法克服的问题。尽管汉字输入技术还有待不断完善，但毕竟已走出了困境。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记录语言的符号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应该选择适于记录汉语的语言符号。汉字是语素文字，而语素文字很可能是记录汉语的最佳符号；汉字又是形音义相结合的文字，这也许正是适合书写缺乏形态变化的汉语的最佳文字。在这一点上也许有汉语自身的内在因素在起作用。因而，在我们未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证明拼音文字绝对不适用于汉语；也未能断言拼音文字在学习上、书写上和现代化的技术应用上远远优于汉字，那么，在记录缺乏形态变化的汉语这样的语言时究竟何者更胜一筹，显然还需顺应汉语和汉字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进行更为充分的研究和探讨。学术领域是不应有禁区的，最终得由事实来作结论，切忌主观人为地提出“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轻率地实行汉字拼音化。

至于汉字的简化，这涉及到文字在一个时期内的相对稳定性。未经严密的论证，草率推广，往往会有许多不良影响，留下后患。

如“象”与“像”在汉语中本各表其义，分工明确。1964年公布的《简化字总表》规定“象”与“像”合并，都用“象”。1986年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时又规定“像”不再作为“象”的繁体字，“象”与“像”分用。本来各司其职的“象”与“像”经过这样一番人为的折腾，连专门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教师、编辑在下笔时也常写错，颇费斟酌。即使再有种种弥补措施也已是回天乏力,很难彻底改变“象”与“像”使用中的不规范现象了^[2]。

又如1977年匆忙公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十几年中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不少报刊、杂志采用了这些简化字，尤其在教育界进行了“二简”的教育和学习，中小学的课本也一度全部改用“二简”字，后虽明令废止，但留下的后遗症却至今难以根绝。一些人误以为有些“二简”字的写法是规范简化字，习以为常地写这些已明令废止的“二简”字，增添了用字上的混乱现象。

就简化汉字的出发点而言，目的主要在于减省笔画和精简汉字的字数，方便初学者的学习和人们日常的书写，但有些汉字简化后分辨度降低了，容易相混，如“阴”和“阳”；有不少字丧失了造字理据，反而增加了学习（分析字形和本义）和记忆的难度，如从木攸声的“條”和从力敄声的“務”分别简化为“条”和“务”以后，就变成不可解说的纯记号性文字。从整个汉字体系来看，简化字推行后汉字的总数不是减少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多了，从而增加了人们学习汉字的负担。特别是今天汉字的应用已经不限于一般的人际书面交流，更重要的还在于人机对话和汉字信息处理。汉字体系中增加了简化字，也就增加了字符量，不利于计算机的汉字处理和信息交流。在国标扩展字符集（GBK）21003个字符中，有大量的按规定偏旁应该类推简化的汉字并没有相应的简化字，还得另外造字，给信息交流和储存造成极大的障碍；更令人伤脑筋的是由于繁简汉字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使得应该可以使用计算机在一瞬间完成的繁简字转换遇到了麻烦，在转换后还不得不一字一字地再进行人工甄别；此外，还由于有些简化字对原来多个繁体字的合并，增加了文献检索数字化的难度，如在采用简化字的文献当中检索“后”字的用例时，由于“後”与“后”被合并成一个字，就会把许多不是检索目标的“後”的用例也全部检出，大大增加了信息分析的工作量。

汉字的简化工作已经成为历史。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今后语言文字规范工作中的宝贵财富。语言文字是一个稳中有变的动态系统，稳定只是相对的，变异却是绝对的。对汉字，尤其是繁难的汉字，在不失字义理据的前提下从变从易进行适当的简化，这符合文字发展的总趋势，也确实有利于文字的使用；但简化汉字具体方案的提出和实施则必须慎重，再慎重；要在严密论证和全面认识汉字体系的基础上通盘考虑，合理简化。既要考虑初识字者的学习方便，又要兼顾已识字者的使用方便，还要立足于计算机汉字信息处理的前景，充分考虑到当今信息社会中汉字信息处理的需要，切忌急于求成。方案还不成熟就凭借行政手段强制推行，结果就难免是欲速则不达，反而成为现今信息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的累赘。

就语言的职能而言，语言作为交际工具是传递信息的代码和沟通思想的手段；就语言的本质属性而言，语言则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最重要的表征。语言不仅仅是由一些音位和语法单位组成的结构体系，它的更为重要的功能是作为民族精神文化的载体而被世代相承。西方语言学家洪堡特有一句一再被人引用的名言：“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人们的任何想象。”“语言与人类的精神发展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它伴随人类精神走过每一个发展阶段——局部的前进或后退。”因此，“从语言中可以识辨出每一种文化状态。”^[3] 

中国古代也注重语文的规范，传统语文规范的标准具有传承性、兼容性和调适性的鲜明历史特征。纵观中国这个由各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无论是统一的时期还是分裂的时期，中国历史始终保持着她的完整性，没有被从根本上破坏掉，这不能不归因于对民族共同语和主流文字的历史认同。

50年代制定的普通话标准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一规范标准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推动科技发展，建设社会文明，加强国际交往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绩举世瞩目；但语言是发展变化的，现代汉语也是一个多变的复杂的共时动态系统，现代汉语的规范标准也应在动态语言规范观的指导下，根据语言的变化和社会的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如什么是北方话？南北方言如何划界？什么是典范的现代白话文？典范与不典范如何区分？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待我们给出答案。

四，结  语

回顾百年来汉语拼音化和汉字改革的探索，可以看到许多仁人志士致力追求的有些目标已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实现，如普通话已成为全民族的通用语；汉语拼音方案不仅是识字和推广普通话的重要工具，而且还可用于计算机的键盘输入等。今天，我们已经步入信息社会，语言文字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信息载体，作为人类须臾不可或离的交际工具，在今天的信息时代里，对人类、国家、社会的发展更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汉语汉字信息处理的电脑化已是汉语现代化的大势所趋和必由之路。诚如1997年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指出，处于世纪之交的语言文字工作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比如文言已为白话替代，但我们还需要为纯洁和规范现代汉语而努力；作为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也已确立，但推广普通话的任务还很艰巨；汉字改革中的有些是是非非，则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1]本文原载2004年4月23日《语言文字周报》1053-1062号，原题为《汉语拼音化和汉字改革的百年探索史话》，本辑收入时有删改。

[2] 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象”与“像”在名词义上的用法有新界定》一文又规定，“象：指自然界、人或物的形态、样子。”“像：指用模仿、比照等方法制成的人或物的形象，也包括光线经反射、折射而形成的与原物相同或相似的图景。”（《科技术语研究》2001年第4期）

[3] 见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的影响》，《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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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时仪    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

联系方法：上海市桂林路100号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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