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内外汉语协调问题刍议[1] 郭 熙 【内容提要】国际性的汉语热正在兴起。我们在积极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同时，也要关注海外华人族语即域外汉语的使用问题。域内外汉语出现了许多差异。要正确认识域内外汉语的差异，积极开展协调工作。这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确定协调的原则，调查域外汉语的分布情况，建立相关的语料库等等。 【关键词】域内汉语 域外汉语 协调 可能性 必要性 任务 一、“域内汉语”和“域外汉语” “域内汉语”和“域外汉语”都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域内汉语是中国（含香港、澳门和台湾）所使用的汉语及其变体的统称，即，既包括普通话，也包括各地方言；狭义的域内汉语则专指上述地方的人所使用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也就是普通话。 广义的域外汉语，是指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所使用的汉语及其各种变体的统称，即，既包括通常所说的普通话，也包括汉语的各种方言。例如流行于北美、东南亚等地的广东话、闽南话、客家话；流行于中亚一些国家的东干人中的东干话等[2]。狭义的域外汉语是指这些国家或地区所使用的华语，即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域外变体。本文所说的域内汉语和域外汉语均采用狭义的解释。 汉语在域外的名称相当多。例如，域外尤其是东南亚各国的许多华人把自己使用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称为“华语”，不仅以此来区别于各自原来所使用的不同的汉语方言，同时也以此作为自己在所在国的华族身份的标志；也有不少华人分别用“普通话”、“中文”、“国语”和“汉语”等来指称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而用粤语、闽南话、客家话等来指称各种方言；或用“汉语”通指汉民族共同语和各种汉语方言。本文把海外的“华语”、“华文”、“中文”、“国语”等汉语共同语统称为“域外汉语”，但有时为了行文的方便，在谈到一些国家具体情况的时候间或使用像“华语”这样的名称。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在这里区分域外汉语和域内汉语并不见得科学。一方面，就所谓“域内汉语”而言，它的内部并不一致。例如台湾目前所使用的“国语”就不能等同于普通话；另一方面，像台湾这样的域内汉语与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域内汉语在某些方面的差异可能要大于与某些域外汉语的差异，因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一些国家的汉语教学主要是受台湾的影响；还有不少台湾居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移居到一些其它国家[3]。然而，语言的划分从来就不是单一的语言学上的划分，它总是集多种因素于一体的；而且，由于本文旨在讨论如何处理好域内汉语和域外汉语的协调问题，所以我们觉得或许可以忽略上述划分方法上的缺点。我们这样做的另一个考虑是，域外汉语越来越受到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域内汉语的影响，而台湾等地所使用的“域内汉语”对域外汉语的影响正在减弱。当然，大陆与台湾汉语之间的差异也存在着协调问题，但这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 再说一下“协调”这个术语。语言协调是语言规划的一个方面。这里所讲的“协调”，是指通过一定的方式，在可能的情况下，提高域内汉语和域外汉语的沟通度。 二、汉语在域外的地位和域外汉语的两种类型 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股汉语热。近年来，这种势头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以至于不少人开始把汉语看成一种强势语言。不管这种看法正确与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汉语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学习和使用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汉语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性语言恐怕并不过分。 以加拿大为例。加拿大是说华语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据加拿大统计局的统计显示，在1996年全加有470万人的母语并非英语或法语，其中以华语为母语的人口达73万6千人，在全加居第三位[4]。 再说美国。汉语已经成为美国第三大通用外国语。据报道，全美约有34万家以上的小企业可以直接使用汉语从事日常业务。有关资料还显示，全美大专院校中学习中文的学生也在成倍增长。另有统计资料说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美高校中，汉语课已逐渐成为学生喜爱的外语课之一，在所有学生喜欢选修的外语课中排第六位。美国高校中正式注册选修中文课的学生人数，1980年有11400人,到1995年已增加了一倍多，达到26500人[5]。美国犹他州还通过一项法律，把汉语确定为中学生必修外语课之一[6]。 在英国，由于汉语有可能成为新千年又一门全球性语言，政府批准在2000年之后的五年内，每年拨款100万英镑用于促进本国人学习中文[7]。 法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1998年开设中文课程的法国大学有27所；其他类型高校50余所；中小学101所[8]。 作为中国近邻的亚洲各国，情况也同样令人注目。 在印度尼西亚，过去的30年中，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华人被禁止使用汉语，连名字都必须使用印尼的，能够流利地使用华语的人今天已经不多。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华人又重新开办华文学校，发行华文报纸；电视台也开始播出华语新闻节目。 在柬埔寨，由于政府的支持，华社迅速走向复兴。华语学校在柬埔寨重新开课，传授以前数任政府所禁止的华语；越来越多的人又开始订阅华文报纸；华裔企业家再度成为振兴柬埔寨经济的推手；华语学校从1995年时的3所增加到现在的74所，学生人数从1990年时的3000人增加到2001年初的约4万人[9]。 在越南，随着华商投资渐多，汉语的“市场价值”也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够学习华文。学习华语的不仅有华裔，也有越南人[10]。 这些消息无疑是令人振奋的。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但是，如果我们全面考察汉语在海外的情况，就会发现在汉语使用上存在着的复杂性。目前海外汉语使用的现状，至少有以下三种不同的情况：（1）使用者是华侨或海外华人（含华裔），汉语是其第一语言。这中间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以汉语的某种方言（例如广东话、闽南话或客家话、东干话等）为母语，一种是以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为母语；（2）使用者是华裔，汉语是其第二语言。这一类人的家庭语言环境是汉语或汉语方言；（3）使用者为非华人，汉语是其第二甚至是第三语言[11]。上述这三种人学习和使用汉语的背景、动机、水平均各不相同。 海外华社的情况千差万别。不同国家的华社，其形成的时代不同，人口多寡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也不相同，相应的对汉语的态度也不同。这些都影响到各个华社中汉语使用的现状，同时也影响到不同华社中所使用汉语的面貌。在诸多因素中，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无疑给海外华社汉语的使用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汉语国际化这一现象更为突显。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海外一些华社的语言情况并不容乐观。 在新加坡，华人占总人口的77.7%（1990年数据）。华语是官方语言之一。据新加坡2000年人口普查的资料，过去10年，华语运动已显成效，通晓汉、英双语的华人，在华族总人口中的比例已从37.8%提高到48.3%。通晓双语的华族人数以如此幅度增加，显示了双语教育的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反映出使用方言的家庭逐步减少。10年来，以方言为主要语言的华族家庭，在华人人口中的比例，从50%减至31%。这表明新加坡历年推动的“讲华语运动”，的确是该国最成功的社会与教育运动之一[12]。 但是，在新加坡，华语的使用也面临不少问题。新一代的新加坡人接受的都是以英语为第一语文的教育，他们的工作用语也主要是英语。一些人士已经对10年以后华语会不会成为基本上只是年长华人所使用的语言这一点表示担忧。他们认为今后的“讲华语运动”的重点或许应该转向鼓励孩子们多讲华语，但这方面的反应与成效如何，却主要得看本身受英文教育的为人父母者对学习与使用母语的态度[13]。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23.2%的华族学生来世不想再做华人[14]。按照社会语言学的理论，语言使用者对某种语言的态度可以影响某种语言的走向。一项对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情况的研究表明，新加坡的华人从情感上仍然认为方言最亲，华语次之；而从功利的角度则认为英语最有用，最具有权威，方言最差（陈松岑等，2000，48~90页）。这一调查结果跟我们与新加坡华人接触时的感觉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就使用情况来看，华语的使用比其他语言或方言多，由此，陈松岑等对新加坡华语地位的上升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如果新加坡政府希望保持华人文化，措施得当，新加坡有可能发展成为“真正的英、华双语社会”；但是，他们同时也指出：“如果只推广华语而不提倡华文，不但用华语来继承传统文化的愿望会落空，华语的使用价值将进一步下降而逐渐被英语所取代。新加坡将变成完全西化的社会。新加坡的华族事实上也将不再是真正的‘华族’了”（陈松岑等，2000，88页）。看来新加坡华社的最乐观的结局只不过是一个英、华的双语社会罢了。而在我们的访问中，受访人对此基本上都持悲观态度。 在马来西亚，按照最新的人口调查数据，马来西亚华人人口占总人口的25.5%[15]。100多年来，马来西亚华社为坚持母语教育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至今，仍有80%以上的华人子女进入华语小学学习。华语是华人社会的共同语。同时，进入华语学校的非华人也越来越多，据我初步了解，目前约有5万多人。马来西亚华人对自己的民族语言具有强烈的感情。为了继承中华文化，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民族语言，这对于华语在马来西亚的维持非常有利。但是，我们知道，影响一种语言前途的还有人口因素。在马来西亚，华族人口比例自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就持续下降，从1957年的37.2%减少至2000年的25.5%。目前，华人的比例还在继续下降。一些人士预料：华族占马国人口的比例，在2020年时将减少至18.7%；到2100年，华族将只占5.5%[16]。主要原因是华人不愿意多生育。另一方面，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宗教的因素，印族和马来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正在逐年上升。 现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按使用华语的情况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以方言为主，也讲华语。这一类多为老一代的华人。第二类，主要使用华语和方言。这一类多为中年人，也有许多青年人。他们多毕业于由华人自己出资举办的华人独立中学（这种学校目前在马来西亚有60多所）。第三类，主要使用英语和国语（马来语），口语中也会使用华语和方言。这一类人多是毕业于国民型中学（包括改制的独立中学）的中青年人。第四类，只使用英语、马来语和方言，不会华语。一些华人把不会华语的华人称为“香蕉人”，因为他们只保留了肤色这一华人的特征。 从马来西亚华人的一些用语可以看出当地不同年龄华人对祖国中国态度的不同。年老的华人和一些知识分子到现在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们称到中国为“回中国”。一些原来受马共和劳工党影响较深的人到现在还有难以解开的中国情结。年轻人则把到中国说成“去中国”。这里面反映出马来西亚政府所倡导的马来西亚族的观念正在逐步形成。年青华人们的效忠对象是马来西亚，他们不再认为中国是他们的祖国。李如龙通过马来西亚在华留学生对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生活和历史背景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得出了许多有趣的结论（李如龙，2000，1~15页）；但因为调查对象局限于单一的留学生群体，缺乏广泛的代表性，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总的来说，域外汉语的发展有两个方面，一是汉语的传播，二是汉语的维持和发展。这事实上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域外汉语。这两种域外汉语与域内汉语的关系是不同的。前者使域外汉语处于向母语靠拢的运动过程中；后者则使域外汉语产生相对于母语的异变。或许可以把后者比喻成域内汉语的“姐妹”。前者的研究以往已经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也已经形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而后者的研究则刚起步，许多具体问题还没有涉及。前者的目的是使学习者逐步向母语靠拢，暂时好像还看不到有所谓的“协调”问题的存在，因此，本文所谈到的所谓“协调”，是针对后者而言的。 三、域内汉语和域外汉语协调的必要性 域外汉语的形成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域外汉语的出现与域外华人社会的形成有直接的关系。关于域外华人社会的形成已经有不少的文献。一般认为，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是跟历史上无数次的华人移居有关。原移民的域外汉语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以东南亚为例。王赓武（1994：3~25页）把东南亚的华人分为四种类型：（1）华商型；（2）华工型；（3）华侨型；（4）华裔或再移民型。事实上，不管哪一种类型，他们原来更多地都是使用各自的方言，例如广东话、闽南话、福州话以及客家话等等。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开始确定“国语”，并制定出了相应的标准，一批知识分子在新马和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开展华文教育时也使用这种标准语，这就使得原来各种方言之间有了共同的沟通工具。例如，马来西亚的槟城和怡保两地，虽然只相距100多公里，原先华人之间却无法沟通，因为槟城使用的是所谓福建话，而怡保使用的是广东话。现在，华语已经是整个华社的共同语了。本文既然要讨论域内汉语和域外汉语的协调，这本身就已经暗示了这两种汉语差异的存在。事实上，汉语在世界上的分布越来越广，各地的汉语之间在趋同的同时，差异也会越来越明显。即使是很多人都认为等同于普通话的“华语”，也正在成为汉语的一种新方言。这些差异已经影响了使用这些不同汉语者互相之间的沟通。 下面以马来西亚华语为例作些说明[17]。 1. 语音 在语音上，声、韵、调都和今天的普通话有所不同，其中最突出的是有入声，而无轻声和儿化，此外还有非华人的人名读音、一些音译词的读音等等。 2. 词汇 有的名称与国内相异而所指相同，例如：（下例中斜线左边是马来西亚华语用法，斜线右边是普通话用法）： 华乐\民乐 课题\问题 大衣\西装 饭盒\盒饭 入口\进口 醒目\机灵 反过来，也有名称与国内相同而所指不同的，例如上面提到的“大衣”，中国也有“大衣”这个词，但意思完全不同。中国的“大衣”一般指的是“较长的西式外衣”，而马来西亚华语则用来指“西装”。同理，马来西亚华语的“饭盒”也不是我们所说的“饭盒”。在中国大陆，“饭盒”是用来盛饭的器具。“醒目”在普通话里面的意思是指文字、图画等“形象明显，容易看清”，没有马来西亚华语中的“机灵”的意思。 和国内用词容易两相混淆的又如： 卫生所（中国指基层的卫生机构，马华指殡仪馆。） 卫生间（中国指旅馆或住宅中有卫生设备的房间，马华指家中停放死者的灵堂。） 药房（在中国是指买药的地方，马华指诊所）。 还有其他各自的特有词语或流行语。它们最能反映各自特定社会生活的变迁，常常无法在对方找到对应词语，因为它与特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紧密相连。中国1949年以后出现许多新词语（不计“文革”期间），许多是一般的马来西亚华人难以理解的。例如“合作化、三反五反、大跃进、半边天、经济特区、万元户、大款、搞活、房改、下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 还有许多词语是域内汉语所没有的。例如：“敦、丹斯里、拿督、准拿督、太平局绅、跳飞机、峇峇娘惹、巴刹、干巴刹、组屋、罗厘、香蕉人、固打制”等。 域外汉语内部，甚至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域外汉语也不统一。例如在马来西亚，同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就有普汀、布京、普京三种叫法。 3. 语法 下面的结构是汉语普通话所没有的： （1）“有”＋V： 你有吃吗？有看吗？有去过。 （2）V + O + 一下： 关灯一下；谈话一下；帮忙一下 （3）V + 先 去先；走先；吃饭先。 马来西亚华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有中国大陆的影响；也有台湾的影响；同时还有不同群体原来中国故乡方言的影响。在大陆和台湾的影响方面，可能有阶段性，同时也有社会不同阶层的区别。例如在60-70年代，左派的语言显然受到了中国大陆的影响，而左派的报刊则又给马来西亚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为了观察那个时代汉语对华语的影响，我查阅了马来西亚当时的一些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所使用的语言有许多几乎就是同时期中国报章语言的照搬。另一方面，由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马来西亚官方与中国没有直接的交往，文化上与中国的交流也只限于台湾，许多年轻人赴台湾留学后又回到马来西亚，自然就会使马国华语受到台湾汉语的影响。这可以从当地报章的版式和一些用语看出来。如在年份的书写上把“79年”写成“七十九年”等。 马来西亚华语也受到其他诸如英语和马来语的影响。例如在数字的使用方面，把５万写成“50千”；还有像“巴仙”、“巴刹”、“罗哩”等。 还要说明的是，一些马来语并没有直接进入华语，而是先进入当地使用的福建方言（这里主要是闽南话），而后再影响到华语。 4. 语用 在一个双语或多语的社群中，人们在交际上很容易掺杂使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语言。在马来西亚到处可以听到杂烩式马来西亚华语。这种语言混用的现象，不仅普遍，而且复杂；有自觉的，也有不自觉的。当然，说话者也会看情况自行选择使用适当的华语词汇，尤其是在讲究“正统”华语的正式场合，以免受到批评。 语用方面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这就是马来西亚人在讲话时，其叙述内容的结构与中国人的不同。例如一个人在会议上演讲时，开头总要逐一提及与会的重要人物。有一次会议上，以这种方式被提及的人物居然有10位之多。有朋友告诉我，还有提到更多人物的演讲，这要视情况而定。在类似场合，这一程序非常重要，如果演讲人不懂这一礼节而忽略了这个环节，就是一种失礼。而这一做法在中国类似场合是很少见到的。 上面的例子旨在说明域内汉语和域外汉语已经产生了不少差异，已经需要协调了。这一点应该不难被人们所接受。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像过去习惯上那样，使用“统一”、“规范化”或“一体化”等提法呢？表面看来，用“协调”，不用“统一”之类的提法只是术语使用上的问题，其实是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观，反映了对域外汉语的不同定位。一方面，“统一”也好，“一体化”也好，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指自然的，一个是指人为的。如果两种语言或方言自然地趋向“统一”或“一体化”，不会有什么问题，历史上已经有过许多这样的例子；但是，如果是人为地进行“统一”或“一体化”，不仅有可能引起冲突，也不利于域内外汉语之间的沟通。如果用“规范”，可以表明是人们有意识的干预；但是，这一提法就又意味着域内、域外汉语中，有一种汉语是不规范的。我们用“协调”这个提法，可以反映出域内汉语和域外汉语的平等，反映出这种协调的双向性、互动性。 事实上，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域外汉语在本质上是海外华人的共同语，是域内汉语的域外变体。有人过去喜欢说某某地方的华语不好，水平太低，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些地方的华语很好地为这些地方的华人社会服务了几十年，已经成为海外华社联系的纽带，也是世界华人联系的纽带。我们没有理由对这种华语持贬斥的态度。只有使海外华人树立起使用华语的信心，才有利于华语的维护和推广。这是我们强调两种汉语“协调”的又一个重要意义。与国内的人相比，马来西亚华人的华文水平的确低一些，这是事实；马来西亚华人之间的华文水平也不一致，这也是事实。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马来西亚华语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华语，不是中国人的汉语。在这样一个多元社会里，我们不能要求他们的华文水平和中国人的一样好；事实上，就是中国国内的人，语文水平也不一致。区域性的语言变体是自有其文化认同的价值的。 两种汉语协调的另一个意义在于——这一点同样基于我们对域外汉语地位的认定——它有利于汉语的丰富和健康发展。既然汉语在国际化，那么，汉语必须进一步丰富自己。我们过去已经指出，普通话要以方言为源泉（郭熙，1999，219页）。我们很难想像一个世界性的汉语可以不通过它在世界各地的变体来丰富自己。这就是域内汉语身为汉语的大本营，而又要采用这样一种双向的互动的模式的原因。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坐等汉语的地位随着中国各方面的发展而提高后，域外汉语自然地向域内汉语靠拢呢？笔者觉得恐怕不能再等了。过去我们在规范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失误，这些失误也影响到了海外的华文教育。海外华社的一些语文工作者曾经出于对汉语的热爱，片面地强调华语的纯洁和规范。这样做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使得许多海外年轻华人谈汉语色变，失去了学习汉语的信心，形成了上华校不如上英校或国民型学校的心态。笔者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接触到不少年轻的华人，他们之所以放弃华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觉得华语离他们太远了，他们认为自己永远也学不会。因此，解决好域内汉语和域外汉语的协调问题，对于维护和发展域外汉语，鼓励更多的华人学习汉语有着积极的意义。在海外，积极开展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是重要的，而重视域外汉语的维护也同样是重要的。 四、域内汉语和域外汉语协调的可能性 我们上面提出的对域内汉语和域外汉语的协调，有利于域外汉语的生存和发展；但我们又知道一种语言能否生存的根本原因是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毫无疑问，域外汉语生存的根本原因是域外华人社会的存在。它取决于多种因素，但决不意味着我们主观上的无能为力。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而且也有可能为域外汉语的建设作出贡献。 首先，海外的华人热爱自己的民族语。上面只谈到了域外汉语的交际功能，事实上，对于许多海外华人来说，汉语具有文化传承的情感功能，是增强海外华人内部凝聚力的纽带（郭熙，2001）。而在世界范围内，很多华人都为自己是华人而自豪。不少海外华人之所以把汉语称为“华语”，就是因为华人是作为一个民族——华族——出现在所在国的。“华语”就是华族的民族语言。例如，在多种族的马来西亚社会中，华人以“华族”作为族群的身份表征，以区别于他族（马族、印族等），“华裔、华社、华校、华教、华文、华商、华乐”等词语的使用更是明证。马来西亚马华总会副总会长、马来西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黄家定曾很自豪地公开表示，除了中国人之外，马来西亚华人是最像华人的华人。他表示，马国华人与其他国家的华人的不同之处是：他们保持了中国本土之外最完整的华人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大约80%华裔子弟接受华文教育，因此可以相信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子弟学会读、写、听、讲华文和华语；在政治方面，马国华人奠下稳固的基础，与其他友族同胞共同发展国家，使华人成为国家的主流民族。马来西亚华人将永远是最像华人的华人[18]。由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策划和进行的“华人文化认同程度”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回应问卷的读者中，有88.3%的人表示愿意继续成为华人。这证明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年轻读者都承认华文教育的重要性，同意“每一个华人都必须接受华文教育”的观点[19]。中亚的东干人也是“绝大部分持维护母语的态度”（丁宏，1999）。 其次，海外有一批为域外汉语教育事业献身的有识之士，有一批汉语功底很好的华人。我们在访问中发现，无论是在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都有一批热爱华教、投身华教的华人知识分子。在马来西亚，华教甚至有自己的教育组织——董教总，负责协调华文教育中的各种问题。 第三，如前所说，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带来了汉语地位的不断提高。汉语成了人们追逐学习的语言。人们乐于了解、接近和学习来自汉语大本营的域内汉语。在中亚的东干话里就吸收了普通话的词汇，例如“风船”（东干语自造的新词）改为“飞机”；“特拉克托尔”（俄语音译借词）改为“拖拉机”；此外还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等取代了原来的俄语音译词汇。他们还用普通话统一原来的方言词。例如“火柴”一词，原来陕西籍的东干人用“取灯子”；甘肃籍的东干人用“火挖子”，有人来过中国后认为应该以中国人的用词为准，现在已经一律称“火柴”。（丁宏，1999）一位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工作的新加坡朋友对我说，《联合早报》在新词语规范的确定上“一律跟北京”走（其他一些报纸似乎还是各行其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华人意识到由于语言的变异，影响了当地华人与其他国家华人，特别是与域内汉语的沟通。他们认识到新加坡的华语也应该走出去。一位朋友不无幽默地说，英语和华语是新加坡的两大语言，可是新加坡人讲英语时，来自英语国家的人却听不懂；如果华语不向中国靠拢，或许以后讲华语时，中国人也听不懂了。 第四，虽说可以把域外汉语看成是一种新兴方言，但是这种方言与过去的其他方言不同。汉语原有的方言大多没有书面语，因此它们的传播和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今天的域外汉语大多有自己的媒体，人类社会的四种媒体都存在。华文网站的出现，对不同华社之间的沟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一些东干人就把自己学到的汉语新词汇在东干人中宣传，并在报纸、广播、电视中率先使用。原来东干语广播中在节目最后用东干话说“好再的”，现在已经改称“再见”（丁宏，1999）。 最后，历史上也不乏进行语言协调的先例。在多民族的国家内部，不同的民族之间可以在语言问题上采取互相呼应的措施，以便于民族间的交往。例如，我国那些新创文字的民族大多采用同一个拉丁字母文字集为各自的民族文字；前苏联也采用同一个斯拉夫字母文字集为多个民族的文字。这主要是为了方便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之间的语言合作和文化交流。使用不同语言的国家之间，也可以采取一些协调行动。例如，马来西亚所使用的马来西亚语和印度尼西亚所使用的印度尼西亚语，实际上是马来语的两种方言。1972年，印度尼西亚采用了和马来西亚语一致的正词法，促进了两国的语言合作和文化交流。为了对抗英语的影响，法国和意大利也采取过保卫本国语言的协调行动（李宇明等，2000，33页）。 总而言之，域内汉语和域外汉语的协调不仅具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 五、当前的任务和应该采取的措施 基于上面的考虑，我们认为，域内汉语和域外汉语的协调问题应成为中国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现阶段，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定这一课题的总原则和需要协调的内容。 由于这是一个跨国的应用性课题，会涉及到国内许多课题不会遇到的问题，其中既会有国际关系问题，也会有语言政策问题；还会有敏感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因此，确定课题的总原则显得非常重要。我们认为，总原则是否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考虑：（1）迫切性；（2）通用性；（3）多样性；（4）合作性。对此，笔者将另文讨论。 其次，加强对域外汉语的分布、形成、特点以及域外汉语使用者的语言态度的研究。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已经不少，例如陈松岑（2000）、李如龙（2000）、邹嘉彦（1996）、陆俭明（1996）、郭熙（2001）、汪惠迪（1999）等等，但目前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比较也还缺乏系统性。我们缺乏域外汉语分布和特点的第一手的详细资料；现状的描写多于理论分析；缺乏对未来发展的预测等等。对于域外汉语的性质、走向以及与域内汉语的关系等等课题也还缺乏足够的重视。 第三，要树立正确的语言观。域外汉语是域外华人的共同语，多年来，它为海外华人的沟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的语言学者无视域外汉语的贡献，在海外一味批评某个国家的华语水平差。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这种态度不利于域外汉语教育的开展，也不利于域外汉语的规范化，会给域内、域外汉语间的协调带来不良影响。 第四，加强与海外华社语文工作者的沟通。例如，通过他们，我们可以了解这些国家的华社在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和支持。 第五，编写域内汉语与域外汉语的对照词典及其他有关读物。目前国内对编写方言词典很重视，港台词语的词典也出了好几本。我们觉得，如果有一本与域外汉语对照的词典，会有非常广阔的前景。编写适合海外华人使用的教材和工具书，给青少年一代提供优秀的华文读物，制作适合海外华人观看的普通话音像节目等等也是非常迫切的。 第六，在国内的相关课程中，加入介绍域外汉语的内容。这对于帮助国内学生了解汉语在域外的情况非常重要。在我们看到的资料中，国内最早在有关教材中介绍域外汉语的是钱乃荣主编的《现代汉语》（钱乃荣，1990），但这还不够。应该在更广泛的领域里介绍域外汉语，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汉语在域外的使用情况，进而激发全国人民对自己民族语言的更加热爱，从而对语言研究和语言规范化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七，建立相关的语料库。邹嘉彦曾两度获资助主持了“华语社会中的语言变化：数据库与比较研究”的课题，已经建立了一个电子语料库。这个课题主要集中探讨各主要华人社区的语言特征[20]。这是域外汉语研究语料库建设的一个很好的先例。但这还不够，我们需要范围和数量更大的语料库。只要是与协调内容有关的各个方面的语言数据，都应该收入语料库。目前应该重点集中解决的主要是语音、词汇和汉字。 第八，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协调机构。域内汉语和域外汉语的协调是一项涉及面很广而又非常紧迫的工程，靠单一的力量无法完成，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从当前的形势看，政府有关部门和语言学家应该抓住加入WTO这个机遇，扩大和全球华人的联系，积极、稳妥地做好这一工作。目前的困难主要有：（1）人员；（2）资金；（3）有关部门的协调。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有关部门的协调。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或通过民间）成立一个协调机构，组织一批语言学工作者就相关的问题进行磋商，同时也要邀请有关国家华社的语文工作者参加。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可以考虑选派教师（研究人员）到有关国家任教，被派人员利用在有关国家任教的机会开展研究工作；也可以向有关国家华人社团的一些基金会申请资助。海外热心华教的人士会积极支持这一事关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的。 总之，世界范围内的汉语之间的协调是一项非常伟大、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其中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来关心这一问题，为现代汉语的传播、维护和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1] 此文原载《语言文字应用》(北京)2002年3期，本辑收入时有少许改动。 [2] 东干话是19世纪下半叶从我国陕、甘地区迁移到中亚居住的回民所使用的汉语西北方言。目前使用这种话的人约10万人，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孜别克斯坦。对东干话的属性前苏联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汉语方言，如龙果夫（A. A. Dragunov）；也有人认为东干话不是汉语的方言，而是一种从汉语分化出来的民族语言。分别参阅胡振华（2000）和丁宏（1999）。 [3] 例如，上个世纪70年代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就出现了两次台湾居民移居加拿大的风潮，所以那里的汉语有不少与台湾的相近。 [4] 见《福建侨报》2000年9月29日。 [5] 见《福建侨报》2001年4月20日。 [6] 新浪网2001年7月11日转自《北京晨报》。 [7] 见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12月1日。 [8] 见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12月1日。 [9] 见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3月15日。 [10] 见《福建侨报》2001年3月30日。 [11] 在国外工作、学习和临时访问的中国人不在其列。 [12] [13]《联合早报》2000年12月4日社论。 [14] 《亚洲周刊》2001年7月9日—7月15日，第23页。 [15] [16]《联合早报》2001年5月8日。 [17] 下面一些语言材料引自作者在马来西亚韩江学院的演讲稿。参见郭熙（2001）。 [18]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1月28日。 [19]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3月2日。 [20] 见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网页。 URL：http://www.rcl.cityu.edu.hk/research/index_c.htm 【参考文献】 陈松岑、徐大明、谭慧敏《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情况的研究报告》，载李如龙主编《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丁 宏《东干文与东干语》，载《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1999年版。 郭 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郭 熙《华语与普通话》，马来西亚《光明日报》2001年4月11-12日。 胡振华《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东干语及汉语教学研究》，《语言与翻译》2000年第4期。 李如龙《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生活及其历史背景》，载李如龙主编《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李宇明等《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陆俭明、张楚浩、钱萍《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见新加坡《南大语言文化学报》1996年第1卷第1期。 钱乃荣等《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汪惠迪《新加坡华语规范化和华语教学》，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67期，1998年。 汪惠迪《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联邦出版社1999年版。 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 周清海、萧国政《新加坡华语的词形、词义和词用选择》，载《联合早报》1998年3月6日。 邹嘉彦《华人语言与社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郭 熙 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联系方法：广州市瘦狗岭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邮编：5106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