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同文’模式”断想[1] 徐莉莉 1. 中文“书同文”提倡了这么久，现在，终于有一家刊物不只“坐而言”，而且“起而行”了。这种敢于探索、勤于实践的精神值得倡导。应该对《语文建设通讯》竖起大拇指！ 2.《语文建设通讯》的“简体／同文Ａ式”实验，从“一刊两字”进到“一文两字”，即在同一篇文章中，以简化字为基础，在必要的场合，任由作者选用他们认为合适的繁体字或异体字。这一实验的积极意义，我们认为，可以在《语文建设通讯》这一语文环境中，具体调查和发现现行“规范汉字”在明辨字音、字义等方面的不足。比如用同音替代法得出的简化字，有不少是一个简化字对应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繁体字的，其中的若干简化字在某些场合会带来表音表义歧误。上海市中心有座“银发大厦”，如果不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和现有的部分功能，光凭招牌上的四个字，就不会知道它应该是“银髮大厦”而不是“银發大厦”。这类例子甚多，在语文类学术刊物的语境中会更容易被发现。通过这些调查和积累，就可以为中国大陆修订现行汉字规范标准提供某一方面的例证和数据。当然，这一实验同时也为未来的“书同文”在一个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3. 我们为什么把这一实验的积极意义作了上述限制呢？因为汉字的社会应用是分层面的（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费锦昌教授有专论），大致可以区分为社会通用和社会特用两大层面。这两个层面的字量、字形、字音、字义和字用都存有或多或少的差别。社会特用层面的学术文化人认为容易造成歧误的用字，在社会通用层面的老百姓看来并没有什么问题。比如有的先生对大陆面馆的橱窗上大书“冷面”二字就颇为反感：“你这么不热情，我凭什么还光顾你！”老百姓则觉得很正常：“喔，这家面馆有冷面卖，味道好极了。”学术文化界的“小众”满脑子装的是书面词语，他们一看到“冷面”二字首先反映出来的是“冷冰冰的面孔”；大众百姓则一脑瓜装满的是日常用语，再加上面馆这个交际环境的提示，他们首先反应出来的是美味可口的“凉面”。（在老百姓的口头语中，含“冷峻”义的“冷面”往往是说成“冷脸”或“冷面孔”的。他们会用语言手段来帮助文字消除歧误。）费锦昌先生指出，社会用字分层面，汉字规范也应该区分层面。用同一把规范尺子去权衡不同的用字层面，其结果必然会有一个层面的用字者在某些场合感到别扭、窒碍。《语文建设通讯》是属于学术层面的。这本刊物的作者感到使用“规范汉字”在某个地方形、音、义不明确、不妥贴的，只是反映了这个层面的作者和读者的“字感”，而不一定是社会通用层面老百姓的普遍“字感”。因此，上述实验的结果只能得出一个适用于《语文建设通讯》的作者和读者这个层面的“同文方案”，要推向两岸四地的全社会去可能行不通。 4. 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所推行的“规范汉字”，由于其制订时的背景和宗旨，它的适用层面主要应该是“当代”“中国大陆”的“社会通用层面”，而不能覆盖两岸四地（包括内地）的社会特用层面。这样来认识和界定“规范汉字”，就可以基本上化解“简化字容易写而可能令人认错，容易读而可能令人读错，容易懂而可能令人误解”的批评，因为三个“令人”大多是站在社会特用层面提出的批评。 5. 我们并不认为大陆的“规范汉字”是完美无缺的，只是认为对它的批评和修正都应该立足于“规范汉字”适用的社会日常通用层面，否则，就没有针对性和可行性。比如：内地有的语文工作者把“规范汉字”的使用范围扩大到社会特用层面，于是就把“规范汉字”的短处暴露无遗；由于超出了“规范汉字”合理的使用范围，在概念上把它跟繁体字、异体字绝对地对立起来，到头来，连“规范汉字”的科学定义都说不清楚；两岸四地的许多学术文化人也往往站在社会特用层面的立场上，举出不少仅在特用层面才会出现的例子，把“规范汉字”批得漏洞百出。其实，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声势浩大地进行汉字简化和整理工作的初衷，就是为了尽快提高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平，说白了，当初选定简化字，整理异体字，就是给社会日常通用层面的书面交际用的。你非要把它用到书面交际的一切场合，包括社会特用层面上去，这不是难为“规范汉字”了吗？在历次修订汉字规范标准的时候，总有人希望搞出一个社会通用层面和社会特用层面都适用、都挑不出毛病的理想方案来，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比如1986年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把合并已久的“象”和“像”重新分开，结果带来了内地书面交际不大不小的混乱，这是何苦呢？如果把“规范汉字”定位为社会日常通用层面的规范标准，那么，该层面二三十年的实践证明，“象”和“像”的合并并没有造成书面交际的多大障碍。反过来看，台湾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也有人发起过声势不小的推行简体字运动，得到中等文化程度民众的热烈响应，结果被政界和学界的某些人加上政治罪名，扣上“切断民族文化命脉”这一大帽子，导致最终流产，但是在台湾民间，还是有不少简体字在流行。抛开政治原因不说，这也是因为不懂得汉字使用是分层面的这一道理。他们还不如唐代的颜元孙，他是知道用字分层面、规范也要区分层面这一道理的。 6. 我们认为，如果正视两岸四地汉字使用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特别是内地五十岁以下的老百姓从入学开始学的就是简化字这一历史事实，那么就不会不切实际地希冀汉字“书同文”一步到位，而是应该考虑在实施过程中进行多向探求。从这一点来说，“书同文”的近期实验目标可否定为： 实验一：两岸四地的日常通用层面有无可能在内地现行“规范汉字”的基础上逐渐“同”起来。 实验二：两岸四地的特用层面能否根据实际需要，分别使用简体和繁体两个系统。有的学术论文用简化字系统完全可以表述明白的，那就不妨纯用简化字；有的文章光用简化字会带来这样那样歧义的，那就在若干关键地方改用（或夹用）繁体字（1999年版《辞海》已经这样做了，如用“后”作为首字的125个复词词目中有119条括注了繁体字“後”）；有的领域则可纯用繁体字系统，在繁体字系统的基础上“同”起来。 总之，应该有若干报刊分别进行多种方案的实验，实验的模式也不必仅限于“简体／同文A式”这一种。 [1] 本文原载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78期。 徐莉莉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联系方法：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电 话：021－5918750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