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字杂用”现象与汉字前途问题

宗守云

我们首先给“音”和“字”做一个界定。“音”就是字母，“字”就是汉字。“音字杂用”现象其实就是字母和汉字并行使用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现行词语中大量存在着，如：卡拉OK、TPO意识、SOHO族等。在刘涌泉编著的《字母词词典》中，这种“音字杂用”的词语有八百多个。“音字杂用”现象不仅在词语平面存在着，而且也在句子平面存在着。例如：

（1）为求做到尽善尽美，情景逼真，片中所有特技效果将由制作《古墓丽影》及《哈利·波特》的国际知名特技公司Moving    Picture负责，花了10个月才制作完成。（《南国早报》2003年6月4日）

（2）在做总结时，答辩委员会主席对这位博士的数学论证使用了一个词，令我终身难忘。这便是very   beautiful。我真不知道，数学论文如何还能beautiful。（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

句子平面的“音字杂用”在修辞学中被称为“异语”，它往往反映着实际的语言名称和实际的语言使用。

对于这种“音字杂用”的现象，学术界历来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既然人们这么用，就一定是有道理的；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语言和文字的污染，甚至有人痛心疾首地呼吁要守住汉字的家园。我认为，“音字杂用”现象是跟汉字前途有密切关系的一种现象，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未来汉语书写的形式。

说到汉字前途，人们自然就联想到了拼音化问题。在学术界，人们对拼音化的理解至少有以下三种：1、拼音辅助汉字；2、拼音和汉字平起平坐；3、拼音代替汉字（见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关于拼音辅助汉字，其实现在已经是一种既定的事实了。关于拼音和汉字平起平坐，苏培成说：“在没有出现非用汉语拼音不可的大形势以前，它不会取得和汉字平起平坐的地位。”①关于拼音代替汉字，这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一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拼音文字是不可能代替汉字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汉字和拼音文字能不能并行使用呢？换句话说，“音字杂用”能否行得通呢？我们的回答是：能。

首先，从理论上讲，“音字杂用”可以解决汉字运用中实际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译音问题。汉语的译音问题很严重，尤其用汉字记录翻译的人名、地名和术语，甚至有人说，这是一种“公害”。在《应用语言学》（刘涌泉、乔毅编著）一书中，译音问题被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1、一名多译。如“门捷列夫”有28个译名；“克隆”也有20多个译名；世界畅销书《IACCOCA自转》一年内就有“雅科卡、艾科卡、艾柯卡、亚科卡”四个译名。2、异名同译。如Haley、Halle、Halley、Hallie、Haley都被译为“哈利”。3、音节增多。如Grunsfeld，译为“格伦斯菲尔德”，由两个音节增加到六个。4、译音不准。如Johnson，译为“约翰逊”，相差太远了。5、回复困难。如尼采，如果用这两个汉字的音节跟德国人交流，德国人肯定不知所云；如果交流时不知道德语原来的读法，无法回复，则更会造成交际的障碍。6、性别混乱。如有一本俄文著作，翻译者不知道人物的性别，就把上部译为“契尔巴娃”，下部译为“契尔巴瓦”。7、不便识读。如“政治顾问小米切尔·丹尼尔斯即将离开白宫，去主持印第安纳玻利斯的赫德森研究所。”这里“的”是一个音节呢，还是结构助词？8、影响区间交际。如美国前总统Reagan，大陆译为“里根”、香港译为“列根”、台湾译为“雷根”。这就影响了两岸三地人民的交际。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是，新的外国名称不断出现，字典查不到，新闻时间紧来不及推敲，最主要的是，汉字根本不能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名从主人。而名从主人就是要用拼音字母转写外国的人名、地名和术语，转写之后就形成拼音文字和汉字杂用的局面了。因此，“音字杂用”可以解决译音问题。

我们现在见到的“音字杂用”多见于直写或转写外文。如果我们能够再前进一步，用拼音来标记难字、偏僻字、方言用字等，也会给书写带来一定的便利。拿汉语中的方言用字问题来说，“音字杂用”似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我国北方农村有一种主食，是用玉米面或莜面做的，先在锅里放很少的水，水沸后放入玉米面或莜面使劲搅动，再放入盐面，有时还要放油炒一炒，人们管这种主食叫kuilei。这两个字用汉字怎么写？没有一个统一的写法。我至少见到过三种不同的写法：

（3）咱们山西有首民歌不是说“交城的大山里有的是好茶饭，白面莜面栲栳栳，还有那山药蛋。”（《山西日报》1980年6月5日）

（4）“明儿早起吃顿中莜面馈垒。”福牛自个儿对自个儿说。（曹乃谦《铜瓢铁瓢瓮上挂》）

（5）工地上常吃的，是莜麦面傀儡，就是把莜麦面和上水，打成蚕豆大小的面疙瘩，然后在大锅里翻炒。这种傀儡本来不好吃，但工地上炒时放的油多，人们都很爱吃。（阿宁《忆向阳》）

这样，kuilei一词就有“栲栳”“馈垒”“傀儡”等三种写法。究竟哪一种写法正确？似乎很难有个统一的定论。我查了许多工具书，也检索了一些语料库，但没能考证出这两个字的写法。也许是我的古文功底不够深，也许是汉字中根本就没有这两个字。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与其呕心沥血去考证它，不如用一种新的方法化解这个矛盾。这个新方法就是，用拼音来标记这两个音节。这样，“音字杂用”庶几可以解决方言用字问题。

其次，从实际情况看，“音字杂用”在书面中已经多有使用。各种各样的报刊杂志几乎都给了“音字杂用”一席之地。这可能是将来汉语书写系统变革的前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我想有以下一些。1、与社会的发展有关。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尤其是中国已经加入了WTO，外来事物会进一步进入中国，外来词语也会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在我们不能用汉字记录而只能用拼音直写或转写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音字杂用”的情形。2、与科技的进步有关。当今科技的进步可谓日新月异，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有新的科技名词术语出现。我们不可能把每个新的科技名词术语都用汉字包装起来，而最好是用拼音来标记。况且，懂得这些新科技名词术语的一般都是行内人，这些人往往具有比较好的专业英语知识，所以也没有必要把这些名词术语非转化成汉字不可。不过，一些影响比较大的专业术语，如“克隆”“基因”等，也会进入寻常百姓家。这时倒可以考虑用汉字来记录。究竟是“音字杂用”，还是转化成汉字，这得具体对待，这里似乎有个层次问题。3、与人的心理有关。“音字杂用”固然有悖传统书写形式，但它比较适应使用者求新求异的心理状况。“具有新奇性的词语和说法才能流传得迅速而广泛。”②今年我国突发“非典型性肺炎”，词汇中很快就出现了两个等义的新词：非典，SARS。按理说，“非典”的理据性是最强的——“非典型性肺炎”最早出现在中国，“非典”又符合汉语简缩的规律——但是，这么强大的理据之下却又有SARS与它争夺地盘，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其实如果我们从人的心理的角度去剖析这个问题，也并不难理解：“非典”比较单调平淡，很难引起人们的兴趣；而SARS是外文，能够给人一种新奇之感。这就造成了“‘非典’与SARS齐飞，‘世贸’共WTO一色”的局面。

“音字杂用”既可以保持汉字的优点，又可以克服汉字的缺点，所以它应该是一种比较有前途的书写形式。早在1934年，鲁迅先生就提出汉字中可以夹用拼音的思想。他说：“开手是，像日本文那样，只留一点名词之类的汉字，而助词、感叹词，后来连形容词、动词也都用拉丁拼音写，那么，不但顺眼，对于了解也容易得远了。”（《汉字和拉丁化》）高更生先生也认为：“有些象声字、感叹字、联绵字可以用拼音代替。”③一般认为，汉字的最大缺点是难写难认难记，如果我们能够适当地杂进一些拼音的东西，让拼音和汉字并用，这对解决汉字的“三难”问题无疑具有重要作用。有人说，汉字存在的最主要原因是它能够适应汉语的特点。其实，作为书写工具，汉字很难说能不能适应一种语言。我认为，汉字存在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语言文字本身的问题，而更主要的是文化和传统的问题。我国周边的一些国家有许多都曾经使用汉字作为书写工具，后来基本上都改成了拼音文字。日本和朝鲜、韩国现在则部分地使用汉字。同样都是日语或韩语，为什么以前可以长时间使用汉字记录，而现在又可以长时间地用拼音文字记录呢？这里似乎并不存在适应不适应问题，主要是个历史文化问题。东干人说的是汉语方言，写的却是俄文字母。是不是说俄文字母适应汉语方言呢？当然不是。这也与历史文化有关，因为东干人现在是居住在前苏联境内的，他们的文字也是前苏联政府为他们创制的。况且，我们在为兄弟民族创制文字时也采用拼音文字，那么，汉语为什么不能用拼音记录呢？所以，从理论上讲，汉语是完全可以用拼音记录的，只不过是历史文化传统不允许罢了。周有光先生认为，给一种语言创制文字，同给一种语言变更文字，情况是不同的。这里的所谓给一种语言变更文字，其实主要就是文化传统问题。“音字杂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保护传统的作用，它不会像“一夜之间汉字尽废”式的激进的拼音化让人不能接受甚至造成社会的混乱，也不会使汉语书写系统裹足不前，因此它将成为文字改革的一种方向。当然，具体应该怎么改，语言中的哪些成分需要用拼音来标写，恐怕还需要大力研究。

最后谈一谈“音字杂用”会不会失去汉语汉字的家园。其实我们完全不必担心。家园是开放的，而不是保守的。现在日语中夹杂着汉字，可是日本人从来没有担心有一天会失去日语日文的家园。韩国的情况更复杂，在街头巷尾、报刊媒体中，人们常常会见到谚文、英文、汉字杂用的情景，而韩国人也并没有为此而忧心忡忡。我们应该学会宽容，应该有包含万象的胸怀，这样才能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唐朝是“有情之天下”，社会心态普遍开放，才造就了唐朝繁荣的社会和丰富的文化。今天，面对全球化的进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外来文化和外来事物，而一定要守住所谓的家园呢？

注释：

①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第19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②王希杰《修辞学通论》第16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③高更生《汉字研究》第282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周有光《比较文字学概要》，语文出版社，1998。

刘涌泉《字母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刘涌泉、乔毅《应用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

高更生《汉字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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