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祛病化难”改革刍议 杨志浩 一 汉字可称得上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位“鹤发童颜”的“老寿星”，至今还有十多亿人在天天使用它。汉字之所以能这样“长寿”，当然有着许多原因。譬如它最基本的四种造字方法：象形极易认记；指事也易识别；会意略作解说，不难明白；形声更具举一反三性能，极易认、记、写、用。再譬如它的超时空功能，使汉字得以贯通古今，翱翔万里。又譬如它形、音、义一致性这个特点，一个形体，表记着一个音节，表示了一个信息，一对一，同汉语的单音节性，形态固定性，有声调性诸特点完全能相适应。汉字还有个突出优点，就是它潜存的无比丰富，难以穷尽的构词能力。梁厚甫先生说：“‘积极’‘消极’‘容积’‘体积’‘绝对’‘相对’‘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些名词，都是用常用字来拼成的，外国文就没有这样的方便。”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产生什么新概念，汉字都能用极简单的方法创制出新的词语加以表记。 汉字就是凭仗这些为它所独有的优点而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古老却仍具有旺盛生命力，至今仍被亿万人使用着的文字。于是，一些人产生了错觉，说什么“神奇、神妙、神奥的汉字”②，“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③，等等，似乎汉字已经是一种十分完美的文字了，不需要进行改革了。 其实，这些人只看到汉字“老而不衰”的一面，并没有看到、想到或者虽也看到、想到却不愿提到它已“满身病痛”的另一面。 时代在进化，社会在发展，语言在演变。汉语也一直在演变着。汉语语音发生过同化、异化、鼻化、颚化等种种音变现象。汉语的词汇更是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动状态之中。但作为汉语书面符号的汉字，它的形体，自楷书体定型以来的一千八百年间却始终保持原状不变。这样，就使相当数量的汉字发生了字形和字音、字义间的脱节现象。如“江禽洹必”这四个字，能用今天的音义来作解说吗？显然不能。由此可见，汉字原有在造字方法上的合理性在一定范围内已显得不怎么合理了；本来效用显著的表音、表意功能在相当数量的字群中出现了弱化趋势，表音不准了，表意不清了。于是，汉字在它的历史进程中“生病”了。有病应当医治，但必须对症下药，若开错药方必然会旧病未愈新病起，加重病情。不幸的是，汉字恰恰遭遇到这样的噩运。一是无休止的滥造新字，二是对汉字形声结构系统的干扰和破坏。结果，不仅没能治愈汉字的“病”，反而让它“病上加病”，到今天，汉字已“满身病痛”了。 字数众多是汉字第一大弊病。《说文解字》收字仅10516个，重文1163个，实际单字只有9353个。到了《康熙字典》，收字数竟膨胀到47035个，而且尚未收揽齐尽。汉字数量之多实在叫人咋舌。人人都有学到老也学不了的无奈之苦。这无疑成了提高我们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一大障碍：许许多多中国人竟会不识得许许多多中国字！我们的孩子，从小学到中学，辛辛苦苦读了整整十二年书，居然还会有不少不认识的字！“恬不知耻”，“草菅人命”，“病入膏肓”，“如火如荼”，这些常见词语还经常会读错。其实，不仅仅青年人，即使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甚至一些专攻中国语文的专家学者，也有不少不识的字。为了民族的尊严，为了汉字的体面，为了孩子们的明天，采取适当的定量方法革除汉字这一弊病，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庞杂繁芜的形体结构是汉字另一大弊病。如“御捷曦囊”，部件繁多，结构杂乱，难作分解，不好称说。即使一些笔画不多的字也同样如此，如“步尧养凫”，怎么分解？如何称说？老师讲不清楚，学生搞不明白，只有照葫芦画瓢，再加上硬背死记。汉字的结构层次，从笔画到部首偏旁(还有许多既非部首也非偏旁而且无法加以称说的笔画结构体，如“少乑”)，再到整字，整字还得分独体字和合体字两大类，合体字又包含着许多种类型和级次。按傅永和先生分析，共8类85式④，可谓至繁至杂矣！再说结构关系，也繁杂得令人头痛：部位分“头、底、旁、边、心、框、腰、角”八种，组合方式有“上下、上中下、左右、左中右、半包围、全包围、品字形……”等等⑤；这种种，这一切，所有接触过汉字的人，包括那些至今还在反对改革汉字的人在内，没有一个人未曾为此苦恼过。那么，通过适当的改革，把这一大弊病彻底去掉，变繁杂为简明，使教的人省心省力，让学的人轻松愉快，既便于使用，又少些差错，何乐而不为呢？ 现代汉字的第三大弊病是表记功能的弱化，尤其是表音功能的弱化。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形、音、义的字书《说文解字》，对所收9353个单字的解说大多清晰明白。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际的扩大，信息的增多，汉语的音、义不断地发生着各种样的变异，而汉字的形体却始终面貌依旧，这就造成了汉字的形和字音、字义的分离，使汉字的表音功能日益弱化。五十年代那次大规模汉字简化工作，在“单纯地考虑如何减少汉字的笔画……零零碎碎地去搞这个字怎么简化，那个字怎么简化”⑥这种‘左倾’思潮影响下，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弱化趋势，使相当数量的汉字丧失了原有的表音功能。如“燈”和“鄧”，原先在以“登(deng)”为声旁的同音系列中与“登凳噔嶝瞪磴镫簦蹬”众兄弟姐妹共居一门，既有“共性”(同一声旁)，又有“个性”(不同的形旁别义)，突然间两个都被逐出门外，“燈”简化成“灯”，强要它并入“丁(ding)”系列中去，却因字音是deng不是ding而难进“丁”门。“鄧”简化成“邓”更无立足之处。“權”和“勸”也遭到同样命运，本来在以“雚(quan)”为声旁的同音系列中与“颧”一起安居，而今把它们两个简化成“权”和“劝”，和“邓”强扭在一块，却又组不成“又(you)”音系列，倒让“颧”成了孤家寡人。这些字的字形变动毫无系统性可言，恰恰相反，是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汉字形声体系的系统性，一方面，使这些字丧失了原本具有的表音功能，成了异音字，另一方面，使相关的一些同音系列(登丁雚)发生瓦解，造成混乱。特别是“又”这个既不表音又不表意的标记性符号的滥用，更是加剧了这种混乱现象，“仅凤邓劝汉叹圣对权戏观欢鸡艰难……”这许多在音、义方面全不相干的字，为何要用“又”这同一个构件？正由于此，现代汉字形声结构的有效表音率便急剧下降，据周有光先生1980年的统计，已下降到39％⑦。 现行汉字有这“三病”在，必然造成学用方面的四难：难认，难写，难记，难用。它的服务确实已不怎么好了：学习难度大，使用效率低，交际差错多。因此，汉字必须改革！一切反对或以某种口实阻挠、延宕进行这样的改革的观点和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正如胡愈之先生生前所说：“是对人民犯罪，对我们的子孙后代犯罪。”⑧ 那么，怎样来改革汉字呢？ 二 怎样改革汉字？许多年来在中国大地上似乎只有一个声音，一种主张，一面旗子，一条道路，那就是“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拉丁化道路。从1892年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问世算起，这条路已经走了一百○八年了。那么这条路有否走通，能否走通呢？ 拉丁化确有诱人魅力。因为拉丁式拼音文字符号数少，形体简单，表音力强，学习和使用，比之方块汉字似乎确是容易得多。《汉语拼音方案》推行四十多年来的实践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儿童识字教育、成人扫盲、推广普通话以及改进序列检索等许多方面都已作出许多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的汉改大业至今尚未成功。《汉语拼音方案》虽然已经推行了近半个世纪，却至今未能成为正式文字。目前，在我们的报刊、书籍、文件、信函中所使用的语言符号依然是“三病”未愈、“四难”未化的方块汉字。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王力先生早在1979年就曾问道：“文字改革一直没有成功，是什么原因？”他认为，“主要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思想认识问题，即汉字究竟该不该改革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阻力很大，非常大。”⑨那么，这种阻力究竟有多大？起因又是什么？可惜王力先生对此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阻力大，或许是个重要原因，但决不是主要原因。因为阻力问题充其量不过是个外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可能发生作用。那么，这个内因是什么？这个外因又缘何而起？ 文字是语言信息的表记符号。“不同文字的不同特点，总是由不同语言的特点来规定的。如各种音素文字的字母表和拼写法都是由各种语言的语音系统、构词法等特点规定的⑩。”一定的文字必定从属并受制约于一定的语言。无论何种文字都必须适应它由此而生并为之服务的那种语言的语音特点、词汇特点与语法特点。日文，必须适应日语的特点。俄文，必须适应俄语的特点。汉字，当然也必须适应汉语的特点。那么，拉丁式拼音文字同汉语的特点是否能相适应呢？ 拉丁式拼音文字是音素文字。音素文字可以而且必须让元辅音在词的形态上发生各种各样的屈折变化，才有可能用为数极少的二三十个符号明白表记下千万个不同信息，写出复杂的语言来。这就决定了它只能用作屈折型语言的语言符号。因为，只有屈折型语言才需要并允许元辅音在词的形态上进行多种样的屈折变化，以此表示性、数、格、时、体、态等类语法范畴，表达各种语法意义，从而完成它叙事、抒情、绘景、论理等表记职能。汉语却截然不同，汉语根本不需要而且决不允许在它固定的音节结构中任何一个元辅音发生任何屈折变化。此外，在汉语中，语法成分和语义成分是分离着的。汉语表示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是词序规则和虚词的运用而不是词的形态变化。正由于此，拉丁式拼音文字用之于屈折型语言，如鱼水相得，可大展其长，而用之于以单音节为基础、形态固定的有声调语言汉语，要它承担起替代现行汉字的重任，那就力不从心，难称其职了。这就清楚揭示了拉丁化探索百年无成的主要原因即其内因就是拉丁文的特点和汉语的特点难相适应。由此可见，拉丁化，过去未曾走通，今后也同样难以走通。 汉字必须改革，拉丁化又此路难通。那么应该怎样来改革汉字呢？ 三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语言复杂，又有着浩如烟海文化典籍的多民族国家。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改革必须立足于中国，植基于汉民族语言的沃土之中，千万不能忘记甚至丢掉灿烂的五千年，广袤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以及由这五千年和九百六十万孕育出的十二亿人。学外切忌忘中，厚今未可薄古。只有这样，才不致背离根本。 我们的汉语是以单音节为基础的形态固定的有声调语言。汉字融形、音、义于一体，即一个汉字，表记了一个语音音节，表示着一个语义信息，这个特点能很好地同汉语所有特点相适应，相吻合。但汉字确又存在着许多缺点，它的“三病”“四难”，对我们的基础识字教育，对所有社交活动，对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对振兴中华大业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汉字必须改革，改革的主旨在于“祛其病”而“化其难”，终极目标是实现汉字现代化。这是从深入探讨我们汉语文实际中得出的唯一正确的结论。 关于简化字，也有一个从实际出发，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的问题。不能以瑕掩瑜，因一些字简化不当而否定了整个简化工程。但也不应讳疾忌医，明明有问题，有缺点，却不愿明说，不肯改正之。是即是，非即非，这才是实事求是态度。肯定对的，改正错的，任何事都必须遵循这一原则。汉字也不例外，简化字也应作如是观。 四 汉字“三病”发生在汉字的量、音、形三个方面，“祛病化难”就须从这三个方面分别进行治理。但汉字是个完整体系，汉字的音和形也各具一定的体系性，虽然不很完备。因此，治理中必须注意完整性与体系性，切忌零敲碎打，不能就字论字，务必作通盘考虑。只有在治理中建立起有理有序的“汉字字音系统”与“汉字字形系统”，才能使整个汉字体系达到规范化、系统化，也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汉字的现代化。 具体改革措施之一是：用简约定形之法治现行汉字形体繁杂之弊。 将原来至繁至杂的形体结构简化成三个层次：基础级是笔画，功能级是构件，成形级是整字。整个汉字字形体系只有这三个级次。 一(横)、丨(竖)、丿(撇)、丶(点)、乚(折)五种基本笔画及其变体是汉字最基本的书写单位，类似西文字母A、B、C、D。除“一”和“乙”，一般都不具音、义性。主要功能是结构非字构件和独立字。 既非笔画也非整字却具有构字功能且能称说的定型的笔画结构体叫构件。构件属功能级，主要功能是组构形声字。因此，构件必须具备表音功能或表义功能，这样就形成了构件的两种类型：表音构件即非字声旁和表义构件即非字形旁。前者如“犮”，名称叫“友点ba”，与形旁“艹扌⻊(非字形旁)“月鬼鼠(成字形旁)”组构成ba音系列形声字“茇拔跋胈魃鼥”。后者如“氵”，名称叫“三点水”，可与一些声旁组构成许多与水有关的形声字：表示蓄水处所的“沼洋湖溪”，表示水类名目的“汐汽液潮”，表示水的性状的“浓淡清混”，表示水的动态的“流淌泻淹”等等。(其中“”为非字声旁，其它均为成字声旁)。 成形级整字具有形、音、义一体性，即一个完整的形体兼具音、义性，是汉字最基本的信息单位。从最简单的“一”、“乙”到较为复杂的“蟹”、“巍”都是整字。整字有三种类型：形声字，偏旁字，独立字。独立字为数最少，约占5％。无偏旁功能，也非形声结构，但在表记汉语信息方面又缺少不了，如“一个而天”。偏旁字比独立字多，约占15％。本身是整字，又有构字功能，有的具表义性，叫“形旁字”，如“彳手巾酉”；有的具表音性，叫“声旁字”，如“乙才太丙”；有的兼具表音、表义两种功能，叫“两用偏旁字”，如“马木风衣”。形声字数量最多，约占80％。“形旁加声旁”是其最基本的结构模式，如“佣”就是用非字形旁“亻”和声旁字“用”组构而成的。“爸”是用形旁字“父”和声旁字“巴”组构而成的。还有一部分形声字的结构模式是重叠式，即形旁加声旁再加形旁，如“捂”就是在形旁字“口”加上声旁字“五”组成“吾”后再加一个非字形旁“扌”结构而成的。形声字能清晰明白地表示音、义信息：形旁表义(类属意义)，声旁表音(字的读音)。 通过这样的简约，就可化繁为简，建立起完整的有理有序的“汉字字形系统”，去除层次繁多、结构复杂、不易分解、称说难等种种弊病，较好地解决汉字难认、难写、难记、难用的问题。 具体改革措施之二是：用系统定音之法治现行汉字表音不准之病。 据统计，《现代汉语词典》8604个单字中形声字有8093个，占94％；而徒具形声虚名，声旁表音不准的异音字，如“衙”，有1166个，占14.4％。声旁本字读音和声旁读音不一致的异音符，如“册”，有77个，占7％。多音符就更多了，有378个，占38.7％。就是这些异音字、异音符、多音符的产生与存在，引发了现代汉字表音不准之病。但同时，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在众多的多音符中潜存着一种具有规律性的声韵对应现象，如同为三音符的“麻”和“昆”：“麻”表“ma、mi、mo”三音，是“同声对应”。“昆”表gun,kun,hun三音，是“同韵对应”。只要在识字教学中注意运用汉语双声叠韵知识，使学生懂得并掌握这个声韵对应规律，这部分多音符就可不作治理对象。对另外的多音符以及相当数量的异音字，异音符则必须认真治理，以建立起完整有序而又清晰明白的汉字表音系统，基本上做到见符识音认字，彻底治愈汉字表音不准之病。具体方法有五：变音、复原、替代、合并、改形。 ⒈ 变音。异音字中的“钗”和“豺”，异音符中的“兵”和“串”都可用变音法治理。 “钗”以“叉”为声旁却读chai音，“豺”以“才”为声旁却也读chai音，都是异音字，分别孤立在“叉”“才”两个同音系列门外，但这两扇门都没关紧，很容易打开。因为它们音虽异却十分相近：“钗”和“叉”是同声异韵，“豺”和“才”是同韵异声，而且又都是孤立字，无它字相伴，进行治理没有牵连纠缠。参照“癌”字变yan为ai的音变经验，将“钗”改读为cha，将“豺”改读为cai两个字一步便可分别跨进“叉” “才”两个同音系列门内，异音字消失了，“叉”“才”两个同音系列得到纯化和加强，便可见“叉”读“cha”，见“才”读cai了(“闭”和“团”另作处理，见下文)。 “兵”无论本字或作声旁一概读bin，“串”也取消本字读音，统读cuan音，就可变异音符为同音符，见符即可读准字音，而且使bin,bing,chuan,cuan四个表音系列都获得纯化，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见符识字。 ⒉ 复原。在现代通用汉字中明明有着“登噔凳瞪”、“耶倻揶椰”、“餐粲璨”、“敝蔽獘弊”这些同音系列，那就根本没有必要将“鄧爺燦幣”改形为“邓爷灿币”。邓小平同志生前对汉字简化一直持赞同态度，但他的签名从来不写“邓”而一直写“鄧”。为什么？值得我们深思。“練煉揀”简化成“练炼拣”有成功也有失败。成功的是“练炼”两字与“柬谏”诸字不再混淆。失败的是将读音为jian的“揀”也类推简化成“拣”，反让读音为lian的“楝鍊”保持原貌，这就乱了套了：lian音系列有两个声旁：“”和“柬”，jian音系列的声旁也是这两个。表音还能准确吗？为了建立起完整有序的表音系统，应将“”“柬”分开，各司其职。类似情况不少，“仅礼团苏”，都应复用原形。 ⒊ 替代。把所有简化不当的字全都采用复原法也不妥。如“衛襪導”简化成了“卫袜导”。“卫”成了非形声字。“末沫茉抹”一家本无外人，mo,wa不相容，对“袜”的闯入当然不欢迎。“巳汜祀”，三姐妹同居一室(si)极易认读，突然来了个“导”，随后又来了“异”，于是，si,dao,yi便“鲁鱼亥豕”分辨不清了。但全部复用原形也不甚妥当，不仅因为笔画要增加许多，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字已无家可归了。“韋”已简化成“韦”，这个“衛”往何处安身？“襪”与“蔑”本非同音，复原后还是个异音字。“导”复原为“導”也非上策，因为“道”也在寻找新居。因此，不如采用简化工作的成功经验，即将“郵膠勝遞遲態遷審”简化成“邮胶胜递迟态迁审”的替代法，把“衛襪導”这三个字的声旁“韋蔑道”分别用“韦瓦刀”替代，使它们进入“韦”“瓦”“刀”三个同音系列。这样，既减少了非形声字，消灭了异音字，又使“韦瓦刀”三家人丁兴旺起来，便于认读，而且基本上没增多笔画，岂非三全其美？ ⒋ 合并。不少异音字有“异父同母”兄弟。如“闩”有“栓”，“闭”有“閟”，“怵”有“憷”，都是形异音义同。可用合并法，凡能组成同音系列的则留之，反之则弃之。如“栓”可与“拴”组成同音系列则留“栓”弃“闩”，同样理由，用合并法留“閟憷”，弃“闭怵”。“酗”常错读成xiong音，不如同“醑”合并，“醑”音xu，义为美酒，可加一引伸义：醉酒态，即可用以兼表“酗”之音、义。 ⒌ 改形。改形法也是过去简化工作中一条成功经验。如“證”改形为“证”，“幫”改形为“帮”，既简化了笔画，又增强了表音力，确是改得很好。对一些异音字如“仁帧龋篆”和一些多音符如“包长土或”同样也可采用此法。 “长”表chang,zhang两音。不如恢复使用“长”简化前的原来形体“長”，共同分掌chang,zhang两音。“長”专表chang音，系列字有“長倀萇悵”。“长”专表zhang音，系列字有“长帐张胀账涨”。 “或”表huo,yu两音。可让它专表huo音，系列字为“或惑”，而用作yu者时则以“彧”为声旁，只须对“彧”系列诸字如“域阈蜮魊”稍作改形，就不相混淆了。 还有个“户”，表hu,lu两音，表lu音时会同“卢”系列相混淆。不如让“户”专表hu音，系列字有“户护沪戽扈”，而将表lu音诸字(芦庐炉)都改用“卢”这个声旁，进入“卢垆泸栌轳胪鸬颅舻鲈”系列，这样，“户”“卢”两个同音系列便形清音准了。 通过上述一系列治理调整工作，便可清晰明白地建立起完整有序的汉字表音系统来，认符识字就更加容易了。 具体改革措施之三是：用相对定量之法治现行汉字字数众多之害。 汉字字数之多堪称世界第一，这个数量上的第一也成了学用难度上的第一，使一代又一代人为之累得好苦好苦。因此，对汉字的字数必须作相对的限定，即用相对定量之法治理之。 所谓相对定量，就是说要在上述“简约定形”、“系统定音”的基础上制定几个字表，规定各个字表一定字数，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稳定下来。 基本字表1000字。其中包括800个偏旁字，100个非字偏旁，100个独立字(均为约数，下同)。 常用字表3000字。全都是形声字，是用基本字表中的800个偏旁字、100个非字偏旁按“形旁加声旁”的基本模式或“形旁加声旁再加形旁”的重叠式组构成的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份字表。 通用字表1000字。也全是形声结构。使用频率低于常用字表但具通用性。 特用字表500字。一些少见罕用但又不宜改形，不可替代，合并的姓氏、地名专用字，如“仉”“亳”。 这四份字表制定后应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稳定下来。当然，这个稳定是相对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新事物、新概念、新观点、新风尚的接踵涌现，语言必然会随之而发生变化，作为语言符号工具的文字也应当及时反映适应这种变化；这些字表须相应地作些更动，有些字会在字表中消失，有些新字会被收进字表。但这种更动不是随时发生，而是定期进行(譬如说，十年，或者二十年)，还必须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尤为重要的是，汉字的总量必须始终控制在这4000～5500字之间。作这样的定量控制，不论对学习，还是对使用，都十分必要。 五 实行了以“祛病化难”为主旨的“简约定形”、“系统定音”、“相对定量”三项改革措施后，我们的汉字将是什么样的面貌呢？ 新汉字的形体将尽扫庞杂繁芜的旧貌而变得简单明白。层次只有三个，构件只有两种。整字共分三类。形声字的结构模式就是极其简单的“形旁加声旁”。所有笔画、构件、整字也都经过规范整理，可作分解，能够称说。 总的字数今后将始终控制在4000～5500字之间。在4000～5500个规范汉字中，除了100个独立字、500个特用字外，近90％的汉字全都纳入了完整有序的表音系统，见符即可识音认字。 “三病”愈，“四难”消，全新的汉字就能更好地为我们服务了。首先，看最基础的识字教育。新汉字90％是形声字，全都纳入了完整有序的表音系统之中。识得了“夫”这个念“fu”的声旁字，便能举一反三地识得“夫”系列所有字(伕呋芙扶玞砆蚨趺麸)的读音，再识得有关形旁(亻口艹扌王石钅虫⻊麦)，便能掌握这些字的字义。由此可见，只要掌握了基本字表，即认得900个偏旁字(包括100个非字偏旁)和100个独立字，就掌握了识得全部汉字的一把金钥匙，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中国字。而掌握1000个单字的任务是不难在小学阶段完成的。这样，梁厚甫先生所憧憬的美好愿望：“如果中国的小孩子小学毕业的时候能认识全部中国字，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飞跃，”就指日可待了。这将对我国整个教育事业发生多大影响呢？其次，从更大范围去看，到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识得全部中国字！在阅读任何用新汉字书写、印刷的报刊书籍时，再不会有一个不识的字，书写时也不会写出别人不识的字。这样，就会大大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同时，在海内外交际领域中我们的新汉字将畅通无阻，全体炎黄子孙将再次实现汉字“书同文”。许多对中国字有兴趣的外国朋友也将像学习和使用他们自己的母语文字一样，容容易易地把汉字学到手并轻松愉快地使用起来。这样，我们的汉字便可昂首阔步走向世界每一个角落。还有，由于汉字在形、音、量诸方面有效地实行了“祛病化难”改革，建立起了完整有序的字形系统与字音系统，汉字进入电脑的编码技术也将发生质的飞跃。计算机键盘上的26个字母键将同我们的汉字水乳交融，改革后的新汉字体系会以简单明白的方式轻松自如地将4000个通用汉字输入电脑。于是，我们的汉字，在治愈了所有陈年痼疾之后，白发变乌，容颜更美，将迈开充满青春活力的矫健步伐奔向世界，为全人类服务。 汉字在21世纪必定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 (浙江诸暨市化泉乡外刀村，311809) 注释： ①梁厚甫：《中国文字改良刍议》.原载香港《明报日刊》第233期，转载于《文字改革》1985年第5期。 ②《〈神奇的汉字〉专家座谈会纪要》.《语文建设》1992年第4期。 ③郑林曦：《有关汉字改革的两个语文问题》.《文字改革》1982年第2期。 ④傅永和：《汉字的结构》.《语文建设》1991年第9期。 ⑤李忠初：《汉字基础知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⑥《把文字改革的火焰继续燃烧下去》.《文字改革》1982年第1期。 ⑦周有光：《汉字声旁读音便查》.吉林出版社，1980年。 ⑧⑨《部分高等院校文改教材协作会议第二次会议座谈发言》.《语文现代化论丛》1980年第1辑。 ⑩张静：《语言简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