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性质和改革研究中的几个误区 彭泽润 汉字性质和汉字改革的研究既要热情也要科学。现在无论坚持汉字改革还是反对汉字改革的人，都在想方设法通过与其他文字的比较来说明汉字的缺点或者优点，提出维持现状的理由或者进行改革的思路。其中，有一些流行的观点的提出是缺乏普通文字学的科学基础的，是研究汉字性质和汉字改革的误区。主要是缺乏不同文字的共性和个性的系统比较和分析,颠倒口语和书面语,语音和文字的关系。表现在：⑴ 把文字表意和表音对立起来；(2)把文字普遍存在的平面性当做汉字的特点；(3)把现行汉字掩盖的活生生的语音事实忽视了；⑷把意音汉字当做汉字走向表音汉字的折中办法。 １. 把文字表意和表音对立起来 陈佩弦在《谈谈汉字的特点》(《语文建设通讯》1997年9月)中说，“拼音文字直接表音”，文字形体和意义是间接关系；“汉字直接表音”，文字形体和声音是间接关系。这种看上去很容易被大家接受的认识，如果不进行科学的补充分析，很容易错误引导人们把文字和口语分离开来，从而把文字当做可以脱离口语的绘画符号，从根本上否认口语第一性，书面语第二性的语言的基本原理。 语音是用来表达意义的，结合以后形成口语。文字用来记录口语，记录以后形成书面语。如果一个书上的词，读者不用联系词的语音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不成了图画了吗？如果汉字是这样的图画，那么外国人学汉字就不会这么艰难，他不用学习汉语就可以通过汉字阅读汉语文章。事实上，让文字保持原始文字的图画性，远离自己的目标口语，这是违背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的发展规律的。文字和绘画来源相同。文字为口语服务，打破口语的时间和空间局限；绘画从直观形象的角度为人类进行艺术服务。它们就是这个带着不同目的分离的。绘画绝对不能代替语言，不然图画书就不需要任何用文字表现出来的语言说明了。有人会说，汉语有些文言词，或者用汉字记录的日语词，不会读也能够猜出是什么意思。这确实使人相信汉字可以脱离语音表达意义。事实上，要么是由于与自己熟悉的语言的一致性的巧合而明白意思的，要么是根据语言环境推测出来的，否则就不可靠了。例如在日文中看到“新闻”、“手纸”，使用汉语的人很难分别联想到是“报纸”、“信”。在汉文中看到“髦”，可能马上意识到是一种毛，到底是什么毛，不通过联系口语中的声音，是不可能知道它的真正意思的。即使看到的是“桥”，如果不懂得它代表的口语词，人们恐怕最多只会意识到它是一种什么植物。然而就是这唯一的一点意义信息也是错误的。 我们在读文言文章的时候，无论用现代普通话语音还是现代方言语音读“准确”了，其实根本就不是它们的本来的语音。这如同日本人用日语语音系统读汉语的唐诗等古代汉语的书面语言。严格说来文言文是古代人留下的无声的代码，现代人必须通过自己熟悉的有声语言去转换和解释这种代码。那么，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的区别在哪儿？这两种文字直接联系语义或者语音的实质是什么呢？原来口语中有声音和意义结合的语素、词等单位，也有单纯的声音形式上抽象出来的音素、音节等单位。前者肯定有意义，后者肯定只有声音。如果文字中的基本单位“字”(最小又自由组合的视觉形式单位)以前者作为直接记录对象，就是表意文字，例如汉字。如果以后者作为直接记录对象，就是表音文字，例如英文。这是从文字单位的角度分类的。但是，从语言单位的角度来说，一个书面的词，无论它是用几个“字”来做视觉形式，它的文字上的视觉形式都能够反映词的声音和意义。所以，文字记录口语必然是把声音和意义一起进行记录的，不能把声音和意义对立起来。当然也有不同。例如，语素文字用不同的文字形体区别了相同音节表达的不同语素，从而使声音的信息提取变得麻烦一些；因为一个音节的书面形体不只有一个，而且音节内部的音素结构无法在文字形式上得到反映。相反，音节文字对于语言中相同的音节只用一个文字形体表示，从而使语音信息的提出变得简单了，但是提出语义信息就没有像语素文字的形旁那样的剩余信息可以额外利用。音素文字具有音节文字的特点，而且大大减少了文字中的基本单位字的总数量。总之，表意文字的语义信息刺激相对强，但是不等于直接表达意义；表音文字的语音信息刺激相对强，但是不等于不能表达意义。 表音文字放弃了表意文字区别同音语素的能力，为什么仍然可以完整地记录口语中的意义呢？这是因为口语虽然有很多同音语素，但是同音词相对少得多，而且有语言环境的帮助。由于语言的基本单位是词，而不是语素，所以实现口语区分词的能力的转换，就是文字的基本任务，区分同音语素是文字为书面语提供的剩余信息，不是必要的，是要付出代价的。例如“青年”和“清楚”两个词在口语中有形式区别，但是其中的“青”和“清”两个语素在口语中没有必要区别形式，然而汉字在书面上“自作多情”地进行了区别。这样做，好处是提高了视觉区别程度，但是增加了文字单位的数量，使文字变得复杂。这种复杂的文字用人工处理，让有大量时间可以支配在文字上的少数“文人”处理，不会感到有很大的不方便。对于书法艺术，甚至是一种可以利用的优越的条件。但是，这种文字用机器处理，让素质教育得到普及的国家的所有公民处理，它的不方便就显得非常明显。 2. 把文字普遍存在的平面性当做汉字的特点 陈佩弦说“平面二维，形差度高”是汉字的特点。形体差别程度高是汉字的特点，但是平面性不是汉字的特点。这和“汉字是平面型文字”(吴启主主编《现代汉语教程》第156页，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的说法是一致的。这是把普遍性当做了特点。如果说“汉字是平面复杂的文字”就是正确的。为什么？文字是视觉单位，单个的字自然可以像图画一样产生像陈佩弦说的“既有长度又有宽度的二维结构”。同时，字又要跟踪记录线性表现的口语中的词，自然也具有口语的线条性。所以平面性和线条性是所有文字的共性。陈佩弦说，汉字的横和竖可以产生“土、干、工”等平面。他却忽视了英文的横和竖可以产生“H、I、F、E”等平面。不同的是，汉字中这样的单字平面有几千个，平面必然复杂才能使它们全部得到形体上的区别。英文只有26个，如果区分大写和小写，也只有52个这样的平面，平面不用复杂就可以全部区分开来。 为什么人们只看到英文的线条性，而看不到英文的平面性呢？因为讨论汉字的人们往往习惯了从汉字出发的片面的思维方式的局限。由于汉字是语素文字，书写的时候也不以词为单位书写，它的单字表达的书面语言单位有意义，就使人错误地以为所有文字的字都是有意义的，从而错误地拿汉文的书面语素和英文的书面词对应，把英文的“词”当做汉文的“字”(语素)。如果用“…”表示书面词的距离，用“－”表示书面词内部的字的距离，那么，汉文和英文的书写区别级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得到反映： [汉文]我－是－工－人。(4个字得到了区分，3个词没有) [英文]Ｉ…a-m…a…w-o-r-k-e-r.(10个字和4个词都得到区分) 人们很容易把汉文中的“-”隔离的单位，与英文中的“…”隔离的单位等同起来，从而产生把汉文的“字”与英文中的“词”错误对应的结果。 这一个步子走错了，就会引起系列错误。例如把汉字的部首与英文的语素等同起来。例如什么《英文部首字典》的工具书名称，就是这种错误的典型表现。应该叫做《英文语素词典》才符合实际。黄作宏在《意音文字新论》中说：“不但汉字有意符(214部首)，就是拼音的英文也同样有意符(即308个字首和字尾)。汉字有一半以上是意音结合的形声字，英文也有一半以上是意音结合的辅助转成字和复合字”。这是一种突出的牵强附会。“214个部首”是汉字形体中的单位，不是汉语口语中存在的语素单位，是字的结构单位，而不是词的结构单位。可是“308个字首和字尾”是英语口语中就存在的虚语素，根本不是字的结构单位，而是词的结构单位。“字首”、“字尾”在语言学理论著作中一般叫做“词头、词尾”，“复合字”应该叫做“复合词”。很明显，他把“睛”这个字中的“目”和“青”，与“rebuild”中的“re”和“build”等同起来。“rebuild”中的“re”和“build”是两个口语中存在的语素，构成复合词。而“睛”是现代汉语中一个不成词的语素，连词的资格都没有。 像上面把文字单位和语言单位等同的现象不少。同时把文字单位于语音单位等同的人也有。例如“this”、“throw”中的“th”在现代英语中不是两个辅音，是两个音素字记录一个辅音，孔宪中根据字母的个数当做两个辅音了。(孔宪中《五骂祖宗：可怜的汉语语音》，《语文建设通讯》1998年8月) 3. 把现行汉字掩盖的活生生的语音事实忽视了 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废除了“文言文”，极大地方便了汉语的使用；21世纪初期应该再来一次新文化运动废除“方块汉字”，使汉语的使用真正现代化。这是真正的号召。英语有潜在的音节４万多个，实际音节８千多个；而汉语即使把声调考虑进去，也只有潜在的音节３千多个，实际音节１千多个。 孔宪中看到了汉语这种语音形式单位缺乏的现状。但是，汉语中的音节形式简单的背景其实质是什么？我想这种局面一方面应该从汉语语音系统在发展过程中的简化来认识；另一方面，应该从现行汉字表达的书面语没有能够完成地反映一个语音系统来认识。古代汉语的复辅音，大量的闭音节，后来都消失了，特别是在汉字能够比较好地记录的北方方言中消失得最突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人们在几千年文字体制不改变的语言生活中，由于过多依赖视觉的汉字，而削弱了对语言的基本形式语音的关注。一旦有意思不好区分，就在汉字上面打注意：不是去寻找声音不同的意义区分方式，而是在相同的声音形式中“创造”不同形体的汉字来区分。王力《同源字典》提到的大量的声音相同而汉字不同的“同源词”(虽然书的名称叫做“字典”，但是这里是叫做“同音不同字的滋生词”)，就是这种产物，例如“合、盒”，“鱼、渔”，“疏、梳”等。其实，复音词中的“期中、期终”等也是这种产物。如果多关注一下口语，“期终”就会考虑用“期末”代替。 这种语言生活方式导致的结果，是语言中的同音词大量出现。后来虽然用“词形延长”的方式，使大量的单音节词变成多音节词。但是它们以大量的同音语素面貌保留在汉语生活中。这些同音语素由于汉字把它们在书面上区分开来，又很容易使它们在书面语中重新做词用，造成文言白话夹杂的现象长期不能消除的结果。这样，人们常常在书面上对汉语词的多音节化规律视而不见，仍然把注意力放在视觉区别上。孔先生提到的广州话，由区分“ｎ”和“ｌ”到不区分，也说明这个问题。类似的情况还有长沙话等方言在近一百年以来由区分“zh,ch,sh” 和“z,c,s”发展到不区分，而统一读“z,c,s”。如果用表音文字把这种区分明显标记出来，也许不会出现这种结果。 当然，做为共同语的普通话或者北京话，由于社会的强化作用，即使没有使用拼音文字，“ｎ”和“ｌ”也并没有发生这种混淆、简化现象。为什么汉语语音系统的简化没有对口语交际造成大的威胁？一方面日常口语生活的交际信息少，又可以加上手势等辅助交际符号和交际背景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在遇到交际困难的时候反复进行解释。另外，口语中还有大量汉字写不出来的词语可以用来交际。在书面语过份依赖汉字的情况下，如果把这样的书面语读出来听不懂怎么办？听不懂没有关系。我们有的是时间来解释、说明写出来是什么字。例如“张”和“章”在口语中本来是一个姓，我们硬是用汉字区分开来，读起来只好说“弓长张”和“立早章”。 事实上，汉语普通话的实际基础北京话，它的口语中实际存在大量的儿化现象。这就是在给语音系统提供大量的形式。所以，说实在的，如果加上儿化音节，普通话就不只有大约1300个音节了。但是，汉字经常对“-儿”不理睬，例如“词儿”一般就写“词”。这是一种语音资源的浪费。也正是汉字为这种浪费提供了“帮助”。甚至小学《语文》被汉字牵着鼻子走，把这种“-儿(-r)”错误地拼写成“儿(ér)”，例如“一会儿”应该是“yīhuìr”，结果错误地写成“yīhuìér”。 汉语普通话也有大量的轻声现象。它实际是汉语“词”的重要标志。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淡化汉语声调的动力。汉语只有淡化声调，才又有可能在发展中逐渐恢复闭音节、复辅音等，出现孔先生说的音节“连读”。例如“豆腐”的实际读音，假如用表音文字写出来是“douf”，就是一个用“f”结束的闭音节。但是，在汉字的错误强化作用下，“douf”是没有办法以闭音节的方式在书面中露面的，也就很难使汉语语音系统重新创立语音手段丰富的辉煌局面。 ４. 把意音汉字当做汉字走向表音汉字的折中办法 要使汉语获得新生，要使汉语能够适应现代化语言生活需要，必须逐渐淘汰现行“方块汉字”。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历史总会证明这一点，尽管我们很多人在现在无法能够从心理上认同和接受。汉语的音标符号的改进历史充分说明了这种改革的痛苦和必然。从“帮、滂、并、明……”这样用表意汉字做音标，发展到用今天的“b,p,m,f……”这个过程中，“注音字母”就是一种起中和作用的牺牲品。如果当时的人能够早一点在心理上接受直接来自外国的“拉丁字母”，今天的“汉语拼音”就不要等到40年以前的1958年才正式出现，而是在100年以前就可以正式使用。现在国家在10年以前的1988年已经正式公布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到现在仍然很难推行。这些使我们对汉语的发展的希望感到很担心。但是，任何阻力最终也无法阻挡历史发展的规律。过去的语文现代化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将来也是同样的。汉字表音化已经成为许多汉字改革者的共同认识，但是在现行表意汉字习惯的束缚下，或者为了减少汉字改革的阻力，许多学者提出“意音汉字”的折中思路。有的是主张用字母做类似表意汉字的形旁，在表音汉字中来区分表意汉字能够区分的语素，例如用“jih,jix,jik,jih,jyh,jyx,jyf,jyk”分别表示表意汉字“寄，记，剂，既，计，继，季”的记录功能。(吴文超《汉字改革的一些问题》，《语文建设通讯》1999年7月。)这样的表音文字看上去字母化了，好像表音文字，实际上是地道的表意汉字，这是换了形式没有换实质。其实，当我们使用“寄托，记忆，记录，既然，计算，继续，季度”等词的时候，根本用不着什么形符，可以直接从语音上区分这些词。有的主张直接采用表意汉字的常见的28个部首附加拼音前面，例如“姑娘”写成“女gu女niang”(黄作宏《意音文字新论》)。这里有一个舍近求远表现，放弃口语固有的声调区别，而去添加口语中不存在的形旁“女”。即使不放弃声调的视觉区别，给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汉语拼音增加28个和含表意汉字形状的符号，会不会带来新的麻烦呢？有的人甚至提出模仿语法形态丰富的语言，在未来的表音汉字中，给汉语的每个词加上类似英语“-ing”、“-ed”之类的语法形态。这如同有人硬是要把汉族人固有的黑头发染成别的民族固有的红头发一样勉强。 我们认为，采用意音汉字，必然像“注音字母”一样，成为走向表音汉字的牺牲品。我们不应该被表意汉字牵着鼻子进行汉字表音化的改革，应该从口语的根本上去寻求解决文字改革中遇到的一些困难。例如人们经常说的同音词问题，就不能靠增加声音符号以外的人为的意义符号来解决，而是要从改进口语的角度进行解决。例如，与其想办法去区分“期中”和“期终”，不如在口语中把“期终”改说“期末”，况且“期终”本来就是表意汉字的产物。我们不能在普通话并不普及的时代，把背诵过一些古代汉语文章，实际只能使用方言交际的人们写的文章中的每个词，当做普通话的词，排在一起去比较，从而得出同音词多得无法实现汉语表音文字的结论。周有光多次指出过这种“同音词恐惧症”。 因此，改革汉字的同时，必须改革汉语的书面语。口语只有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但是，书面语不尊重口语，脱离口语是可以而且必须改革的。周有光在《白话文运动80年》(《语文建设通讯》1999年7月)一文中说，“白话文运动要求的文体改革已经基本实现”。但是“基本”的后面确实仍然问题严重：“提倡白话等于提倡浪费”的“学说”曾经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复古分子那里流行，“今天又复活于‘改革开放’的新中国”。那种只管看得懂，不管听得懂的语言使用倾向仍然存在。不用“所以呢”而用“故呢”，不用“这是”而用“此为”的语言现象大量存在。这是不重视在信息社会里口语信息处理的地位和作用的结果，是古代少数人垄断文字和书面语的意识的遗留。如果不进行彻底改革，甚至让它自由泛滥，可能形成新的“文言文”，将来要再一次进行“白话文运动”。 (长沙市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41008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