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字繁简与“书同文” 孙剑艺 一、书同文是祖国统一的呼唤 书同文，就是指文字的相同与统一。随着时代的发展，古今“书同文”的概念也有所区别。古代的文字，无论是用于日常交际还是官方文书等，都是手写的。而自从印刷术产生后，出现了写与印的分家，个人应用与社会应用的界线也比较严格了。故，今天的书同文，主要是指社会用字的书同文，再严格点说，是指印刷用字的书同文。因为“书同文”是历史上形成的固定称说，所以我们仍沿用之。 书同文历来是一个国家、民族团结统一的象征。《礼记·中庸》载：“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那实际是指周王朝大一统时的情形。到了战国时代就不同，那时是“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许慎《说文解字·叙》。随着秦统一大业的告成，秦始皇进行了一番“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工作，书同文的局面又出现了。自秦代的书同文以后，汉字自身又经过了隶变和楷化的演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代统一以后，在重视经学、校理典籍的同时，也对文字进行了一番较大规模的整理厘正，大胆地将后起的楷书立为用字规范，使汉字呈现了一番新的面貌。 自唐代官定“字样”和雕版印刷的兴起而使楷书定型化以后，汉字又经过了千余年的发展历程。这千余年来，语言和人们的意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原来的“正字”显得越来越不“正”，构形理性越来越丧失，而徒具笔画繁杂之外壳。同时，人们为了适应语言和社会的新的发展与书写等的便利，又造出了大量的新字、异体字，就以《康熙字典》来算，我们的汉字已有四万七千多字。汉字经过这千余年的变迁，正字不正，异体繁多，越来越给人们的使用和学习带来诸多不便。而千余年来，也再没有那一个朝代站出来对汉字进行一次整理和规范的工作。 本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一批仁人志士痛感于汉字的繁难和汉字系统的庞杂，开始了对汉字的简化整理，并受到政府的重视。1935年民国政府正式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但是由于宣传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又于次年下令收回。接下来便是八年抗战、三年内战，这次汉字规范化的运动便搁浅了下来。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和《汉字简化方案》(后归《简化字总表》)，才使汉字重新走上了规范化的大道。遗憾的是，此时，大陆与台湾已处于政治上的分裂与对立状态，文字政策也分道扬镳，不能同步前进了；同时，香港和澳门，由于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是中国政府的政令行不到的地方。这样，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实际上有两种文字制度，现行汉字的印刷正字是“一字两体”，存在着事实上的“书二文”。 进入新时期以来，大陆率先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主张。而今，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指日可待，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也日渐缓和与密切，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增多。书同文正是两岸四地交往与祖国统一美好前景的呼唤，自然也应是祖国统一后的必然结果。因为，祖国不统一，文字形体的彼此差异自是无可奈何之事；文字本身虽然没有阶级性，但文字政策却有一定的政治性，当然谈不上书同文。如果祖国统一后，中国政令一统，仍久久不能实现书同文，那就会让全世界人民看笑话，也是与全体中国人民的愿望相违背的。 二、书同文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已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语言文字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要经常、反复运用的工具。一般说来，文字是记录语言的辅助交际工具，可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文字的重要性又显得尤为突出。现代化时代，社会交往日益频繁，科技、文化等知识日益增多，这些知识又多以书面的形式出现，报纸、杂志、书籍等成了不可缺少的信息产品，是人们进行交流的重要途径。而文字，作为书面语言及信息的载体，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这就要求文字的形体要高度规范化和标准化，不然就会给信息产品的制作和交流带来不便。 就文字的规范化来说，大陆和台湾都重视了这个问题。大陆的文字规范卓有成效不必说．台湾的现行汉字也是进行了一番规范化工作以后的结果，其间也经过了简化和整理。只不过由于客观的原因，台湾的文字规范化无法与大陆协调一致，而是形成了自己的两套标准，一套是印刷正字《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一套是手写规范《标准行书范本》。所以大陆与台湾(以及港澳)，可以说都实现了自己的规范化，达到了相对的统一。但是，从双边交流的角度来看，从祖国统一的高度来看，这样两套规范，就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了，现代化社会是一个讲速度效率的社会。文字工作的效率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如果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耗费在繁简的选择和转换上，就会影响工作的效率。所以，时代的发展，现代化的社会，对祖国的书同文提出更高的要求。 随着信息社会、电脑时代的到来，信息已成为一种重要资源，信息处理用的文字标准化也提到日程上来了。文字形体不一致，就会给计算机处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印刷技术已表明，同样的字号，笔画繁难的字，清晰度差，阅读性能差，为了印刷清楚，就要加大字号，这样就加大印刷文本的厚度。电脑处理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无论以什么方式输入，最终结果都是以书面形式输出才能供人使用。计算机处理技术表明，15×16点阵是表示汉字字形的最低信息量。实际证明，经过简化的汉字，如“尝、宝、应、击、粮、响、惊、丽”等，比相应的繁体字，无论在点阵字形的设计还是输出方面，都获得了方便。笔画繁多，就得加大点阵规格才能使字形清晰，但这样就要减少计算机信息的存贮量。特别是现在信息处理技术已经由健盘输入向语音和文字的自动识别过渡，这就对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然，电脑技术的发展，也克服了汉字“难写”的烦恼，一按键盘，马上就可以做到简繁转换。但是，这绝不能成为汉字繁简两套标准并存的理由。由于客观原因，我们的电脑有时不得不进行繁简转换的工作；可是，祖国统一了，我们能老是在电脑上玩这种繁简变换的电子游戏吗？再说，当今的信息处理与交换，需要面向全球。就世界范围来说，要把各文种的字符集，集合为一个全球性通用编码字符集。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已提出一个国际标准草案，叫ISO／DIS 10646《信息处理——通用编码字符集》。各国都将根据其要求起草自己的字符集，以便纳入国际标准，促使多文种处理的环境早日实现。那么我们中文这样一个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种，将来能带着繁简二体的标准进入国际标准吗？答案只能是否定的。我们的汉字是以一个个方块符号来记录词或语素的表意文字，进入电脑本来就比拼音文字稍逊一筹，如果再背着繁简二体的包袱，是难以在现代化世界信息高速公路上奔驰的。有识之士曾断言：21世纪是汉字在世界上发挥威力的时代。不错，但是，作为我们泱泱大国的文字，它应该以规范统一的面目走向世界，而不应长期以繁简双重面孔去发挥威力。 现代化的基础是教育。文字不统一，首先对教育有极大影响。祖国统一后，我们应尽快使汉字形体统一为一种正字标准，让小孩子有所适从。有人看到台港澳与大陆之间存在着实际上的繁简对立，从统一祖国的角度出发，提出在全国范围内确立繁简皆为现行的合法交际工具。其愿望虽是良好的，但却没有顾及实行起来后的客观效果，那样首先受累的就是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亿万少年儿童，由于汉字的繁难，只学一套规范正字已感到很吃力，同时学两套，陡然增加了学习负担，怎么会不叫苦连天？孩子们正处在长身体长知识的黄金时代，把大量黄金时间用在学习繁简二体上，岂不影响学习科技文化知识的步伐？繁简皆正，小孩子们应用起来，必然出现“亦繁亦简，忽繁忽简”的情形(社会应用亦复如是)，这却如何是好？所以从“救救孩子”的立场出发，我们也要做到文字规范化，并进而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书同文。 现代社会是高度文明的社会，文字的规范化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其文明程度的一种标志。如前所说，台港澳和大陆相对说来都实现了自己的规范化，但从中华民族一体的角度考虑，这就成了两套规范。当前，国际间的交往日益扩大，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交换在日益拓宽。国际上的交流和交往，唯独到我们中国这儿得被迫使用和接受两套文字规范。长此以往，外国友人不会不对此“耿耿于怀”，无形中也就影响了我们民族的文明形象。所以，不尽快实现大一统的书同文，不仅与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面对世人，我们炎黄子孙也自感脸上无光。因此可以说，形势和时代的发展呼唤着书同文！ 三、书同文前的汉字繁简 全国范围的书同文，毕竟是将来的事，目前我国大地上毕竟存在着繁简两套印刷体并立的客观现状。由于历史的原因，繁简两套规范正字，以前是井水河水两不犯，相互对立，各自为政。但事物总是发展的，对立和隔绝不会永久。“文革”结束后不久，大陆便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也揭开了与台港澳关系的新篇章。于是，原来的隔绝状态消除了；台港澳与大陆逐渐开始了各个领域的频繁交流。而作为双方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和信息载体的文字，再相安无事，办不到了。其结果只能是繁简两套印刷规范的接触和交流。既交流，就难免此一规范冲击彼一规范，彼一规范冲击此一规范，这就给双方各自的文字规范化造成影响和困难，也给在新形势下如何搞好文字规范化提出了新课题。 首先，文字规范化一定要坚持，文字规范无论何时都重要。不能因为开放交流而先自乱标准。这就是说，双方既不能立即放弃自己的规范而改从对方的规范(例如让大陆首先恢复繁体字的主张)；又不能首先让对方的规范改从自己的规范(比如我们不能让台港澳的书刊、合同契约、商品说明书等先改成简化字再进来)；也不能把两套规范混合起来(例如在全中国搞繁简并用的主张是错误的)。但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开放交流，不能因为现行汉字印刷形体的暂时差异而影响双方交流。这就需要灵活对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 1993年4月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举行的汪(道涵)辜(振甫)会谈，最后签署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协议，各决议都列明，该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四份就是简繁文本各两份，双方分别执简繁文本各一份。这是在比较正式的场合双方交流时采取的最好的折中办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随着开放交流，双方的规范也就无法像以前那样壁垒森严，而是相互冲撞，相互渗透。比如在大陆，由于台港澳的繁体字不断进来，大陆的某些单位和个人，出于经济或文化等方面的心理，而有意去趋奉，这就造成了大陆某些社会用字的“繁体回潮”。对社会用字的不规范现象，除了加强宣传和管理外，有些地区和单位还总结出了“堵源截流”的经验。“堵源”就是堵住产生不规范用字的源头，除了让新闻传媒率先垂范外，还预先向书法家和牌匾、广告的制作单位做好宣传，使各种信息产品一产生就以规范字的面貌出现。这无疑是很值得提倡和推行且行之有效的办法。但这种堵源只能是堵大陆一方的源，却不能也无法堵台港澳方面的源。由于有台港澳这个“源”在，大陆对不合于本方规范的社会用字，禁止而难以禁死，但搞活又绝不能搞乱。一方面要坚持文字规范化，不能自已搞乱，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对台港澳的开放交流。这就是新形势下的文字规范化面临的新问题。 由于开放交流，大陆的文字规范化难以做到“禁死”，甚至出现了那么一点繁体字的“回潮”，这似乎是不利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事物总是相互作用的，大陆的规范也影响着台港澳的规范，君不见，在台港澳，简化字却正在“升潮”。据报道，近几年在台湾，大陆的《简化字总表》成了抢手货，台湾《自立晚报》1992年3月13日发表专论，公开提倡推行简化字。香港的一些刊物，为了开通大陆的稿源，也开始提倡“繁简由之”。事情就是这样变化多端。 这就是说，台港澳与大陆文字上存在的繁简的差异，在交流中发生了“碰撞”，给双边的交流及文字规范化带来了一定的“麻烦”，但从长远看，这又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不交流，差异将永远是差异。相互碰撞和交流的结果就是相互熟悉和接近，并进而达到最终的融合统一。这是书同文前的必然的过渡阶段，也是向着书同文目标的曲折前进。比如黄河在入海的时候，河水与海水也有个相互冲击的阶段，也有“回潮”，但最终还是走向融合与统一。秦代的书同文，中间也经过了交流与融合的过程，经过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间相互征伐和兼并，到战国时期，形成了七国争雄的形势，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也必然“百家交流”；各国都在交流，文字也不能例外。不交流，只通本国文字就够了；一交流，由于各国文字的“异形”，即秦大篆与六国古文的并立，自然会遇到不少麻烦。由于特殊需要，如外交家和游说之士甚至要通晓和使用数国文字。因为客观形势如此，不能先统一文字再交流，而是先交流，然后才能统一。怕麻烦也没办法。正是通过这种交流和“碰撞”，各种字形才越来越为大家所熟悉，差异之所在才越来越为大家所体察，为走上最后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战国的七国文字就是这样经过交流和融合，最终走向了统一。 当前的汉字，一方面各自维持现状，既不放弃自己的规范，也不强迫对方改变规范；一方面又要进行开放交流，特殊情况下采取灵活变通的对策。在开放交流的大潮中，由于客观形势的逼迫，大陆的人们要来一下“识繁”，台港澳的人们则来一下“识简”。虽然“麻烦”这么一下，但这样一来，人们对两种字形的差异所在也就熟悉了；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各字形的长短得失也就显露出来了、制定共同的标准也就有了选择的基础。繁简的交流，最终也会走向融合和统一，走向书同文。 四、书同文的指导思想 前面说，由于中国的现行汉字印刷体存在繁简的差异，所以大陆和台港澳在各项交流和合作中就不能怕麻烦。但是，这种不怕麻烦，是硬着头皮的不怕，因为客观现状如此，而麻烦终归是麻烦。大家对繁与简，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识”不说，有时还得硬着头皮去“用”。比如前举汪辜会议签协议，本来我们是同一种文字，但却要签一式四份。所以，我们这一代炎黄子孙，也有责任早日消除这种麻烦，尽快实现祖国的书同文。 那么，书同文的标准又该如何呢？书同文的基础是什么呢？书同文的标准，不能退回到老祖宗那里去找，也不能从外国引进。书同文的基础，只能是中国的现行汉字，包括大陆的现行简化字，台港澳的印刷体以及台湾的手写范本。书同文的标准，只能在此基础上产生。 可是，我们在现行基础上进行选择的时候，在统一书同文的标准的时侯，总体指导思想应该是什么呢？这不能以个人偏见而论，也不能以政治或其他偏见而论，而是要从历史发展的观点，从便利群众的观点，从符合时代要求的观点来考虑。在这点上，汉字自身形体发展的历史和老祖宗对待此类问题的做法，会给我们以某种启示。 翻开汉字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汉字的形体不断在变，其中既有点画的增减、偏旁的更换这样的小变化，又有整个体系面貌的大变化(如隶变)。变的原因不外两条，一是便利书写，二是准确表达。文字是交际工具，是工具就得求便利，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书写的材料及工具也是在变的，由龟甲兽骨、竹简布帛以至后来的纸，由刀刻、笔写到印刷。工具材料变了，字的线条笔画就会出现新的风格，人们便在新工具新材料的基础上追求新的便利。这就促使汉字形体发生不断的改变，有时竟变得与原来形貌相异。例如主要基于书写便利而发生的“隶变”，就使古汉字的象形表意性丧失殆尽。文字又是记录语言的。先民们造字之初，绞尽脑汁，尽量使语言中的意义在文字的形体上表现出来，所谓象形、指事、会意，就是形体直接跟意义挂钩的；而语言是有声的，文字是可读的，于是先民们又尽量让汉字形体与语言中的声音挂起钩来，这就是形声字大量产生的原因。《说文》小篆形声字已占 80 ％以上，后来更多，以至于有人干脆把我们的汉字叫做“形声体系”。形声体系的汉字就像人有两只手，一只手伸向语义，一只手伸向语音，确乎高明。依义造形，依音造形，这充分体现了我们祖先的聪明智慧和我们汉字的形体之“美”。 按说，这样的文字是不该变的，这样的“美”是不该丧失的。可是无情的事实表明，汉字原有的那种形体之“美”，却逐渐地退化乃至消失。问题很简单，正因为文字是表达语言的，而语言却是不断地发展演变的，语音、语义都变了，先民们以原来的音与义造的形，其“美”也就自然消失了。比如我们常说的“汉族”“汉语”“汉字”“男子汉”等词语当中的“汉”字，其形、声之“美”早已消失净尽了，但却并非简化所致。其形符“氵”的表义原理在常用义中，随着汉王朝的兴盛，早就不复存在了。在繁体的“漢”中，其右边的声符，也早已表不出声来了。许慎在《说文》中说它是“難(难)省声”，段玉裁则以为是“浅人所改”，认为应该从“堇”声。可是从“堇”声的道理，即使是古音学家也得绕好几个弯子才能得出声来，所以有声也是等于无声。事实证明，还是许慎说得对。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50年代发现的春秋时期楚国的一枚铜节：鄂君启舟节。上面两次用到“漢”字。确实从“難(难)”。但那样一来更糟。“漢”就成了“灘(滩)”，而《说文》明明另外收有“灘(滩)”字。那么“漢”在过去到底该读han还是该读tan或者别的什么音，“漢”与“灘”古代到底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这只好留待好古之士去考究了。类似这样的构形之“美”消失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总之，由于时代的发展(书写工具和材料都在发展)，语言的演变，人们为了适应新的需要和语言的新变化，便将原来的字形加以改进，这就促成了汉字形体的发展。发展中，有时是在原字的基础上增加偏旁，如：益一溢，前一剪，要—腰，亨一烹等。有人单就这一点说，汉字的发展规律是繁化，听起来也像是不无道理。但是，这是汉字的“孳乳”，是适应语义的分化演变而产生的滋生分化，绝不是单纯的“繁化”，并且这种滋生分化完成以后，它们仍要受“求便利”这条规律的制约，走向趋简的路。所以，笼统说汉字的发展趋势是简化，好像不大全面，要说是在明确表达的前提下尽量求简化，就较为全面了。实际上，汉字正是在这个定律的约束下向前发展。比如“尘、床、达、递、灯、刍、麦、继”等简化字，一千多年前就有了，有的既表达明确，又书写便捷，可以二美兼具。如果繁体和简体表达都不明确怎么办？人们还是愿意选择简体。比如“漢”与“汉”，繁体的那个声符，在其位而不生其效，而徒具书写之繁难，这样就不如用一个同样无理的符号“又”将它顶掉，至少还能得书写便利这一条优点。同样的情况，人们都愿意求简求便，因此汉字的简化就不断在汉字使用者的手头上发生。像“无”、“礼”这样的字，战国时候就这样写了。所以，去繁趋简，应是汉字形体发展的总体趋势。 历史上的当政者在进行文字规范化的时候，也总是顺应汉字的发展趋势，总的原则也是——趋简。比如秦代的书同文，如果出于政治上或感情上的考虑，将秦国的大篆立为正字也就了事了。但秦始皇并没有简单地这样做，而是让李斯等人以统一前的文字为广泛的基础，兼采六国古文，从而整理成更加简易规整的小篆，作为书同文的标准；并且大胆承认“贱民”们的“隶书”的草率手体地位。这次大规模的文字规范化，其趋简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唐代的字样之学是确立楷书正字的又一次文字规范化运动。自秦至唐，汉字又经过了八九百年的发展，其间经过了隶变和楷化两次大的飞跃，但由于种种原因，官方没有对汉字再一次予以正定，隶书在汉代就已成了实际上的正体，但小篆虽早已退出了文字的日常应用，却仍保留着名义的正体地位。唐代是个大一统的时代，也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文字的规范十分重视，有专门官吏来掌管。唐有天下，儒学大兴，太宗诏颜师古考定五经，厘正文字，其后又诏孔颖达撰五经正义。“自五经定本出，而后经籍无异文……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天下士民，奉为圭臬。”(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其正定文字的总的指导思想就是应时致用，即：不求复古，但求利今。颜师古著《字样》，其侄孙颜元孙著《干禄字书》，以及后来张参著《五经文字》，莫不如是。“应时致用”也就包含了“趋繁避简”在内。如张参的《五经文字》，在规范正字的时候，如果遇到两个字形，一个是较多地保留了篆书结构和笔意而较繁的“隶古定”，一个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省简的“隶省”，他一般将“隶省”立为正字，例如“”“搜”二字，前者是《说文》篆文的隶古定，后者是经中相承的隶省，他就把“搜”定为正体。这样一来就更加彻底消除了古文字的影响，使汉字更加笔画化、符号化。经过唐代的这一番规范整理，魏晋以来新兴的楷体就正式成了官立的规范正字，汉字的形体在“去繁趋简”的方向上又迈进了一大步。 唐代以后，由于官方的以经学取士渐成定规和印刷术的日益兴盛，这种厘定的楷体渐趋于固定和保守。但汉字形体并不是从此不发展了，因为语言、社会仍不断在那里发展，一些表音表义更加合理化、书写也更加简便的字形便不断在民间产生出来。只是由于那些老化的字形，一直赖在那个正字地位上不走，这些新生的优秀字形一直被挤在不登大雅之堂的“俗字”地位，千余年来也再没有哪个朝代的当政者出来把它们“扶正”了。本世纪初，一批爱国的志士仁人，在政府的支持下，曾经进行了一番汉字整理和简化的工作，但由于历史条件所限，结果功亏一篑，没有最后成功。新中国成立后，上承汉字历史发展的优秀成果，下承本世纪前半叶志士仁人及前政府的未竟之业，终于使汉字的整理和简化取得了成功，使汉字的楷体正字在经过唐以来千余年的发展后重放光辉。几十年过去了，实践证明，这一批新的规范正字，尽管还有某些不足之处，但从总体上看，它不只是对汉字的一次整理和简化，而且是对整个汉字体系的一次系统优化！ 鉴古可以知今，鉴往可要知来。我们清楚了汉字形体自身演变的情形，清楚了古人、前人对待汉字形体自身演变的态度以及进行文字规范化时的主导思想，在今天考虑书同文的标准时，对今日的现行汉字形体，就知道该如何对待了。汉字形体发展的总体趋势既然是“去繁趋简”，我们也不能违背它；古人对待汉字的态度既然是“舍繁从简”，我们也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否则世界人民会疑惑：难道今天的炎黄子孙还不如一千多年前的唐太宗、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开明？但从简，并不是说一依大陆简化字为准，而是就总体思想而言。在具体取舍时，大陆字形也要修正，有的可能恢复繁体，台湾手写本《标准行书范本》中的一些优秀分子也可上升为正体。关键是摒除偏见，两岸共识，求同存异向前看。 总之，我们的书同文，应该是前进的统一，而不能是后退的统一；是对现行汉字的一次更加优化，而不能是相反；是更加符合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而不能是相反。 我们正处在一个跨世纪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子孙负责。我们这一代跨世纪的炎黄子孙，应该切实肩负起跨世纪的历史责任！ (济南市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250100) 原载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1995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