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清使汉语蒙冤受屈的历史遗毒和误解

江云升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饱受东西方列强的鲸吞蚕食之苦。“兵燹流离黔首怨 瓜分豆剖群夷辱”。曾以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辉映全人类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此一步一步地陷入了空前的民族生存维艰的巨大危机之中。西方的坚船利炮给腐朽没落的清王朝上了深刻的一课，“师夷之长以制夷”，一时成为朝野上下的一种共识。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洋务运动不像日本那样标本兼治，只学到了一些西方科技文明的皮毛，急功近利地一窝蜂地到西方去学军事，大量地引进坚船利炮，而对强国强兵之本的现代科学教育漠然视之。十九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同样面临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境地。日本从1868开始的明治维新之所以使日本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一跃成为欺凌弱国的列强之一，而中国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洋务运动以及 1898的百余日“戊戌变法”之所以都以失败告终而使中国沦落到更为深重的民族苦难中的原因，要从历史、国际环境、国内朝野间改革派与顽固派的力量对比等诸多方面展开论述，需要一篇洋洋洒洒的鸿文才可以说清楚，这里就不再多谈。五四运动前后，很多中国的社会精英、栋梁以至于英雄伟人都将祸国殃民的罪过一股脑儿地转嫁到汉语的头上，说汉语艰深，难以普及教育，是造成中国当时社会文盲众多、民智低下、社会落后的罪魁祸首，如钱玄同等甚至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非常过激的口号。我对这些五四运动的斗士虽不乏敬仰之情，但我还是要指出他们的言论极大地误导了民众，不仅仅是矫枉过正，更是对汉语的天大的冤枉和伤害。要肃清使汉语蒙羞受辱的历史流毒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下面就尝试剖析为什么从上至下有那么多的国人都对汉语、汉字众口铄金、交相攻击。

唐朝贞观始，确立了科举取士的制度，开始时不失为选取治国英才的好办法。唐太宗曾拊掌大笑说：“天下英才皆入彀中”，李世民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有的有着雄才大略的英主名君。那时要立于朝堂之上，为官做宰，影响国计民生的途径决不是科举一条路，与之并重的还有交游干谒、以才华名世的终南捷径。科举取士之前，古代大贤辅佐英明帝王成就伟业的佳话妇孺皆知，这些大贤如：姜尚、周公、萧何、张良、诸葛亮等等。唐代虽实行了科举取士，但尤尚古朴之风，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立于朝堂之上左右国事的非科举出身的英才比比皆是。科举取士制度的弊端在明朝以前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农耕社会还未显山露水，但在之后，就逐渐地成为禁锢社会上层知识分子思想精神自由的紧箍咒，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千多年鼎盛期开始趋于衰弱没落的罪恶渊薮。我这样猛烈的抨击科举制度决不是危言耸听，我认为无数国人谩骂、攻击汉语、汉字许多罪责很大程度上应该由明朝以后的科举制度特别是清朝腐朽、愚昧、僵化的八股文科举制度来承担。大家应该都知道中国两次修书盛典就出现在明清两朝，一次是明朝《永乐大典》，一次是清朝的《四库全书》。在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等历朝历代的文献中编纂完成了不逊色于现代大百科全书篇幅的规模浩大的书籍工程。特别是乾隆朝编纂的《四库全书》受后人诟病最多，与其说是修书的盛事不如说是对珍贵的古文献资料进行篡改、删削和损毁的一场浩劫。[2]第一个问题就是：“《四库全书》是否有价值？”1930年代，鲁迅先生说过：“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病后杂谈之余》）《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密切相关的明代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篡改。我们不妨举些例子来说明问题。如大家都熟悉的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最让人奇怪的是辛弃疾的《永遇乐》( 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 “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 ”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被做惯了奴才的《四库》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的态度！难怪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 [2] 构成中国统治阶层的上层知识分子几乎完全沉溺于孔孟之道和其孝子贤孙们编撰的经过改头换面的各种所谓的圣贤书中，在乾隆朝后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猎取功名富贵，非四书五经及圈定的那些孔孟之道的徒子徒孙、大圣小贤们的书不读。清朝由于文字狱的盛行，最终催生出了臭名昭著、僵化死板的“八股举业”这个畸形的选拔官吏的大怪胎。清朝的官员大都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其外就是荫子荫孙，鲜有不通过此两种途径获得为官资格的朝臣。偶有科举、祖荫之外的漏网之鱼，仕宦们也羞与为伍对其百般刁难排斥，即使再有才干也是“虎入平阳受犬欺，龙困浅滩遭虾戏”。试想，构成中国统治阶层的都是这些“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中国的衰亡没落就可想而知了。

自盛唐以来，中国的物质文化水平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居于世界各国之首，维持了近千年的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在当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中华地大物博、应有尽有，也几乎不需要和外国通商。在一千多年的光阴中，中华文明之光辉映全人类，由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外国文明对中国社会进步的反促力微乎其微。不像日本那样从中华文明汲取了源源不竭的强大动力和滋养，在上千年的时光中，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一千多年来中国一直以泱泱大国、天朝盛邦自居，对其他各国大多贬称为蛮夷之邦，这些历史形成的思维定势也根深蒂固地影响了明清两朝的统治者们，对与外国通商往来、文化、科技方面的交流根本不屑于考虑。在乾隆朝，世界上发生了三件翻天覆地的大事：第一件是英国工业革命；第二件是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第三件是法国大革命。这三件大事再加上此前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都具有影响世界文明进程，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划时代意义。但是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朽迈、昏聩的乾隆在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时，还傲慢地声称：“天朝统驭万国”、“天朝抚有四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等等，充分地说明乾隆以至当时的整个统治阶层都完全没看到西方工业科技、思想文化等方面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时代大潮流，依然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明朝由于倭寇猖獗、清朝因有一段时期为封锁台湾都实施了海禁政策，自郑和下西洋以后的几百年里中国都实行闭关锁国不与外界通商往来的政策。明朝后期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虽还雄居世界第一，但科技文化水平已渐渐落后于欧洲各大国。到十八世纪后期，瓦特发明蒸汽机，引发英国的产业革命，先进的科技文明传布欧美各大国，而中国却犹如在睡梦中，对此不闻不问。连弹丸岛国日本也在十九世纪的中叶搭上了产业革命的末班车，日本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在十九世纪中叶后几乎同时开始两国的社会变革，为何在日本取得了成功，而在中国几乎彻底的失败。无论有多少其他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国民善于做学生，自唐朝以后的一千多年的时间，日本一直以中国为师，学习的精神上千年来代代相传、已渗透到民众的骨髓里了。而当时满清王朝这个老大帝国，一向妄自尊大惯了，突然要做小学生，压根儿就找不到感觉，难免要晕头转向，画虎不成反类犬。

中国真正落后于世界肇始于所谓的“康乾盛世”，由于千古一帝康熙的文治武功震古烁今，他的子孙把他的既定国策奉行不替，特别是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明朝和清朝前期的锁国政策对国家的发展还危害不大，因为当时的中国和世界上各大国的科技文明水平的差距还不大，但在乾隆末期，其巨大的危害就显露出来了，给国家、民族、子孙后代造成的巨大灾难这里就不用赘述了。造成中国衰弱不振的最主要的罪魁祸首还有就是自康熙始到乾隆年间变本加厉到史无前例、登峰造极、惨绝人寰的历时一百多年的大规模的“文字狱”，几乎彻底地摧残、扼杀了中华民族中的精英阶层即上层知识分子的昂扬浩荡民族精神和气节，清朝大规模的文字狱就多达上百起，[1]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广，古代却远不及近代……文字狱是无限上纲、罗织罪名而成的，所谓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清代初年，如庄廷的《明史稿》案，吕留良、曾静案，戴名世的《南山集》案，都是出名的大案，动辄牵连几百人，杀了无数的知名之士……深文周纳，吹毛求疵，是一切文字狱案件中必然采取的手段……文字狱的处理，是非常残酷的，大多是杀头处绞，碎剐凌迟。而且一人得祸，株连极广，所有近亲家属，不管知情不知情，识字不识字，一概得“从坐”。[1]文字狱只要构成，就意味着一场血腥的杀戮。所以清朝文人都皓首穷经于故纸堆中，以为避祸之法。康雍乾三代尤其是乾隆时期，焚毁历朝历代的各种书籍范围之广之大举世无匹，在西方各种先进的思想不断推陈出新、异彩纷呈、竞相争鸣之际，中国在明代中后期稍稍活跃起来的思想文化界却变成了死水一潭。被许多后人吹捧为“康乾盛世”的清朝，不仅几乎无人能写出一部科技方面的著作，而且连保存一本明朝著名科学家宋应星著的《天工开物》这样的书都做不到，以至于这本书居然在中国绝迹了近300年，还是到民国后由后人从国外引进。这充分地说明了满清的文字狱和文化专制，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销毁了大量政治、思想、历史等方面的著作，而且居然连《天工开物》这样的科技著作也不放过。对此，19世纪上半叶的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龚自珍痛感于被血雨腥风的“文字狱 ”荼毒、蹂躏过的死气沉沉、奴性泛滥的思想文化界，于1839年写下振聋发聩、脍炙人口的一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实行文字狱最厉害的是乾隆皇帝，在整个清朝160余起“文字狱”案件中，乾隆时期就占了全部案件的百分之八十左右。乾隆朝的文字狱之多和他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查禁书有密切关系，一些老百姓也因印刷禁书等原因受牵连。乾隆时期文字狱的主要案犯，被处以“大律论拟”的就有47例，生者凌迟碎剐，死者剖棺戮尸，亲属男的15岁以上皆斩，15岁以下及女性皆为奴。甚至连张廷玉、沈德潜这些备受乾隆恩宠的重臣，稍不留神都会大祸临头，其他一般官吏就更不用说了。整个朝廷上下都是一种噤若寒蝉、萎靡不振的状态，中国以后的衰败落后也是其必然的恶果。中国落后于西方并非自清朝始，但明朝的思想比清朝活跃得多，出现了不少进步思想家，如王阳明、李贽、黄宗羲、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等。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由于康、雍特别是乾隆朝那么残酷、严密、惨绝人寰的文字狱对先进思想文化整体的扼杀，而让明朝已经初步活跃起来的思想界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众多爱国的中国知识精英分子是完全有可能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找到对策，迎头赶上先进的国家而不会失去整整一百多年的大好时光。所以盖棺论定乾隆的过远大于其功，康乾盛世就不要提了。

之所以喋喋不休的说了许多似乎是语言问题之外的题外话，只是为了还汉语、汉字一个清白。语言文字是一种交流的工具，正如其他的物质文化的发明成果一样，“用之于善即为善，用之于恶即为恶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百年的屈辱历史的根源决不是因为汉语、汉字，而是封建统治者的闭关锁国、文字冤狱和腐臭透顶的满清王朝的八股举业，当然还有其他的许多原因，这里就不再牵扯了。中国的上世纪的前大半个世纪的许多知识精英、文化英雄们把祸国殃民的罪过一股脑儿地转嫁到汉字头上是完全错误的，但当时国家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绝大的危难关头，这些国家之栋梁、民族之魂魄急于用易学易用的文字教育、唤醒依然处于混沌蒙蔽状态下的大多数民众的迫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居安思危，中国已痛失了两次的工业革命发展的大好机遇。难道在21世纪的今天，还要因为文字的巨大障碍在信息化的浪潮中再一次地被远远抛在世界各信息化强国的后面吗？尽快地拿出一个完美的拼音文字方案并首先在计算机使用的领域大力推行是中华民族很紧迫的一件大事。“一语双文”是一个很好的构想，两种文字长期共存，此消彼长，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地过渡到全民使用拼音文字，但我坚决、彻底地反对和抵制在汉语拼音方案基础上改头换面的一切这种形式的弱智、低级的猜想文字方案。文字改革的地位至关重要，因为它牵涉的不仅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全体，也攸关全体国民的切身利益，从长远的目光来考量，也事关全人类的整体利益。我认为汉语有三大目标，从清末到现在的文改运动，只能说差强人意地完成了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是文字制度的根本性的变革，使汉语成为一种尽可能完美的拉丁化拼音新文字，在单纯的语言层面上，远超一切人类所有以前和现在还在使用的自然和人造的语言并使之成为我国通行全国的唯一的法定文字。第三个目标也是最伟大、最艰巨、最漫长的目标，使之成为通行全人类的国际共同语。

参考资料：

[1]张友鸾(1904-1990)《文字狱——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梦魇》

[2]王学泰: 不要盲目崇拜《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