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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语境下汉民族语言发展危机与对策

袁星新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加速了资本的流通、开拓了市场的层面、电脑的诞生和互联网的建构、信息的交流、交际呈现即时性和无限界性，使得世界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体征。其特征是以市场经济为杠杆，没有鲜血和暴力，通过资本、信息和市场来冲击国家主权，促使国家和领土的界线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再度淡化。众所周知，作为一种“文化想象”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也指通讯技术革命及其革命成果“信息高速公路”所带来的不同民族文化全球化传播的情形。在现代网络等通信语言运用的具体表现上，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工具的“INTERNET”就是“全球化”信息交际、交流中的一种语言帝国主义。
　

因此，在这样一种不同民族文化“全球化”传播的情形下，作为世界强势语言，英语以一种世界通用语言的态势让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在全球化语境下进行沟通和交流而拥有文化霸权。以英语等西方语言为母语的民族由此而产生的自在预想，使得他们认为自己拥有主宰这个“世界舞台”的优先权，他们的本土观念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他们的变革价值具有世界的共性。于是，非英语等西方语言的民族语言要想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言镜像下与英语等西方民族语言合拍、对话，就必须接受这个所谓的最基本的共识。
　

要言之，就是以英语等西方语言为母语的民族掌握着世界文化传媒和知识生产的绝对优势，他们把自身的意识形态作为“永恒”和“超然”的世界性价值，将自身的“偏见”和“想象”编码在全球化文化机器的运作中强制性地灌输给以非英语等西方语言为母语的民族。
　

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境下，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不断发展、强大，作为以非英语等西方语言为母语的民族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进一步与世界合轨，并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呈现着强力的影响。由此，汉民族语言作为一种体现内外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信息交流、交际的必然工具，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境下，必定呈现着强力的发展。其内在张力的层层解码，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社会各界、不同层次的人们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引致世界不同的民族对汉民族语言的身份认同的阐释与对现代性的汉民族语言在思想之舞的镜照下凸现出放射状的精神态势，汉民族语言文化与世界不同民族语言文化话语交融在一起，使得汉民族语言在内涵的扩展、延伸与外延的创新运用上更具兼容性、衍生性和拓展性，呈现“与时俱进”的发展态势,并对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西方民族语言在世界通用的性能上形成了强势的冲击。
　

汉民族语言作为世界上最为流行的“八大”语系之一，在内涵上有着自己民族独特的精神疆域，是世界语言发展史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发生、发展的血脉因流既是建基于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之上，承载“启蒙”、“载道”之中华文明传统精神的延续，又是在风云激荡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冲撞下所呈现出来的蕴涵诸多中华民族独立品格的适应时代发展的，具有兼容性、衍生性和拓展性，呈现“与时俱进”发展态势的全球化之语言镜像。
　

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特殊背景的汉民族语言从历史的艰苦多难的语言文化演变到现在的奔向现代化语言文化的征途中总是努力地展现出汉民族独有的性格特征，其显著特质凸现下面三种精神走势：
　

第一，在中华民族自身内部，由于数千年儒家文化的影响，汉民族有着强烈的同化力和精神生殖力------李泽厚称之为“活着的汉文化心理结构”。儒家文化讲究一个“变”字，所谓“变则通，通则久”。中国历史上的满清王朝文化，就是在这种“变”的名义下最终被汉民族文化所同化，最大的表现就体现在满族语言被汉民族语言同化而呈现逐渐消失状态。
　

第二，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十分强烈，这与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追求的“求同存异”和“有容乃大”有关。不管你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只要你有着中国人的血统，或者你只要跟有中国血统的人联姻，中国人就会很容易认同你的“华人”或者“准华人”身份。这为汉民族语言走向世界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第三，汉民族语言作为中国人的母语是世界上人口使用最多的语种，具有超稳定的精神态势，这是任何其他非西方国家都不具备的，因此在中外各种文化思潮交流的语言运用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从历史尘嚣中一路走过来的汉民族语言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也必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危机。
　

首先，汉民族语言的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存在着“身份危机”，即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境下，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社会各界、不同层次的人们以及世界不同的民族对汉民族语言身份认同意识上的模糊。这种“身份危机”，尤其以政府决策部门对汉民族语言身份认同意识上的模糊而凸显。但这种危机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境下，实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因自身体制变革、语言内在变化的困惑与对外交际、交流中所引起的焦虑及世界不同的民族对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境下，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日益发展强大而不得不与之打交道所引起的困惑和焦虑造成的。
　

其次，汉民族语言的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存在着“权威危机”。这种危机主要来自在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西方民族语言所带来的西方文化思潮大量涌入对中华民族文明的冲击；中国因自身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日益发展、强大而致其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舞台上影响的分量加大而引起的“全球化”汉语热导致的世界其他民族对汉民族语言产生的一种既趋心态中所伴随的“恐惧”和“抵触”情绪；以及来自汉民族语言现代汉语内部各种方言对使用现代汉语“普通话”统一进行语言交际、交流的冲击和随着网络与互联网的诞生而衍生的“|新新语言”---网络语言对传统语言运用上的冲击。
　

第三，汉民族语言的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信仰危机”。这种危机主要来自于长期以来各级政府的一些决策部门把掌握英语等西方民族语言作为一种国家各机关部门、教育、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准入全球化的门槛，并在各种教育层面、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福利上进行“形而上”的严格把关，却忽视了对国家各机关部门、教育、企事业单位，尤其是全体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汉民族语言母语教育和大力推广汉民族语言现代汉语普通话对信息交际、交流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民众的自省意识和辨别能力越来越强，对所谓“扬外抑内”的语言信仰有着本能的怀疑、戒备和反感心理；这样使不少人变得什么都不相信，进而以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来对待汉民族语言母语的学习和掌握。普通初,中等教育中的语文应试教育，高等教育中的语言文化教育的边缘化，使得这种危机在年轻一代的中国人身上表现尤其明显。中国的复旦大学在2005年举行了一次汉语知识竞赛，最高名次并不是被从小浸淫在母语熏陶下的汉语民族年轻一代所夺得，而是被非汉语民族的“年轻一代”所夺得；有些省份在2005年的高考中上万考生的古代汉语翻译得分为零，这是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境下，汉民族语言发展和演变极具讽刺的例证。
　

第四，汉民族语言的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存在着“政治危机”。这种危机主要来自西方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对中国既有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的强烈冲击；中华民族自身内部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深刻的分裂以及这种分裂所引起的中华民族地区之间由于富裕或贫穷而在宗教、教育、文化、风俗等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和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官民情绪的尖锐对立。在语言的具体表现上，就是各种明显区分人群等级、标志贫富差别的语言词汇以及官商语言与民间民谣语言词汇的大量出现。
　

第五，汉民族语言的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存在着“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既来自中华民族自身在历史的渐进过程中对传统语言文化的肆意撕毁所造成的断裂；也来自英语等西方民族语言文化话语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渐进过程中对汉民族语言文化强烈渗透所引起的混杂、剥离，以及无处不在的商业俗文化的侵蚀和消磨。从大众化生活上看，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百姓生活的现状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既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前现代“小耕农”时期的落后生活，又有着日新月异的现代都市的“一次性消费”生活（如肯得基、麦当劳等快餐店、话吧、酒吧、咖吧、迪吧、影吧等娱乐场所），以及“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式的电子网络的后现代生活（如网络社区、聊天室、论坛、网络游戏、博客等）。在这里，政治的强力和阴影越来越退出日常生活的表层，取而代之的是无孔不入的商品化。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国民在舒筋活骨、丰富生活本身的同时，也使拜金主义和个人欲望膨胀的无以复加，这种肉体和感官的本能刺激消解、扭曲和玷污了大众曾经有过的追求、理想、道德、情操和人格，“犬儒主义”大行其道。而一定时期、一定层面，少数人利用强权政治语言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语言文化多样化的打压；各种文化层面和公共场所流行、张挂的不雅语言及“不中不西”的“洋泾滨”语言和一些部门、单位不加审辩的随意引进外来语言文化并大力推行，这些都加剧了汉民族语言在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所存在的“文化危机”。
　

如何应对全球化语境下汉民族语言在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所存在的这些危机；如何使汉民族语言正常、健康的发展；真正做到保证汉民族语言既保持自身内涵所具有的独特精神疆域的民族特色，又拥有融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之“无涯际”的可塑空间；我们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境下，中华民族及其政府决策部门逐步地在改革开放之路上作艰辛的努力。真正认识到传承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汉民族语言在世界语言发展史和现当代语言文化交流、交际中具有的不可置疑的民族身份地位；加大与世界各个不同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交际、交流；适时调整、提高汉民族语言应变自身内在变化和对抗外来语言冲击并兼收并蓄的适应能力，进而认识并确定汉民族语言在世界语言发展史中的身份地位和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信息交际、交流中所应当而且必须起到的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可喜的是中国已经在这一方面采取了切实的措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语境下，随着自身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日益强大，向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推进中国汉语战略，在全球范围内举办孔子学院，这使得汉民族语言作为世界语言中的一种强势语言，既能更好地向全世界传播中华民族语言文化，又能充当全世界各民族语言文化与中华民族语言文化交流的桥梁。
　

二是在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接受西方民族语言启蒙话语的同时要注意拒绝殖民话语。不能以西方民族语言话语的是非为是非，按照西方民族语言话语的暗示和要求去对汉民族语言话语自身的具体问题进行认证和改造，从而丧失从根本上去挑战和拒绝西方民族语言话语的权势和殖民。在不同民族语言文化的交流中，要做到不卑不亢，优则吸收，劣则淘汰。在保证传承中华民族主流文化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汉民族语言在世界语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与世界其他民族语言的交融过程中确定汉民族语言本身自古以来就具有的权威性。对汉民族语言文化传统要抛弃粗暴的、不公正的简单否定态度，正确对待不同地域方言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关系；正确对待语言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方言文化的地域认同、网络语言对传统语言的影响以及各种不同的语言文化新形式和内涵的拓展。要允许并给以方言地域文化、网络语言文化和各种不同的新的语言文化生存的空间，按照语言发展规律来协调汉民族语言现代汉语普通话和方言、网络语言等其他分支语言的关系。通过归类、总结来整合方言、网络语言等各类语言文化，以使其在保持既有的方言文化地域特色、网络语言文化“后现代化”特色和各类语言文化自身特点的基础上维护和巩固汉民族语言共同语---现代汉语普通话保证全民之间语言文化无妨碍交流、沟通的权威。
　

三是各级政府的决策部门在中华民族内部五十六个民族、各种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们进行语言等各种社会和自然文化交流时，决定其掌握汉民族语言工具与世界其他民族语言工具时不能本末倒置。要坚决抛弃所谓“扬外抑内”的语言信仰；要重视中华全民族汉民族语言母语的教育；要重视汉民族语言现代汉语普通话在现代化语言文化信息交际、交流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中华全民族与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往过程中大力推广汉民族语言现代汉语普通话所具有的标准的、规范化的信息交际、交流的功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境下，要切实改革普通初、中等教育中的语言文化应试教育，注重传统汉民族语言文化的普及教育。目前国家在初、中等教育中推出的以各个省份为蓝本的乡土文本教育，可以说是在弘扬民族语言文化上涂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高等教育中要重视传承“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文明的汉民族语言文化的学习，其课程设置绝对不能边缘化，否则一个不具备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素质的所谓专门人才，是不可能拥有完善人格的，因此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其危害后果不想而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境下，必须结合中国自身的特定语境来客观、实际的制定国家各机关部门、教育、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准入全球化的语言门槛，从而保证在各种教育层面、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福利上做到“形而实”的语言工具掌握的严格把关。
　

四是正确对待西方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对中国既有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的强烈冲击；正确对待中华民族自身内部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深刻的分裂以及这种分裂所引起的中华民族地区之间由于富裕或贫穷而在宗教、教育、文化、风俗等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和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官民情绪的尖锐对立。要注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境下，语言文化的发展已经不是在单一的社会主义语境中解释，中华民族本土化的语言改造是西方民族语言话语落户中国的必经程序；要正确对待各种明显区分人群等级、标志贫富差别的语言词汇以及官商语言与民间民谣语言词汇的出现。解决这些语言文化话语矛盾的根本措施，就是要注意弥补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分裂所引致的中华民族地区之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矛盾；充分尊重中华民族内部五十六个民族，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人们在宗教、教育、文化、风俗上的自由，并在这种自由的基础上完善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进而全地域的普及汉民族语言文化。“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推进中部省份经济发展”、发挥发达地区的优势并注意全国“经济一盘棋”，进而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就是国家解决中华民族生存问题，当然也包括解决语言文化政治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决策。
　

五是要正确对待汉民族语言的传统文化，注意民族语言文化在历史的渐进过程中的传承，注意西方民族语言文化话语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渐进过程中对汉民族语言文化强烈渗透所引起的混杂、剥离，以及无处不在的商业俗文化的侵蚀和消磨。要大力加强贫穷地区的经济发展，注意传统语言文化和现当代语言文化的有机衔接与传承。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时，要注意扶持和建设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语言文化机制；在建设和发展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各类语言文化模式和培养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人们的语言文化休闲观念时，要允许“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语言文化“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等各种形式的多样化；引进世界其他民族语言文化（例如美国的电影大片、日本的卡通片、韩国的人性化电视生活片）时，要注意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不同民族特色和民族地域文化思维的同一性与差异性，进而有效地吸收世界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精华。国家要制定相关政策，通过电视、广播、网络及各类纸质媒体引导人们从社会、追求、理想、道德、情操和人格等各个层面来规范汉民族语言文化的学习和运用，提炼和深厚汉民族语言文化的人文底蕴，使中华民族在感受自身民族语言文化和世界其他民族语言文化中不断提高自身的语言文化素质，进而借助中华民族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不断强大而在全世界刮起的“汉风”中向世界弘扬中华民族语言文化。
　

主要参考书目：聂茂《民族寓言的张力》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M]

作者:袁星新 湖南衡阳铁路运输高级技工学校 [htyxywz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