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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孙武从国家的整体实力上来考察军事问题，把军事和政治、经济联系起来考察，仍然着眼于战争，着眼于打胜仗。吴起不仅是军事家，也是政治家。这一点，使他跟前辈孙武有所不同。吴起把军事和政治联系起来谈论，是着眼于治理国家，具有政治家的特色。
吴起认为，治理国家必须文武兼备，不可偏废，偏废将导致亡国。
他说：“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图国第一》）从前承桑氏的国君，修明文德，荒废武备，国家因而灭亡。有扈氏的国君，凭借兵卒众多，好勇逞强，也丧失了国家政权。兴文废武不行，黩武弃文也不成。一定要明修文德于内，准备武力对外。
文武都很重要，不可偏废，但二者的关系，吴起认为是政治重于军事，政治决定军事。因而吴起很重视民心的向背，强调国君要爱护人民，人民才能保卫国家，效死于战场。
他说：“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阵）已定矣。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图国第一》）国君让贤人处于上位，让小人处于下位，由贤人来治理国家，这样军事阵地已经安定了。人民有田耕种，有房屋居住，与官吏亲近，而不是官民对立，这防守就已经坚固了。老百姓都说自己的国君好，而指责邻国，那么，战争已经胜利了。民心向背决定了战争的胜负，这就意味着政治决定军事。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有一处精彩的对话：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
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山河的险固，在军事上有重大意义，但却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仍然是德政。德政的核心是爱民，是获得民心，得到人民的支持。
对于敌国的人民，他也表现出政治家的胸怀。
他说：“凡攻敌围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宫，御其禄秩，收其器物。军之所至，无刊（砍）其木，发其屋，取其粟，杀其六畜，燔其积聚，示民无残心。其有请降，许而安之。”（《应变第五》）敌国的都城已经被占领，搜索那些君臣的宫室，接收占用他们的俸禄，没收贵重的宝物。军队所到之处，不许砍伐树木，不许搜查民宅，抢粮食，杀家畜，焚烧财物。向老百姓表明，并无残忍之心。如果有人请求归顺，可以准许，并很好安排他们。
把君臣和百姓分别对待，这就是政治家的眼光，这就是赢得民心。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见《战国策•齐策•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吴起则将这一思想跟军事联系起来加以阐述，用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军事问题。
吴起任西河守，政治上强调德治；为楚相，又重视法治。他不仅能够带兵打仗，还能够从政理财，“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他的政治思想，较为复杂一些，兼有儒家法家的成分。他对魏武侯说的话，是儒家的德治观点，他在楚国的改革措施，又是法家的做法。吴起在楚国的改革，因为楚悼王死亡而中断，由于宗室大臣阻挠而夭折，楚国未能进一步强盛起来。后来商鞅到秦国主持变法，秦国力量逐渐强大，终于灭了楚国。此即后人所谓“楚不用吴起而削弱，秦用商君而富强”。
吴起善于用兵，并且爱护士卒。“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