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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与《吴子兵法》，是先秦时期两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孙武生活于春秋末期，齐国人，与楚国的伍子胥同时。吴起生活于战国初期（公元前440年－前381年），卫国人，稍后于墨子。春秋时期频繁的战争，在《左传》中有具体的记述，这两位杰出的军事家，则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形成了他们卓越的军事思想。
（一）
孙武认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情，它关系到人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不能不仔细的加以考察研究，他的态度极为慎重。
战国初期的墨子（公元前468－前376年），认为战争是不义的，因而主张非攻。战国中期孟子（公元前390－前305年）认为春秋无义战。早于墨子和孟子的孙武，对于战争的性质却没有明确的判断，也就是说，他没有明确区分正义和非正义的战争，而只是觉得战争很残酷，是要死人亡国的，不可轻易发动战争。他的军事理论中具有减少伤亡破坏的人道主义精神。
战争的后果既然这样严重，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进行战争呢？那原则是：合于利而动。
他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慍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慍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火攻篇》）
没有利益，不要轻举妄动；得不到好处，不要用兵打仗；不处于危险的境地，不要主动作战。不能因为一时的恼怒，就轻易发动战争。他虽然没有区分正义和非正义的战争，但却不主张主动挑起战争，只有在面临危险时，才被迫应战。因而他提出了一个卓越的战略思想，那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孙武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篇》）用兵打仗的法则，没有伤亡破坏，敌人全国整个儿降服，这是上策。打了胜仗，有伤亡破坏，这就次一等。所以说，百战百胜，并不能算是最好的；不用出兵而使得敌人屈服，这才是最好的。
他这个战略思想，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零伤亡。不过美国军事家所说的零伤亡，是指自己不伤亡，却不管对方的伤亡情况。而孙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则是包括战争双方。要达到这个目标，自然要靠军事实力，但孙武更强调的是计谋，要出奇制胜。
所以他又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辒（fen2wen-），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闉（yin-），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谋攻篇》）最好的作战方法，是在谋略上战胜敌人，其次用外交手段战胜敌人，再其次是用兵力威慑对方，下策是进攻敌人的城市。攻打城市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修理攻城的器械，三个月才能修好。在城墙边堆土坡，又需要三个月时间。将领不耐烦，命令士兵像蚂蚁似地爬上城墙，士兵死伤三分之一，而城还是攻不下，这就是攻城的灾难。所以，善于用兵的人，不用交战就能使敌人投降；不用进攻，就能夺取敌人的城市；不用长期作战，就能打垮敌人的国家。攻城拼杀，这是不得已的下策，费事，费时，伤亡惨重，很不划算。“必以全争于天下”，这才是最高的境界。用现代的话来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如果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能够用计谋，搞军事外交，达到政治目的，那就无须乎攻城拼杀。显然，他这一战略思想，既要达到政治目的，又要避免人员的伤亡，和经济上的破坏。而经济上的破坏，必然要影响到人民的生活。这就是孙武军事思想中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