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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观点不一致之处，反而觉得不可信，“实嫌过早”了。
“金文”这一概念，本指古代青铜器上刻铸的文字，它的历史跨度是很长的，它与甲骨文并无截然的先后之分。殷商有金文，与甲骨文同时，周也有金文，在甲骨文之后。甲骨文之前，有无金文呢？以前一直是否定的，而骆先生的《金文新考》却作了肯定的回答。不仅夏有金文，五帝时期也有金文。他考证了九十七件青铜器上的一百零四篇命氏标族、志亲纪事的金文，发现它们所反映的内容，与有关夏以前的历史文献记载是有联系的。这一发现，就使我们对于以往上古史的研究，不得不重新进行反思。
本来，把甲骨文与某些古金文作一比较，从直觉上判断，也能看出它们的传承关系。有些金文是一些极似实物的图形，而甲骨文已用线形符号来表示了。孰先孰后，不难想象。但想象不等于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需要证明的。而骆先生的《金文新考》就作了具体证明。他一方面运用许慎《说文解字》的方法，对古金文的形义音的特点和变化作了分析，同时又联系历史文献，考证出文字的原始的具体含义，特别是它的族标氏志，及其传承音变翻体规律，这可以说是找到了古文字的一项重要特征。不仅丰富了古文字学的内容，也是对上古史研究的重大突破。比如“围”字，金文是方块田字符，四周有四只粗脚印，似逆时针而行。而在甲骨文中已成方块口字符，上下有两只脚的线形符号，已接近于今之繁体字“韋”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古金文和甲骨文“韋”字的简化趋势。骆先生又进一步指出，围字与舜的子嗣韦氏的关系。通过这样的分析研究，便把上古轩辕黄帝、炎帝这两大互为婚姻的氏族所形成的世系弄清捋顺。这就是炎黄子孙的最早的家谱。它虽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但也够细致入微了。笔者认为，《金文新考》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作者提出“族标氏志”的学说，并作了具体考证。在另一篇文章中，作者又进一步运用这一学说来解释古代星宿命名的缘由，使得科学家关于“岁差”的推算，得到了历史材料的证明。
中国封建社会何时开始，目前仍然是一个有较大分歧的问题。范文澜主张从西周开始，郭沫若认为从战国开始，还有的学者认为从秦汉开始，甚至有主张从六朝开始的。这些分歧，似有一种向后推延的倾向。封建社会上限的后延，也就是奴隶社会下限的后延，这个问题，实际上与对中国奴隶社会的历史研究有关。殷商可以肯定为奴隶社会，但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与长期的封建社会相比，这一阶段显得不成比例，这确是一个需要加以合理解释的问题。封建社会上限的后延，或许就是力求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表现。骆先生的研究表明，中国奴隶社会的上限应该向上推进。不仅夏代是奴隶社会，从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前起的五帝时代就是奴隶社会。他为我们考证了奴隶社会的生产情况（兄弟相背而共耕），婚姻状况（母系制向父系制的转变过程），王位的继承情况（特别是舜所起的作用），等等。其中主、柱、住、铸的分析，成、城、称的分析，北、丘的分析，禹（余九土）、九州岛象（相）、羿的分析，婚（女氏日）的分析，都是一些精彩的篇章。确实为上古史的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
严格地说，中国古代的神话并不发达。虽然也有一些精彩的片断，但没有希腊神话那样丰富而又形成系统。希腊神话是希腊人民创造的人化的神，中国古史记载的却是神化的人。这种差别，我们先不去管它们的优劣，但可以看作是东西方文化不同的特点之一。“子不语怪力乱神”，并不是孔子主张如此，而是孔子的态度也受到这一基本特点的影响。总之，中国古代比较重视“史”，不仅有史官的设立，而且历代有史籍，四部分类，经史子集，史独占一类。甲骨文的研究，证明《史记•殷本纪》是可信的，骆先生《金文新考》，也证明古代典籍记载是可信的，尧舜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虽然或有“神化”，但决非子虚乌有。今后如果能有更多的夏以前的文物出土，当然更好，更理想，但骆先生现在所做的工作，却正是在已有的青铜图铭中，找出了夏以前的金文，让它们第二次“出土”。
骆先生的观点其实也并不是孤立的，现d*考古学的碳素测定材料，国内外学者对于《尚书•尧典》的研究，都表明结论是一致的，或者说是殊途同归。当然，也有人认为甲骨文是一种成熟的文字，在它以前，还应该有更为原始的文字。这种推测和猜想，也是可贵的，而骆先生没有等待新的文物出土，却根据现有材料，去一一推敲考证，以实干的成果来开拓这块古老而又新鲜的园地，就更为可贵了。上古史研究因受材料的限制而增加了难度，骆先生的科学态度给了我们启示。
——原载1988年4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语言文字网［YYWZW.COM］2006年4月12日作者授权发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