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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从文学作品里看历史真相，或用历史事实来解释文学形象，这都是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新著中的《诗经新解》就正是如此。比如《关雎》中的“雎鸠”，到底是什么鸟，一般均从旧说，不去深究。著者列举了大量材料作了新的解释，证明雎鸠就是大雁。特别是他以作家的敏锐眼光去观察生活细节，把在吉林蛟河县的见闻拿来作为例证，生动而又令人信服，显示了一位作家治史的的长处，这是文史结合的成绩。
汉字的形体有一种微妙的表义功能，因此，古代汉字（包括金文甲骨文），对于历史研究就成为一种极为重要的资料。古代汉字中又有一些地名、族名、姓氏专用字，它们的造形保留下某些历史的痕迹。著者利用了这一规律，对某些字从族姓方面作出解释，确实具有创见。古代人的亲属称谓，反映了他们的婚姻制度和风俗习惯。19世纪美国著名学者摩尔根对古代社会的研究，正是从印地安人的亲属称谓着手的，并由此发现了普那路亚婚姻制度。骆先生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新的收获。比如《诗经•唐风•林杜》诗中提到“同父”、“同姓”，著者认为“在这里，‘同父’与‘同姓’相对称，自然‘同父’是指父族生身父和生身父的弟兄，即‘诸父’之儿女。而‘同姓’显然是指母族的生身母以及生身母的姐妹所生的儿女。”接着著者又根据历史事实，指出“同姓”一词含义的变化，有私姓和公姓之分。“姬为周文、周武、周成诸后裔王室公族的公姓。但周文私姓为‘任’，周武为‘莘’，周成为‘姜’，姜姓之国在春秋时代唯齐为大，而它却是周室世为婚姻之国。足证，所谓‘同姓’，是母系制时代遗风尚盛时期——即公元前两千三、四百年之间的‘同姓’，春秋时代已经称为公族之姓了，而不是私姓，是为‘同姓’的新解。”
著者对金文的研究，导致了一个重要结论，即“在公元前2500年前就有了青铜器和文字，而殷墟甲骨文为中国文字之始的说法，是误解了。”这是一个新的观点，这个观点与已故史学家顾颉刚教授的“层累的造成的古史”的观点截然对立。顾教授“层累的造成的古史”之说，其中心意见，认为夏以前的历史是后人伪造，禹不过是一条虫，一种动物。这一论点，在当时即传为笑谈。鲁迅先生曾在《故事新编•理水》中提及此事。不过，因为它得到当时学术界的权威胡适的赞赏，所以在历史学界仍有影响。而近三十多年来，对于顾教授的观点，也未认真加以研讨。著者的结论，可以说是对顾教授观点的一个冲击。国内史学界可以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彻底加以讨论。
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特别是我国学术界，需要进取，需要创新，需要听到不同的意见。害怕听到不同的意见，而抱残守缺，是可悲的。骆先生的观点是新的，但并不是孤立的。美国芝加哥亨利埃特•默茨博士，早在1953年就写了一本书，叫《淡淡的墨迹》，1972年再版改名为《来自远东的神》。她在书中认为，“中国人于公元前两千二百年到了美洲。”这相当于夏禹以前的时代。由此看来，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需要做的工作甚多。骆先生的新著，不仅有助于国内争鸣，也有益于国际学术交流。
现在常听到一种意见，因为大学里的专业分得太细，学生知识面太窄，应当提倡文理结合，互相渗透。有些大学已经开设多门选修课，可以跨专业选读。这是一种好现象。骆先生由作家转业成为历史学家，虽不能说是文理结合，却可以说是文史渗透。他这样快地取得成绩，无疑得力于原有的文学功底。他的转业，有失也有得，文史结合，正体现出一种新的开放的精神。
——原载《黑龙江日报》1987年7月26日第4版
《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8月4日八版摘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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