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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文摘-文字改革

 

二十世纪文字改革争鸣综述(一)

 

詹鄞鑫

 

 

声明:本文力求客观阐述历史事实,不回避重大的争论和思想观点。所引言论不代表本文的观点。除非已有定论的说法,一概不作价值判断。

 

文字改革是20世纪中国文化领域最重大的运动。文字改革运动是以“汉字落后论”为前提的,因此必然伴随着不同意见的争论。最激烈的两次论战分别发生在1957年和1986年以来的新时期。1957年的那次论战,非学术因素的强行干预不仅窒息了民主空气,还严重妨碍了语言文字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文字应用工作的健康开展。新时期的论战,则更多地带有反思的意味。总结和重新审视文字改革的争辩,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文字改革”的含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已经有了文字改革的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毛主席在1951年指示我们:‘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主席又指示我们,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行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这是文字改革的正确方针。”毛泽东提出的“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说的是记录汉语的文字要“改革”,由现行的属于表意性质的汉字改变为表音性质的拼音文字,也即“拼音化”。这是文字制度的改变。在实现拼音化之前要做三件事情,就是: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广汉语拼音方案。由此可知,“文字改革”的确切含义就是记写汉语的文字的“拼音化”。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广汉语拼音方案这三件事情本身,都不属于文字改革,而是文字改革的准备工作。其中汉字简化是在文字拼音化实现之前“以利目前应用”的一种非长远措施。推广普通话的目的是为在全国实现拼音化扫除障碍。汉语拼音方案,起初是作为拼音文字来设计的,叫做“拼音文字方案”,但由于许多技术问题并没有解决,1954年改为“汉语拼音方案”,其功能相应地改变为汉语拼音工具,并用于某些汉字不方便使用的地方,同时也可用作拼音文字的试验。
 

文字改革论辩的根本问题是:记录汉语的方块汉字究竟有没有必要改变为拼音文字。这个问题的根子出于对汉字和拼音文字两种文字制度的比较。汉字在中国使用数千年,本来不存在褒贬问题,自从19世纪末跟拼音文字的比较,出现指责汉字落后的言论,然后才有维护汉字的论争,贬低在前而褒扬在后。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两种相反的观点,后来被概括为“汉字落后论”和“汉字优越论”。
 

汉字简化工作,在要不要简化,如何简化的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比起对汉字的基本评价问题,这个问题是次要的。
 

文字改革运动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五四时期到1949年,文字改革从提出口号到“拉丁化新文字”的摸索实验,再到实验停止。第二个阶段从1950年到1985年,文字改革作为国家语文政策的基本方向,通过行政力量推行汉字简化、汉语拼音方案等文字改革的辅助措施。第三阶段从1986年转入新时期,国家语文政策的基本方向从文字改革转为语言文字规范化。下面按文字改革发展的三个时期阐述,汉字简化问题争鸣作为附带问题单独阐述。
 

摸索阶段:五四时期到1949年
 

五四时期,出于对中国落后状况的反思,一批了解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把国力的落后归咎于教育的落后,又把教育的落后归咎于汉字的落后,于是提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口号。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像是声讨汉字的檄文。他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傅斯年(1919)也说:“凡些须懂得外国文的人,便知道中国文字和英法德等国文字的难易,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1923年国语研究会所编《国语月刊》出版特刊“汉字改革号”,对汉字发起了全面的批判。该期发表了钱玄同《汉字革命》、黎锦熙《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赵元任《国语罗马字母的研究》、蔡元培《汉字改革说》等文章,大抵主张废除汉字,并连带研究词连写和罗马字母拼写等问题。钱玄同再次用强烈的言辞否定汉字,说“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汉字不便使用,“足以证明”汉字“这位老寿星”“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该期封面把汉字画成仓皇逃命的牛鬼蛇神,被拉丁字母杀得东躲西藏,一败涂地。汉字改革专号的出版,标志着以废除汉字和实现拉丁化为宗旨的中国新文字运动的正式发起。
 

1928年,在苏联的瞿秋白、吴玉章、萧三、林伯渠等开始了创制中国拉丁化文字的工作。不久由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1931年9月,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开幕。大会作出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中涉及对汉字的评价,认为汉字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现在的时代。提出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指汉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
 

瞿秋白是主张废除汉字,制定拉丁文字方案的重要奠基人。他发表过一系列抨击汉字的激烈言辞。瞿秋白曾经提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化必须罗马化。罗马化或者拉丁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的意思。这是要根本废除汉字。”瞿秋白接受了文字具有阶级性的思想,认为“汉字不是现代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李敏生2000:302-305)
 

鲁迅也赞同文字改革,提出要废除汉字。他在多篇文章中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作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李敏生:307)
 

1935年12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会议草拟了一个《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征求各界人士签名。其中说到:“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是这教育大众的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一个绝大的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写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字,是解脱一个地方言的独裁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是已经出现了。”这里说的“新文字”,指的就是当时侨居海参崴的中国人制造的“拉丁化新文字”。(李敏生:363)
 

废除汉字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汉字难学难写难认,是普及教育的障碍。拼音文字只要记住几十个字母,学习起来容易得多。二、汉字不是记音文字,不能跟语言完全结合,不便推广白话文。三、汉字不便记录来自欧美的现代科技名词。四、文字是有阶级性的,几千年来汉字只为封建贵族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为了代替汉字,于是设计了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新文字,叫“拉丁化新文字”。
 

当时也有人不赞成废除汉字。例如1936年吴俊升提出:“我们教育者实在不应也不必附和废弃汉字的提议,而应在改良汉字的教学上多用功夫。第一,应该更适当的确定常用字汇,以为教学的根据;第二,应该就儿童学习的心理和汉字本身的体系,研究出汉字的经济学习法。”(转引自:王力1957)这是想通过改革教学方法来提高学习汉字的效率。
 

1939年7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发表由倪海曙执笔,陈望道修改的《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新纲领主张采用拉丁字母,一方面“反对立刻废除汉字的过左的主张”,同时“也反对把汉字看作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字灵物崇拜的顽固主张”。
 

1940年5月24日,当时的教育部主管人员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认为汉字“历史悠久”,有“六书之明体用”,而且“中华民族之所以巍然独立于世界,绵延数千年,文化之寄托,民族之团结,实有赖于文字之统一”;说拉丁化新文字不标声调,有很多同音词,“欲易更难”。(纪事:85)这是对汉字价值的正面肯定,和对拉丁化新文字是否容易学习的质疑。
 

1947年6月12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召开基本教育预备会,讨论到拉丁化新文字问题。据《新闻报》载:会上“亦有人主张废除汉字,提倡汉字拉丁化,多数专家反对,谓我国各地方言大多不同,倘用拉丁化文字,势必分化中国之统一。我国数千年来之历史文化,悉以汉字记载,且国人学习汉字,几无一感到困难者,倘一旦废除,无异断送我一脉相承之固有文化。”
 

1947年11月,朱经农在《教育杂志》发表反对拉丁化新文字的意见。他认为,一、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都是用汉字记载下来的,一旦把汉字废了,将来中国人就无法阅读古书、了解中国文化。二、中国文字原系一字一音,同音的字实在太多,用罗马字拼起来,真不容易分别清楚。三、同一字各地读音不同,个人照自己的乡音用罗马字拼出来,会变成完全不同的许多字。将来中国的文字,化为无数种不同的文字,没有法子可以统一,也弄得彼此不能互相了解。统一的文字与国家的统一有密切的关系,破坏数千年来文字的统一,将有不良的结果,不可不慎重考虑。(纪事:103、104)
 

拉丁化新文字从20年代末开始尝试推行,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实践表明,拼音文字必然受到劳动大众欢迎的说法主要出于一些知识分子的推测和想象,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克服的困难。陆志韦在《五四纪念再谈谈新文字》(《进步日报》1949-5-4)的文章中说,“在老解放区,拼音文字好象推行不开”,认为“过去的工作可以说是失败了,至少没有完全成功”。但文章仍然认为,是汉字的“封建性”阻碍了拼音文字的推广。这种“封建文字的锁链又是双重的”,一是“只许写文言文”,二是“只许用方块汉字,不许用拼音文字”。把推行拼音文字的障碍归咎于汉字的“封建性”,是受到文字阶级性认识的影响。
 

毛泽东在1949年12月到次年2月访问苏联期间,曾在跟斯大林谈话时阐述这样一个论点:汉字和汉语尽管不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学的,只要愿意学和不断提高。(纪事:125)这个论点好像是针对当时流行的文字具有阶级性、以及大众难以掌握汉字的认识误区而发的。
 

不同意见的对垒,使人们对汉字的认识逐渐深化和全面,诸如汉字可以立刻废除,文字具有阶级性的一些偏激认识也逐渐得到克服。
 

下一页推行阶段:1950-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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