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星悲剧追思

潘德孚

一、从烈士刘希亮说起

2004年9月中旬，因台风影响，下了好几天的雨。18日天空放晴，我践约坐瓯北的客车开往碧莲，车里仍然有点闷热。这一趟路大概有50多公里，开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刘希亮的女儿刘素贞已在车站等候。她与我沿街走到底，见到一条跨溪大桥。这座桥是通往素贞的家——茗岙乡陈樟村。过了桥即是一条弯弯曲曲的靠山公路，盘旋而上直通茗岙。我们坐在桥头等着四川过路车的到来，搭车先到不远的石门垟看一看素贞的父亲刘希亮和爷爷刘金声先生的坟墓。这时的石门垟，谷子都已抽穗，正在灌浆，一片丰收景象。素贞说1948年的石门垟，是一爿荒芜的沙滩，碧莲上村地少人多，刘先生筹划在这里筑坝拦水，将沙滩改造为良田。拦水大坝刚筑好，全国解放了。1950年先生辞世，没有看到成功。现在一条水泥筑成的水渠从石门垟的中心穿过，沙滩已经变成良田。后辈们现在实现了他的愿望。先生和他的夫人潘氏、爱子刘希亮的坟墓，面对着石门垟三百多亩一片绿油油的水稻田，沉甸甸的稻穗正在向先生点头致意，祝福先生一家的在天之灵安息。

刘希亮本是我的二哥，年幼时我的父亲把他送给了刘先生为继子。1949年碧莲区政府因大岙乡征粮困难，区长郑中卿派刘希亮带队去该乡。想不到该乡的伪区长吕炼荣武装叛乱，刘希亮当场牺牲。我当时在永嘉县永临区当区中队队员，区委书记汪德威告诉了我这个不幸的消息。1949年10月（12月？），永嘉县在枫林召开人代会，我见过刘金声先生一面。他胸佩代表证，面带笑容，兴致勃勃。后来又听说他评为恶霸地主，自杀了。此后一直不知道任何有关他的消息

刘先生之墓坐北朝南，上面长满了小狼箕和茅草，墓碑被它们覆盖，字迹已很难辨认。先生是碧莲地方有名的绅士，娶妻昆阳潘氏，出身“书香门第，知书明礼”，但一直没有生育。昆阳也是永嘉县有名的大地方。大多数人姓潘。刘先生自杀了，祸及到已经牺牲的儿子，连个烈士也不被承认了。故由永嘉县政协文史编纂委员会编写的《永嘉历史人物》中说刘希亮“二十多年后被批准为烈士”。这句话，意味着多少辛酸？包含了多少泪水？烈士住的唯一的一间房子被分给了农民；烈士的妻子嫁了他人，丢下三岁的女儿给人当了童养媳；烈士的母亲不能劳动没有饭吃，把自己的半间住房卖掉吃了。最后生病无钱买药病死了。过去的事已经过去无帐可算。可是现在活着的人应该去看一看：永嘉县上个世纪一个难得的绅士和他烈士儿子的坟头是一片荒草，蕨类长满了他们的坟坦，墓碑看不出谁的姓名……

我父亲13岁父母双亡，他和年长两岁的哥哥来温谋生，完全依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20岁当上医生开设永嘉医院。我年幼时只知道刘先生与我的父亲很要好，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却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会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给他。看了这个资料，我才知道父亲与他交好，是仰慕和尊崇他的人品和才学。因为，深知做一个人，做学问，修品行，达到刘先生这种境界不是很容易的。他一定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在刘先生的熏陶下，能成为一个思想进步、学问渊博的绅士。1951年的镇反运动后期，我父亲自杀了。他自己虽然没有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但大批社会上层人士被杀，其中确实有许多都是父亲的朋友。而且他知道这些人思想上对旧政权都不满，有的人都曾暗中帮助过地下党工作。特别是1950年刘先生的自杀身亡，对我父亲的影响一定很大，他可能觉得世道的无情，个人的渺小。他也可能害怕自己会受到牵连和侮辱。父亲自杀前常念叨“士可杀而不可辱”， 我估计这些是他决定弃世的主要因素。

刘先生家里很开明，没有隐瞒家庭的血缘关系，所以二哥他小时候就与我家有往来。1948年二哥开始做生意，从山里运出木炭，在温州转运上海，销售后买来大批力士鞋和一些日用品。他每次到温州来，都住在我家。晚上我们聚在一起，给我们讲一些山里游击队的故事，所以我猜想他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供应给共产党游击队的。他把那个拿双枪的三五支队司令周丕振说得神乎其神，，害得我很久不能入睡，总是想着自己如果也能当上游击队员多好。他说我们现在生活苦，是因为国民党官员腐败，利用权力掠夺人民的财物，使人民穷到忍无可忍。现在只有进行革命，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才能清除腐败，生活才会好起来。我与他相差6岁，还是个十四岁的小孩子，一点也不懂。觉得他的话句句都很中听，很有道理。也想自己能快快长大，早一点参加革命队伍，一起去推翻国民党。想不到二哥竟然会先革掉自己一家人的命，还成不了烈士。素贞说她跑了不知多少路，打来无数证明，才在1974年10月15日被批准。

二、关于《永嘉历史人物》

我浏览了这本《永嘉历史人物》，写的是从明代到现在的有名人物共有七十多人。现代的有二十多，大多数是国共两党中当将军的。作为一介平民的刘金声先生，能挤身《永嘉县历史人物》，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书中没有记述刘先生曾被评为恶霸地主，自杀过三次：吃药、吞鸦片，最后自缢而亡。真正的历史在无形中被湮灭了，谁能恢复呢？。刘先生是个小人物。他的自杀却能反映许多被称为“群众运动”的是与非。照理说历史的记述应该按实，而为什么被隐瞒不说？如果我不再加以记录，今后的人们就根本不知道。这里面的教训与经验就会永远消失，实在是太可惜了。

我的一个朋友说历史是后人对前人的记录，这个定义，大致不错。这种记录因为是后人写的，有的地方就不会按实记述，总是会把自己的某些思想意识添加进去。我可以打赌，世界上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主观意识的。因此，任何历史记录，都必然会渗入主观的一些东西；同时，有的事实还会被隐瞒，被故意歪曲。这样的一个著名绅士、烈士家属，在土改运动中为什么自杀呢？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加以隐瞒，是什么意思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人们都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如上所述，后人的记述由于添加了主观成份，即使是实实在在的记录，已经有一些模糊；若再不如实记录，歪曲或者删除，让人更看不清了。怎可做镜子呢？

《永嘉历史人物》这本书里，由于某些事实没有写清楚，读时如被置于雾谷，模糊不清。例如此书中写刘希亮牺牲后：“噩耗传来，碧莲区干部与群众莫不为刘希亮壮烈牺牲沉痛哀悼……二十年后，刘希亮被批准为革命烈士。”为革命牺牲了，整个碧莲区的干部群众都知道“沉痛哀悼”，却不知道给他以革命烈士的称号，直到二十年后才“批准”。人们当然要打上一个问号：这二十年里，碧莲区的干部在做什么？聋了还是瞎了？其中一定有一些事被故意忽略了。写历史自相矛盾，不好读了。

三、刘金声先生其人

刘先生幼年时天资聪颖，学习勤奋。光绪帝废科举，兴学校，他就到上海读公学，“学富五车，博通古今……关心国家兴亡。”“在上海结识了许多旧民主时代的革命人士，曾参与纽惕生策划的第二次革命，攻打过江南制造局的行动。失败后潜回故里，归途中写了一首五绝：“碌碌身虽在，归程似楚囚。苍黄零落尽，未上一层楼。”“他作品不少，可惜沧桑变迁，大多遗失；且他临终病危时，曾将自己文稿诗集，家书以及人际交往的信札等，均交潘夫人焚毁。如从偶然遗留下来极少作品中来看，……题材广泛，风格雄奇……下笔文彩纷呈，读之隽永有味。” 当时学者胡衡臣评他的文章：“超凡入圣，超圣入神，超神入化，确非凡人所能想象也。”如果当时没有给他戴上“恶霸地主”的帽子，他的作品岂会丧失殆尽？中华文化也许要增加他的一页。本应留下来的东西，这些代表刘金声先生一生生命的文化，没有了。

后来他“出国到南洋，任新加坡《星洲日报》编辑，并暗地里从事革命活动，不久事泄，不得不潜回乡里，但仍继续闹革命。辛亥革命后，目睹北洋军阀割据称雄，先生又愤然执笔，于民国四年（1915年）在温州小高桥创办《天声报》（日出二大张），宣传革命，唤起民众……遭北洋军阀政府镇压，报纸即被迫停刊”。抗日时期，国难当头，他“首倡募捐劳军……即奔走抗战，为各方推选任永嘉县抗日自卫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王季思先生一起与抗日自卫队战士同吃、同住、同战斗中，做了大量宣传、动员的鼓励工作。后因不满当局误国，愤然辞职回乡，兢兢业业地为地方造福。”

刘先生是一位热性男儿，无论做到什么事，只要是时代的需要，他都走在前头。抗日战争时期各种疫病，如脑膜炎、天花、疟疾、麻疹病流行，先生聘来名医杨天闻为院长，将潭影庵改办为碧莲医院，控制了农村各种流行传染病的蔓延。我特地拜访了今年已九一高龄的杨天闻先生，见他精神、脑筋都还很好。我家过去的一些事，他也都还记住。他说：“潭影庵是一个塌倒不堪的庵堂，无人居住。永嘉县政府将清水埠的山地卖给外国人办洋油站，每个区都分得500块大洋。其他区都被地霸贪污了，只有碧莲区分到的钱，被刘先生领来后将该庵堂修建为医院，多次邀请我来主持。”

当时敌机轰炸城区，许多学校停学，“刘先生为失学学生忧心如焚。于是奔走各方，呼吁筹办瓯北中学，并组织董事会……瓯江南北接踵前来就读近千人。”“1945年抗日胜利后，刘先生为地方积极筹划造坝筑路，挡住洪水。……该大坝路建成迄今已有四十多年，水患得到根除。如今群众每天清晨在这条路上散步或锻练身体，往往想起刘老先生当年倡议造坝筑路的功绩。”1949年以前，碧莲上村人多田少，刘先生提出将“石门垟”沙地改为良田的主张。从仓潭滩筑坝引水灌田。水坝很快建成，长达400米，可灌溉500多亩水稻田。其时全国解放，刘先生辞世。上村党支部领导群众继续完成。现在“石门垟一片郁郁葱葱，村民在温饱之余，谁也没有忘记刘老先生倡议谋划之功。”笔者看石门垟所拦之水，不仅用于灌溉，还用于发电。人们现在不能不怀念这位“恶霸地主”刘金声先生。

“凡是与刘先生共过事的人，均知其清廉刚直，人品高尚，敢说敢做，对上从不谄媚逢迎，不畏强权。”当时曾有好多人因国民党剿共政策被捕，与刘先生素不相识，“……无辜百姓被解到永嘉县城（温州）后，准备枪决。刘先生得知后，挺身而出进行营救，终于一一获释。至今健在者无不感激。”他常常对晚辈说：“在革命过程中，不知流了多少烈士的血；在八年抗战中，牺牲了多少中国人；我们活着的人，应如何珍惜胜利果实，并继续为革命贡献一切，才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他的独子，爱侄都在解放前参加了革命队伍。“为改变大岙乡征粮局面，区委书记郑书记最后决定派刘先生之子刘希亮带队前去。……希亮不幸中弹壮烈牺牲，……碧莲区干部与群众莫不为刘希亮的壮烈牺牲沉痛哀悼……二十年后，刘希亮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这些记述都在说：刘先生学问渊博、胆识过人，推翻满清王朝、抗日、办学校、办医院、筑坝、修路、造田，凡是有利民族、救人危急、造福邻里之事，无不带头倡议、参与，积极兴办，却“视权势如草芥”，不爱当官。解放前永嘉县选参议长，本来是推选刘先生的，他拼命推辞，一定要让给柯逢春先生。解放后，“1949年……中共永嘉县委书记任县（人民）代表会议主任，拟选刘出任县代表会议副主任，征求刘先生的意见时，他更加谦让，提议还是以德高望重的柯逢春出任副主任为宜。最后中共永嘉县委同意他的推举。”柯先生与他本就是知交，对他的性格和经历都很清楚。柯先生说：“刘先生早岁流徙奔波，历尽艰危，每以天下为己任，许下了匡时济世的宏愿。年华虽倏忽而逝，但毕竟已进入高超的境界，处处都显现出深厚刚直的智慧。如果没有长久的生活经验与艰苦克己的反省，决不能达到如此崇高的地步。”

四、刘金声先生之悲剧

现在碧莲靠河的健康路已经由过去的石头大坝变成了水泥浇灌的大马路，等于成了碧莲镇的一条大街了。沿河靠马路的外侧，又建起了一幢幢水泥楼房。不知这些住户，知道不知道当年刘先生如何发动村民修筑这条大路的；又是如何为这条路付出他的生命的。1950年在当地评成份，有人无中生有地说刘先生贪污筑路的公款，工作队于是给他划了恶霸地主的成份。先生觉得自己受到羞辱，就自杀了。一个高傲自负的人，有道德的人，希望为社会做贡献的人，拼其一生盼望革命的成功。而革命成功了，儿子的生命也贡献出来了，得到的却是羞辱，是无望。人到老年，固有一死，免不了一死，心怀“匡时济世”的刘先生，不自杀才怪呢！现在永嘉县的人民怀念他，纪念他——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绅士。那个说谎的检举者，那个权力的滥用者，如果还在世的话，会不会真诚地忏悔呢？我觉得难。难就难在中国的文化里，缺乏自我忏悔的基因。美国携带原子弹投长崎、广岛的飞行员，后来听说杀死了很多无辜的平民，忏悔得发了疯。其实，他应该知道，这两个原子弹，却挽救了无数美国士兵的生命。因为，没有威胁，日本的主战派仍占上风，天皇不会下令投降。历史上中国所有的权力争夺者却都不愿意忏悔。因为中国文化中从来不讲生命权力的平等。

刘希亮是在1949年牺牲的。刘左尹先生在刘希亮提供的证明中说：“刘希亮死后，中共碧莲区委书记郑中卿同志曾在区、乡干部会上宣布说：‘希亮是位烈士，他生前工作积极负责，现在他为党为人民贡献出自己一生的青春，这比泰山还重……’接着，于1950年、51年的春节里，碧莲区、乡人民政府和群众都敲锣打鼓向希亮家属送拜年慰问信，张贴春联等优属活动。” 设想刘先生在1949年不坚辞人代会副主任这个职务，也许他不会碰上这个厄运。因为，有了这个头衔，要把他打成恶霸地主就必须有县一级的认可。而他的功绩多多；又是烈士家属，儿子牺牲还不到一年。依我的想法，这个恶霸地主的帽子，可能就戴不起来。错就错在他太清高了。而中国人，向来以权力为真理。有了权力就能颠倒黑白，说非为是。解放之后，运动之多，这就是中国革命的特色。现在想想，搞运动的实质是搞恐怖，让人心不服口也要服，错了就照错的办，哪有让人说好说坏的？自杀就是做对抗运动，没有好果子吃！烈士家属也做不成了。

年龄越高，人的保守思想就越重。如果刘先生知道革命后的权力，会像潘多拉盒子里的魔鬼，能一幌而大，作用比过去要大上无数倍。他必须改变那种“视权势如草芥”的态度，甭说主动接受县人代会副主任的职务，拼死要活也要争来一个，也许就不会被评为“恶霸地主”了，起码会避过土改这一关。既可领烈士家属的荣誉，又可享官场的特权。妻子不会有病无药治，孙女也不会给人做童养媳了。

在地方，刘先生不过是一个平头老百姓，作为旧时代过来的人物，还是一个“出头的椽子”呢！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当时为了发动农民开展土改运动，提高农民斗争的士气，发动还来不及呢，哪管是非？其实不是不管是非，而是故意颠倒。没有这样的颠倒，群众的思想意识里还是老的一套，就发动不起来了。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做什么都要讲法律，讲证据。那时候全国刚刚解放，革命气势正盛，胜利的喜悦在无限澎胀。革命就是用暴力推翻过去所有的一切。既然大权在握，就可以先处理了再说。哪朝哪代不是如此？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就是不承认过去的经济秩序。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社会的稳定，有多种因素的制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承认一定的经济秩序：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其二是承认一定的是非标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地方里什么人是好人，大家尊敬、仰慕。什么人是坏人，大家鄙视、疏远。

在一个人人相识的地方，为什么相对平静而不失序？因为，有着人人认可并遵守的这些潜在的规定。土改等于是用暴力去剥夺一些人的财产，分给没有财产的人，就是让一些人无故去占有另一些人的财产。这当然会打乱原来的经济秩序，会造成思想混乱。因此，还必须打破每一个人的心中共同的道德标准。使他们不会自觉良心不安。社会的有序，不仅是需要权力的干预，这种道德上的自律更有力量。土地改革既然要发动群众，就要打破常规，打破农民头脑里原有的经济法权观念。要使大家知道，只要权力在手，可以否定一切。

过去的好坏标准，即道德标准，当然是土地改革的障碍。因此，否定过去的道德标准就成为当务之急：凡是群众公认是好的，可以偏偏说成坏的。大家都说刘先生好，个别人说不好，掌握权力的只要加以支持，好的就变成坏的了。这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革命就是暴力，不讲温良恭俭让，不遵守任何现成的规则。只有这样才能搅乱正常的秩序。现在我们都觉得法治的困难，就是因为好几代人都是在没有法治的、乱糟糟时代里度过的。

曾阅某杂志，记述一批人的聚会。这些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士，一起乘机去参加某次战役。不幸飞机失事，摔于某荒岛之上。由于饥饿，不得不分食已死者的尸体。获救后大家都以此为耻，无颜见人。就约好分散隐居各地，数年一聚。即使饿死也不吃人肉，好像在某些民族中已经成为一种暗中的约定，人人遵守。而中华民族，好像没有这样的潜在的规定。过去的书中还鼓吹“割股奉亲”，把自己的肉割下来给父母吃，表示自己的孝心。父母岂不成了野兽？父母既是野兽，儿子焉能是人？

人之所以不会变成野兽，是因为人必须依赖于社会才能生存。社会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每个个体都遵循一些共同认可的规则。这些规则就是民族共同的文化财富。它的积累需要极其悠久的岁月，绝对不是几代人能建设得起来的。现在我们提倡依法治国，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愿不要再有什么群众运动，如果这样能几个世纪坚持下去。我们这个民族也许还有几分复兴的希望。

五、悲剧的追思

人们的头脑里有一条潜规则：知道常，而不知道变。常，叫做保守；变则谓之革命。社会是在常与变的动态循环中前进的。处理好常与变的动态平衡，就是政治家的工作。外国人有保守党，说保守还自以为荣。革命，既意味着革新、前进，又体现否定、毁灭。革命与保守两词在他们那里都是中性的，没有褒义、贬义。中国人可不行，保守是可耻、反革命的代名词。文化的积累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文革期间，两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其实就是常与变的分歧，是保守与改革的分歧。可是，在中国，没有那一派敢说自己是保守派。中国文化中永远是革命就是真理。因此，就很难建立起公认的潜规则。因为革命就意味着不承认旧规则的力量。中国权力的存在，不是依靠人们的认可，而是依靠暴力。文革中两派都说：“打赢就是共产党，打输就是国民党。”吴思说：“中国的潜规则中的规则，是暴力最大者说了算。”与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谁打赢谁称王。中国的人多，打赢的道理很深。谁懂得这里面的道理最多，谁就能胜利称王说了算。

再说常与变。即使作为革命家的郑中卿。他派刘希亮带队进驻大岙，是考虑大岙地方之所以征粮有难度，是因为曾任蒋政权的区长吕炼荣阳奉阴违，预计有叛变的可能。派别的人非常危险。他考虑吕炼荣仍怕刘金声先生的威望，不敢杀害刘希亮。可是他错了。革命，已经使人们头脑里的原有意识完全改变。吕炼荣也同样已不再受原来的思想约束。《沙家浜》中的土匪头胡魁说：“有枪就是草头王。”他要叛变，已经准备好了枪杆子，至少，在大岙这个小地方，在那个时空段内，他的暴力最大，由他说了算。他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郑区长判断错了，结果是刘希亮牺牲了。

我去碧莲镇查看了刘先生的房子，在一个七间屋的大院子里，他只有一个正间，和两个后半间。正间是给刘希亮结婚的用房，自己和夫人则住在别人的后半间，还有几亩薄田，仅有少许租谷收入。他的主要生活来源是靠经商，而且收入颇丰。因为这，他才有能力发动办学、修水利、办医院等，做造福于邻里之事。他只是个乡绅，没有权力在手，要发动办公益事业，自己不出点“血”，甭想群众来支持。这样的人这样的房子和土地，以及他的经济生活。就这样成了“恶霸地主”？谁能知道，在那个大喊实事求是的年代，土改工作组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

中国的特点绝对是权力的大小决定着人们敬畏的大小。刘金声先生在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可以蔑视权力。因为他曾经参加同盟会，为推翻帝制出过力。还有一些高官曾与他做过同事，无权等于有权。打赌要有本钱。现在是个新政权，原来的同事也许都已经成了阶下囚。他的“资本”没有了。即使他过去曾经为地方做过许许多多的好事，救过许多人的性命，只有本地方的人才知道敬畏。从外地派进土改工作队，就不知道这里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即使知道，也不会受这些思想的束缚，不买他的帐。加上这些都是年轻的学生，头脑里的保守思想少，暴力倾向强，年轻、无知，肩负着的是“时代的需要”，接受的是革命的逻辑——为了推翻一切，否定一切，可以指鹿为马，说白为黑。这就是刘金声悲剧的关键所在。

中国的帝王都喜欢伪造历史，把假的说成真的。所以中华民族积累不起失败的经验。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自毁。历史上权力越大的帝王，自毁的能力越强。可是中国的历史总是把他们说得伟大得了不得，不知道他们才是民族最大的罪人。在康熙、乾隆时代，无数古代书籍，在他们手中焚毁，比之秦始皇，要多到不知哪里去。现在的人们，却歌颂他们修订《四库全书》的功德，不知道烧的远比留的多；更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够永久统治汉族。

人是自私的智慧动物，有永远不能满足的欲望。人在社会中生活，依靠社会获取自己的需要。因为自私和智慧，因为欲望，任何个体，都会想以最少的付出，获取最大的效益，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最大的满足。而欲望，却是个无底洞，永远也填不满。古代皇帝三宫六院仍然不能满足，有的还要去嫖妓。有权力就可以满足欲望，这样的权力有谁不想要呢？西方人研究了这个问题后，发现有权力的人，总是想利用权力获取自己最大的利益，想方设法约束和侵犯老百姓的自由。于是制订法律，宣布法律高于一切；以法律来制约权力。又提出人权这个概念，主张人人平等，发布人权宣言。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奉行权大于法，暴力就一直是改变政权的主要手段。历史告诉我们，政权改变容易，经济制度改变却极其困难，其阻力来自思想意识和道德规范。现代革命要改变的却正是经济制度。刘金声先生的悲剧说明，土改要打破的表面上是经济制度，骨子里却是要打破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规范。

墓碑看不出谁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