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探索阶段

尽管编码设计至今尚未走出混战的“战国”时代，但对编码设计客观规律的探索，对汉字编码统一的探索在80年代就已经开始。

一、关于汉字部件的探索

编码设计的探索，关键是对部件的探索。因为部件是构建编码的基本材料。

大量方案设计的实践说明，编码设计系统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我们每跨出一步，不一定都是前进。有的人在形码设计中有过前进的记录，却不知道自己进展在那里；有时候作出倒退的选择，也不知道错误在那里。一个方案搞了多个版本，后出的版本反而比先前的差。有的文章，说对了一些，说错的也很多。例如我们已经总结过1986年的评测，知道用输入速度和重码率作标准是错误的，是“非编码因素”。但至今为止，仍然有人大肆宣传自己的方案“速度快”，“重码少”。最近，有一篇文章批评认知码，仍然在重码率上下功夫。《计算机世界报》发表后，《中文信息》又加以转载，好象汉字编码的重码率就是方案优劣的标准了，人们似乎患了“重码恐惧症”。前天得感冒，今天又伤风，错误在不断上 重复。这些问题，都说明汉字编码设计的道路上，从都是探索者，不是已知者。这是一条探索者的路，谁都不是指挥官。

尽管有几百个汉字编码方案的实践，尽管在计算机上输入汉字已不成问题，但至今没有一个方案可以拿出足够的理由去统一全国的方案。每一个编码方案，都可以认为是一次探索。但具体编码方案的探索都带上键盘实践。因此，设计者摆脱不了“汉字编码键盘输入法”的魔影，速度和重码率像“鬼打墙”笼罩着方案设计，基础研究无法进一步深入。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有远见的学者奋起人编码设计的基础理论研究，在这方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上奋力耕耘。到目前为止，这一探索几经曲折，担胜利的曙光已在东方地平线上出现。

（一）《汉字部件分析的方法和理论》⑹的贡献及其存在的问题

编码设计探索的核心是部件

在1983年、1987年、1990年三分次的国际学术论文集中，张普发表的《汉字部件分析的方法和理论》，是一篇唯一的、比较全面的对汉字编码设计的核心——部件，进行重点分析的文章。该文看中了编码方案的关键在部件，在研究汉字编码理论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1983年，这篇文章是很有份量的。它的贡献在于：

1.率先明确表明编码方案的不同的根本在部件，由于部件使用的各种差异没有解决好，才会出现这么多不同的方案。

2.率先提示汉字部件的拆——拼过程，就是分解——合成的过程，汉字部件的拆字法就是汉字造字法逆顺序。

3.该文明确指出汉字编码的研制从笔形码向字根码发展是因为它符合汉字的造字历史和造字方法。

4.该文率先提议“统一术语的名称和定义”并认为“一个合体方块汉字切分后所得的各部份称为组字部件为好”；因为他比较交地看到“事实上现代汉字切分后所得的部件有一批已经与音义无关”。

5.该文明确指出汉字拆分的基本原则是“从形切分”。

6.该文率先认为“首要工作是对汉字的部件进行基础理论研究”，“探讨汉字部件分析的方法和理论”。

但是，该文却离题论述了一些与“部件分析的方法和理论”无关的“键盘盘面设计”的问题，说明当时学术界对编码研究方向、方法是模糊不清的。

尽管作者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但忽视了只有通过部件分析与研究才能解决汉字编码的无限增生问题，故使此文作者本人及他人的编码研制产生了相当大的副作用。被认为最有根底的这篇基础理论研究学术论文，十几年来造成的消极影响主要是：

1.文中把“键面排列”、“键数多寡”等也混在部件分析之中，等同于部件研究，这与作者引进“汉字编码键盘输入法”这一错误概念有直接的关系。该文混淆了汉字编码与汉字输入法的不同，导致1986年的汉字编码委员会采用以键盘输入的速度与重码率的高低来评测与推茬编码方案，从而使编码研制走出误区。

2.作者并没有理解汉字编码方案的的系统性，而认为“已经具备了集中各家所长，发挥集体智慧，进行联合攻关的基础”把希望寄托在专家对各种方案的剪裁上，忽视了对基础理论的系统研究，造成国家多次投入“专家攻关”而并无收获。

尽管文中提出要统一部件的定义，却没有真理看到汉字编码的根本在部件，而部件的根本在定义。如分析的方法和理论不以部件定义为核心，就不能彻底解决汉字编码的问题。

（二）陈爱文的学术贡献和“值得一读的禁书”⑺

1986年陈爱文著《汉字编码的理论与实践》。作者1961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长期从事汉字研究，有很高的学术造诣。1981年侨居巴黎，在西方计算机信息应用的影响下，他敏锐地感觉到即将到来的信息时代的风暴，决心投身汉字编码事业。1987年作者复著《汉字字形学和表形符号编码》。这两本书为汉字编码建立了一整套的基础理论。但在1986年，汉字编码专业委员会正在实行他们评测计划：以输入速度和重码率测定各个方案，并向社会推荐。这两本书既有汉字编码的社会应用的宏观远见，也有细密的具体设计，它的成果就是表形码。但因输入软件尚未进入实用，而没有参加评测活动，因此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陈爱文的学术贡献在于：

1.以宏观战略时空观给汉字编码作了明确的定义：“汉字编码是汉字的辅助形式，它将成为中国文字的第二种形式。”这个定义说明汉字编码将在汉字史上树起一个里程碑，它标志汉字的应用要跨进一个新的时期；它预示汉字正处在应用变革的前夕。

2.首先点破汉字编码的困难是部件处理，并对部件的拆分、分类和编码方法提出了具体的、系统的意见。率先对汉字部件进行全面的结构分析，并列出了一张具有可使用性的部件清单和分类系统。

3.在各种方案都因“部件处理”而陷入困境之时，表形码的部件摆脱了主观“优选“，完善编码系统而取得了新突破。因为，汉字编码的使用实即汉字的使用。当人们习惯于键盘使用之后，使用者就必然要求部件的固定，要求提供全国的清单。

4.在编码学术界的键盘本位的乌云正在密布之时，首倡“字的编码是根本“，明确表明汉字编码的立足点必须是汉字本位。并以先见之明指出汉字编码的通用性，以及它与易学性的关系：“易学、易记、易用和广泛的通用性，必须看成一件事情，是一项要求的两方面。

5.针对学术界的主观“优选”，明确而具体地说明部件清单的重要性。汉字编码把汉字的“方块形式变成线性形式，而且具有序性。电脑需要这样的文字，字典需要这样的文字，信息时代处处需要这样的文字。汉字编码是无法回避、不能回避的。”

6.迎着不断增多的编码研制热潮，他指出：“这种局面使整个编码水平得不到提高，编码方案的数量却不断地增加。要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唯一的办法是找出汉字字形的客观规律，开展对汉字编码基础理论的系统性的研究。”

如果汉字编码在今后的汉字史上确立一定的地位的话，那么，陈爱文在的这一过程中的突出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虽然他提出的天然部件与人工部件之说，使他的部件清单不能成为纯正的、客观的部件清单，影响了研究的进一步升华。

在评价陈爱文的学术贡献时，还不能不提及那本被称为“值得一读的禁书”——《评王永民五笔字型编码》。该书198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陈曾在汉字编码委员会的某次学术会议上分为了3000册。后因王永民的强烈抗议和多方活动，由北大出版社收回销毁。现在人们誉之为“值得一读的禁书”是因为这本书所提到的问题，正是现在大家对王码批评的问题；这本书的预言，现实证明都应验了。它的先见之明和学术价值都已经由时间作出了判断。

我们只要看一看它的目录，就可以知道它的内容：

壹  中国决不能再丧失一个电脑时代——汉字编码的幸和不幸

贰  王码的根本缺陷——王码认定字根不能有客观标准，只能由设计人“精心筛选”，让用户逐个记忆

叁  王码的体系性缺陷——字根分类系统不合规则的占50%强

肆  王码拆字法对识字教育有一定的破坏性——用少数“基本字根”套拆全部汉字，是违反科学原则的

伍  王码在技术性上的缺点

    一、取码规则烦琐

    二、“识别码”过于困难

陆  王码从字根到代号的转换过程过于复杂——编码应该依赖键盘跟汉字的联系，还是应该直接跟汉字联系

柒  结束语——“字有限，语无边”，字的编码是根本

我们在这里把这本书的目录重列了一次，是为了对这本严肃的学术著作，被我国最高学府的出版社视为禁书，停止出版，表示笔者无奈的悲哀。

（三）《汉字部件简论》

在张普、陈爱文对部件研究的基础上，1993年潘德孚在《教育研究》8、9两期上发表《计算机教育与汉字字形编码方案研究》，1994年又在《中文信息》第2期发表《汉字形码方案的得与失》，1995年，潘德孚、詹振权、潘骑合著《汉字部件简论》，⑻对汉字部件再次进行深入的、系统的分析研究。研究结果进一步揭露了部件的客观规律；同时剖析了当前最流行的有关汉字编码种种错误论点。该文的贡献在于：

1.率先提出部件定义的设计模型，说明部件定义设计的系统性。

2.率先对部件进行几何学式的证明，把部件的确定纳入科学的轨道。

3.率先对部件清单中的部件类和类中的部件进行排序，并予以注释，使杂乱无章的部件清单，成为体系严密的系统。

4.以《拆分分析》说明汉字可拆可拼，并能构成线性形式，进一步阐明“拼形文字”这个概念的确切性，同时可用于“治疗”当前最流行的“重码恐惧症”。

该文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中南财经大学计算机教研室全体教工认为：“《汉字部件简论》开创了统一汉字编码基础研究的新天地。”“我们认为《简论》抓住了‘牛鼻子’……关键在确定部件。”“《简论》吸纳了各家之言，考察了多种输入码方案，坚持彻底地以汉字自身固有的规律特性和显隐性信息为根据，对‘编码方案’是‘发明’提出了异议，力排众议主张‘重码率’不能作为衡量编码质量的尺度，既承认‘最佳映射过程是按部件自身形态特点进行归类’，又指出‘部件归类’和‘形象取键’要同时考虑的新见解。”“这张清单建立在部件的严格定义和两万余字汉字拆分的初步实证基础之上，得到了系统而科学的拼形字母谱系，就象拼音字母可以表达一切汉字的读音一样，这套拼形字母，可以表达一切汉字，甚至可扩充表示中、日、韩等国家和地区所有现成象形文字。这样，它不仅适用于电脑汉字输入，还可以用于象形文字的基础教育，促进构建举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国际化工程。”

温师院教育研究室认为该文“对汉字形码的基础——部件，进行了严谨、系统、科学的分析，公开了汉字形码‘发明’的秘密，阐明了汉字形码设计的内容和步骤，提出了一个分步讨论的计划，全方位地研究了汉字现代化应用的全部难题，并为解决这样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我们认为该文有可能为专家攻关铺平道路；为统一汉字形码奠定基础；为实现‘计算机从娃娃抓起’、为计算机中文应用进入基础教育课堂、为因计算机而来的全国教育变革提供基础条件。

“据我们研究，这个汉字拼形字母系统用于基础教育，可以提高识字速度，统一书写规范，甚至低年级儿童也可据此直接翻页检字，同时进行电脑输入。因此，如果在中小学中普遍推广拼音字母和拼形字母的同步教育，我们就能较完满地解决汉字现代应用的四大难题。让汉字走出因多种编码社会使用而造成的误区。”

从《汉字部件分析的方法和理论》、《汉字编码的理论与实践》到《汉字部件简论》，作为汉字编码的基本材料——部件研究的系统化，使编码方案逐渐摆脱键盘本位的迷雾，说明编码设计的系统理论接近成熟， 接近统一的边缘。信息界应迅速从实用主义的泥沼中拔出脚来，文字学界则应以当前的文字字形迫切应用为重，把重点用在汉字编码的基础——部件的建设上。只要这样，才能加速汉字编码的统一，为建成信息高速公路打好基础。

二、关于汉字改革（拼音化问题）方向的探索

当前汉字改革的方向有两大派主张——汉字落后论和汉字优越论。

前者认为汉字是一种落后的文字，必须迅速彻底进行改革，使之成为拼音文字，方能适合现代应用。后者认为汉字不仅不需要改进，甚至连简化都错了。

我们认为汉字既不可能改革为拼音文字，也不应该认为汉字优越得很，一动都不能动，天不能认为“二十一世纪就是汉字的世纪”。汉字的客观存在和发展都不是某地少数人意志所决定的，它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形码方案的出现和发展说明，它是汉字为适应社会发展与现实应用的需要，而进行的一次自我改造，这次改造的结果是汉字拼形化的实现，即汉字通过拆分和设置代码，实现能拼、线性而有序。

（一）汉字拼音化简介

清未，列强不断侵略我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有的人认为我国的落后是因为科学不发达。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乃是教育不普及。教育不普及的原因乃是汉字不好学。外国人用的是26个拼音字母，可以拼出他们所有的文字。卢戆章认为“切音文字”是“字话一律，则读于口则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 ，将此光阴专攻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王照说：“世界各国……言文一致，拼音简便，叫极钝之童，解语之年，即为能读文之年，以故凡有生之日，皆专于其文字所载之事理。”

“五四”运动以后，钱玄同、赵元任、黎锦熙等人的改革谈笑风生更激进，要求采用罗马字母取代汉字书写国语，这就是“国语罗马字运动”。此后又形成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这些活动的目的是认为拼音化可以提高识字速度，有利于普及文化知识。这种思想，得到很多高层人士的赞同，例如郭沫若、鲁迅、胡愈之等。汉字拉丁化的主张集中反映在1931年9月海参崴第一次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国新文字十三原则》⑼里。摘要如下：

1.大会认为中国汉字是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现在的时代。

2.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并反对用象形文字的笔画来拼音或注音。如日本的假名、高丽的拼音、中国的注音字母等等改良办法。

我们不再把这十三条一一摘抄，有这么两条就已经够了。第一条是给汉字的定性。它是以后几条的出发点。第二条是所有方法的总方针。根据第一条，汉字被戴上了“封建社会的产物”的帽子，非“打翻在地，踩上一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不可。汉字当然可以作为“统治阶级压迫穷苦群众的工具”，但汉字同时也是被统治阶级反抗统治阶级的工具。语言文字并无什么阶级性，作为一种记载和交换信息的工具，它为中华民族全体成员所使用。没有这种工具，就没有五千年的民族文化，现代的国人仍是茹毛饮血的野蛮人。海参崴决议的第一条是根本，在这个定性基础上，“十三条”就把汉字改革的方向引入了歧途，误导了几代人。

就在三十年代，一个并不出名的文人宣永光却说：“十年前，日本文字家某人，在某处对中国人演说。提到中国文字，他说：‘二十五年后，你们贵国人，若用国文教员，须到日本去聘请。’当时的听众，全都认为是笑话。岂知日本人，研究汉文的狂热，较我国研究洋文，还格外的猛烈。在我国蔑视国学的狂潮中，反给日本造成搜罗中国古书的机会。我们所认为腐化落伍的典籍，他们全视作无价珍品。再按现今我中国几个新圣人，竭力改良中国文字的推测，日本人的那句预言，恐怕不久就要应验了。”⑽

解放后拉丁化之风愈演愈烈，形成了全国性的运动。然而，这么多人的努力，造成了这么大的声势，现在却杳无声息。当然，我们也不能把拉丁化说得一无是处，而需要给予客观的评价，以免再犯“十三条”走极端的错误。拉丁化运动无疑促进了普通话的普及，有利于全国的信息交流；但对减少识字记忆负担，缩短识字教育时间，促进普及识字教育并没有任何好处。

（二）汉字拼音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这一二百年的拼音化努力未有结果的原因，在于这个运动本身存在着许多大困难。

1.缺乏考虑语言文字应用的一致性

拼音化的理想主义者忽略了一个根本原理——文字与语言的一致性。张志公先生说：“汉字生命力之所以这样强，我想第一是由于汉字同汉语这种语言相适应。我们知道，汉字是以单音节为主体的语种。语言最小姐的单位是语素。汉语语素以单音节为主，或者说基本是单音节的。……一个音节是一个语素，这个语素可以独立成为一个词，或者同其他语素组合起来成为词。这使得汉字同它所记录的语言——汉语相适应。”⑾我们讲的是单音节的语言，写的是单音节的文字。一离开北京，到了天津，语音就已经起了变化，不过还可以听得懂。在南方，有的相隔几十里，说话就听不懂了，但尽管语言不通，各地的方言，单音节仍然不变。粤语、闽语、吴语……尽管相互之间都听不懂，但都可以用方言读汉字的文章，学习各种知识。单音节的语言，只能配单音节的文字，这就是语言与文字的一致性，也就是它跨方言的功能。

2.过分夸大了汉字的难学性

拼音化的理想主义者过分夸大汉字的难学性。几千年的实践证明：汉字并不难学，至少不像某些人宣染得那么难学。人们统计《毛选》五卷，只用了近3000个字。即是说，一般的常用字，就是大学生，也只需要认3000多个，难道不要认这几千个字就可以“省费十余载之光阴”？由于早期教育，现在有一些四五音的孩子，就能识几千个字了。他们从出生之日算起，也没有“费十余载之光阴”！科学必须排除任何夸张或不实之词。现在的学生，除了学习与使用汉字之外，仍然可以攻学“算学、格致、化学等”，并没有因汉字而耽搁。美国的三分之一著名专家是中国人，他们也都是学汉字的，也没有花费十余载之光阴学汉字。3500个常用汉字连未入学的孩子都能学会，说明汉字并不难学。当然学会这几千个汉字的孩子一开始并不能完全理解和使用它们。因为他们的语词还不丰富，理解能力受到限制，但这跟汉字无关。

张志公先生说：“汉字对于学习，也有它的长处。首先可以直接认识，直接读出音来，不面貌一新拼音的过程，这是很方便的。音素文字就不是这种情况，它总要有个拼读的过程，即使十分短暂。其次，汉字有形象，可以因形推理，见形知义。比如‘氵’旁的字，表示这种字与水或水类的事物有关，和文的自然容器有关，如江、河、湖、海，与液体有关，如酒、油、与特殊液体有关，如眼泪等等。虽然不能根据它得出确切的意义，但它可以提示意义的范围，这是有利因素。再次，汉字为人们提供猜的机会很多，地方戏不能听懂，可以根据字幕猜测大意。小孩读小说，看画册，未必就会认识其中的字，但他可以大概地从上下文的联系猜出意思，这就有利于阅读。”⑿

从过去到现在，汉字是我们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象征，不是什么人想废除就能废除得了的。

3.忽视汉字应用时空系统的稳固性

有的人虽然也承认汉字有许多优点，但总觉得不能拼音是个大缺陷，千方百计想使它拼音化。袁晓园先生曾设计过一个《汉字现代化方案》。⒀“方案”的基本设想是使用几十个汉字部件为拼音符号，使汉字形成线性排列。这个“方案”的实质，与汉字拉丁化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是用汉字的笔画部件，取代拉丁字母。人们看了这些新造的字，一个也不认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难道可以用这样的文字去继承？假设孩子学会这些字，要与父母通信，他们的父母见到信件，一定瞠目不知所以。袁先生只想到孩子的读书识字，而忽略了文化的继承性。但像我们这样一个泱尖大国，要改变汉字的字形，虽然仅限于印刷体，也是很难行得通的。汉字字形有很多优点，仅为读音改造它，得不偿失。陈爱文先生曾经提出过一套在汉字的笔画有加用读音音符的设想，但没有被人们所接受。因为，笔画加上了音符，笔画的规范就受到损害，也不是一种好方法。社会上的任何事物，都以其时空形式而存在的，历史的发展和汉字应用的铺开，已经占有了五千年的时空，拼音汉字没有立足的地方了。

4.缺乏拼音化与实现汉字现代化四大目标间相关的实证研究

汉字的“落后”，难学，难规范，难排序，难输入，使它被认为阻碍了我国的现代化。许多激进主义者提出要以拼音化彻底改革汉字。

拼音化能否实现汉字现代化的“减轻记忆负担，提高识字速度”的目标？可以肯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过去的利用拼音识字，想以这个方法提高识字速度，解放后已经做过许多实验，结果都没有做到。实践证明，只学不用是不会巩固的。即使有人能够学会汉语拼音文字，到社会上没有地方可以使用，不久也会忘记。第二个问题是拼音化能否解决汉字的直接排序检索？答案是：社会上已经采用音序排序的方法，但无法实现全部汉字的实际检索，事实证明音序检索的局限性。第三个问题是汉字书写规范化。书写规范有利于统一电脑输入，因此，也有利于加固方块汉字的地位，这却是拼音化者所不希望的。拼音化可以解决的只是能读识的常用字，除此以外的字就无能为力了。汉字现代化不只是“化”几个字。拼音化只能正语音，不能正笔画书写的错误，这一点是不用解释的。第四个问题是计算机输入。拼音化确实有利输入，但却不是短时期里能实现的。我们认为，作为汉字发展的前景，进行拼音化的研究未为不可。不过不应把它与方块汉字视为势不两立，拼命贬低汉字的实在价值，这种做法之不科学，就象激进主义思潮的危害一样，我们短暂的生命是证实不了的。但当历史进行证实时，人们将发现回头得太晚而遗怨于后代。那个时候，后悔就成为多余的了。

我国的文字学界由于各种原因过分注重汉字字音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因而放松汉字字形的现代应用的研究，所以，当字形编码出现之后，未能及时抓紧，以致措手不及，不能立即制止严重损害汉字规范的编码占领市场。现在问题越来越严重了，有的人还是以汉字规范的卫士自居，说形码是一个不该出现的畸胎，借此下结论曰：“拼音化太晚了”！

另一些人则把汉字拼音化的理想，寄希望于电脑输入，认为编码是“套在中国人头上的枷锁”，“阻碍了我国的现代化”，最好还是使用汉语拼音文字。⒁其理由是电脑打不出来的许多国标字库中没有的字。意思是只要我们不用方块汉字，用了键盘上的拉丁字母，按照汉语的读音，就可以打出任何字来。遗憾的是文章的作者并不知道即使这些字能够打出来，我们不认识，也不会用，该怎么办？他更不理解这些字之所以打不出来不是由于汉字的“落后性”，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国标字库，只有6763个通用字，没有罕用字和特殊用的字。如果今后字符集扩大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是技术和设备的问题，与文字是没有关系的。拼音化确实能够把所有的字（能读的）打出来，但这些用拼音字母构成的字我们不认识，不能用来交换信息。即使可以，也不需要骂编码是“枷锁”，关键是要拿出论据来；要想以拼音化实现汉字的现代化，要先做一点具体的、可以“化”的实证研究。

5.理论与实践不一致

1981年7月，我国高等院校成立文字改革学会的宣言说：“我们重视传统文化，因此也重视承载传统文化的汉字。但是我们更加重视创造今天和明天的现代文化，更加重视创造适合于承载现代化文化的汉语拼音文字。”⒂这个宣言使人弄不清楚什么是传统文化，什么是现代文化。照此说中国人没有现代文化了？因为，我们谁都没有见到过承载现代文化的汉语拼音文字。鲁迅、郭沫若、茅盾的著作，究竟算现代文化，抑或算传统文化？如果是现代文化，为什么用“适合于”它的汉语拼音文字来承载？答案只有一个：因为汉语拼音文字不是为“用”而“造”的。虚无缥缈的汉语拼音文字怎么知道它“更适合于”承载呢？中国还没有创造出这种文字就肯定它“更适合于”似乎言之过早，即使已经“创造”出来了，这架“飞机”能不能“承载”还需要认真“试飞”，难道不怕它“承载”时“散架”吗？海市蜃楼不能当作现实。文字学是严肃而认真的科学，是不能当儿戏的。理论与实践应该一致，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拼音化的理论家能够用实践证明可以用拼音化的汉语文字创造出所谓的现代文化来。

为了电脑应用的普及，十几年来，在国际和国内，多次举行各种编码的输入速度比赛。这种活动，虽然一度促进了电脑的销售数量，但也强化了“编码好就是输入速度快，重码少”的错误思想。已经“发明”编码的人拼命地修改重码字，花大钱培训高速输入员；还没有“发明”编码的人则继续在输入速度和重码率上做文章，搞“新的突破”。这种现状使拼音化的理想主义者看不到汉字字形编码的设计的发展和它的设计规律的发现，还是认为永远无法解决“易学性与快速性的完美结合”，从而得出了“汉字的键盘输入只能走拼音化的道路”的结论。

总之，拼音化的理想主义者要改造汉字的“落后”，要用拼音化来实现汉字的现代化，首先要说明汉字的这四个“落后”，如何用拼音化使它们连贯在一起。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只有指责式的喊叫，是无济于事的。

理论如果与实践一致，就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拼音化的实践却没有这种效应。问题在于汉字拼音化的理论与实践不一致。从近代到现代，拼音化的主张和研究，都散见于一些报刊杂志中，没有形成从宏观到微观的系统研究理论。由于政治的干预，解放后几乎所有的高级语言文字学家和整个文字学界，都积极主张拼音化，可是拼音化始终化不起来。所有的主张，都停留宣扬拼音化的光明前景上，停留在美好的想象上。这么多的专家拿不出一个基本上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善的统一方案：所有已经拼音了的汉字、汉语本子。竟然连以字为单位或以词为单位都还没有确定。既便有了具体方案，还要从小到大进行实验，用以证明这个方案在教育中、应用中比拼形汉字要好。

只有实践才能证实是非。主张拼音化的同志，不应该停留在理论上，要迅速拿出具体的东西来，而且要进行有计划的实验。不仅要有战术实施计划，还应有战略的实施方案。可是当前的现实是拼音化的实践核心还没有形成。一些拼音化的积极分子对当前的拼音字母还不满意。（参见1996年《语文与信息》第1期戴石麟的《汉字编码发展的最终目标：汉字输入、汉字注音和拼音文字的有机结合》）现行的汉字拉丁化拼音字母，是一百多年来语文界的一个比较可行的成果；它是几代人的奋斗果实，是拼音化的核心。现在，作为汉语的字母尚为积极的主张者不满意，它将如何产生“字”呢？“字”之不成，又哪里来的词呢？没有“字”和“词”，如何实现拼音化呢？

现在主张拼音化的人，有的认为要单字拼音，有的认为要以词为单位拼音，以字或以词也要先有个着落。没有具体的东西让我们学什么？以字拼音有同音混淆无法区别的困难，以词拼音有词量过多、不易记忆的麻烦。我们觉得，现在的拼音化专家好像只有拼音的喊叫，以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没有具体的方案人们就无法实施，就无法论证它的好坏。只有实践，才能证实理论的正确与否。所谓具体方案，是指全部拼音化了的书面汉语（字和词）的本本。

拼音化的热潮已经过去，大多数热心此道的志士也已经觉得这个设想不大现实。我们认为，事物的产生和存在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结构，不可妄下判断。背离现实的理想主义，往往都会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不容否认，汉字的字形结构的优点不仅在占世界1/4人口的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占有不可抹杀的牢固地位。但是汉字的多符性、无序性却并不值得夸耀。

（一）   汉字发展方向之我见

1、拼音化不是方向

汉字编码的困难使有的人认为还是走拼音化的道路为好，因此它又重新抬头。

拼音化不是为计算机输入而提出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计算机输入这个客观要求。因此，拼音化的要求并不适合计算机输入。我们可以从拼音输入的实践中得到这个见解。如果拼音化符合客观要求，我们就不需要在音码出现的同时，又去研制这困难重重的字形编码了。只有字形编码是应计算机输入而提出的，部件的定性定量、汉字的拆分、分类和分类代码的设计，都是随这个客观需要而来的。

学习拼音文字，要记忆的常用字量比汉字多得多。如果要写与汉字同样内容的文章需用的字量也是汉字的一二倍。所以，认为拼音文字比拼形文字的记忆量少，是非常片面的见解。关于拼音文字与拼形文字那一种易学易记，曾性初先生说：“日本的文盲和有阅读困难的儿童比率较低的原因之一就是日文中包含了汉字，是汉字易学。”“鉴于汉字在日文中的重大作用，汉字易学和幼儿学习汉字的能力又很强，现在日本的语文心理学家感到限定的当用汉字不够用，应当增加，同时慨叹汉字在过去教得太少，今后应提早教学。”

我们并不因此认为拼音文字是落后的。但要说拼形就是落后，拼音就是先进，那么在现代技术都十分先进的日本，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拼音字母，为什么还不愿意放弃拼形的方块汉字呢？两种不同体系的文字适应两种不同体系的语言和语法。拼音化的理想主义者要改造中国的文字，那么也要同时改造中国人的语法。例如我们的语法中也要加上过去式、现在式、进行式等等，这是否可能？汉字拼形的优势是拼音文字无法替代的。拼音、拼形，应该是各有优缺，不能以先进落后置论，扬此抑彼都是不合适的。文字为应用而产生。汉字适合中华民族的应用要求，祖先为我们选择拼形而不选择拼音，是因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汉字易学易用，是指对中国人的拼音文字而言的。追求减轻识字负担，提高识字速度，节省识字教育时间，更有效地普及文化知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是现代社会的要求，是民族进步的需要，也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汉字仍然有不足之处：它没有序性，不能像拼音文字一样，把字母一个一个拆出来；中国人只能一个一个地认字，一个一个地记住它们的笔画；笔形稍有差异，或笔画错位就会出错别字。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证明汉字就是落后的文字，非要彻底打倒不可。这一点点的不足，使许多人误认为汉字难学难用，才引来了历时一百多年的拼音化的努力。拼音化的基本教训是：没有考虑汉字文化的继承性，语言文字使用的一致性和对汉字优劣分析的客观性；同时也没有考虑文字应用时空系统结构的稳固性。我们不敢断言拼音化一定不会成功，但至少在目前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还行不通；就如方块汉字能不能消灭，至少这几百年内还不大可能一样。至于几百年后怎么样，为时太早，我们谁也预料不到，而现在就必须解决计算机的中文应用，解决汉字编码的问题。

拼音文字与语言基本一致，这就是它的优势。但它只能够适合语言基本统一的国家。拼形文字可以通过视觉直接理解意义，适合方言复杂的国家，这也是优势。拼音文字用语素造字，但为了区别的需要，其中夹有不发音的哑字母，不过由于长期使用，这些哑字母的夹带，已经形成了规律，造字和学习都不很困难。用汉语造字，不夹带哑字母，有许多语言，必然混淆得很厉害，书面上根本无法区别。想夹带哑字母，一时又无法形成规律，因为文字规律需要一个长时期的形成过程，不是我们想要，它就能自然生产出来的。这样就会给造字和学习带来困难，人们必然不欢迎。

2、“一语双文”的主张挽救不了拼音化的命运

有许多人接受了汉字“落后”的论点，穷其毕生精力，“改造”汉字。现在的实践证实，拼音识之并没有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可以有效地减轻识字负担，拼音化只能销声匿迹。计算机中文应用带来了字形编码。字形编码的困难使有的人重新想起拼音化，就倡议“一语双文”。“一语双文”的意思是学一套语言两套文字。为什么中国人要学一套语言两套文字呢？因为，马上提拼音化这个主张会使人认为要废除汉字，实践证明中国人已经表示接受不了。“一语双文”是一种拼音化的委婉提法，意思是搞一个拼音化的过渡阶段，让抵制的情绪缓和一下，其实与拼音化并没有两样。不过，“一语双文”的专家并没有想到，这个主张与减轻识字负担的原始设想是背道而驰的。难怪有人说，现在的拼音化专家越来越离谱了。

大量的工作成为无的放矢，都是这一念之差。有这么多的人，千秋万代、心甘情愿地使用“落后”的汉字，弄得“改造”者无可奈何。现在，有的专家不仅不认为汉字难学难用，反而认为汉字易学易用，有拼音文字无法比拟的优势。汉字以其字形表达意义，对人们的右脑开发，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邵宗杰先生说：“欧美学者所得出的‘人类是用左脑听、说、读、写的结论’只适用于以印欧语文系统（拼音文字）为母语的欧美人，日本人由于同时使用汉字，于是右脑也具有了一定的语言文字机能。而且汶山忠爱等的研究还表明，日本人与欧美人大脑左右两半球在机能上的差别不是遗传的结果，而是语言环境的不同所致。而且取决于八岁以前的婴幼儿和儿童早期是生活在何种母语环境之中。”（16）

我们认为，尽管汉字有这么一些缺点，它仅仅是汉字的用、造、学、检系统中的一点点不足；犹如英语中的音素，无法与他们的语言完全接轨一样。忽视文字应用结构的系统关系，将会使我们劳而无功。生命有限，知识无尽，一个人只有那么一点点活着的时间，而所能吸取的知识就象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说自己洞察一切、完全掌握历史规律的人都已被历史所嘲笑。因此，汉字到底怎么样，谁也不应该过早下结论。我们只要根据文化的继承性，就可以断定：汉字不可能废除，也废除不了。短时间里废不了，长时间则更难。因为，它的时空系统将随着时间的推延而更加巩固，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实现拼音化或“一语双文”的。

3、拼形化是汉字现代化的必然方向

1982年1月23日，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先生曾就文字改革问题做了很有启发性的讲话。（17）他说：“现在的汉字既不是拼音的文字，也不是拼形的文字。如果我们首先把现在汉字的字形改造成为许多可以独立的结构组合的字，也就是先把汉字改造成为拼形的文字，既便于进行教学，又便于汉字信息处理和机械化，这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进步。”“要尽量使得汉字可以分解和容易分解。我们应该合并可以合并的形状相近的字或结构单位。有的字增加一笔既易分解又便于称说，还是增加一笔更符合简化原则。”（18）“我们要尽可能使汉字成为一种‘拼形’的文字。这对于尽快汉字信息化，将是一个重要的进步。”这个讲话，不仅说明在文字改革的决策上的方向性的改变；也反映出两个问题：

其一是在1982年前，我国语文界还没有认识到汉字是拼形文字。（当然，在编码界早已提出来了。例如在1983年汉字编码委员会的论文集里，朱韦辛先生的《汉字拼形方案》里提到“汉字字形是由若干个‘字元’拼合而成”的。）（19）问题在于自清末至现在，语文界过分侧重字音方面的研究而忽略了字形研究；当然也可以认为字形编码的客观要求还没有到来。我们提出“拼形造字”这个新概念，是用纯字形结构的观点看待汉字的形成，表述汉字的造字法。汉字的造字法既然用的是“拼形”之法，那么说汉字是“拼形文字”也就理所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六书”是对字形形成意义上的表述，“拼形”是对字形形成结构上的描述，两者并不相悖。早在甲骨文时代，人们已经运用拼形的方法造字了。因为，简单的象形符号，无法表达许多复杂的社会信息或语言信息。例如“（女）”无法分清已婚、未婚，于是就产生了“（妇）”，用“（女）”和“（帚）”相拼成字。据高明著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在古代的甲骨文里已经有111个部首。使用部首依类拼造，产生新字就很方便。“隶变”之后，使许多粘在一起划不出界限的汉字，发生了“裂变”，如“鱼、鹿”等，产生了一些笔画简单的部件，更利于“拼形”造字了。在这本书里的162页表一四九，有几个字更明确地说明拼形造字的原理：

第一个“牡”字，五个格子里是五种不同的动物，它们共同的都有一个代表雄性生殖器的“┷”，即是说，尽管所画的动物不同，它所表述的意义相同。牝、逐、牢……等都有同样的意思。用造字法来论证汉字是“拼形文字”，只是一个方面，下面我们在第六章里，还用具体的拆分分析继续论证和闸明这个新概念。

其二，胡乔木先生还讲到了把汉字“改造”为拼形文字的重要意义，他提醒文改会成员，简化汉字时要注意便于汉字的分解。甚至认为某些字在简化时，若是增加一笔有利于分解和称说的话，增一笔比减一笔更符合简化原则。把便于分解、便于称说摆在比减少笔画更重要的地位，作为简化的原则，无疑说明他已经看到用分解汉字来解决汉字信息应用的问题，比单纯考虑笔画数减少的简化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不止缺乏字形方面的研究，一心扑在拼音化中的语文界诸公在研究简化时，并没有真正贯彻这个原则，我们从“榷”的异化选择就可以看出来，现在我们选择“榷”而把“ ”作为异体，错在为了“简化”一个笔画。“ ”是“榷”的右偏旁，为了“简”化掉“宀（宝盖头）”头上的点笔，使“宀”套在“亻（立人）”的撇笔上，既不便于分解，又不便于称说。弄得我们现在的拆分规则，多了一个记忆单元（见第六章的拆分规则条下 ）。又如我们简化了繁体的“臨”，使它成为现在简体的“临”，少了两个可以称说的“口”，多了一个不能称说的“”。我们如果以胡乔木先生的讲话来对照简化工作，一定会发现有许多字的简化并不合算。这么说当然是个“马后炮”。因为，简化是1955年的事，而这个简化的原则是1982年提出来，时间相隔25年。现在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想否定简化工作的成绩，只是想说明我们的文字字形研究，确实缺乏预见性。其原因在于我们在研究前首先给自己划定了一个框框：汉字必然会走拼音化的道路。这就会使人觉得字形研究没有前途，放松了它的应用研究。

现在，汉字的“拼形”面纱已经揭开（请阅第四章第一节历史性原则），我们当然大需要再为它的“改造”而多花时间和心血。如果胡乔木先生还在人世，必然概叹“不识庐山真面目”。我们在使用着拼形文字，却不知道它就是拼形文字。

（1）拼形汉字的优势不足

汉字是一种拼形文字。它有着比拼音文字更好的优势。

拼形文字是由少数的基本部件拼合而成的。这些常用的基本部件在日常学习中很容易掌握，拼出来的字与原部件的义或音，一般都有一些联系，对记忆很有帮助，即使初学时比掌握英文字母困难一些，这是因为英文字母数量少，而汉字部件数量多。但一旦掌握一定的数量之后，就会觉得越来越便于记忆。因为，一部分成字部件有字义，如木、大、人、口……等，是词，也是词素，相当于英文的单词。学会后，待它们拼合另一些字，便于推测那些（合体）字的字义和读音，减轻了记忆负担。

强调汉字难学的人，主要是讲汉字的笔画结构复杂，却没有想到，这些笔画结构也是有一定规律的。有这么多的文字积累，它离不开少数的拼字单元——部件。虽然在过去，我们没有把部件清单拿出来，才使得初学者觉得比较困难。当学习拥有到一定的数量时，学的人就会觉得记忆汉字并不困难，比之记忆某些英语单词还要容易一些。

汉字与汉语相适应，尽管有五千年的信息积累，它的总字数和常用字数，却都只是英文的十分之一。这就使中国人学习汉字的时间和付出的记忆量，绝不会高于学“能说即能读能写”的英文的外国人。我们五六岁的小孩，学会三四千常用字的有的是，但他们并不一定会用。因为孩子的年龄还轻，还没有掌握和理解许多语词。拼音化的理想主义者往往把孩子理解词语的困难，当作学习汉字的困难，实际是误解。

汉字可以用字形直接表达意义（形——意），形可以直接被视觉接受和理解。而拼音文字的字形，需要字形通过语言（音），才能表达意义（形——音——意），形与意没有直接的关系。对语言而言，表意文字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直接以形表意，以字造词，随着历史的发展，词的变化快，字的变化慢，语言的变化只能改词，难能改字。新词汇可以通过字来产生；老词汇可以通过字来理解。语言的变化与它的关系不大。

语言的变化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社会发展越快，语言变化也越快。因为，社会发展快了，新的词汇很快产生，老词汇就被取代。一般来说，一个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的通用词汇，都只有一定的数量。使用音素组成的、不通用的老词汇，不能通过视觉被理解，就需要专家翻译。中国人采用以字造词法，得到了一个好处：可以毫无疑难地看懂几千年前的诗文；而外国人，五百年前的著述，非专家就不能通解。这就是所谓“拼形优势”的超时空性。

汉字是拼形文字，有说不完的拼形优势，上面我们也已提到了很多，在这里就不再重复。理解汉字的拼形优势，更要知道汉字自身的缺陷，才能使我们身处信息时代而不致迷失方向。

在信息时代里，拼音文字因其线性和序性适合计算机的应用而产生优势，使原来拼音化的积极分子重返“战场”，倡议“一语双文”。他们的研究，不无独到之处，例如冯志伟先生的“熵”说。问题在于事物之所以存在，它的正负面也就随之存在，无负不得正。有的事物，并不是它不好，而却被说作不好，是因为人们还没有发现它的好。例如我们说汉字没有线性，其实汉字是有线性的。把“韶”字拆为四个部件，谁都会把它们摆成“立日刀口”的线性形式。因为这里面存在着顺序的线性。这种线性是由笔顺产生出来的。没有序性，才是汉字的真正缺陷。

通过编码的研究，我们知道汉字要适合现代应用，应该借用英文字母或数字作序性。部首检字借用数字的序性分类，许多笔形编码也借助数字的序性安排键位。笔形编码的实践经验：一是十个数字为基本代号数量太少，它们的排列组合，不适合区别众多的汉字；二是它们与26个字母键的关系仍然是间接的。因此，只有借用英文字母的序性，才可以弥补汉字的不足。至于如何借，如何用，本书的后三章将作具体论述。

（2）汉字拼形化弥补汉字之不足

汉字是形、音、义为一体的文字，现在已经产生了拼音字母，也一定要产生拼形字母，应用上才能完整。从理论上说，汉字既然是拼形文字，就当然应该有拼形字母，它能够拼出全部汉字的字形。

在历史上，我们从没有认真拆分过汉字，从来不知道有多少个“形（即部件）”拼出这么多的汉字。这当然不能怪过去的文字学家，因为时代没有这个需要。虽然也有一些思想超前的人，如清代王筠，他明明知道“拆一字为数字”，既能提高识字速度，也能实现书写规范，可就是没有做成，只能提出猜想。近代许多学者，反不如他，连想也不去想，一心扑到拼音化里去了。拼音有一定优势固然不错，但它毕竟不是自己的东西，中国人不可能马上“使唤”起来。拼形的优势却是自己的，“使唤”就十分方便。

如果我们要“使唤”拼形优势，首先要使每个汉字都能拆分为部件，排成线性行列，并使它们都带上序性符号，实现汉字的拼形化，序性化。这样的汉字，就兼有了拼音文字线性和序性的优点了。今后把它置放于中小学基础教育课程中，就可以彻底改换汉字的面貌，只要花极少的教育时间，能得到巨大的收获。这个收获就是：提高识字速度、统一书写规范、统一排序检索、统一汉字输入。这四个收获，就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汉字现代化的梦想。我们认为，汉字变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汉字现代化；汉字现代化就是汉字拼形化而不是拼音化。

从实践上说，我们经过十年的研究，通过对编码发展轨迹的追索，对编码设计的探求，产生了一套完整的汉字部件清单，使汉字不仅成为线性，并具有序性；提出了“汉字拼形字母系统”这个方案，从命名、定义到取得代码，都可以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讨论，不再受个人主观意见的局限。

（3）拼形化可以全面实现汉字现代化的四大目标

温州茶山中学语文教师王定中，教授学生学习汉字拼形字母系统，纠正了自己和学生的错别字。（20）这个实验说明，书写规范是可以通过部件教学实现的。因此，认为汉字编码仅仅为电脑输入的指导思想和设计思想都是错误的。汉字编码的目标，不仅是为电脑输入，而是要使汉字成为线性和有序性的文字。

拿出部件清单，制订出每个部件的笔画书写顺序，就可以实现汉字的全面规范；拿出部件清单，使每个汉字的部件都形成线性形式，就可以订定输入顺序；在中小学中与拼音字母同步教授部件结构及其代码，就可以使小学生提高识字速度，同时记住汉字的序性，以便于汉字的排序、输入或检索。有了部件清单，我们就不需要为汉字编码了。现在，不规范的编码在技术（中文信息）幌子的掩盖下流行于社会，文字和教育的管理行政部门不知就里，不敢进行管理，才造成当前的被动局面。

什么叫汉字拼化？就是要使每一个识汉字的人，同时知道每一个汉字所拥有的部件以及它的代码。

三、关于汉字变革规律的探索

近一个世纪以来，汉字改革的呼声甚响，有的人甚至主张废除汉字。汉字编码既涉及汉字变革，我们就不能不对汉字演变的规律进行探索。

约定俗成是谁都无法否定的文字确立的铁律。这是指文字的用与不用，是由多数人在使用中逐渐习惯默认的，不是少数专家所能决定的。汉字的形成和发展变化，有一个广阔的时空。每个人的有效生命与汉字相比，都不过是一刹那；无论多学科专家与汉字的使用者相比，就象几滴水在大海中，起不了多大作用。历史越进入近代，汉字的使用面将越广，牵涉到的人和有关依附的越多，改革也越困难。谁也左右不了汉字在十几亿使用者之中逐渐演变的动势。随着社会的发展，汉字有着它自己变革的规律。理解这些规律，对力主改革汉字的人，不无一点好处。

（一）汉字字体的渐变性

隶书是汉字史上一次最大的字体变革。这次变革不是某个政权，依靠某些专家进行改革而成的。而是从殷到汉末上千年里，人们在使用中为了书写方便，逐个简化，代代延续，不断增多，逐渐约定的。简化是文字的演变的总趋势。“蒋善国先生说：‘隶书是象形文字的简化形式，也就是金甲文以来为广大人民所使用的简体字，它的发生时代当在象形文字发生之后不久，到了秦代，许多形体已经变了。’杜光庭的《辨隶书所起》说：‘隶书字兴，兴于周代……，漳未全行，犹与古文相参，自程邈以来，乃拨古文，全用隶体，故程邈等擅其名，非创作也。’他说隶书不是程邈创作的这点是正确的，不过他还不知道殷代以前应当早就有这种简化的写法，跟工整的写法并行，不是到了周代才有的。单就方整的形式看，如甲骨文里的日字作曰，跟古日字的形式是完全一样的。……《水经注》说：‘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傅宏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立之棺也。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证知隶出自古，非始于秦。’（《谷水注》这是先秦以前早有隶书的有力证据。”“在公元前八九百年间已有了古隶，到了程邈整理古隶的时候，它已经有七百年的历史了。”（21）程邈那个时期，秦篆还是才开始成为正统，统一还需要一段时间。隶书在程邈死后的数百年，汉宣帝时才成为日常正式使用的文字，前后用了一千多年。

王凤阳先生说：“汉字字形的简化繁化、同化异化、转化换用……只发生在一部分汉字当中，汉字字体变化的烙印却打在每一个汉字上。”（22）由此可知，汉字的改变，是一部分先变起来，然后扩展到全体；不是由某些人拿出一整套的系统，要老百姓用起来，就能换掉整个文字系统的。

有人喜欢以越南、朝鲜为例，说他们的文字改革都改成功了，说明中国也能成功。这样相比确实太不恰当。汉字是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字，它记载了全民族的所有的历史和文化，如果换为拼音文字永远无法弥补。汉字构成的民族文化时空永远无法为拼音文字所取代。改革汉字，目的是促进文化、科学、经济的发展，不应为改革而改革。对照朝鲜、越南，文字拼音化算是成功了，但并没有带来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

1964年发表了郭沫若《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说：“日本的一部分实业家……认为‘……日本的现行汉字（汉字与假名的混合体），应用不便，效率太低，缺乏国际性，会日本的进步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据他们的实际经验，认为日本文打字和英文打字的效率是一与十之比。”（23）可是，日本的经济发展并不照此所说，他们在这二三十年里，文字不仅没有改进，反而出现了“振兴汉字”的呼声；经济上，则成了头等大国。

文字应用的根本原理是约定俗成。《辞海》释：“《荀子·正名》：‘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谓事物的名称是依据人们的共同意向而制定的，因而为人所承认和遵守。后来把人们经长期实践而确定或形成某种事物的名称、形式或某种社会习俗的成因，称为‘约定俗成’。”现在的改革论者也讲约定俗成，但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个原理。约定俗成的根本是“约”，没有“约”，就不能“成”。现在有十二亿人参与了“约”，少数拼音化的专家造出而未“约”的拼音文字，怎么能“成”呢？也许有人认为这种文字可以从小学里，在学生识字教育的初期传授下去，让他们从小就接受拼音文字的教育就“成”了。我们可以想一想，即使这些学生学会并能使用这些字，然而到了社会上却不能与其他人交流信息，仍旧还要使用方块字，结果只不过是增加了学习的负担。

“一简”之所以成功，“二简”之所以失败，都与约定俗成规律有关。“一简”所收的字，都是社会上使用了很久的俗字，有坚实的群众使用基础。据载“一九六三年完成了对一九五六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的修订工作，拟订了《简化汉字修订方案草案》……这次修订的原则是：首先是‘约定俗成’其次是尽量保留原字轮廓。在这个原则指导下，少改已经公布推行的原方案中的字，不多造新形声字。因为在现在通用汉字的形声字中存在着不少声符标音不准确或声符根本不能标音的字，对于这些字，很难使标音系统化，要使标音系统化，就要造出大批新字，与约定俗成原则不符。”(24)而“二简”是一部分地方俗字，流行面不大，有的甚至是发动群众刚“创造”（现在有些地方还把“楼”写为“柚”，“创造”出混乱）出来的。群众还没有使用的习惯，所以，失败是难免的了。这个道理再进一步推敲：凡是文字的改变，首先要看它是否是这个社会上大多数人所公认的这个基础。有基础，就可以改；没有基础，就不能改。文字为社会使用，社会上的各种文化工具（现在还要加上电脑），都有它的存在，例如书籍（未出版的书可以改，已出版的书就无法改，这样就存在着一个认字的问题）和印刷工具（过去的铅字，现在电脑中的字库），都需要改，才能互相配合。因此，改的太频繁就会有很大的损失，是以社会就要求稳定，不能紧密地接着改。1955年的“一简”，到1977年的“二简”，时间相隔仅22年，社会拒绝接受改变。汉字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要改，也只能改一小部分，不能全改；只能照方块形式改，不能改头换面，一点痕迹都不留。曾有人觉得这种变换要由少到多，主张用拉丁化文字逐步取代汉字，尝试用“D”取代“的”，用“S”代“是”。于是有几个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用过几回，看起来也不行。尽管“D、S”书写或学习确实比“的、是”方便得多，但用惯了方块字的中国人，却并不喜欢这种“简化”字。任何完整的系统，都是一个活体，都具有“排异”功能。对汉字的笔画结构系统来说，“S、D”是不能容纳的异物，它不受“欢迎”。

由此可知，汉字字体的变革，是渐变性的，有它自己的规律，不能设想短期的成就或面目全非。

（二）汉字文化的继承性

五千年的文化典籍都是用汉字记录的，有这么多的文化传统、文化遗产，从幼儿班到大学，中国人靠汉字传授知识。老师所知道的是汉字记载的知识；学生所接受的也是汉字所包含的知识。教育工作是连续性的，不可能有一刻的“暂停”。这就是文化的继承性。就是现在的拼音化的积极分子，也是靠着汉字宣传自己的主张，决不能也不会使用拼音文字。

汉字文化是讲以汉字为基础的文化。文化是整个民族逐渐积累起来的。它既存在于我们的典籍里，存在于所有在世者的头脑里和自古至今的社会上的一切事物中。

人们获取的知识，首先来自父母和师长。父母和师长得到的是用方块汉字记载的知识，因此，也只能以方块汉字的形式传授下一代。可以想得到的是，中国人如果没有汉字这种载体，上一代的知识，就无法传授给下一代，也就没有了文化的继承。当然，文化的继承，不仅单指这一方面，它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

美国青年麦克，学的是东亚专业。在美国学过两年中文，又到台湾生活了九个月。麦克学了三年中文，一般的口语对答如流，语音的准确没有话说，几千个常用字没有不认识的，但许多复合词、成语，就不理解了。我和麦克住在一起，他经常指出我普通话不准的地方。但是，他把中文译为英文，却要常常请教我，例如“一箭双雕”、“前车之鉴”……等。

外国人用的是拼音文字，在语音方面有习惯的区别能力，不习惯使用字形区分意义（听觉优势）；中国人一生下来就先接触本地方言，学的是拼形文字，既可以用本地方言读写也可以用普通话来读写，就会觉得用字形来区分意义，可以实现唯一性，而用字音区分意义，却无法实现唯一性（视觉优势）。汉字是单音节文字，同音字、同音词很多，只有通过字形才能区分清楚。正因为中国人习惯于运用字形来区别词意，字音的区别能力就比较差。麦克学汉语，先学拼音字母，拼音读写，读音特别准。而对汉字解释能力、组词能力，却是低水平的。就好比有许多小孩，还没到入学年龄，虽能认识几千字，能读各种文章，却并不能完全理解。因为，孩子年龄还轻，接受的文化还不够。所以，学成了中国的文字，不等于学会了中国的文化，许多复合词或成语，都含有某些故事，不了解这些词或成语的典故，就觉得不能理解；中国人在日常中经常接触，理解当然很方便；外国人写出它们的读音也很方便，解释就有麻烦。所以，认为只要普及了普通话就可以实现拼音化，想得未免太简单了。汉字以字组词，本身也是词。字是有限的，词是无限的。中国人利用识字组词，省出了认词的时间。汉字拼音化的理想主义者只讲汉字的难学，不讲汉字构词的方便。拼音文字根本没有办法利用汉语言中的以字造词这个优势。因此，起始时我们觉得拼音文字基本单元少，易学易记，但应用时，所需记忆的单词极多。据统计，中国人只需记3500个字，差不多够用了，外国人却需要记忆30000个单词才基本够用。麦克身上，老是带一本字典。他看书时经常要翻字典，因为，不经常用的单词，尽管能读出音来，但仍看不懂。中国的大学生，却很少带字典的，因为，汉语的新词可以通过字义理解词义。

北师大附小一年级，第一年就要识字558个，一般到小学毕业，三千多常用字都认识了。能读各种各样的书，看看报纸当然毫无问题。即使有个别不识，也可通过上下文理解；拼音文字也不是只要学会26个字母，就可以统读各种各样的书籍，也会有许多书中的词条搞不清楚，需要查字典或教师讲解。我们的小学六年学习时间，也并不是天天都是在学识字，还有氍的功课知识。曾圣初先生说汉字易学易用，是针对拼音化派的汉字难学论的。其实，孩子学字识字，不管是拼音文字或拼形文字都不难，要他们理解文章就难了。认字，只与读音有关；理解文章却需要文化知识。

拿整个汉语拼音文字的造字系统来说，造字的原理，造字的方法，都还在争执，还没有系统性的论述和共识；它的学习系统，还停留在专家们的议论上。全国的教育系统，没有几个基础教育课堂上的老师，具备将拉丁汉字教育学生的条件。即使有这样的教师，也有这样一看即会的拉丁汉字，这几个教师教出来的学生，拿这些文字到社会上也没有地方可以使用。因为拉丁化新文字缺乏产生、形成的时空条件：现在有文化的父母，不能用拼音文字教育自己的孩子；老师无法用拼音文字教育学生；子女不能与长辈通信；有知识的人无法发表被人们看不懂的论文；古代的文化典籍无法被现代学过拼音汉字的学生看懂……。一个人只有短暂的几十年生命，而构成汉字文化的却是一个汪洋大海，人们所能接受的知识，仅仅是整个汉字文化中的一点一滴，而且，这些知识必须来自他们的长辈。

汉字简化也是继承汉字的造方法，如“从”，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 ，但仍然可意会。“小”与“土”拼成了“尘”；“尘”就是微小的土粒。现代的“口”与古代的“”形象仍然一致。这样的字，除了易学性，还有趣味性。利用象形、会意等造字方法造简化字的好处在于易使人理解和接受。这就是说，汉字的继承性也包含了造字法的继承，新造出来的字，也要便于学习和记忆，才能符合中国人的认知心理。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构成的汉字造字系统，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可以应付社会信息发展的任何需要，要想革除，并不那么容易。因为，所谓汉语拼音文字的造字法，还影迹全无。至于学字，那全凭的是继承性，割断了继承性的汉语拼音文字，没有立足之地。

现在还有一些人把汉字应用规范与文化的继承对立起来，例如他们认为所有的招牌字都应该使用规范的简化字。他们在西单、王府井大砸繁体字的招牌，以为是维护汉字规范，其实这种做法与红卫兵的“砸”没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应该严格维护汉字规范？什么地方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全国使用五笔字型在电脑上输入的人有上百万，全国教五笔字型的学习班有几万所，现在还有许多中小学的老师，也在教学生学习五笔字型。五笔字型自吹最大的发明低压是它的“末笔识别码”；“国”的末笔是“丶（点）”；“戈”的末笔是“丿（撇）”……，例子不胜枚举。张在云、刘泽先等先生著文批判，认为“五笔字型与汉字规范相抵触”。这是抓着了规范的牛鼻子。我们希望砸招牌的专家也挺身而出“砸”它一下！

对汉字规范来说，繁体字招牌不仅没有多少损害，也许还有一点益处。人们走过西单、王府井，只不过看它一下。认识的人回家决不会因看了繁体招牌即要使用繁体而废置简体。如果简体字作为国家标准，还会只看了一眼的繁体字打倒，只能说明我们的简化没有优势，弄错了。笔者相信，知道两种写法者，如果自己要写文章书信之类，一定会用简体而不愿意用繁体。如果有的人只认识简体不认识繁体的，到街上碰到了繁体，不仅无碍大局，也还有好处。因为，在汉字文化库里，有许多书中有繁体字，看书时碰上了就不需东问西查，有什么不好呢？所以，在某地场合，留着一些繁体字并没有什么不好。招牌固然可以砸，图书馆里的繁体字的书，可以砸吗？文字学的社会科学，有很多哲理性，各种不同见解各有所长，新旧之间也要提倡“宽容”，即容许旧事物有“活动”的场所，不能“斩草除根”。因为，新旧是相互继承的。我们不能把旧书里的繁体字都“砸”掉。，不能让它们变成简体字。我们既要维护简化字的规范，又要考虑留一些余地。文字规范应该抓的地方是大规模的教育阵地，是出版印刷的器具，计算机的字库等等，抓错了地方，不仅没有效果，反而让人笑话。汉字文化有五千年的积累，要理解它包含的继承性是多方面的，我们做有关文字工作（简化、规范、改革等等）的时候，要牢牢记住这一点。

近阅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1996年12月第8期《通讯》谓：“山东师大副教授某某以王力先生的文改理论为思想武器，批评了汉字易学易用话和全民直接继承文化遗产说，并就语文现代化工作者的责任问题作了发言……”。

曾圣初先生曾写过一篇《汉字易学易用证》，举了许多实验事例，一反汉字难学难用说。有的人还认为方块汉字积累了五千年的文化遗产，如改为拼音文字就不利于文化遗产的直接继承。此两种说法并没有多大不对。而现在某某先生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实验作为依据，而“以王力先生的文改理论为武器”来批判对方，实在令人难解：其一是王力先生的文改理论仅是文改工作中的一家之言，不顾当作真理，更不应以它为依据拿来批判不同的学术见解。因为，理论需要通过实践来证实，而拼音化的文改理论至今还没有为实践所证实。其二是王力先生在五十~六十年代的理论，在电脑时代还可不可以当“思想武器”也需要实验论证。何况，“思想武器”之类词汇是一种文革语言，实在不宜在学术争鸣中使用。

运用王力的文改理论，并不能否定文化的继承性。鲁迅提倡白话文，有时候也讲一些“之何也者”，并没有一“白”到底。我们现在提倡文章口语化，学朱自清、谢冰心的散文，也没有反对学习“业精于勤，行成于思”这些古文名句。我认为把别人60年代的话原版不动地当作“思想武器”，无助于“行”，也有碍于“思”。当前的文字学，正面临一场计算机应用的危机，学术界急需有创见的研究，反省以往，要独立思考；学舌他人，必无创见。

（三）汉字形成的程序性

一个文字系统的形成，都必须遵循用、造、学三个子系统形成的先后程序。

在甲骨文时期，汉文字系统已经基本完善。所谓汉文字系统是指形成汉字的时空结构。即：从第一个汉字造出始，直到整个社会相互传授与使用它们为止。其间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因此它构成了用字、造字、学字三个子系统。

人类为什么要创造文字？因为，人们需要传递信息，需要用字。文字不断地使用，文明不断积累，就构成了一个文化系统，即用字系统。从原始人到现代人，随着社会文明的进展，需要传递的信息大量增加，人们发现老的造字方法不好用，就创造新的造字方法。造字方法与用字不同。用字的需要是无止境的。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断产生新的信息和新的文字充实这个用字的系统。但造字系统却不同，只要它已经成熟，能应付需要，就不再需要新的造字法来充实了。汉字发展到形声造字法后，任何时候，任何新的信息出现，人们就立即可以造出新的字来。这就说明汉字的造字系统已经完善，不会再出现新的造字法了。例如我们发现了镭元素，就需要造一个“镭”字。镭的性质象金属，就取成“金”旁，用“雷”标明读音。有了镭，才造一个镭字。由此可见，造字是因为有用字的需求而产生的。

尽管人们都说汉字是象形文字。但从甲骨文就可以看出，它们不是图画，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不通过教育传授，是不能认识的。从甲骨文的整个系统可以推知，那个时候原始的部落已经社会化了。所有的文字不通过教育传授，是无法认知的。人类既然需要把所获得的信息传授给下一代，就必须通过教育，由此形成了教育系统，就是学字系统。学字系统的对文字的要求是易学易记。形声造字法不仅造字便捷，所造的字，既易学又易记。

如上所述，任何文字的用、造、学系统，就形成条件与时间来说，先有用字的需要，才有造字的方法，然后再有学字的必要。这就是文字系统形成的一个流程，而且它们不能倒置。

从大汶口文化晚期与良渚文化初期的图形刻符，是一些记数和象形的符号。随着信息交换的增加，人们就不断地创造新的造字方法和新的文字，直至形成了“六书”造字系统后，造字法才得以完成。文字多起来了，到汉代已达上万个，为了学习字义，人们需要检索汉字，于是许慎著《说文解字》，创造了部首检字法。因此，汉字系统就产生了如下的形成流程模式：

 用字→造字→学字→检字

汉字的特殊性在于它发展了三千年后，字数已达万余，教育逐步铺开，人们才发现汉字不好检索，才创造了部首检字法。部首检字法漠缺乏序性，只能检索不能排序，但古代社会对汉字的排序要求不十分迫切，部首检字法得以延续没有被更换。

一个由用、造、学、检四个子系统构成的汉字大系统互相配合，创造了宏伟的汉字文化。由于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要求汉字必需具有序性，有的人就认为汉字必须改造为拉丁化的拼音文字才能符合应用要求。然而，主张汉字拉丁化的学者们不理解：没有用字的需求，人们就不会无缘无故地造字，造出来也没有人学；没有人学，就不能铺开；铺不开，也就没有办法用。何况先有教，而后才有学；教既为用而教，教也是用。可是，将用拉丁字母造出的汉语拼音文字教给学生，学生学会后没有地方可以使用，因为它不是为用字的需求而造出来的。因此，即使能造也不能用，能造，也不能学，这是一个系统的连环扣。现代信息交换的需求已经完全不同于古代，在大量信息交换需求的面前，我们不可能象古代一样从少到多逐渐建成汉语拼音文字系统；也不可能让十二亿人逐步“约定”。即使我们能够造出一大批汉语拼音文字来并建成一个完善的系统，这却改变了文字形成的程序，如下面的形成模式：

造字—→学字—→用字

这种因“造”而“学”而后“用”的流程，背离文字系统形成的程序，当然是不能成功的。因为，文字形成程序是不可置换的。

（四）汉字变革的结构性

汉字以系统而存在。汉字的变革也就是系统的改变，理解汉字系统的结构模式，才可以知道汉字系统是如何改变的。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字都始原于象形文字，外国人走了拼音化的道路，而中国人只能死守古老的象形汉字，有其内外在原因。以象形构成的汉字，发展为用笔画系统构成的汉字后，它既具有符号性，还具有形象性。它的符号太多，又几经演变不易分清，有的人就会觉得它难学难用；它的形象性便于记忆和联想，另一些人就觉得它易学易用。这两部分人谁也说服不了谁。

汉字使用的时间长，范围广，形成一个巨大的时空系统，虽然它不断在演变，但它积累的文化却能被继承下来。我们从中推究并遵循它存在、演变的原理，就会推进变革而不会中断文化的继承。汉字拼音化之所以劳而无功，就是因为没有探究文字系统的结构原理。

拼音文字以音素造字，音素是有序性的，它们造出来后便于检又便于用，这种文字结构系统是完整的，如图（2）：

人们把汉字的难学归罪于它的多符性。多符性即造字的基本符号过多，不容易记忆。到现在为止，我国的文字学界没有把汉字的基本符号弄清楚。古人用“独体”造出一部分指事、会意字后，又再用这些字造形声字。因为汉字造字的“原料”并不是单一的“独体”。所以，“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的构字原理经不起科学的推敲。问题在于文字学界有许多人把它当作不能背弃的原则，所以，当字形编码带着“部件”这个概念出来之后，一提到“部件”的定义，他们就老是拿“独体”来套，可总是套不合榫。于是部件的定义就让各人自搞一套，字形编码就乱“奔”起来了。

东汉时许慎著《说文解字》，创部首检字法，克服了检索的困难，但却不能为汉字排序。部首与整字不能可逆，与用字关系连不起来，就成为导致设计编码方案的原因。现代社会的应用极其需要文字有直接的序性，系统才能说是完善的。对于只能检而不能排的部首检字法来说，它给汉字的结构平空添了一只“蛇足”。如图（3）：

尽管汉字系统结构上有这么一支“蛇足”，但它的用、造、学等三个子系统与中华民族已经共事了五千年，它与汉语言已经十分适应，融合无间。例如汉语言的单音节性使它只能产生1200个音节，必然导致过多的同音字，造成信息交换的困难。汉字的字形形式和组词能力有利于交换和区别，不致信息混淆，不能因现代发现这检字的缺陷而把它们搅乱。中华民族不愿意、也不可能再创造新的文字系统。

如上所述汉字的缺陷在于它的造字原料，不具有单一性，不能构成序性，所以导致现代应用的困难。因此，中国人不得不设计编码。故，设计编码的目的，是为了使汉字带上一套有序的符号，以便“斩”断部首和拼音检索的“蛇足”，完善汉字系统。这是现代技术对中国人提出的挑战，同时也是时代给予中华民族的一次机遇。于是，我们创造了字形编码（拆字编码）并提出了“部件”这个新概念来对待这次挑战。“拆字编码”就是把汉字拆分为部件。部件的排列给汉字带来了线性；部件的分类和映射给汉字增添了序性。但我们必须给部件一个合适的定义，依此拆分汉字并整理出部件清单，进行分类，为它设计一套有序的符号。部件就取代了“部首”，切断了汉字结构中部首检索的“蛇足”，完善了汉字系统。如图（4）：

可知：现代科技激活了汉字变革，汉字输入促成了汉字系统的完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因此，认为“汉字编码是汉字的一次变革，而不是单纯为了电脑输入”（25）实非妄语。

四、统一的曙光已在形码中闪现

汉字编码的设计，从无理的电报码，到有理的四角号码、笔形码、形音码，又回到半无理的字根码，再转到全无理的字根码；无理→有理→无理，最后到表形码的有理化；在易学、通用与使用方便中不断探索前进，形成了一条独特的编码设计发展轨迹。部件码的成熟就是编码设计原理和设计方法的成熟，它的成熟的标志是设计系统：部件定义、汉字拆分 、部件分类、键符映射等方法的系统性的完善。由于它的完善，才有建立汉字编码设计学的可能。

总的来说，从笔形码到表形码，尽管我们都是在探索前进，这条路毕竟是走对了。汉字编码设计科学的发展，在这么短短的二十来年时间里迅速地成熟是任何人意料不到的。尽管已经成熟，它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总结、归纳和分析，并继续提高和完善。汉字编码是五千年汉字用字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决不应掉以轻心。在前一段时间里，曾经有许多文字学家研究如何分解汉字，提出了字元、字素等概念，但始终没有办法实现汉字的完全分解，其中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主要当然是社会的应用要求。在那个时候，没有全社会的全面需要；没有计算机的普遍应用需要。部件，这个命名的产生，摆脱了字义和字音的纠缠，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使汉字的完全拆分成为可能。钱伟长先生提出了比较确切的部件定义，陈爱文先生予以正确的解释，是汉字编码的设计走向成熟的根本。

汉字编码能不能统一，实际就是中国人要不要跨上信息高速公路的大问题。从实践上讲是全国家庭计算机与世界联网的问题。在全国统一的网络中，汉字输入是基础。因此，它不应该是多种输入并存，否则就会影响计算机的识别。从学习上讲是全国统一的汉字输入教学。学习计算机应用，首先是汉字输入。汉字输入的基础是编码，全国的基础教育教材，不可能多种并存，否则就会割裂统一使用的文字，增加识字教育的记忆负担。因此，我们只能允许统一的编码，统一的教材。一个使用统一文字的统一的民族，应该有统一的文字副体。否则就会影响民族、国家的统一。

编码设计的过程，是一个设计规律摸索和发现的过程。当前，这种探索尽管远未终结，但是汉字编码统一的曙光已在形码中闪现。我们说“闪现”，就是说这些规律，还有一个不断发现、概括和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全体编码设计专家的不懈努力和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我们归纳了这些与汉字编码有关的情况提供给所有的研究者参考。尽管规律之光还只是“闪现”，而不是“大放光明”。因为，统一汉字编码是全民族的大事，不会是少数人的“杰作”，编码设计客观规律的发现与完善还需要一个应用实践过程。所以这个探索阶段还将继续下去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的责任只不过是力所能及地推进这个过程，尽快地缩短这个过程。

我们的结论是：汉字编码一定要统一，也一定会走向统一；编码统一是编码研究的必然归宿！

参考文献

（1）钱学森：《电子计算机软件与新时期语文工作》，载《中文信息》1994年2期。

（2）张普等：《论我国汉字键盘输入技术的三个发展阶段》，载《计算机世界•专家论坛版》1992年5月27日。

（3）蒋辅文：《汉字输入法均可装入视窗’95运行》载《中文信息》1996年第3期。

（4）金振蓉：《中国汉字编码专业委员会主任华绍和谈——汉字编码正在走出误区》，载《光明日报》1993年12月11日2版。

（5）盛玉麒教授讲话，载《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通讯》1995年第2期。

（6）张普：《汉字部件分析的方法和理论》，载《中文信息处理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三集。

（7）载《文改之声》第23期，1993年。

（8）潘德孚、詹振权合著的《汉字部件简论共15篇，其中《汉字部件研究》载于《中文信息》1995年3期；《汉字拆分分析》载于《语文与信息》1995年5期；《汉字部件类排序的意义和方法》载于《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4期。

（9）王凤阳：《汉字学》第679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2月1版。

（10）宣永光：《妄谈•疯话》上册，第197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3年8月。

（11）张志公：《加紧对汉字进行多方面深入的研究》，载于《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华语教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12）张志公：《加紧又汉字进行多方面深入的研究》，载于《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华语教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13）袁晓园：《汉字现代化方案简介》，中国展望出版社，1981年4月。

（14）刘泽先：《汉字阻碍我国的现代化》，载于《文改之声》第10期，1992年12月。

（15）王均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12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5月。

（16）邵宗杰：《汉字文化、珠心算、右脑开发及其他》，载于《教育研究•浙江基础教育改革增刊》1994年。

（17）载《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11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8）载《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15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9）载《汉字编码参考资料》第81页，中文信息学会汉字编码专业委员会编，1983年。

（20）《团日活动学电脑》，载《温州晚报》第七版，1996年5月7日。

（21）王凤阳著：《汉字学》183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12月。

（22）王凤阳著：《汉字学》187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12月。

（23）王均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9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5月。

（24）王均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15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5月。

（25）潘德孚：《汉字形码方案的得与失》，载《中文信息》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