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 成 年 的 我

——兼谈中国文化中的教育理念

潘德孚

我 的 童 年

我的父亲，是浙江温州平阳金乡人。由于我的祖父母早丧，他十四岁就和我的伯父到温州自谋生路。后来在温州柏兰氏医院当学徒，20岁就自己开医院了。我相信我的父亲，年青时学习一定很勤奋。他写得一手好字，还与许多文化界名人交往，互相写诗应对。他40多岁时的一张照片上，有一首自述诗：“自向鹿城行道时，壮志未酬鬓添鬚。苍生疾苦凭谁援，惭愧医林笔一枝。”我现在也算是医林一枝笔了，但却没有父亲的这种感觉。一是觉得行医只为谋生，养家糊口；二则是行医给我带来生活乐趣，不是酬自己的壮志，因为，我每医好一个求医无着的病人，就觉得非常满足，好像打了个大胜仗。三则觉得临床疾病的繁杂，一个人拼其一生，也掌握不了多少，面对许多无法认识的疾病和许多无法给以帮助的病人，我只能感觉难过和无能为力。

我刚五岁时母亲去世了，那时她只有三十六岁。我因为幼小，一点也不懂世事，对母亲的印象不深。我幼年时，动作迟钝，长辈说话，反应不灵敏。因此，大人们都认为我犟头倔脑不听话，不喜欢我。我有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哥哥，自小聪明懂事，无论做什么，他都呵护着我。我在班级里年纪小，个子也不大，常常受大的同学和邻居欺侮，他只要知道谁欺侮我，就找上门打架。他动作敏捷，每次都是打赢了。他自己又什么都让着我。我们相依为命近七十年，现在虽然都做了祖父，还是那个老样子，彼此的安危，时刻挂在心里。

在我家养老的外婆，也总呵护着我，惯成了我的坏脾气。外婆生过五个女儿，没有儿子，我的母亲是她最疼爱的。母亲结婚后，她变卖了所有家产，给我父亲当行医的本钱，此后就在我家养老。父亲就靠着这些本钱开了一间小小的医院，叫做鹿城医院。外婆心地善良，性格豪爽，脾气不好，父亲都让着她一点。后来，母亲亡故，父亲娶了继母。继母性格软弱，也都让着她。我自小缺乏母爱，却因为有外婆和哥哥的袒护，脾气就变得固执，敏感、自以为是，还很有点造反精神。

我在小学里念到四年级，学期结束，父亲带我去学校看成绩，见班级的墙上张贴着全班同学的成绩表。我的成绩后面有班主任施明华老师的附语，意思是该生顽皮，无法教育，下学期请到别的学校学习。就这样，我被开除了。被开除后父亲没有责骂，所以，对学校为什么开除我，一点印象也没有留下来。我还不到6周岁就上学，读四年级时不到10岁。在班级里，我的个子小，力气也小，动作又迟钝，没有也不敢和同学打架。我想到现在，还没有明白我如何顽皮。

没多久，温州被日本军队占领了一段时间，学校没开办，父亲就要我兄弟俩去魏仲康先生家念私塾。魏先生是我父亲的好友，为人耿直正派，书生气很重，又是一个书法家，颜体字写得很好，父亲很尊重他。我在他家里学习了半年多，每天都是背古文，如《桃花源记》、《区寄传》等，还背了一些唐诗，如《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等。我后来在学校里，作文都比较好与这段时间里学习古文大有关系。1999年，因发表了《〈科学地看待汉字〉读后感》，交上了一个新乡市的朋友易宗安，是个退休的中学教师。他总是给我写信说古文的好处，说20世纪的白话文革命把古文糟蹋得不像样子，提议说应该给古文平反，实在有点道理。“五四”运动期间，文化界把古文说得一无是处。文字改革则不称古文了，把它叫做古汉语。中国语言中的语音从来没有固定过。历代出过很多皇帝，京都也在不断变换，一般来说，京都设在那里，官话就以那里的为准。拿近代来说，解放前以南京为都，解放后以北京为都，南京的普通话与北京的普通话就有差别。我不相信王力先生，能够知道几千年前文章的语音。他把古文改为古汉语，只是为了配合文字改革的需要。现在文字改革的牌子已经取消，我想古文也应该恢复它的老名称，语法也应改为文法。中国有许多文化名人总是那么喜欢自我糟蹋，怪不得6000年的文化，留给我们的还是个“一穷二白”。现在有些大学毕业生，写几百字的求职信都不会，这与中小学里不重视古文教学有一定的关系。

半年后日本人退走了，魏先生被聘为明德小学校长，我也就跟着到明德小学读书。魏校长说我顽皮得出名，是学校中的“三鼎甲”（古时候京城会考，取状元、探花、榜眼，称为三鼎甲）。六年级的班主任柯甘华先生与我不结缘，时时不问青红皂白就给我头上敲一戒尺，打得我眼冒金星，头上时常冒起一个大包。于是我对读书、对老师心里感到极其厌恶。六年级上学期，我经常逃学。学期结束，我留级了。还有一个同学叫叶正棣，被降了级。我们都认为这不是我们不好，而是老师不好。我与叶正棣商量，要在学期结束的结业典礼上把班主任数落一下。那一天，校长做好报告，我就上台说，自己留级了不好，但柯老师又吃烟，又喝酒，不见得比我好。这些话，当然是小孩子的见识，算不得数的。不过，它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面貌，生产力、消费水平、道德观念等等。孩子嘴里没假话。

明德小学的校长魏仲康先生是一位生活严谨，严格自律的人，也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他见到这个场面，十分生气，就把这事告诉了我的父亲。父亲把我大骂了一顿，还罚跪了一小时。我说：“我错了，下个学期我一定好好念书”。在解放前，小学教师在暑假没有工资，生活很困难。柯老师办了一个补习班，每人交三个银元学费，说留级的人经过补习就可以升级。我理所当然地进了补习班。最后一个学期，我遵守诺言认真学习，每次放学回家，不再先去玩耍而是先做好作业。毕业时，我是第七名。考中学时，全校只有我一个人考上温州中学并以第50名被录取。现在一些学生父母讲究小学里的考试排名，实在没什么必要。那时候，温州中学属于省办中学，费用省，考的人很多。这个学期，参加考试的有1300多人，可是只招收100人。考不上的，就读县办的永中或私立的瓯中。那年我的哥哥在瓯中读了一个学期留级了，我的父亲要他重新考温中或永中。他的数学很差，怕考不上，父亲要我负责教他数学。我想我能考上温中，与当时教他学数学很有关系。我在小学毕业班虽然学习数学比较认真，但并没有特别的悟性，只不过完成一下作业，还是个任务观念，临场考试一定会出问题的。由于通过“教学”，不仅等于进行了一次复习，更重要的是锻练了自己的语言能力。

现在的小学里不重视学生兴趣的培养，而是给学生出很多练习题，甚至认为越多越好，这是教育方向和方法的迷失。许多顽皮的学生，小学成绩不好，到上高中时好起来，赶在过去所有比他好的同学前头大有人在。这正说明我们不应该过分看重小学里的成绩，而应该看重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语文、数学的小学教育，只是一种基础教育。目的是使孩子知道这些知识，还有一点是利用这些知识培养他们长出智慧。知识的灌输必须恰如其分，过多的灌输的结果适得其反，会导致学生产生学习厌恶症。我在中学读书，一上课就会头痛，没有兴趣，必须看课外书，或者干脆逃学。我没有觉得因为过去没好好读书，而现在有所遗憾；反而觉得幸好没有认真读，否则就成了死读书、读死书的没有成就的无用人。孩子就是孩子，不能强迫，不能给以过重的精神负担。

我的中学生活

解放前，中学招生不像现在的统考，是分校考试的。我所知道的温州只有四所学校：温州中学、永嘉中学，瓯海中学和建华中学。还有一个叫毓蒙的学馆，就是温州工校的前身。温州中学为省办，是实行义务教育的。学校的经费由省府负责，比其他学校条件好，只收学杂费，所以，大家都想考温州中学。我以第50名被录取，许多同学不相信。我之所以能考上，是因为我除作文合格外，数学也不错。

我很任性，喜欢游泳、捉鱼，或养一些小动物。进入中学，在小学里产生的课堂厌恶症复发，上课没一点兴趣，专门偷看小说，经常旷课去游泳或捉鱼，有时候就到王木亭书店看《人猿泰山》、《泰山之子》这类的书，一站就是半天。平日即使在上课，也都带一本小说放在课本后面。老师教课基本上没有听进去。每个学期都有一二门功课不及格需要补考。那时我的姐姐已经在温州中学读高中，她时常讲些旧社会的腐败和革命的故事。我听后也倾向革命，希望自己马上参加革命队伍，读书更不当回事了。第二个学期，我经常旷课到图书馆看《观察》杂志，作业都不做，又留了级。那时国民党政权已经风雨飘摇，我们都痛恨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等待着共产党到来就参加革命。1949年春季，也就是我在温州中学学习的第五个学期，期中考试成绩，除语文外全部是红色的不及格标志，共计七门。1949年5月温州解放，我入学二年半，实际学历只有三个半学期。在这段时间里，我一共被记过三次。但记过对我来说，毫无惩戒作用。记得第一次是和一个同学在教室里扭着打架，被老师看见，他不问谁是谁非，就给我们两人各记一个小过。第二次是在上课时与同学丢纸条对骂。我的动作笨拙，被老师看见，他拾起纸条一看，是骂人的话，也给记了一过。第三次是学校里有个池塘叫做春草池。池里养了很多红色的田鱼（鲤鱼的变种）。那年天旱，池底快没水了，鱼们都躺倒在池底张着大口喘气。我觉得太可怜，叫来许多同学把这些鱼捉到大木盘里，然后在池底挖了一个比较深的坑，让池水都集中到这个坑里，把鱼放进去。这本来是件好事，不巧又被老师撞见，说没有请示老师擅自捉鱼违反校规，每个同学都警告一次；我是带头人，记过一次。这样的处理，当然极其错误。任何做父母的，只要有一点知识，就不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子女。中小学教师对学生的处分决定过于草率，不会使孩子觉得犯错误应该改正，而只能使他们年幼的心灵，留下老师是非不分的坏印象。这既影响了孩子对老师的敬仰，也不利孩子的精神成长。中学生虽未成年，但他们已经能够判断是非了。教师做的事，学生看在眼中，记在心里。我们的文化基因，缺乏正确的教育方法的研究。师范学校的学生将来是做教师的，应该在他们的课程中，加上爱心和责任心的教育，要求他们必须像父母一样爱护自己的学生。现在的师范毕业生进学校做教师，只是为了赚饭吃。我的小学班主任、中学班主任、温州师范学校的老师，几乎都存在着这么一个毛病：没有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对待自己的学生。教师要铸造的是民族、国家的将来。我们天天叫爱民族、爱国家，却不知道如何能使教师正确对待学生。这是科教兴国的根本问题。

中国文化的传统是要求孩子“听话”，认为不听话的孩子就是坏孩子；把唯唯诺诺当成美德，鼓吹对强者的服从，而不赞赏对弱者尊重。这就使得我们的文明发育，总伴着一个自我毁灭的畸胎。这种现象实际是一种文化自毁。在我们的教育传统中，长辈不管讲对讲错，做下辈的都得听从，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大人做错事，从不对孩子道歉。这种听话教育的传统，导致个性的扼杀。在孩子的头脑里对现实、对人生、对世界充满美丽的幻想。主动做好事受处分，是教师的崇高在孩子的心灵里跌落。中国文化崇善守愚，不赞赏喜好表现。我却偏偏生成喜欢表现自己的性格。所以，我的一生，是不听话的一生，也是坎坷的一生。

1950年4月前，我是由梧埏税务所派到瞿溪站工作的税务员。站里共有三人，我的年龄最小，都由他们指挥我干这干那的。每个星期，有一二次由我送款，将收来的税款送缴温州银行。那时候交通不便，从瞿溪到温州几十里路都需要步行。我送款到温州，回家吃了饭后再回站。后来我患了恶性疟疾，体温高达41摄氏度，父亲将我送到瓯海医院（现温州医学附一院）住院。一个月后痊愈出院。父亲说，像我这个年龄，还是个孩子，背着很多钱，从瞿溪到温州银行缴纳，如果路上遇到坏人抢走了钱，家里倾家荡产也赔不起，还不如继续读书。我想想觉得也对，就在1950年6月，向永嘉县税务局写了辞职报告，并包好发来的蚊帐、制服，自己送交给局长陈寿统。现在看看这些东西不值钱，那时候却是一笔财产。父亲自我小时就要求我公私分明，长大不能做贪官污吏。

回家后，父亲要我继续去温州中学读书。我那时虚荣心很强，觉得同班的同学都已经读高中了，自己还要读初中，太讲不过去。就跟父亲说：“同学们都读高中，我读初中太没面子了。”父亲说：“你初中第四册还有七科不及格，哪能考得上高中？”我说：“现在离考试还有三个月，只要不考英语，我就能够考上高中。”我借来初中所有的课本，当然是英语除外。那时候的中学课本，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内容，每本书都只有20个练习题。我知道自己从一年级起，功课就不好。就把重点放在一年级的课本里，一丝不苟地把每一课学好学懂，把基础打好。这样足不出户，看完功课内容，就马上做练习。三个月还不到，我已经把所有的课程全部完成了。听说温州师范招生没有考英语，我就以温州师范为考取目标。后以第四名被录取。我是一个只读三个半学期的差生，在三个月里自学和复习除英语外的初中三年课程，是否很不容易？我认为不。过去中学课程内容简单，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作业。我的语文底子好，理解力强，这是最重要的。现在许多中小学，过分注重数学，不断地搞竞赛，少数尖子培养出来，大多数孩子培养学习能力的时间却给耗费了。

现在的中学教育，孩子把全部时间用于做作业还不够。看看现在的中学课本，其内容与过去实在无法相比，太多了，太深了。这些内容，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没有多大好处。初中阶段的孩子，重点应该是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理解力和自觉的自学能力，不在于有多少深奥的学问。中学生全面搞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实际毫无必要。我看搞这种竞赛，好像都是在为学校、为教师出名，而不是为了孩子的将来到社会上如何工作。对十几岁的中学生，学校不应该把过重过多的知识压给他们。因为知识是无限的，学不完的，孩子长大到社会上去，要靠他自己的再学习。这样的盲目教育，对他们毫无益处。教育的方针应该是授之以渔，而不是授之以鱼。

1954年我到临海城西区黄家寮担任农业社会计，才开始学打算盘和做账，不久之后就应用裕如；1958年我参加火箭钢铁厂担任第一反射炉炉长，全厂只有我的炉班锻打出来的钢块合格；1960年我担任五马房管所房管员，年底被评为全市仅二名的先进房管员之一。全市只有我所管辖的地方开过现场会议，只有我的辖区有房屋管理图卡。我在57岁才开始做学问，在汉字编码领域、在汉字字形研究领域，发表了许多领先的研究论文，还主持过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汉字形码方案研究”课题；我从事于中医工作，医好了不少疑难病，也有许多独立的见解，所有的这些，都不是学校里能学来的，都是自己动脑筋的结果。所以，学校的责任不是在于让孩子成为什么冠军，而是培养他们到社会上去，碰到什么，就能学会什么的做事能力。

过重的学习压力，容易使学生患强迫症。强迫症会使学生心理受到伤害，因而产生抑郁症、孤独症等，这些病症会改变孩子合群性，将来有可能成为社会的祸患。现在一些闯大祸、无缘无故杀人的人，抑郁、孤独症是最大的原因。有的则会产生对学习的厌恶而使他将来一无所成。年轻时不学习，成年后各方面的条件都没有了，成了一个无知无识的人，悔之已晚。所以，小学、中学的基础教育，要采用什么原则和方法这很重要。现在的教材要压孩子学很多的东西，孩子将来可能一点也用不到，反而荒废了孩子那好动、好想的天性。世界正处在信息时代，知识急剧爆炸，初中阶段的孩子，正是能力成长的时机，而我们把这个时机浪费在狭隘的知识的灌输之中，实在是得不偿失。他们长大了到社会上去，只要有自觉的自学能力，干什么，学什么，随学随用，与之同时增长的，将是无尽的创造力。

我自小的环境，使我形成了一种逆向思维的性格，凡遇到问题，总要问个为什么。论学历，什么都没有。有人看了我关于语言学的研究文章说：“看来我国的语言学，统统需要改写了！” 我相信自己的学术成就。其实，我从来没有受过语言学的教育，只是从哲学的角度推断出它的一些错误和系统地论述改进的方法。现在我国的学术研究，问题多多，只要肯动脑筋，谁都能俯首即得新发现。可惜我已经在垂暮之年了，如果能还我二十年时间，我相信我会再创一个新高。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一批有独立见解、能够创新的人才，而不是培养几个被老师或校长喜欢的、听话的学生。

在温州师范

1950年温州师范校址在平阳县的郑楼地方，离温州市区约有一百华里。解放初期，大家生活都很困难，可以省钱的地方就都尽量地省。是年9月，我高高兴兴步行到郑楼，可是校方说我的同等学历不够格，不同意让我注册入学。合格的同等学历要求学完初中二年，我当然没有。我就与校长徐恭恕先生讲道理，他却认为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面对一个虽然学历不够，但成绩优秀的学生，如果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教育家，他当然不会这样决然地回绝。然而此时的他，摆出的却不是教育家而是官员的嘴脸。教育家的任务是培养民族的后一代，使他们长大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民族的文明才能不断地前进；官员的任务是执行明文规定，一是一，二是二，社会的安定才能得到维护。如果让官员去代替教育家，我们民族的后一代就会失去欢乐的童年，民族就没有了将来；如果让教育家去当官员，摆不平人民当前的需求，社会就乱成一团。官员管的是现在，教育家管的是将来。尽管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许多方面表现出来的混乱，无一不在说明与几十年前的教育错位有关。

我从平阳郑楼怏怏回家，父亲叫我给教育厅写一封信，说自己参加了革命工作耽误学业，以努力自学补回，通过考试被录取的事实，要求破例照顾。半年后，我收到校中通知说：“查该生经过情况属实，准予注册入学。”据我所悉，徐校长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知识分子，文革时曾受到折磨，不幸患癌去世。可是拿他处理我这样的问题来说，是充满官僚气味的：看重手续，而不重实际；他权力内可以处理的事，也推卸责任。如果是他自己的子女，他会是这个公事公办的态度吗？

我的父亲自小就和伯父潘立民一起来温谋生，感情融洽。伯父结婚后患间歇性精神病，一家生活都由我父亲承担。他又生有八个子女，父亲都待如己出。我的同母兄妹就有6人，继母生了二弟一妹，男佣女佣各一和外婆。这是一个拥有14口人的庞大家庭，加上伯父全家10口，经济压力已经使他喘不过气来了。

1951年，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父亲的许多朋友一个个被就地正法，对他造成了很大的思想压力。虽然他一生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只以行医为业。但他知道他的一些朋友，都曾经帮助过革命活动。解放后却都成了反革命分子受到镇压。谁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他常念叨“士可杀而不可辱”。我想此时的他认为自己有可能会受到侮辱。觉得世道无常，个人的渺小和无奈，因而产生了厌世的念头。另有一个原因是经济上的压力。解放前后医院里基本没有生意，靠积蓄和做一点生意来维持全家支出。巨大的经济压力，也可能是父亲弃世的另一个原因。5月1日，我的父亲服药身亡，继母还只有32岁。

1951年秋季我重新入学。这半年的高中学习，是我一生中最认真的半年。上课我认真地听，下课马上做作业，凡题必求解答。在班级里，我每课必问，有时老师答不上来，觉得尴尬。因此，老师对我的印象都不好。中国文化有不喜欢独立见解、要求学生盲目服从的传统。朱学勤教授讲到他在伦敦留学，同学提问把老师难住，那老师便带领同学们一起鼓掌，鼓励提问题的人。中国文化不一样，会认为这是学生在故意找麻烦，使老师难堪。中西文化对学生提问的态度，证明中华文化教育理念的落后。这些落后的地方，应该是我们教育研究的重点。因为，方向和方法是学术研究的重中之重，可是在我们的所有的一级学术杂志中，好像都缺乏这样的研究。

1951年秋季入校，我立即联络了四位同学，组织了一个语文爱好者兴趣小组，一位姓陈的同学向校教导主任郑之光作了汇报，不料郑先生却认为这是反革命小集团，开了好几个会议，组织同学批判我。我们那时候还都是孩子，又都是拥护革命的，那里有心想组织什么小集团。我因为年纪轻，很单纯，不知道社会的复杂，不知道这是郑老师的借题表演，怀着对革命的虔诚，认真地做了检查，给自己戴了好多的帽子。现在想想，解放后的学校，老师代表“组织”，实在不好。成人有许多复杂的考虑，不是孩子们所能理解的。他们借思想教育为名，里面却夹带着个人肮脏的私货，污染了一片洁白的天地。

1952年的春季，男女同学之间，授受不亲的思想仍然很严重。我的哥哥长得很帅，是个美男子。那时候瓯海中学的高中部改为温州农校。他喜欢盯漂亮的女同学，对自己的追求很有信心。一次，他要我送一封表示爱慕的信给一个叫徐琼瑶的新同学。徐确实是个漂亮又可爱的女孩子。我想徐也喜欢他，才收了我的信。5月份，学校里学习婚姻法，有同学揭发我替哥哥送求爱信，郑老师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恋爱观，要大家狠狠批判。那时老师代表“组织”，他说白的你不能说黑。被“组织”说不好的，今后生活的出路都会成问题。老师是教育和引导孩子成长的成年人，怎么成了“组织”？解放初期把革命时期的那一套硬套到社会上的各个部门，小孩子也要由“组织”当成年人对待。教师拿“组织”的名义来压那些天真无邪、充满美好幻想的孩子，社会就是这样被破坏的。现在许多不良的社会现象，不能不说与过去的错误教育思想无关。

我生就一股牛脾气，对这些做法，抵触严重。我认为是对的，就不肯认错。当时我觉得自己清清白白，送一封信有什么错误？邮递员每天有可能会送出很多的求爱信呢！他们的资产阶级恋爱观到什么程度了？郑老师策动一些同学写小字报攻击我，我也毫不客气地回敬。于是，班级小组会要我去检讨，被我拒绝。当时校长徐恭恕正好到杭州学习，郑老师为代校长，听了汇报后，马上召开大会，宣布对我的处分：退学。我的“罪行”是：在学校表现一贯不好；在这次婚姻法学习中有严重的对抗思想；父亲又“畏罪”自杀。我在将成年的那个时代，亲身感受过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那一段日子里，许多教师心灵的扭曲。他们为了表示忠诚，取得领导的赏识，编造谎言，出卖人格。我们现在的孩子，不知道那时候的老师的厉害，说起来让人痛心。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给未成年的孩子制造心理恐怖。也有同学为了表示自己的积极，经常向老师汇报自己或同学的隐私。

人到青春期，对异性的爱慕，倾心，人人皆然。表现虽各有不同，实质都是一样。现在我碰到了许多老同学，他们成双结对，都是过去同班级的。做学生又不是当和尚，连送求爱信的都要批判？演出这样一幕滑稽剧的导演郑老师，那时大概还不到40岁。他不是一点也不懂的小孩子，也不是自小就出家修行的老和尚，而是一个还有很强情欲的壮年，也可以说是性情中人，难道一点也不懂个中道理？

我丝毫不怨恨那些打小报告的同学，我们都是同样的无知，在那个年龄段，对社会的复杂一点也不知道。我当时无知到还以为退学不读师范更好，可以自学考大学，不用在这里浪费青春。回家后就借来全部高中课本自修，自信能在一年内学完，再报名考大学。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处分，对我的一生坎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之所以想不到，那是因为我还只有17岁，还是那个一点也不懂事的、梦想连翩的年龄。我觉得在温师毕业只不过做个毫无出息的教师，何必白白浪费这三年光阴。我是一个身体好动，思想也好动，没有一刻空闲的人。这一年是我的第二次足不出户了；这一年锻炼了我忍受安静寂寞的耐心。

1953年高考，报名处要我到温师打一张退学证明才能准我报名。我以为过去的事过去了，打一张证明就可以，竟一点也不知道会有历史的纠缠。我到学校找办公室的办事人员，他们说要向领导汇报一下。回来后就给我写了一张证明，上面写着“该生品质恶劣，屡教不改，故予退学。”我一看，火得很，牛脾气又上来了。从平阳郑楼回家，马上到地区教育科找科长张扩夫告状。我将学校里的情况全部告诉了他。我说我还只有17岁，一没有杀人放火；二没有强奸妇女；三没有贪污盗窃。学校里有什么道理说我“品质恶劣”？他听后大概觉得我有理，说要向学校了解一下，嘱我星期五再来。那天，我去了教育科，见郑之光老师已在，我不知道他与郑已经说了些什么。他让我先讲。我说：“郑老师说我的父亲畏罪自杀，我希望他先说清楚，畏的是什么罪？第二，我希望郑老师解释一下什么叫‘品质恶劣’。”郑说：“你父亲的畏罪自杀是我道听途说的；关于‘品质恶劣’这个写法确实不妥，是办事员干的，我不了解。”我说：“道听途说能否作为处分的材料？即使我的父亲是畏罪自杀的，哪他的罪与我有什么关系？他的罪能成为我‘品质恶劣’的依据吗？为我的兄弟送一封示爱信能算做资产阶级恋爱观吗？”这几个问题把平时很会讲话的郑老师问哑了。张科长说：“我看潘德孚同学态度不大好，而学校里的处理也有问题，我认为潘德孚同学回家先做一个检查，学校里的处理也应该重新研究。我意识到这是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觉得错不在我，还要我做检讨，没有道理。一绷脸站起来，连招呼都不打就回家了，当然更没有给他们写什么检讨书。学校里后来给我送来了一张“因故退学”的证明。我18岁时的好斗举措，虽然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也换来了前半生的坎坷。我没有后悔，反而觉得庆幸。像我这样的性格，如果考上大学，难保不会成为右派，那可就悲惨了。20年夹着尾巴低头做人苟且偷生的日子，一想起来就毛发悚然。看一看戴煌的《九死一生》，几十万右派20年的非人生活我怎么挨？那些死了的右派是英雄！那些活着的右派更是英雄！他们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里，能把自己的生命保存下来——活着，是多么不容易啊！

一个月后，我在街上碰到徐恭恕校长，他叫住了我，说：“潘德孚，校里商量把你转到丽水师范读书，你看怎样？”我说：“我不想再读书了。”他说：“为什么？像你这样的年纪，正是应该读书的时候。”这时候他讲的正是一个教育家的话。校长，应该是一个教育家。可是很多的时候，许多校长却不能称之为教育家，而只是一个官僚。我说：“学校里有你们这样的老师，我读怕了！现在你们要我到丽水师范去读，我想那里也会有与你们一样的老师。”说得他红着脸走了。1958年我在临海黄家寮担任农业社会计时，因与乡长发生争吵，又被开除。乡长为了证明他们正确，曾到温州师范调查我的事，回来说，“学校里说潘德孚是最坏的学生。”我一生为人，不仅清清白白，好学不倦，而且一直坚持独立见解，从不人云亦云。这就是我被认为是一个最坏学生的原因。那些为人师者，为什么没有想到我在你们的学校里当学生的时候，还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呀！

徐恭恕先生学生出身，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后担任校长，一生诚实勤恳。但是，他把“官僚”气息带进了教育系统，污染了这片净土。郑之光先生的表现，是一种自我保护，是环境与时代的产物，是中华文化中许多知识分子的特色。当王实味被说成是托派的时候，丁玲、艾青同时大声鼓噪，也是在自我保护；当丁玲、艾青被打成右派的时候，许多著名作家都口诛笔伐，同样是在作自我保护；……。柏杨先生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揭露我们文化中丑恶的一面，许多人大张旗鼓挞伐。如果我们的文化不洗涤，不自我忏悔，尤其是教育理念，都这个样子，真的没救了。卢梭写《忏悔录》，体现的是民族的忏悔和民族见解，却能使他成了法国的第一贤人；柏杨先生也是为我们的民族作忏悔，可是换来的却是群殴。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会产生这么多不要脸的！我写了一个师范学校学生的这一段经历，它反映出我们的社会思想、教育理念、教师作风等多方面值得我们这个民族认真检讨的东西。我想，文化大革命，应该说是我们这个不愿意忏悔的民族的报应。

50年代，以对待成年人的态度对待未成年人，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也是中国文化的特色。现在的法律惩罚，把未成年人区别于成年人不仅是时代的进步，更是文化的进步。越南解放战争时期，麦克纳马拉任美国国防部长，他在《越战的教训》中写到他应邀到母校演讲，会后被三百多反战学生围困，只得从地道里逃出来。后来，校长写信向他道歉，他回信说：“你们没有必要向我道歉。我在伯克利上学时也很活跃，我认为我理解当代大学生对重大问题的浓厚兴趣和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表达这种兴趣的愿望。有时候，我们热情往往会压倒理智，不过，这种出格行为不应成为压制人们表达反对意见的理由——表达反对意见是拥有自由的人的特权和原则。”我想，我们的民族文化，存在着有意识地剥夺我们这种应该拥有的自由。如何对待不同意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这种差别是社会前进速度快慢的根本原因。社会、国家都是由个体组成的。我们喜欢讲没有国家就没有人民，如果没有人民哪里会有国家？西方重个体自由，东方重国家权力。我想，个体的自由度与积极性成正比。社会、国家的积极性，是这个社会或国家中所有个体积极性的总和。因此，限制个体的自由度，即是削弱社会或国家的总体积极性。我们可以从这里找到长期积穷积弱的原因。

设想：如果施明华老师的儿子还只有10岁，在他自己的班级里很顽皮，他能这样随随便便地开除吗？徐恭恕老师自己的儿子没有学历而能够考上，他会认为学校有理由剥夺他儿子读书的权利吗？郑之光老师的儿子为人送求爱信，不愿意承认是资产阶级恋爱观的时候，他会认为自己的儿子品质恶劣吗？作为教师，如何对待民族的后一代是决定我们这个民族兴衰存亡的关键，而我们的许多教师，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得如此出人意外！

生命有限。每个生命自开始到消失，都是从无知走向有知，然后又以死亡结束。现在我在这古稀之年，已经十分理解我们的文化特点，毫不奇怪过去那些老师的态度和作风。教育是一个民族文化延续和发展的枢纽。一个民族的将来如何，取决于教育方法。教育方法表现在教师、大人对待孩子的具体态度上和方法上。我们的文化要求孩子听话，以新见解为异端，不赞赏、不培养独立思考，没有区分成年人与孩子的不同。这些现象，构成了文化自毁的内涵。我们的国家、民族，之所以到现在还是那么一穷二白，就是这些教育理念结出的苦果。世界上凡是重视教育研究、而且方法正确的国家，都能迅速发展。

我把我未成年时的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有个目的，我希望所有做老师的人，都应该知道孩子就是孩子，他们是那样的纯洁无瑕，不应该受到你们的错误的污染，不要让他们的稚嫩的体魄承受不该承担的压力，不要因你们的私心让他们的美好的心灵蒙上阴影。过去的已经过去，后来的还在继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目的并不明确。是培养奥林匹克竞赛冠军，抑或是培养合格的父母？所有的孩子长大，都要做父母；有合格的父母，才有合格的社会建设者。从上亿学生中，培养少数的几名冠军而让其他的孩子做陪衬，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实在太不合算。

今年15期《读者》，里面有一篇《中国的孩子太辛苦》写得实在好：“西方人想像不出，这一代家长们是怎样将自己那代人无法实现的愿望，甚至将后半生的目标全部投入望子成龙的努力中，揠苗助长的结果常常是令孩子做不了孩子。”我想，现在的这一代孩子，已经够幸福的了，那能像我们那一代，还吃了与大人一样的苦头，被当大人一样的对待，像小孩子尿床一样的事，也算作历史的污点。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辛苦”呀！

过去的日子不好，作为未成年的孩子要“辛苦”，现在的日子过好了，孩子还是要“辛苦”！这就是中国的教育文化。孩子的教育预示着民族的将来。我们的教育研究机构在做什么？我们如果不认真反思，还要不要民族的将来！？

    注：本文将在今年《黄河》杂志第6期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