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学林改错》序言

一把投向语言学“基本原理”的匕首

邵宗杰

潘德孚先生并不是专业从事语言学和文字学研究的，甚至在他从业的医药领域，也不是专在实验室搞研究的，而是一位给老百姓治病的个体中医师。他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以业余时间全身心地投入于对汉字的现代应用和语言文字学的创造性研究，可说是温州又一个奇人。特别是他的不为学术界已有成见所囿，为求真，敢于向名家权威叫板的精神和风格，令笔者非常钦佩，所以应约欣然为他的新作《语文学林改错》（以下简称《改错》）写序。

如所周知，实现汉字现代化，即解决方块、拼形、表意的汉字适应以计算机、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为代表的时代要求的课题，对于我们伟大祖国的振兴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也许是某种偶然的机会，潘德孚先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介入到了这一领域，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由此而一发而不可收拾。从对“万码奔腾”现象和多种有代表性的汉字编码方案的利弊得失，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评述始，创造性地提出和论证了自己的 “汉字拼形字母系统”，特别是对汉字编码的基本原理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具原创意义的《汉字编码设计学》（与詹振权合著），笔者读后大获教益。由于他并无固定工资收入，更无铁饭碗在手，自掏腰包进行研究，提出的还多是与“主流派”相左的“偏激”之见，发表何易，甚或因而闹“经济危机”，但他仍执着依旧。现在又深入到汉语言文字学领域，发表新作《改错》（上下两册），公然向语言文字学界某些权威认为是“学界公认之基本常识”叫板。

潘德孚先生在汉字编码学基本原理的探索中,多年来一再受到语言文字学界专家教授们“不懂语言学ABC”、“违背语言学基本常识”等的批评指责，有些几近于人身攻击。《改错》不仅是潘先生对此的回答，并进而向我国语言文字学的某些基本概念、基础理论提出了一系列质疑问难。《改错》所涉及的问题很多，特别是对“语先文后”，“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等所谓“语言学中人人皆知的ABC，一致公认的基本常识”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提出尖锐的质疑问难和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见解，以期通过公开、平等、切实的讨论，推进我国汉语言文字学的进步。

笔者从事教育工作半个世纪有余，从农村小学教师到省教育部门负责人，一直关注基础教育，特别是它的教育、教学质量，在探索中小学语文教学如何走出效率不高困境的长期努力中,先致力在引导大家于教学方法的改进,特别在提高教师上下功夫，后觉得还必须对课程教材（含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等）进行大的改革，否则难以走出导致语文教学效率不高的困境，而在分析和追索更深的所由时，觉得还和我国语言文字学界某些理论有关，其中就有《改错》所质疑的这些“基本理论”，笔者也由此不得不去从头学习、思考和通过实验作些检验 。

众多的实验研究和无数观察材料表明，语言和与它具有固有内在联系的意识、思维等等，都是人才有和人所必有的。非人的动物,不管如何高等，也只能说有了某种萌芽状态的东西。凡没有语言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意识、思维等等，虽具某种人的形象，也难以被认为是人。地下发掘的只能证明他们的手已解放，姆指已能与其余四指相对握，因而可能用来握笔写字了，仅此而已。至于原始人群是否会写字，是否在用文字进行相互交际，以及他们用的是怎么样的文字等等，今人谁也没有见过，说的只是推论和猜想。就是语言，人们都肯定原始人会讲话，必用语言于相互交际，但今人又有谁能以实证来证明和说出他们使用的是何种语言呢？讨论“语言和文字谁早谁迟，还是同时来到世上”、“究竟应如何科学地界定文字和语言的概念”等问题。笔者以为不妨十分粗略地看一下从猿到人以后人类的史前史。所谓史前史,就是没有用今天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文字所记载的古史。据考古资料：人类从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四阶段，至少经300万年至距今一万年前，才发展为现代人。现代人的历史只有短短的一万年左右，和整个人类史相比可说只是一瞬间，而其中有文献资料可查，因而他们的社会生活种种为今人比较清楚了解的，更只有短而又短的几千年。这数百万年的史前史，所凭的只有地下发掘和头脑的推理，其他都难有实证可据。

从森林古猿进化来的早期猿人，生存于距今约三百万至一百五十万年前，他们的脑容量约为680--700毫升，比古猿的脑容量高出一倍多。他们生活在热带、亚热带的森林中，“至少是部分地住在树上，主要是以果实、坚果、根茎作为食物”。已能直立行走，双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能够制造和使用石器的劳动工具。 继之的晚期猿人，生存于距今约一百五十万至二十万年之前。他们直立行走，已基本上具有现代人的形态，双手的完全解放、脑容量的继续增大，特别是随着天然火的使用，从生食、素食，转向了熟食、肉食和杂食；从单一的采集，转向了渔猎加采集；从远古的热带、亚热带的森林地区，转向了温带乃至寒带的河、海岸边的山川，开始向广袤的荒无人烟的处女地迁徒、拓展；从树栖改为选择天然山洞而居。再继之的是生存于距今约二十万至四万年以前的早期智人，他们的脑容量已达到约,300—1,600毫升，这和当今人类相仿。他们完全直立行走，既能人工取火，又能制作较精致的石器和复合型的工具—标枪。肉食，以狩猎为生,同时会利用兽皮制作简陋衣服。晚期智人生活在公元前的四万至一万年间。由于有了定居生活，开始驯养和繁殖动物、种植植物。人类的身体素质基本定型，黄、白、黑种人等人种得以形成。除了能制造多种类型的精致石器外，还有骨制、角制的鱼叉、箭头、文具等。在他们居住过的山洞内，留下了壁画和各种装饰品，其工艺、钻孔技巧和染色技术都有惊人的成就，而且已经形成了埋葬死者等的社会习俗。

公元前一万年以来的人类，则为“现代人”。 以上这些都是有世界各地的发掘为据。三百万年前的早期猿人，就是人，不是猿。能制造劳动工具这一点，表明他们已越过了人和其他动物的分水岭，而能直立行走和喉头等发声器官的解剖结构特点，表明已有了发出多音节语音的可能。使用工具，特别是制造工具, 那怕是粗糙的石器工具，不要说是后期的复合型工具标枪、弓箭等的制造，都不是本能的行为，除了要有相当发达的智力外，还需要是群体的长期经验积累，达到了对制作材料、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等事物本质属性及相互间的联系和关系有了概括的、间接的认识才行，他们在制造工具时头脑中就有了制成品的样子、质量、用途，乃至操作它而获取成果的情境。也就是说，在认知方面，应已初步具有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和运用概念以作判断、推理的水平，特别是形象思惟的能力，不达到一定程度，是不可能用双手制造出那怕是十分粗糙的石砍砸器的。正如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变成人的脑髓”，“在脑髓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它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展起来”，“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现代脑科学方面的发展，完全支持恩格斯上述论点。总之，直立行走，手的解放，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多音节语言等等，都是在多少个千万年的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相互促进着逐步形成的，它们有同样古老的历史。

照有些语言学大家的说法，人只有一万年说话的历史，而且是在说了五千年的人话以后，觉得有把它记录下来的需要，于是发明出文字。如果这说法符合事实的话，那么人类在长达299万年的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阶段，在相互交往（由于他们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相互交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一刻也离不开的）时，依然如狗吠狼嚎虎啸猿啼般直着喉咙吼叫，虽已能说也坚决不说人的话。正如《改错》对此提出质疑和批评那样，这无论如何也不能令人信服。

如果说从早期猿人发展为晚期猿人，化了约150万年时间，从晚期猿人到早期智人，化了约16万年时间，那么从森林古猿进化到早期猿人，从猿群变为人群，需要的时间，毫无疑问必是要用多少个千百万年计的漫长岁月。在动物界，为了个体的生存和种的繁延，无不需要运用它所有的感觉器官以获取外部的信息，而随着系统发育和进化，在诸感官中耳朵和眼睛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听觉和视觉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说在古猿借眼睛和耳朵,从视觉和听觉获得信号，对于个体生存和种的繁延来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怎么可能经过多少个千百万年计的进化，脑容量增加了这么多转变成人以后，反而进入了所谓“单信号时期”，变得只用耳朵得到的听觉信号来获取信息，然后再过五千年，甚或多少万年，才由“语言妈妈” 生出“文字儿女”，从而得以进入“双信号时期”，于是能同时用耳朵和眼睛从所得到的视听信号中获取信息。这样的推断虽无法以实证来证其谬，但正如潘先生在《改错》中所言，总难令人信服，因为逻辑上站不住脚。

现代人又进而迈入所谓文明时期以来，还曾有过许多文化被灭绝，更不要说在蒙昧时期和野蛮时期，这类悲剧当不可胜数计。最著名的埃及、巴比仑、中国和印度的四大古文明，唯我华夏文化绵延发展至今，其他早就中断。文化的中断，也就意味着作为文化最重要的代表和承载者的语言文字的灭绝。如著名的玛雅文化，虽曾发展到相当高度，但后来在地球上消失了，虽然留下某些代表物质文明的东西，今人只能去凭吊、感慨和猜想。玛雅人在他们当时的社会生活中，相互交际肯定是眼睛耳朵、手和嘴巴都使用的，他们一定会说话，但谁又能说出玛雅人说怎样话的一二呢？别说他们使用怎样文字的问题了，当然可以用一句“他们还处于没有文字的单信道时期”作搪塞。

可以推想，一万多年前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类，至少在群的内部相互交际中，必在使用语言；又可以推断，他们说的决不是当今世界各地人所说、所知的语言；还可以肯定，他们在相互交际中，一定是嘴巴和手、耳朵和眼睛、听觉和视觉“双信号”同时并用，甚至可说是“多信号”并用的，人类社会似乎不大可能有过语言学专家教授们所说的那种漫长的“单信号时期”。

《改错》在对“先语后文”说进行质疑问难的同时，提出：远古人类在一起，以手势和声音相辅的早期信号就发生了，汉语始源于早期的听觉信号，汉字始源于早期的视觉信号，两者各有自己的发展过程，都在约定俗成中平行而互相促进着，现在的汉语和汉字就是它们发展的最终结果。语言和文字，没有什么谁先谁后和孰轻孰重的问题。笔者以为，潘先生这样推想，虽不合语言学专家教授们所公认的“常识”，却才比较符合普通人的常识，容易为保持着普通逻辑能力的普通人所理解和接受。

现在世界上人类正在使用的语言文字还很多，至少还在五六百种以上罢，但被深入分析研究从而了解得比较多的主要是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在近代，由于历史和多方面的原因，当东方各民族还在黑暗的封建制度下摸索前进方向的时候，西方各国在文艺复兴之后迅速地完成了工业革命，并开始向东方各民族进行大规模的蹂躏和掠夺。他们不仅经济迅猛发展，科学文化也得到飞速进步，其中也包括语言学，索绪尔可说是西方语言学的首要代表人和奠基者，西方语言学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在西学东渐中把它介绍到中国，包括《马氏文通》的出版，对我国语言学的发展无疑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但是，以索氏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学主要是研究印欧语系的产物，而我们的汉语汉字却是与之有很大不同的汉藏语系，两者同源而异途，经历了千万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不同发展道路，对于人家从研究使用表音、长龙式的字母文字的印欧语系所得的结论，那怕是非常科学的，硬套于使用表意、方块的拼形文字的汉藏语系身上，这比硬要把三寸金莲的绣鞋套于现今大姑娘天足上还荒唐。如汉语汉字明明各有自己发展的规律，使用中应遵循的规则和讲究处都各不相同，我国也历来有文法之学，可这五十年来却变得只讲语法，不讲文法，“文法”这个词似乎已压根儿给取消了；分析文章，动辄主谓结构，这个词性那个词条性的，没个完，这不是硬把汉语汉字放在西方语言学的手术台作解剖吗？你说这“衣”是字还是词，是名词还是动词？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过去给父母写信，开首必是“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可当面有谁是如此讲话的。鲁迅先生给当时是他学生许广平的第一封信，开首是“广平仁兄大人足下”，他们当面，特别是初次见面会如此说吗！《改错》向语言学权威们质疑问难和批评的，笔者觉得大多与此有关。潘先生在本书中一再指出，某些语言学家对“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定义情有独钟，是和他们坚持想要汉字走拼音化、拉丁化道路的情结有关，而它能久久地被我国语言学界所“一致公认”，则与“拉拼”派依仗某种强力而独大有关。此说是一针见血还是“小人之的度君子之腹”？

《改错》有个很大的特色，一篇篇读来不大像引经据典的社科论文或学术报告，倒像是锋芒毕露的投枪匕首式的杂文，有些地方似过于激烈而少了点中庸之气，也许这该说是它的缺点。              

                        邵宗杰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