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重视基础研究，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也要认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基础研究是水之源、木之根。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与基础研究一脉相承，是基础研究的天然延伸；基础研究为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在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扩大基础研究的内容；基础研究通过科学的推理过程保证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高瞻远瞩，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根据变化的实际情况校正基础研究的偏差。”
（《学术大厦靠什么支撑》载《中国青年报》2001年4月1日3版） 统一全国汉字编码——谁来支持我？ “万码奔腾”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解决？有人以为汉字编码既然是商品，已授予了专利权，就应该由市场来解决，于是他们高唱“用户决定论”；有人认为既然有各种各样的汉字编码，它们又各有千秋，就像各种各样的笔，可以让人们自由选择；有人则认为汉字编码的瓶颈是拆分，只要把汉字的拆分方法想出来，就能产生一种最好的编码方案；有人则认为既然汉字编码有拆分这一道难能逾越的门坎，而且还需要学习和记忆，不如使用拼音输入就行了……这些人唯一没有想到的是汉字编码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它的性质、它的产生原因、它的发展过程、它的设计原理、它的发展结果，等等有关问题，都需要首先进行解决，否则人们就会在这些似是而非的主张面前，显得毫无办法，并举措失当。 一、汉字编码的目的是实现汉字的序性化  汉字是一种无序的文字。现代的科学技术\社会管理，都需要有序的汉字。如果汉字是有序的，就没有编码的必要了。在识字教育中，我们常常会碰到许多不认识的字，它的读音、意义，都必须查阅字典。古代，汉字无序不能检字。公元初有个文字学家许慎，写了一本《说文解字》，创造了部首检字法。从汉字中分析出540个部首，以部首来检所需要的字。但必须先从540个部首中先查出某个部首，再用这个部首检到某个字。这么做，也还是很麻烦的。所以，许慎又给这些部首分了类。部首检字经历了两千年的改进，现在的部首检字法与过去已大不相同了。 如果汉字是有序的，部首检字法也就没有必要。我们用汉字，就会像拼音文字一样，直接检到它。所以，我认为，汉字编码是汉字应用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汉字的一次历史性性变革（见上图）①。 这个图形告诉我们：文字是一个“用、造、学”系统。文字的产生，始于“用”的需要，然后才“造”出字来。造出来的字，不学是不认识的，所以就产生了“学”。“学”来的字也是“用”的需要。用字是一个系统；造字是一个系统；学字也是一个系统。这三个系统又构成一个完整的大系统。拼音文字的“用、造、学”系统，只要用起来就是有序性的。他们查字典，一点困难也没有。汉字的“用、造、学”系统，多了一条部首检字的尾巴。如果有了编码，这条尾巴就没有了。所有学会编码打字的人，都能够用他所学会的编码直接翻页检到他要查的字。所以，所有的编码设计人，都想用自己的编码编一本字典。如果有人学会了编码，检字当然毫无问题。这个图形说明，汉字编码实际是汉字系统的一次变革，把汉字系统检索的尾巴革掉，一个有缺陷的系统完善起来了。汉字编码的目的，就是使汉字实现序性化。 汉字编码使汉字实现有序化，最关键的一个原因是电脑的汉字应用。电脑必将普及，键盘打字也必将代替用笔书写。因此，课堂教学少不了汉字编为代码的教学。汉字教学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统一的标帜。所以，汉字编码必须统一也必将统一。“万码奔腾”模糊了人们统一编码的视线。 二、解决“万码奔腾”的问题，根本在基础理论建设 《人民日报》曾以其全版报导了支秉彝的牛棚十年，研制了“见字识码”之事。这个报导说明编码的重要性非同一般。汉字编码的问题就是汉字的问题。这使得许多中国人纷纷参与编码研制的队伍：河南科委出巨款支持王永民研制五笔字型；钱伟长在上海工大，成立了钱码办公室……参与“发明”行列的有八九十岁的誉满全国的老学者；也有初中未毕业的14岁的小孩子；有官场显赫的官员；也有正在服刑的囚犯……自上个世纪70年代李金铠的“笔形码”一炮打响，赚了上百万英磅，此后“发明”的浪潮就一浪高过一浪。1985年全国还只有四五百个，1990年就不下千数了。这种研制的势头，被人们讥嘲为“万码奔腾”。“万码奔腾”淡漠了人们对它的关注，也淡化了它自身的价值。1992年又出现了另一个词语“编码污染”，使它的地位，一下就掉入低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它被当成了商品、被授予了专利权。商品在商场上可以图利，一下子就兴起了研制的热潮。其实，汉字编码不是商品，也不应该成为商品。因为，它是文字应用的另一种形式。根据笔者研究，少数人确实是在这个编码发展的过程中有他的创建，但绝大多数都是一个水平上的重复。 汉字编码是一门文字应用的科学。科学本身被当作商品就会成为一种灾难。它之所以被当作商品，那因为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一是整个语文界还在迷迷糊糊地做汉字拼音化的美梦，“兵临城下”的慌张，使他们不断犯错，搞出了许多不成熟的概念（例如汉字编码输入法之类）；二是我们的文化界历史性地过重近功近利，缺乏重视基础理论建设的内在“基因”；三是文化人的穷困，使得他们巴不得迅速摆脱现状，因而也不愿意从事无利可图的基础理论研究；四是设计者组织的全国性学会受权力制度的影响，这个本来应该是学术研讨的召集人，但却异变为编码的评判者，不是专家却自以为自己是专家，到处瞎指挥，例如组织不成熟的评测和输入速度竞赛等等，使错误的影响遍及全国，造成纠正的困难。 如果汉字是一种有序性的文字，汉字编码就根本不需要。因此，可以说每一个汉字编码方案，都是汉字序性化的一次实践，我们需要这些实践来逐步提高对编码设计规律的认识，最后归纳出它的基础理论，并依此总结出一个最佳的方案。可是，由于上述的种种主客观因，被领到歧路上去了。也许科学的发展就是这个样子的。 编码上电脑使用，必须配上一定的输入程序，使之称之为输入法。任何一个编码输入法都不能单独使用，必须有相适应的软硬件配合。作家韶华在南京用电脑写作，一个邻居的孩子问他用什么编码。韶华先生告诉他用的是很好学的表形码。这孩子没多久就学会了。后来这孩子去工作，那个单位领导一定要他改学王码。据说，他们的机上软件只能使用王码，不能使用表形码。20世纪80年代华光排版软件系统占领了印刷排版市场，里面只能使用王码。那些靠打字工作的小女孩，只能学习死记硬背的王码。学来的东西要用起来才能推广，用不起来的，人家就不要学了。我向财会人员推广拼形码，他们觉得学起来确实很容易，可惜的是许多财会软件上不能使用。我向许多学习班推广拼形码，教师们只付之一笑。因为，他们教学生学王码已经多年，不再需半点力气；如果改教另一种码，首先自己要付出许多精力学习，学会后还需要熟练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新老编码在脑子里会时常“打架”。他们用新码教出来的学生，到社会上，也不能适应上述的这些现成的软硬件，那也只好改学王码。编码作为输入法在社会上使用会产生“惯性”，没有特殊时空条件，它将世世代代延续下去，是很难改变的。以上这些例子说明，当一个编码被社会接受后，它成了社会系统的一个部分，没有行政力量的干预，谁也无法置换。 行政力量如何干预？根本在于对基础理论建设的重视。 三、理解编码方案的设计，首先要知道它的系统结构 一个编码方案，从规定规则开始，到每个汉字都编成代码，称为码表为止（码表就是一个字符集中所有汉字和它的代码的清单），需要耗费设计人好多年的心血。（规则稍有变化，码表完全改观，就可形成一个新码。）要想使码表能在计算机上使用，还必须做成软件。绝大多数的编码设计者都是不会搞编程的，都需要请他人做软件。设计者要想使别人学会，还必须讲解，说明自己的编码是如何使汉字换成代码的。于是，设计者对自己的东西越来越熟，把时间都用在自己的编码上；对别人的东西就很少接触，于是就坐井观天，觉得天下只有自己的这个方法最好，陷入了一种不自觉的“自恋”之中。 1985年汉字编码已经有几百个，许多设计者都以为汉字编码专业委员会里的人是专家，每个设计人都向他们宣传自己方案的优点，都想从他们那里得到支持。他们的地位使他们接触了各种各样的编码，同时产生了“各有千秋”的思想。他们认为只要把专家组织起来，让他们吸收各种方案的优点，就能拼合出一个最好的方案。于是，他们就向国务院打报告，认为应该组织专家攻关。得到同意后，组织了三个国家级研究所，结果“攻”出了一个“45——3”方案。至今，这个方案无声无息，得不到预想的结果。②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汉字编码是一个系统，当这个系统的码表完成后，优点与缺点并存，是无法取长补短的。这就好比一个服装设计师，他不可能从取各件衣服的长处，设计出一件最好的服装一样。所谓汉字编码方案，是指运用一定的规则，给汉字集中的每个字符，编上一定的代码。就是说，设计人想出了一些“规则”，就用它们来给每个字符编代码。后来的事实并没有先前设想的那么顺心，在编代码的过程中常常会发现某些字符会与设想的规则抵触，这时，就不得不根据实际，来修改自己所制订的规则。有时候，就可能改来改去，相互矛盾，甚至最后无法自圆。例如王码的五区五位，有百分之六十的字根，不是按照他自己的规则安排的。没有规则，就叫做无理化。无理化的结果是学习困难。有的方案，听起来规则很简单，也确实能一竿子到底，但因为不符合编码方案自身的规律，学习起来也很费劲。 说句不客气的话，几乎所有的“发明人”都不明白汉字编码方案是一个系统（见右图）③，这个系统不可能从几条简单的规则中产生出来的。因此，每一个方案的最终结果，都难以自圆。右图说明：部件定义是方案的核心。它来自汉字拆分的需要；根据拆分产生了部件的定量；定量后的部件，必须进行分类；只有科学的分类，才能将每个汉字编（映射）成代码。最后产生了汉字的码表。定义、拆分、定量和分类，都有相互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笔者在《汉字编码设计学》中已经有过解释，不再赘述。④ 1986年，汉字编码专业委员会与国家质量监督局联合举办汉字编码评测，评出了11个较好的向社会推荐，结果是一个也没有占领市场，反倒是让在评测中作弊被除名的五笔字型占了先头。汉字编码专业委员会本来是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是由编码设计者和关心它的学者组成的。它的任务本应是发起或召集学术研讨，现在却异变为汉字编码的评判者。我当然不反对有人出来当评判，但我认为你要当评判者，首先应研究出一些有关的评判方法，并发表一些有关的论述。例如采用输入速度比赛和重码率，就应该有文章说明速度比赛和重码率与编码优劣的理由。现在却好像是只要当了主任或委员，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成为“评测专家”。想出了几种方法，不管它是对是错，都可以利用权力付之实施。例如所有的“评测专家”们都没有想到：输入速度问题，仅仅只能比较打字员的熟练和技巧，与编码优劣一点关系也没有；再如重码率：统计出来的仅仅是纸上的重码，而在工作中要重新组合为词组输入的。根据笔者分析，重码可分为静态重码与动态重码、重码的可容忍性与重码的不可容忍性、相对重码与绝对重码等三组不同的概念⑤。在概念没有弄清之前，就拿来做评判的依据，这就不对了。 1994年《中文信息》第2期把我的《汉字形码方案的得与失》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了。此文总结并批评了1986年汉字编码委员会搞的“评测”活动，指出这次活动失误在于混淆了“汉字编码与汉字输入法”两个不同的概念，因而导致在“评测”中采用速度比赛和重码率来确定编码的优劣。因为编码方案的优劣，不取决于它的输入速度，而取决于它在学习时的可接受性，这种可接受性，来源于它是否符合汉字和编码的规律。如果他们能虚心接受我的批评，从检查概念开始认识过去，学术研究的方向就不会偏斜得太多。“万码奔腾”就有可能得到遏止。可是他们作了相反的反应，就是不让这篇文章在《中文信息》编辑的《十年文萃》上重新发表（此书收集了《中文信息》十年来所有的重要文章）。 汉字编码专业委员会的失误，关键在于对汉字编码的设计结构不理解。事后又认为仅仅是因为夹带了“非编码因素”，没有从根本上认识他们的概念错误。 四、面对汉字编码，各部委举措失当  1987年11月国家科委成果局推荐五笔字型，一下子占领全国市场，但语言学界、教育界一致认为五笔字型难学难记，拆字不规范，对识字教育有害。认真分析这“汉字编码”四个字，我们知道它的意思是指把“汉字”编为“代码”。在实践中，我们是用代码，把汉字打出来。这就是说，所谓汉字编码，汉字是主体，编码是客体。主体是不能变的，客体是可以变的。这样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编码方案。既然主体是汉字，主管部门应该是国家语委。今科委出面推荐，外行人干了外行事，不出问题才怪呢！
1993年国家教委想清除“编码污染”，立“926”工程搞选码。可是，选码需要进行比较研究。这个时候，中文信息界没有见到出一篇有关比较研究的理论性的文章。选码专家组不选码，而自己研制了一个认知码。负责人当然是个大学教授级的人物，连这样的人物都不知道建立基础理论的重要性，那就毋怪于行政领导干部。认知码刚一出台，就被批得焦头烂额。另一位专家组成员，也自己创制了一个音码一个形码，称为规范码，而且都争国家教委这块牌子。为什么只有几个人的专家小组，也这样四分五裂呢？是因为他们都把汉字编码当成了商品。商品到市场就会有利可图。为了“利”，就不顾什么面子了！ 1994年我向国家教委递交了《汉字编码方向论》。这篇文章首先讲的是汉字编码应用的性质：“汉字编码的使用就是汉字的使用”，主张“应由国家语委主管”（见右图）⑥、“不应授予专利权”⑦。“对汉字编码要有宏观战略思想”⑧（这是钱学森先生讲的话）。国家教委办公厅副主任郭振有也认为“潘德孚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也说“有见解，需组织专家多讨论会几次”。后来就一直没有“专家讨论”的信息。当然，他们也不知道谁是专家。 1995年，国家语委觉得各种汉字编码对汉字的拆分实在不成样子（编码污染！），就请北师大中文系教授王宁，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语言信息处理研究所所长张普教授和北京信息工程学院信息管理系主任陈一凡教授，带了一班研究生搞“汉字部件规范”课题。课题组在出《汉字部件规范》之前，却没有出过一篇像样的有关部件研究的文章。致使1998年国家语委宣布的《汉字部件规范》成了一个伪劣成果。⑨（本人作有《汉字部件规范评析》，有兴趣研究者，可来信索取）1998年8月我到哈尔滨参加全国第二届语言文字应用学术会议，一讲到部件研究，所有的头头都说自己外行。语言学界对汉字编码研究的冷漠，理所当然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由此可见，汉字编码的困难不是一般的困难。产生这个困难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化过重近功近利。所有的解决方法，都是从实践到实践；所有的打算都是用一个方案取代另一个方案。从来没有人想到必须进行基础理论的建设。在汉字编码发生发展的过程里，所有的人都去研制编码，都去争发明专利，却没有人去研究它发展过程以及预测它的发展趋势。（据悉，人民大学和山东大学搞汉字编码研究的两位教授，带着研究生，没有看见他们有关于汉字编码的发展过程、性质、方向、比较方法等等的研究文章，而是在研究汉字信息处理技术。） 钱学森先生认为“对汉字编码要有宏观的战略思想”，否则，“就可能徒劳而无功”。⑩这个认识，已被各部委一次又一次失败实践所证实。学术界并不知道，汉字编码是汉字历史上一次极其重大的转折，它要使无序的汉字，改变为有序的汉字，从而结束汉字落后论的历史定论。故其历史影响将延及将来中华民族无数代的子子孙孙，我们对此必须极其慎重。 五、我是唯一的汉字编码基础理论专家 从以上情况来看，行政部门的领导和信息界的头面人物们有统一（减少或阻遏）汉字编码数量继续增多的愿望，在实践中都事与愿违。因为他们没有想到汉字编码是一项文字现代应用的基础建设，如同数论对于数学研究一样，都是十分深奥的学问。汉字编码与数论不一样的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语言学界竭力宣传汉字是一种落后的文字，倾全力想使汉字拼音化，对汉字本身规律研究甚少。有些论点甚至是与汉字本身规律背道而驰。⑾我国的数学家却没有那么天天去数落数论的不是。 20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谁也不是专家。可是有的领导却把汉字编码专业委员会里的人当作专家。例如1994年新华社国内新闻部记者韩振军采访了我，写成《专家呼吁加强汉字编码的理论研究》，发于新华社内参《国内动态清样》94.1.10（第101），内容说汉字编码是一门很艰深的学问，但许多人却热衷于设计方案，结果是花样翻新，重复劳动，造成很大的人力物力的资源浪费。建议国家重视它的基础理论研究和比较研究。一位重要的领导写了批示，意思是问此事是否很严重，并传送到汉字编码专业委员会。为了了解详情，我打电话要求华绍和主任复印一份，他答复说这是内部文件，不能外传，只是在电话里给我念了一次。并说汉字编码委员会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议论结果是认为问题并不严重。 汉字编码的问题，不是严重不严重的问题，而是今后的一定时期内，中国人的子子孙孙如何学习和使用汉字及其代码的问题。即全国的学校，要统一学习，统一教学呢，还是各教各的，各学各的？让全国人民学最简单、最易学的编码方法呢，还是继续学习死记硬背的五笔字型？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掌握和使用计算机呢，还是只让一部分年青人使用？让汉字编码的教学有利于汉字规范，还是让它不利于汉字规范？ 在中小学中，不应该多码并教；在社会上也不应该多码并用。汉字编码的使用既然就是汉字的使用，中国人只能使用一种统一的编码。这样的涉及基础教育的一个大问题，只能从建立基础理论做起，只能由专家来决策。 1990年我发现汉字编码有一个发展过程，就着手这方面的研究。1992年8月写成《汉字形码方案的发展轨迹》、《汉字形码的突破和结构》，1993年发表于《教育研究》（题名改为《计算机教育与汉字形码方案研究》）。1993年我主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汉字形码方案研究”课题。连续发表十多篇有关的研究文章。1993年6月28日，我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请来了三十余名专家，都是语言学界、教育界、编码界、信息界的头面人物，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打算讨论“部件的定义”，结果是发现大家都是顾左右而言他，白花费了一天时间。因此，我觉得自己的研究超前，脱离现实，就回温重操旧业（我原是温州市个体中医师）。1995年，我与温州师范学院教育学家詹振权教授合作著《汉字部件简论》，内容包含部件研究的意义及回顾、部件的命名、部件的定义的设计方法、部件定义、部件定义的补充解释、部件清单、部件的分类、汉字拆分规则、汉字拆分分析、拆分与取码、部件清单中每个部件的证明、部件类的编码方法分析、汉字拼形字母系统中两码字的重码分析、部件类和部件的排序等。最近我又写了一篇《部件的合并》作补充。我还想研究《部件的书写规范》，但因为在研究中，我发现与费锦昌的《汉字写法规范字典》某些地方有矛盾，只能暂时搁置（例如他认为“里”的书写笔画顺序是“甲、、里”，而我认为应按下面的顺序“旦、、里”；他认为“毋”的当中一撇先于中间的横笔，我则认为是先横后撇），因为我没有能力召开语文学者开学术研讨，只能暂时挂着。1997年，我和詹振权出版《汉字编码设计学》。我在对汉字部件进行的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研制了“汉字拼形字母系统（简称拼形码）”，被中南财经大学计算机教研室认为“开创了一个统一汉字编码基础研究的新天地。”1997年11月，我和詹振权教授合著《汉字编码设计学》（中国城市出版社），作家韶华认为“开辟了一个新的学科领域”。至此，我认为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汉字编码基础理论体系。 “汉字拼形字母系统”（简称拼形码），用于识字教育，可纠正一切错别字。用于电脑输入，可使老年人短期速成（青年人自然会更快地学会）。去年年底，我发现一些老年人想学习电脑打字，就开办了多期中老年电脑打字学习班。效果很好，只需要三个晚上，就能教会他们将汉字编成代码。如果再给他们三天的上机时间，就能学会电脑打字。虽然有许多编码设计人都说自己的编码好学，但没有一位敢说可以让老年人速成的。老年人能速成说明它具有了普遍的适应性，适合于全民普及应用。毋庸讳言，我认为到现在为止，只有我一个人成了汉字编码基础理论专家。 统一全国汉字编码——谁来支持我？ 对文字教育来说，编码的好坏很要紧，它关系到字体应用的规范和汉字序性的教育；在输入中，编码的好坏，只不过是个学习的时间长短问题。从教育的角度看，编码是汉字现代应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字工程，关系到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子子孙孙的学习记忆负担的大问题；但从电脑使用的角度看，编码只是电脑工作中的一个零件（有这么多的编码可用），没有相应的搭配，就用不起来。 现在五笔字型已经占领市场，任何最好的编码，没有行政力量的支持，都没有办法推广。它对识字教育的损害和现在的自然普及，就像蔓生的野草，受到祸害的，将是中华民族的代代子孙。由于五笔字型的先天缺陷和人们对信息拥有的局限，今后的“编码发明”必将继续产生，部分地方的“小打小闹”还会继续下去。这样不仅使社会知识资源继续“渗漏”，也会影响我国迅速信息化的实现。教育行政部门不应置之不理。台湾也有同样的现象，苍颉码占领市场至今，尽管有一些编码比苍颉码好得多，仍然无声无息。王码为什么不能侵入台湾，其原因也是社会系统的问题。 我今年已经69岁，余生不多。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汉字编码的统一。如果在计算机中文输入这个方面，还是让王码照旧盘踞，一定会影响我国信息化的进程。我更希望有人能继续我的研究。我认为我的这种宏观的系统的研究方法应该传授给后一代，他们或许能开拓出更多的新学科来。有否哪一个大学的中文系愿意为汉字编码的基础理论立选修课？我愿意去任教，去传授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我认为我的研究成果，可以统一全国编码。 谁来支持我？ 注 释 ①此图来自笔者《汉字发展的时空规律和汉字变革的基本特性》，载《现代教育理论研究》（香港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编，香港科技联合出版社，2002年9月） ②汉字编码委员会又加上国务院课题这块牌子，为什么不如王永民个人？就我所见，并不是这个方案比王码差，它之所以推广不了，那是因为人们都把编码当作了商品。商品销售的好坏，主要不取决于商品的好坏，而是取决于它的经营者的经营能力。 ③此图载于笔者的《汉字编码设计学》第111页。 ④见潘德孚：《汉字编码设计学》123页，（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11月） ⑤见潘德孚：《汉字编码设计学》58页（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11月） ⑥此图系我写给国家教委的《汉字编码方向论》的附图。 ⑦潘德孚：《汉字编码不应授予专利权》，发表于《语文与信息》1995年第4期，摘要刊于《中文信息》1995年第1期。 ⑧潘德孚：《用宏观战略思想解决编码筛选》，刊于《中文信息》1994年第6期。 ⑨1999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于《汉字文化》，其中提到“语委虽然出了一本《汉字部件规范》，但是参与制定的人，根本没有发表过有关的研究著作”。后来，竟然有一位上海外国语学院的雨立先生在《中国教育报》著文质问我说：“请问潘会长，陈一凡《论汉字特征信息编码输入》（《汉语言文字信息处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王宁《汉字构形理据与现代汉字部件拆分》（《语文建设》1997年3期），以及张普《语言自动处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汉语信息处理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是不是“有关研究著作？”奇怪不奇怪，语文界和《中国教育报》的责编，都不知道“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特征信息编码输入”，不是部件研究；也不知道王宁教授的《汉字构形理据与现代汉字部件拆分》连题目都不通。这篇文章的题目正好说明王教授没有弄明白“汉字部件拆分”是个无法成立的概念。因此，他才会在《关于〈汉字部件规范〉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说：“什么叫部件拆分，把汉字拆分为部件称为部件拆分。”一个语言学家，对“部件拆分”作这样的解释，岂不是笑话？这就是惩罚——语言学的本职工作是研究语言文字，你不研究它，还要指手画脚，那只能出洋相！ ⑩见1994年第2期《中文信息》。 ⑾见潘德孚：《汉字发展的时空规律和汉字变革的基本特性》，载香港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编、香港科技联合出版社《现代教育理论研究》2002年9月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