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发展的时空规律和汉字变革的特性》发表后 ——关于闹剧、误区和无知之我见 我曾经去上海参加过一次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并在《汉字“书同文”研究》第二辑中发表了《汉字发展的时空规律和汉字变革的基本特性》。此文发表后，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苏培成教授写了一封信给上海汉字“书同文”研究会的周胜鸿先生，并在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的第29期《通讯》上公开发表。苏教授的“范文”在语文现代化学会中确实起了示范的作用。我读过好多《通讯》中的文章，很多都是这个样子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些人觉得汉字拼音化好像是个死胡同，于是写了一些文章，从新的视角来看汉字。这本来是件好事。即使拼音化是很正确的，反对派提出了一些意见，不无参考价值，只会使拼音化做得更完善。然而，一些拉拼先生们不想讲道理，而是抓住文章中的某些词句，说明作者的“无知”。其中的含意是：因为作者无知，证明汉字拼音化就是对的。这不能不使人觉得，语文学术的沦落。 苏教授不论述我的《汉字发展的时空规律和汉字变革的基本特性》一文中的那些地方不对，而是认为“把1981年举行的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的成立大会说成是‘闹剧’、是‘学术误区’”，“认为周有光先生提出的文字有自发的发展和自觉的发展的论述是‘误导’、是‘文改派失误的总根子’”,是对“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的攻击”，“是错误的” ，“暴露了作者的无知”。这样的信出自北大教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之手，有其代表性。这样，笔者不能不就此作答。 我认为，论辩须抓主要内容，不应该在措辞上打主意。苏会长不赞同我讲的汉字的发展规律和变革特性，应拿出道理来驳斥，以此证明我的无知。只有这样的争论，才能提高我们的整体学术水平。拿文章中的某些措辞就证明“作者的无知”，水平太低。这样的文章好像在斗气，不应该出于一个北大教授之手，何况又是一位学会的带头人。如果按这样的“范文”写学术论文，那只能出勒伯辛斯卡娅、李森科之类的文章，让整个学术界感到耻辱。 一、关于闹剧 《汉字发展的时空规律和汉字变革的基本特性》一文中论到：“1981年7月13日至20日，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常务委员会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25个省、市、自治区文字改革领导机构的负责人，语文学术界和文字改革的老前辈和科技、新闻、出版单位的代表，共164人。……学会成立宣言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的共同方向。’‘我们重视传统文化，因此也重视承载传统文化的汉字。但是我们更加重视创造适合于承载现代文化的汉语拼音文字。’一个学术误区，在改革开放之后思想解放之时，造如此大的声势，确实让人惊讶。可以想见，在那个百家噤若寒蝉，唯拼音化独鸣的时代里，它更会是怎样一个局面。” 这个宣言中还讲到：“在汉字存在的同时，可以创造汉语拼音文字，用来弥补汉字之不足，担当汉字所不能。两种文字并存并用，各得其所，各尽其长，在相辅相成之中自然一消一长。最后，汉语拼音文字可能成为一般通用文字，而汉字依然是传统的文字。” 学术文章，重在论证。我说的“闹剧”，指的是“一张永远不能兑现的‘支票’——适合于承载现代文化的汉语拼音文字”。此段“论”在“闹剧”，“证”在“不能兑现”，如果苏先生有意见，应该说：“你老潘瞎了眼，这东西已经在某某地方兑现了。至少，我们的学会中有某某某某都是用汉语拼音文字写文章的。因此，我们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不能接受。” 但事实正好相反。苏先生写了好多书和文章，用的都是承载传统文化的汉字，一点都不使用承载现代文化的汉语拼音文字。只要他在文章或著作里，那怕就使用那么三五个汉语拼音文字，也可以说他这位信徒，已经干起来了。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汉语拼音文字，已经被使用起来了！ 文字是在使用中约定俗成的。要发展汉语拼音文字，首先要有使用它的人。如果没有使用者，它就永远“约定”不了。他积极地向社会推荐，搞起了一个庞大的组织：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高举汉字拼音化的大旗，要步中国文字改革学会的后尘。如果把它作为学术探索，一点也没有害处，大家都应该支持。但是，如果有人说一些不同意见，他们也应该欢迎，这才能体现学术研究的科学态度。因为，学术研究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有时候也会走偏。可是就我所见，这个学会发表的一些文章，都有着同仇敌忾的味道。许多话都说过了头，好像都不是在写学术文章，而是在征讨某人似的。 这个学会，所有参加者，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每一位都是写文章，出著作的好手。就我所知，谁也没有用汉语拼音文字来“弥补汉字之不足，担当汉字所不能”。这么大的学会，这么多的人，大家都不用，那叫人家如何相信汉字拼音化是真家伙，一定能够实现？由25个省、市、自治区这么多的人组成的学会，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目标明确，言之凿凿。但是，没有一个人有实际行动的。那么叫得再高，喊得再响，不就是“闹剧”？作为一个整天与文字打交道的大学教授，整天宣传汉语拼音文字优越，“能承载现代文化”，讲得天花乱坠，结果是“关老爷卖豆腐——人硬货不硬”，没有拿出真东西来，叫人如何不怀疑？谁都知道：文字，因使用而产生，因使用而发展。现在，连它的积极宣传员和忠实信徒都不用它，那它如何能“在相辅相成之中自然一消一长”而成为“通用文字”呢？我的文章，讲的就是汉字发展的这个规律：“用”，是文字产生之始，也是文字存在、发展的根本原理。文字必须“在使用中约定，在约定中使用。”我不相信苏先生不知道这个道理，但他却视而不见。 “承载现代文化的汉语拼音文字”，已经被现实所否定。人们知道，它不过是文化界某些理想主义者构筑的海市蜃楼。虽然，它曾经红极一时，但这不是它行得通的证明，而是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汉字拼音化已经历了一个世纪，对历史来说，也不过是昙花一现。时间淘汰了“文字改革”这块牌子，当然也淘汰了中国文字改革学会这块牌子。我说的是那一场的“闹剧”，专门打“空对空导弹”，不务实事。却不知苏教授会生气，会认为“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不能接受”。那么请问：你的学会难道能使用承载现代文化的汉语拼音文字，不使用承载传统文化的方块汉字了？或者有某某能够以汉语拼音文字来“弥补汉字之不足” 了？只有拿出真凭实据，才能证明这不是“闹剧”。 我不怪苏先生。汉字拼音化自卢戆章始，至今已历一个世纪，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其间一些人自小至大就接受这种梦呓的熏陶和灌输，为之努力而奔波了一生，要他承认白干一场，这是多么残酷！这种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有一些人因它而升职加薪，加官进爵，“德高望重”起来，必然要咬住不放、梦呓不已；或在现实中寻找种种理由，改头换面，制造新的解答方法，例如一语双文等等。为什么？利使之然！ 有的人迷迷糊糊还没有觉醒。那是因为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文字改革，它的寿命，比我们许多人都长，这就使得时间清除了人们的记忆，忘记了以往的失误。有的人已到晚年，虽发现此路不通，还是听天由命，还想继续支撑下去，没有力气再返过头来，去接受与之不同的思想和看法。只有极少数人能幡然觉悟，忏悔醒世。一位大学副教授给我来信，说自己在这条道路爬行了50年，觉得这不是一条路，可是又不得不继续爬下去，叫我给他指点一下。可我有什么能力和资格去指点一位大学副教授呢？ 现实使人只能感叹生命有限，知识无涯。 二、关于误导 我的文章中还有一段是：“《汉字改革概论》认为：‘综合研究人类文字的发展历史，可以认识文字这一文化工具的发展的一般规律。首先，文字符号是不断发展的，符号发展的一般规律主要是简化——从繁难到简易。’根据这一论断，他才说：‘汉字简化可能也要分为两个阶段。现在进行的主要是汉字笔划的减少。是否将来需要再实施汉字字数的大量减少，例如把通用汉字从六七千减少到二三千或者更少，并且规定从此不再生造新字，这还待研究。’” 这一段中，周先生说“符号（指汉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简化。”因此，他指出了简化的两个原则：一、减少汉字的笔划；二、减少通用汉字——从六七千减少到二三千或者更少。 汉字简化有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某些错误思想作怪，某些人往往会故意夸大，而且有意抹杀一些本就不该产生的错误。我的研究结果认为，简化的成绩不姓周，而简化的错误姓周。道理就在周有光先生的那本《汉字改革概论》中。 为什么说汉字简化的错误姓周呢？因为简化中实行了周氏《概论》中的两项原则：一、“汉字笔划的减少”；二、“减少通用汉字”，办法是合并同音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两个原则的社会实践如何？ 一、1982年1月23日，胡乔木在中国文字改革主任会议上说：“要尽量使得汉字可以分解和容易分解。我们应该合并可以合并的形状相近的字或结构单位。有的字增加一笔，既易分解又便于称说，还是增加一笔更符合简化的原则。”①这些话，正与周先生的第一个主意相反，幸好这不是1957年，否则，周先生一定会第一个贴胡乔木的大字报，把他打成右派。胡乔木的讲法对不对，不能就认为一定正确，不管他当时多么有权势。因为，权势不能代表真理。真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明。我说的实践，就是我在研究分解汉字时，发现了一些因简化而增加的无理部件。例如“临”字中的“”，这个部件，只组合“临”一个字。如果不简化，繁体字“臨”拆成“臣口口口”，部件表中就少了一个部件了，多好！又如“寉”，上头为省去一个点笔，把“亻（立人）”直通上头的“宀（宝盖）”，弄得不便于拆分。两个本来很好拆分、便于称说的部件，为了省一个点笔，反而不好拆分不能称说了。我的研究证明胡乔木的讲话是对的，有一定的预见性。 二、许多通用字被勉强减少了，人们使用不方便了，后来不得不重新恢复。我记得拉拼先生们常常取笑他的反对派，说有些人连“像”也不会用，常用“象”字来替代，却不讲这个“像”曾经被简化过，后来觉得不好用，才重新恢复。可是，这位使用者不知道已经恢复。这样的错误是谁的责任？打别人的屁股，却打肿了自己的脸。在周先生的这两个原则指导下，又产生了“二简”，幸好不久就寿终正寝。它所造成的损失，也就是《汉字简化概论》的恶果。社会实践说明：减少通用汉字是错误的。现在许多同音字合并已经发现出毛病了。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许多人发表过文章，不需多说。 以上所述，已经证明所说的“符号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简化”规律的错误。在错误的规律指导下，才有错误的实践结果。汉字发展的规律——简化、区别（繁化）和约定，是一个系统。周先生把汉字的规律也“简化”了，不是误导又是什么？周先生的这本《概论》，王均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一书极为推崇：“是周有光最重要的代表作，”“善于结合时代特点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对语文问题作多视角的研究。他勇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善于对新的研究课题做大胆的有效的探索与研究。”然而，我却不赞赏周先生的这种大胆，大胆到把文字的最重要的规律“简化”了。谁都知道文字的使用规律，最最重要的是“约定”。一种动物，中国人称它为“狗”，英国人称它为“dog”。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是两个不同民族的使用者约定的。我的文章，不仅在指出错误，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论述汉字的发展规律。强调约定的同时强调使用，即在使用中约定，在约定中使用。这个规律，正与苏教授所带领的“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唱反调。如果有意见，就应该在我所论述的规律上提反对意见。 1981年的闹剧已经成为历史笑话。它受到质询，却让现在的“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苏培成先生“不能接受”。那么请问：“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是不是也打算把汉语拼音文字当作是承载现代文化的文字，并打算使它在社会使用‘一消一长’，最后成为‘通用文字’，以此为这个学会的宗旨？”如果确实如此，好说，你的反对有理由。不过，你应该把“文字改革”这块牌子重新背起来，不要挂“语文现代化”的羊头，卖“文字改革”的狗肉。否则我要说，这与你们毫无干系，不要多管闲事？如果你要生气，应该生你自己一班人的不争气（包括你的“前辈学者”），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愿意使用“承载现代文化的汉语拼音文字”，致使它成不了气候。 三、关于前辈学者和无知 苏先生第二个生气的理由是我的文章“攻击”了他心目中的“前辈学者”。他说：“文章认为周有光先生提出的文字有自发的发展和自觉的发展的论述是‘误导’、是‘文改派的失误的总根子’。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也暴露了作者的无知。”我认为《概论》中论述的“自发的发展和自觉的发展”之说，我不反对，但也觉得这样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社会上的很多事物都是这样产生和存在的，不只是文字。只有盲目尊崇者，才会把此说作为了不起的发现，树为金科玉律，拿出当大棒打人。他把对“前辈学者”的质疑与“无知”等同，或者认为说周先生“误导”就是“无知”。这种等式是不应该出自一个大学教授之手的。试问“《文字改革概论》是不是绝对真理，就不允许人质疑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到现在还有人批评，还没有成为定论，这些“前辈学者”与达尔文比比，谁的威望高？这样的学术态度，能做学术带头人吗？ 我认为，周有光先生不仅在《汉字改革概论》中有论述错误，他的《世界字母简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中也同样有错误（这当然是我个人的认识，苏先生也许会把这些错误当真理）。例如该书的第2页列了两个图，把汉字与拉丁字母进行比较。见下图： 
这里，周先生犯的是逻辑错误：不是同类的东西不能比较。他自己说过“字母不是文字”，如何可以比较（见《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序言）？他在这个比较中还带出另一个错误：把汉字使用者所占有的土地与拉丁字母使用者所占有的土地进行比较。他难道不知道是土地是不会使用文字的？这两个图不仅被放在《世界字母史》的最前面，还同时出现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的最前面。尽管这两本书展示了周先生的渊博，但这两个图却使人感觉到他展示学问的目的，是为了给汉字拉丁化打“证明”。可惜这张“证明”的漏洞过于明显、容易识别，所以它对汉字拉丁化不仅没有任何帮助，反而露出了马脚。 后人的学术进步，大多是在认识前人的学术思想错误后提高的。然而，在苏先生这种“前辈学者”不许“攻击”的思想指导下，害得北师大教授伍铁平还拿这个错误的例子做武器批评徐德江，丢人现眼（见伍铁平《语言和文化评论集》第330页，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这种错误，照理说，任何高级知识分子都不会犯的。现在知道了，就应该马上改正。事实正好相反，不仅不认错，还厚着脸皮硬撑。如果说在当时那种时代背景下和情势下，言不由衷说错话、做错事在所难免。但改革开放的当今，还把过去的这些错话当真理，就太不应该了。尤其是做教师的，怎不误人子弟？ 对大学生来说，苏先生自己也是“前辈学者”了，也不能让人批评了？可是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现代汉字的部件切分》②，叫人不批怎么可以？此文内容讲的是汉字如何拆分为部件，怎么可以称为“汉字的部件切分”？“部件切分”，顾名思义是把部件拆分为笔画，或比部件小一点的什么东西。语言学专家说了不通的语言，我想乾隆爷一定不会让他做大学教授，而会罚他去做“判通”了！汉字拆分为部件是汉字编码界的研究，没有研制和研究过汉字编码的苏先生也来乱弹琴！现在他给周胜鸿先生的信，不是同样也有这样的毛病？在这里，我不是想故意捅苏先生的娄子，为人做事，谁不犯错？然而，人对犯错误的态度却各自不同。1990年我开始研究汉字编码写文章，一位朋友在旁看着说：“你连概念也没有分清，还写什么文章！”后来我就十分注意概念。于是我发现，学术上许多事出错，都是概念问题。1991年，我发现汉字编码方案由部件的定义、部件的清单（定量）、汉字的拆分和部件的分类构成的，完成了以上的步骤，才能编代码。但是，所有的人都把汉字拆分为部件叫做部件拆分。所以，苏先生这么写就毫不奇怪。周有光、苏培成两先生都是语文界的头面人物，平日说话掷地有声，而其文章对概念研究之不慎重，对文章语言选择之失察，人们不能不对我国的语言学产生怀疑。像我这样的无知者，尚且能挑出这些语言学界大教授的少许毛病，可想而知，全盘接受这些大教授的教育而不独立思考者该有很多是低能儿了。争论确实不是一件坏事，它使得一些自以为渊博，实际上仍然将弱智和无知的一面完全彻底地暴露了。这对学术的前进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我说这话并不是嘲笑两位大学者，而是觉得人人莫不如此，也包括我自己。问题在于对待自己的弱智和无知，人各有不同的方式——正视或是忽视。所以，只有那些把“前辈学者”的著作当圣经来读、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却自以为是的人，才是真正的低能儿；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能以批判眼光看待前辈学者著作的，同时也能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人，就可能是优秀的学生。（请看笔者近作《汉语汉字的起源》，载香港《当代教育》2001年11月。） 应该知道，人生在世，就那么几十年光阴，即使拼命学习，所能学来的也极其有限。因此，不管多么有本事的“前辈学者”，或什么教授、会长，他们的知识同样很有限。有些人著作等身，其中难免出错，尤其是那些具有预测性的东西。作为“前辈学者”，对后学者不但要鼓励独立思考，不要盲目接受；更重要的是坦诚检查过去，承认在那个时期中，迫于形势而曾经说过的一些违心的话，或因随波逐流而产生的错误。鼓励后学者在研究和实践中发现错误，及时提出意见，进行校正。而不应该以“攻击”之词，或仗“前辈学者”的牌子为自己护短。我只相信“不可无书，不可信书”。因为，书写出了作者一生的积累的见解，它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任何人的研究或见解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作为教师，盲目尊崇必误人子弟。 苏先生认为《汉字发展的时空规律和汉字变革的基本特性》与“书同文”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不应该收集在这个集子里。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试问：议论或研究汉字“书同文”，要不要研究文字的时空规律？我看，只要有一点明白事理者都不敢这么说。因为，“书同文”研究同样是文字应用的研究，谁说不需要研究文字发展的规律？ 苏先生的信，全面地暴露的是他不善于写和看待学术文章；不知道下判断前需要如何论证，也不知道任何前辈学者都是后辈学者前进的基石，后辈们都要踏踩（批判）这些基石使学术发展起来的，不知道文字改革和汉字拉丁化早已成为过眼烟云。连他这个学会的名字也不敢打这个牌子了，还死抱着做什么？ “无知”这顶帽子的专利应该属于谁，还是让读者决定吧！ 四、关于周胜鸿先生的回信 苏先生的这封信可能使周胜鸿先生受宠若惊，对方毕竟是北大教授，是全国大学会的会长。于是没有认真考虑写了下面的回信。周胜鸿先生这封回信，使人感到过于肉麻，竟不知道天下有羞耻两字。此信使人觉得，他所发起的上海汉字‘书同文’研讨会，不是在搞什么学术研究，而是带有周先生的某些个人目的的。因为，说什么“小人物办大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真是笑话！搞学术研究是光明正大的事，不是鬼头鬼脑做小偷。如此提心吊胆，心惊肉跳为什么？如果真的如此战战兢兢、胆战心惊的，那还有谁愿意来参加？学术研究不是搞政治经济，要科学和真理，说自己心里想说的话。搞政治，可以说要害怕坐牢杀头；搞经济，可以说要害怕破家荡产。搞学术研究，是议论、探求某一个学术问题，担心害怕个什么？“书同文”是一种学术研究，不是办什么大事。它只是对“书同文”的行事意义、方法、走势的探讨。对不对，成不成，“十八个石臼还画在岩上”。谁知道怎样？即使可办，也不会让您周先生去办的。即使想办，权力不属于苏先生，何必如此低声下气？如果真的交代你去“办”，再担心也不为晚。现在就谈“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岂不叫人笑话！我不知道汉字“书同文”研讨会的发起者，究竟是什么样的“小人物”，准备做什么样的“大事”？ 学术研究的最高原则是什么？答案是：必须是独立的，不畏惧任何学术权威或“前辈学者”的。这才是！就是说，北大教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苏培成与上海汉字“书同文”研讨会负责人周胜鸿都同样是民间学术团体的头头，是一个台面上的、平等的人物，没有高低、上下之分。为什么一个如此畏葸可怜，而另一个却这样颐指气使？ 学术研讨——提出一个题目，聚集几个人来议论议论，有说这样那样的，有说正面反面的。在这些研讨中，有可能说得对，有可能一部分对，有可能说得都不对。最后，只能由时间和社会实践来决定。所以，作为同一学术论坛上的学者，没有谁是指挥者或被指挥者。另一个论坛上的人物，没有参加研究和讨论，没有权利盛气凌人，指手画脚！ 科学是在不断地证伪中发展的。证伪，主要是要证“前辈学者”的“伪”。《汉字改革概论》不是不能批评的绝对真理。批评了算不算“攻击前辈学者”？当然不能算。“前辈学者”如果论述不对，应不应该受到批评？当然应该。把“前辈学者”的所论，放在李森科的模子里铸造，学术研究就会走样。学会的头头是学术的带头人，应该小心带错了路！ 苏先生发出了批评，周胜鸿先生实在不必低声下气，借题推诿。他说我在发给戚先生的稿件中有三不对：一是题目删去“试论”；二是原来两人署名变成了一人署名；三是原来没有前面几百字的，后来加了上去。又解释说，苏先生有意见的都在这几百字里。这话意思很明白：原来的文章是没有问题的。后来因为我直接发给戚先生，增加了一些字，就惹苏先生生气了。这实在不是理由。这些字的变动，并没有背离整篇文章的原意：一、我开先写的文章题目没有“试论”两字。后来送给詹振权先生润饰时，詹先生为求稳妥就加上“试论”；二、文章是我执笔，但为不让詹先生负“攻击”责任，我把他的名字去掉，同时也把“试论”两字去掉；三、前面加几百字只是为加重文章的引言，其实，后面正文中也已提到《汉字改革概论》。因此，即使没有前面几百字，苏先生看后会照样有意见的。因为，文章中所论述的汉字发展规律和汉字变革特性，都是否定汉字拼音化的。照理，周先生看了苏教授的“指示”，核对后觉得有问题，应该先问一下作者本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动。不应该未进行了解，就拿出来做挡箭牌，间接借此影射这是作者有问题，与他本人无关。这里我还必须穿插周先生的一个颇为费解的动作，就是在他写到“作者由两位变成‘潘德孚’一人”的句子中，“潘德孚”三字用笔圈掉，表明他与我划清界线？60多岁的老人，何苦如此作秀！ 我认为他如此地作贱自己，那当然是他的自由，不必为他抱屈喊冤。人人都有权使用自己的脊梁骨，要挺直，要弯曲，那是他的自由。问题是他不应该作贱研讨会的参加者。他发起了研讨会，别人花自己的钱来参加，实际是对他的支持。他竟然为了讨好另一个民间学术团体的头头，不惜利用各种借口作贱他的支持者。所以，我希望从今以后 汉字‘书同文’研讨会的参加者，最好先寄文章给苏先生批准，免得因苏先生看不顺眼，以后又把你的名字用笔圈掉，把你的文章，在不告知你本人的情况下声明抽掉，让他自己难堪。 注 释 ①见《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158~15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 ②载1995年第3期《语言文字应用》。 附件： 苏培成先生致周胜鸿先生的公开信 周胜鸿先生的回信 周胜鸿先生的声明 潘德孚按语 胡敬禹注：关于周胜鸿先生的观点，请查看语网“书同文”专栏《里程碑》一文。 相关文章：第五次书同文研讨会是一个里程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