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地看待汉字》读后感

一、 语文学术是否离经叛道

读苏培成教授《科学地看待汉字》一文后，心中泛起许多的疑团。语言与文字的研究，本身就是针对两种东西，可是我国却把它们混在一起，语言学家就等于文字学家；语言学权威可为文字研究“指明方向”？认为不对者还被判定为伪科学，群起而攻之。所谓百花齐放，是讲学术研究的不同意见可以自由发表，为什么语文界要搞一个被指明的方向？

近代虽然有吕淑湘、张志公等语言学大家，但他们都没有写出过像西方的索绪尔那样系统的、宏观的语言学著作。他们在引进西方的语言学施用于汉语的时候，在文字改革这个问题上提出的一些论点，往往过一个时期就自我否定，或加以修正。这说明我国的语言学研究还远远没有成熟、完善的、自圆的理论系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也说明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并不完全符合汉语言的实际。

本世纪初，一些人从西方引进语言学，然而不是用来作为建立汉语言学的参考，而是搬来作为改革汉字的武器；在文字学方面，纵览现代有关著作，几个基本概念，还是跟《说文解字》学舌，今古不分。例如国家语委鉴于当前编码使用的混乱，需要有关部件的系统研究（语委虽然出了一本《汉字部件规范》，但参与制订的人，根本没有发表过有关的研究著作）。在1998年8月的全国第二届语言文字应用学术会议上，竟然没有一位发表有关著作（本人当然有一篇，但我是“学术外”的）。一讲汉字结构，还是“独体为文，合体为字”那两句，把古代的“独体”当成现代的“部件”。这说明现代文字学家不知道、不研究部件，也不知道如何研究部件。这怎么符合现代信息形势发展的要求？汉字从篆书──隶书──现代汉字，已经发生了大变样，现代文字学家依然在甲骨文里兜圈圈（因为“独体”是甲骨文里来的），没有新的突破。这既说明文字演变和研究的缓慢性，也说明我国文字学术已经失却前瞻能力。

一个很有趣的事例，可以说明语文学术的幼稚：笔者从当今语文界的主流派发表的一本名为《语文界声讨伪科学》中的一篇文章里看到这么一句话：“（×××）攻击语言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胡批现代语言学之父德·索绪尔”。谁能想到这些文革中的话语，会被我国语文界如此地“活学活用”！所以，有人认为如果我们这一代目睹文革野蛮暴行吃过文革苦头的人，不认真进行深刻的反思，以清除文革之遗毒，我们民族今后的历史中，还有发生再一次文革浩劫的可能。此话确实不错。

学术研究上百花齐放是学术繁荣的表现。但学术繁荣不同于商业繁荣。商场上人人都讲自己的东西好，不讲别人的东西不好，这是生意规矩；在学术研究上，不仅要用实证证明自己的东西好，还可以用实证证明别人的东西不好，因为这是科学。学术允许不同的意见同时存在。因为有些东西，今天觉得它是好的，明天就有可能觉得它是不好的；今天觉得它是对的，明天有可能发现是错的。这是时空条件的不同。例如过去有的人觉得汉字难学，现在其中却有许多人改变了态度，时间否定以往的想法和做法了。时间使许多未被认识的规律被认识了，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告别过去。所以，学术研究应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不要把自己讲成是绝对真理，把别人讲成是绝对错误。现在提出语文界反对伪科学的讲法，是不是“离经叛道”，走错了方向？

二、“伪科学”从何来

文谓：“正是张志公、吕叔湘这些著名学者给汉字研究指明了方向。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出来竭力夸大汉字的优点，说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把汉字凌驾于其它文字之上，企图把汉字研究重新拉回片面性的老路上去。他们还提出要为汉字‘平反’，干扰学术研究，进而断言‘语言文字工作中‘左’的思想根深蒂固’，攻击国家语文政策。这样就把学术讨论变成了学术以外的东西，从而引发了语言学界反对伪科学的斗争。”

“夸大汉字的优点，说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把汉字凌驾于其它文字之上，企图把汉字研究重新拉回片面性的老路上去。”这怎么能算“伪科学”？那么夸大汉字的缺点，说汉字难学，难写，难施用于现代科技，是落后、罪恶的文字，把拼音文字凌驾于汉字之上，难道就是科学的？难道这样的研究才是全面的新路吗？这就使我怀疑为文者是否想在语言学的研究中树立起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所有有关汉字的研究和论述，都应该遵从他们“指明的方向”？

李大光说：“科学需要永远具有尖锐的批判精神，科学精神就是好奇心、探究真理的精神、怀疑精神、参与决策的意识与能力、实证意识，其中怀疑精神占首要位置，怀疑前人才能取得进步，几乎是获得幸福的决定因素。”龙应台说：“一个对专业诚实的文化研究者必须随时准备跳出意识形态的框框，挣脱历史传统、惯性思考的束缚，用新鲜、大胆、批判的眼睛重新理解自己的文化。对‘正统’，在接受的同时不能不持以最大的怀疑。”在语文界批判谁？怀疑谁？当然不是那些碌碌无为的无名之辈，而是赫赫有名的、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和学术权威。然而，语文界竟然认为怀疑、批判学术权威的就是伪科学。这就使人发愣，究竟谁是谁非？

张志公和吕叔湘都是当代很有名望的语言学家，作为下一辈，我们应该在尊敬和学习的同时，对他们的学说和指明的方向“持以最大的怀疑”。他们曾经竭力主张汉字拼音化，并作了毕生的努力。实践却证明这样不行。现在他们改变了腔调，主张“一语双文”，论者以什么拍胸脯保证此路绝对正确？如果不正确，我们不是白白跟了一辈子！即使是正确的，哪可不可以质疑？算不算攻击？

三、“一语双文”是汉字研究的方向吗

张志公、吕叔湘认为汉字研究应该走“一语双文”的道路。所谓“一语双文”是指今后的识字教育，要教一种语言，两种文字，即现行汉字和拼音汉字 。这个意见更加使人莫名其妙。既然张老认为汉字难学、难写，为什么还要推出“一语双文”？ 可能张老是文字学家不是数学教师，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学一种汉字已经很难，学两种岂不更难？学一种汉字要“费十余载之光阴”，学两种岂不要花费几十载之光阴？每个人只有几十年的寿命，真都要花费在学字、识字上了！张先生讲汉字难写，实际是一种落后的认识，可能他没有使用过电脑打字，因而不知道现在的汉字，如果使用电脑，难写易写，都不由笔画的多寡来决定了。再以为“易写”的拼音汉语来取代“难写”的汉字，一点意义也没有了。将来计算机普及家家户户，大家都使用电脑打字了，还有什么写字难之可言？

汉字到底是易学或是难学，一百年下来，拼音化派并没有拿出足以说服人的科学数据。也没有具体的使汉字易学的方法，反而在大叫汉字难学的同时，提出要使学习汉字的时间增加一倍以上的“一语双文”。这个“汉字研究的方向”，使“难学”还要加倍。学字是为了用字。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学字的时间越多，用字的时间越少。“一语双文”使人一辈子陷在学字之中，就没有时间拿出来用了。

如果论者认为“一语双文”确实正确，汉字研究只有一条路可走，讲“一语双文”不可行就是走“片面性研究的老路”，那么，作为你个人（或者赞同和愿意和你一起走的人），尽可以努力地、自由地走下去。汉字学术研究的圣坛上，应该允许绽出一朵“一语双文”之花，别人也不可以讲这是伪科学。

照理，“一语双文”的意思是将拼音文字加进识字教育的一种主意和建议，不应该把它讲做“汉字研究的方向”，它只是汉字拼音化的先期实践。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牺牲现在的学习时间，为了将来实现汉字拼音化。尽管你说“汉字不可废！”肚子里却想：“那只是个时间问题。”因为，学不能离开用。假使我们真的学了“一语双文”，如果用的时候只用“一文”，另“一文”必然荒废，最后的结果是白学，白白浪费了宝贵的光阴。那么这“双文”中，什么“文”用不起来？必然是拼音汉字（语）。为什么？有两个理由。一、使用的人，总是要用自己熟悉的东西，拼形汉字是老相识，拼音字却是陌生的（用拼音写出来的字叫拼音字。这个东西实在不好称呼。又不能称它为拼音汉语，因为，他们只是在汉字上注上读音。我国的语言学家称之为“文”，才有“双文”这样的讲法）；二、使用的人总是要用完善的东西，拼形汉字是一个完善的系统，拼音字根本还没有完善；三、文字是写给别人看的，拼形汉字别人会看得懂，拼音字别人看不懂。所以，“一语双文”之说是一个脱离实际的空想，倡议者欠缺慎重的考虑。

也许有人不相信学会“双文”只能用“一文”。问题还出在那个定义上。文字和语言都是为传递信息而存在的。目的实现了，无用的工具就会被丢弃。你拿两把匙去开锁，一把可用，另一把不可用，人们自然会把可用的留下而把不可用的丢掉。笔者一位幼时朋友，大学毕业分配外地工作，老了才回乡，但已经讲不来本地话了。学来没有用，就会忘记。现在的中学学生，学了六年英语，凡是没有用上的人，三五年后，有几位能将他所学的再讲起来？然而，张老却认为“掌握了汉字和拼音两套工具，总比只会一套的更聪敏些”，这只是骗骗小孩子的数字游戏。

如果有人自己愿意亲自去实践，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人们当然不应该反对。如果他们能做大量的统计，拿出实验数据，证明孩子们学习了这两种文字以后，所得到的好处。其二是孩子学会拼音（汉语）字后的用处，具体使用范围和使用期间的收获。以此议论它的可行性。我真不明白，一些人明知这是一个陷阱，却把它讲成是天堂，自己不做任何实验（即使做了实验，需要长时间的观察，不能马上做出结论）却要别人陷进去。

笔者认为“一语双文”不仅是一个陷阱，这种研究还十分狭隘，因为它只是一种具体实践的研究。现在把它讲成“汉字研究的方向”，未免过于夸大。那些汉字的宏观规律研究、系统结构研究、应用规律研究、字形结构研究、汉字编码研究、汉字部件研究、汉字拆分、分类规律研究，都缺乏理论建树，怎么只讲“一语双文”是汉字研究的方向？

四、学术研究的创新性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所谓创新，就是讲了前人还没有讲到的，补充了前人讲不周到的，或者是纠正前人讲错了的。只有创新，才能发展。

学术研究要想发展，就必须否定权威。学术界不应该有不能批判的权威。索绪尔理论体系的基础是西方的语言，而汉语言（书面语言）的基础是拼形汉字。引进索绪尔的理论没错，但不应认为引进者是批判不得的权威。如果他们把关于西方语言的言说，一字不改地套在汉语言（书面语言）头上，把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当作汉语言的自身规律，那就不对了。至于对索绪尔、张志公、吕叔湘的著述进行批判、反驳、质疑，要求其立论必须绝对正确，出发点就不对。如果认为说得不正确就是伪科学，或者持权、持势不允许批判、反驳、质疑，只准讲权威的对，不准讲权威的错。那就是强权学术。强权学术就是学术上的极左。学术是对真理的探索，它的繁荣昌盛需要“百花齐放”的支持；没有“百花齐放”的学术只不过是一潭腐烂发臭的，没有生命力的死水。

据我所知，张志公、吕叔湘在汉语言学方面确有过人的研究成就，但他们的学说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不容置疑的真理。他们的权威，也不能大到不允许反对的地步。在汉文字学方面，他们还没有系统的学术成果。检验一个人的学术成就的最佳方法就是审核他们理论的前瞻性。哈耶克在20世纪40年代的经济学论著，于70年代得到了诺贝尔奖金，其原因就在于时间证明了他的正确。张志公、吕叔湘在汉字拼音化上的意见却证明他们的学术研究缺乏前瞻能力。所以，他们才会朝是拼音化，暮是“一语双文”（如果在1957年，他提“一语双文”，将会是什么结果？）。他们所指明的研究方向，只可作为个人意见，只能作为百花坛中的一朵，而不是必然的趋势；即使这个方向是当今语文界主流派的集体意见，或者已经成为国家语委的政策，也没有不能质疑的理由。

正因为像张志公、吕叔湘这样的中国语言学大家还没有拿出有关汉字的系统研究论著，说明我国的汉字学术研究还处在低级阶段，没有什么能够大言不惭地讲自己给它的研究指出方向。如果有人在计算机机出现前曾经写成有关汉字的研究论著，其论著适合现代应用，或者适合作为编码应用的指导，这样的研究成果，才具有前瞻性，可以称为“指明方向”的好著作。不是这样具有前瞻性的东西，都只能作为参考，不应成为政府的决策。如果已经成为决策，就应该放开让学术界认真讨论，发现错误，迅速纠正。现在关于汉字研究的言论，有说汉字好的，有说不好的，有既说好又说不好的，都只是一家之言，都是汉字学术研究圣坛上“百花”中的“一花”。不应认为只有其中一家是真理的向导，其它的皆是应该声讨的“伪科学”。

五、学术研究不应带有感情

张志公说：“评价汉字的时候，不可以带任何感情，哪怕是良好的、可贵的感情。”带感情的汉字学术研究，把我们引人歧途的事例确实太多。但人是感情动物，不可能没一点儿感情。张老此说很难成为现实。

回顾解放前，所有有关倡议改革汉字而进行的研究，几乎都是带着“革命”的感情；解放以后，所有有关汉字的学术研究，又必须遵照官方规定的旨意。在权力的指挥棒下，研究者自然而然地带着“从属、攀附”的感情。人们往往只注意到感情的崇高性，而忽略了感情的低下性。革命感情是一种崇高的感情，“从属、攀附”就是一种低下的感情。这种感情的流露，在我国的语言学界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1957年文改会召开的汉字改革学术讨论会上，唐兰、陶坤、陈梦家等遭到了围攻。这是一次最高级的学术研讨，与会者理所当然地都是国家级专家，其修养、其学识均可为全国人民的表率，而对待不同学术意见者竟至于此。尽管与会者中有许多人都是现在我们这些下辈誉之为“德高望重”的人。他们曾经在语言学方面有过值得称道的记录，对于汉字文化有过独到的的贡献，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因为尊敬，而掩盖他们的错误和过失，忘记他们在强权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感情”。

反思文字改革，应自卢戆章始。卢戆章认为汉字难学，如果改学拼音文字就可以“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这是一种爱国的感情。有了感情，讲话容易过分。例如讲汉字难学，难到要耗费几十年的光阴。然而现在的扫盲实验，一些人只要花上半个月，就能学会一二千字，能看一般读物。三四岁的孩子，也可以记住一二千字，但他们不如大人，看不懂普通读物。因为，他们能理解的语词还不多。《毛泽东选集》五卷，只重复用了三千个字。讲汉字需要十余年时间学习，确是无边夸大。

爱国感情，钱玄同表现尤烈。他说：“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时间是最好的证明人。钱玄同们都错了，因为他带了太多的感情。张老是否有错，大家讨论。

文字研究是科学，是客观规律的探索，忌带任何感情。然而人是感情动物，不能没有一点感情。人要研究科学，人又不能没一点感情，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科学研究的弱点。人类社会之进步过程，就是人类不断地克服弱点的过程。

汉字拼音化实际已经失败，只不过不能明确表态。“为尊者讳”，这是中华文化传统。坚持者诸君如不相信，请认真阅读1931年的海参崴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的十三原则，并想一想这些原则被坚持了没有？答案当然是没有。文字改革是一件震撼中华文化史的大事，竟然成了没有原则，走着瞧的、随机而变的工作，怎么可以？“一语双文”是张老随机的一项建议，也可以认为张老毕生追求拼音化而不得的感情余烬。

六、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吗

如上所述，我国起始有关汉字的论述是搬用西方语言学的，死搬硬套往汉字头上搁，往往不能自圆其说。例如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

对拼音文字来说，此说可以讲得通。但对拼形的汉字来说，却是张冠李戴，摆错了地方。拼音文字是长龙式的多音节文字，直接反映语言，以语言表示意义；拼形汉字是超语言的，可以直接表示意义（也可以认为是通过书面语言表示意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文字能直接表示读音当然是最好的；但是从信息学的角度来说，文字直接表示意义更好。人类创造语言，不是为语言而语言，而是为了交换和沟通信息。人类创造文字，不是为书写语言，也是为交换和沟通信息。这就是说，识字写文章的目的不是为了写语言，而是为了交换或沟通信息。语言还不是信息，意义才是信息。语言以声音传递信息；文字以书面符号记载和传递信息。所以，以上的定义如果换为：“文字是记录和传递信息的书面符号”，更为科学。

一个人要表达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信息传递给别人，可以使用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过去，口头语言只能面对面授受，距离远了或时间过了都不行（现代有录音机、扩音器等可以实现了）；因此，书面语言就成为惟一的载负信息的工具。文字，则是书面语言的配件。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史，是汉字记载的历史。

20世纪初，在革命大旗下，全国文化界几乎一致集合起来反对汉字，要革汉字的命。一哄而起是中华文化传统的特色之一。文化大革命将它推上绝顶，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认真反思，正是这一哄而起，它摧枯拉朽般毁灭知识、毁灭文化，它造成多少灾难，多少不可磨灭的记忆？然而，这盲目的一哄而起，却无损汉字的分毫。对汉字来说，你竭力诋毁也好，你齐声赞美也好，它管自循轨道运行。一个世纪对它来说算得了什么，就像一个小孩子又长了一岁。

20世纪已经过去，汉字未灭，中国也未亡，不仅适应了整整一个20世纪。眼看还要继续几个世纪。有一个现象很奇怪：所有主张废除汉字的人，没有一位自己带头不使用汉字，带头使用拼音汉语。这是什么道理？很简单，如果他不用汉字而用拼音汉语，要表达的信息就没有人理睬了。

语文界既然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才有想用拉丁化的语言取代汉字的设想和实践。结果是一个世纪过去了，实践结果还没有眉目。这说明，以上的定义错了，必须修正。

七、语言文字工作中“左”的思想是否根深蒂固？

论者认为“有人断言语言文字工作中‘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并“攻击国家语文政策”，“从而引发了语言学界反对伪科学的斗争”。此说似乎不很恰当。“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特色，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所以，讲“左”“在语言文字工作中根深蒂固”并没有过分夸大。我们不能把“左”仅仅当作毛泽东的过错。“左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渗透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个人中。语言文字工作不是世外桃源，难道就那么干净得一尘不染？说它根深蒂固并不为过。为什么就要给扣上“伪科学”的帽子？鼓动一大班人联合参加反对“伪科学”的大合唱。事实恰好证明语文学术的幼稚。而今，全国各界都对以往的“左”，进行认真的、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语文界岂能独唱“与我无关”？

用宏观的时空观看待汉字，它犹如一个浩瀚的宇宙，而我们每一个人只是这个宇宙中的一粒细沙。想以一粒细沙的生命时空，决定宇宙的生命时空，不犯错才怪哩！因为，有汉字，才有汉字文化。汉字的生命时空，是五千年，以及所有的汉字文化；而我们每一个人，有多少年生命？每个人创造了多少汉字文化？汉字的演变有一个广漠的时空，每个人在这个时空里只是一闪而过的光。汉字按自己的轨迹前进，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因某些人讲它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就能迅速长进；也不因某些人的诋毁，说它‘难学、落后、罪恶’，而停止、而改变。

从混沌初开到现代，汉字作为汉民族的书面语言载体记录了所有的民族文化，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民族文化时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就是这个文化时空中的一个分子。现在这个分子要毁灭整体，这好比一个人站在地球上，提着自己的头发想让自己上天。“左”是什么？就是夸大和妄想。语言文字工作有这样一个历史基础，说它“根深蒂固”，并不为错！

即使讲“根深蒂固”之说是过火了，手持“伪科学”帽子的人，当然是自己认为自己是科学的，反对者或不赞成者皆可戴之。其实学术研究，无所谓科学或伪科学。学术是一种设想，在研究中以实验或实践来证明可行或不可行。它可以产生多种方案，也可能只有惟一的道路。未被实践证实之前，不能讲自己的是科学，别人的是伪科学；即使已经证实自己的确是科学，也不能讲别人就是伪科学，除非你能以实践或实验来证实。实证，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原则。

认为“攻击国家语文政策”就是伪科学，集语文界之众声讨之，斗争之，其实质还是那1957年语文界那种“攀附”感情的传统。就国家语文政策论是非，是学术民主，讲好讲坏都应该听。国家的政策允许人民议论不仅是体现政治民主，更可以迅速知道此一政策执行之得失。只有这样，才不会造成重大的、不可挽救的损失。何况语文政策是学术性的，是科学的探索。国家的政策不代表真理，只是一种权与应付，不仅要允许讨论，还应该允许反对。1957年，只有马寅初一个人主张计划生育，所有的人都反对他。时间证明只有他一个人是正确的。现在我国每年要花多少的人力、财力搞计划生育？损失无法挽回。国家政策不允许议论的教训还不深刻吗？可见学术民主的重要，而且它还不以人数的多寡分真伪。

总之，任何设想都应该允许在学术研究中互存。通过争鸣，辨明是非，真科学存留下来，伪科学悄悄隐退。伪科学不是一顶帽子，要就戴上，不要就拿掉。总的来说，解放以后的语文工作，“左”的路线和做法，不可能一点也没有。至于是否“根深蒂固”，依我微见，语文界的表现，不止于此，还花繁叶盛呢！

何以说？

学术民主是允许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而现在的语文界离学术民主似乎还差很远。在过去，我只听到“汉字要改革”的声音，而没有听到“汉字不能改革”的声音。现在，我们只听到讲汉字教学，按“一语双文”的方向，则就是科学的。却没有听到说它不科学的声音。从切音汉字——汉字拉丁化——一语双文，中国人走了一百多年，不成功、不自责，不允许反对，一哄而起组成反“伪科学”大合唱，不是“根深蒂固”，又是什么？

八、编码是妨碍汉字输入的枷锁吗？

汉字还不能输入电脑的时候，有人预言汉字无法上机使用。如张老所言：“汉字给我们使用打字机、电子计算机、电传打字机、机器翻译等带来很多困难。”因此，中国人就跟不上时代。“如果说过去落后五十年，不要紧，加一把劲就赶得上，那么现在只要落后五年十年就不得了。”正因为拼音汉语无法应付计算机带来的信息时代，“时不我待”，中国人创造了字形编码，使汉字输入跟上了时代的步伐。预言又一次失效。

编码使汉字输入摆脱了汉字现代应用的困境，展示了汉字本身随机应变的能力，也使拼音化的主张再一次地失去了发言权。出于对“一语双文”（实即拼音化）的深厚感情，有人认为：“拼音文字可以直接输入电脑，而汉字要靠编码才能输入，这是间接输入。编码是妨碍汉字输入的枷锁，而汉字又偏偏离不开这个枷锁。”论者无视全国几百万专业打字员，因借助编码使汉字信息交换的时空实现了现代要求，无视全国众多的文字工作者（作家、记者等等）借助编码提高了几倍的工作效率。“枷锁论”之怪，就怪在把一个由捕风捉影而得到的“直接输入”，当作文字使用的目的，而不把提高工作效率（即汉字使用效率）当作输入的目的。更怪的论调是论者说：“间接输入和直接输入相比就已经落后了，还谈什么速度的快慢、击键数的多少。”他不讲落后在哪里，在时间上还是在速度上，没有任何具体的数据，人们该如何相信？那么他只能“这是在两个名字的比较上”。假设有一位名叫阿快的和名叫阿慢的比跑步，即使阿慢跑得很快，他一定也会说：阿慢在名字上已经比不上阿快，还讲什么跑道上的速度。岂不笑话！

也许有人认为“直接输入”当然会有更高的效率，故作此说。按“直接”说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全国十几亿人都使用拼音汉语了。否则，这个”直接输入”是不存在的。试想，在键盘上输入拼音汉语，不翻译为汉字，只能说是天书，起不到交换或传递信息的作用。

科学不赞成主观的想当然，而是要讲究实证。实证是什么？就是要拿出确实的数据来证明这种“直接输入”比带着“枷锁”的编码输入提高了多少工作效率。就我所知，所谓“直接输入”，其实就是全拼输入。中国人是因为这样的“直接”，不如编码的“间接”，才一个又一个地推出各种字形编码方案，尽管这些方案尚未完全成熟，但只能先用起来。

讲穿了，“直接”之说不过是拼音化的翻版。意思是“直接输入”能够直接打进拼音汉语；编码打进的拉丁字母要转换为汉字，所以叫做“间接输入”。据我所知，用“直接输入”的拉丁汉语要不转换为汉字，别人看不懂，起不到传递信息的作用，一点用处也没有。既然，“直接输入”打进去的拉丁字母要转换为汉字，“间接输入”打进去的拉丁字母也是转换为汉字，内容完全一样，分不出彼此，论者却要耍掩眼法，搞出两个不同的名词。揭穿了，还不是那皇帝新衣的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