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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缺乏常识，还是哗众取宠

——评潘德孚《〈科学地看待汉字〉读后感》

雨 立（上海外国语学院）

首先必须申明，我们并不把这篇短文看作是一篇学术论文。因为，本文绝大部分内容纯属科学普及知识，或语言学常识，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更谈不上“创新”。

国内有一本刊物《汉字文化》，早有所闻。一直听圈内人士（潘按：学术如果设定了圈内圈外，这些人就再也不能进步不说，还会成为学术进步的阻力。明目张胆地说“圈内”而不觉耻，只能说是无耻之极）说，除个别学者的文章外，从整体看，水平低下，不值一读。我们也在早年“拜读”过一二。印象不太好，感觉有些在胡闹，并不将其放在心上，因为那时觉得跟这样的刊物较劲儿，不值。可是最近发觉这刊物胡闹得有些过分了，似乎影响到了正常的学术研究。我们打算随便挑一篇所谓温州市汉字现代化研究会会长潘德孚写的《〈科学地看待汉字〉读后感》（《汉字文化》1999年第4期，以下简称“潘文”）来给大伙儿看看，这个刊物上都登些什么样的“论文”。

（按：雨立先生也许觉得他的“正常的学术研究”还不够味儿，不够尖刻，于是就在上海语文学会的网站上加上这样一段：“有句话说，一个白痴提出的问题，一百个哲学家也回答不了。我想说的是，一个小学生和教授对话，肯定能把教授给噎住了。我不敢说潘先生是小学生水平，但他写的这篇“论文”要批评北京师范大学的苏培成教授的《科学地看待汉字》，还真不够水准。他们根本不在同一个档次上，要对话，有点儿对不上号。”）

潘先生的“论文”几乎每页每段都少不了谬误。下面“精选”少量文字，“奇文共欣赏。先引潘文开头的第二自然段（计170字）：

“近代，虽然有吕叔湘、张志公等语言学大家，但他们都没有像西方的索绪尔那样写过宏观的、系统的汉语文著作。他们引西方的语言学施用于汉语文的时候，在文字改革这个问题上提出的一些论点，往往过一个时期就自我否定，加以修正。这说明我国的语文研究远远没有成熟，没有完善的、自圆的理论系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也说明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并不完全符合汉语文的实际。”

真是笑话、奇谈！（1）索绪尔什么时候写过“宏观的、系统的汉语文著作”？索绪尔根本没有研究过汉语，怎么会写出“宏观的、系统的汉语文著作”？潘会长的意思是说，像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那样的“宏观、系统”的语言学著作，吕叔湘先生和张志公先生没有写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潘先生缺乏起码的汉语语法知识训练，连自己的意思都表达不了。（按：在上述网站上发表中加上了“潘先生是从哪儿得知的？抑还是捏造学术情报？）或许作者的意思并不是说索绪尔写过汉语著作，而是打个比方说，像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那样的“宏观、系统”的语言学著作吕叔湘先生和张志公先生没有写过。如果是这样的话，作者起码缺少汉语语法知识的训练，辞不达意，甚至用词造句表达不了自己的意思。这样的汉语文水平要和堂堂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来较量。真有点几滑稽。”（2）众所周知，索绪尔生前也没有写过“宏观、系统”的“语文”著作，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部普通语言学著作不是“语文著作”）并不是他写的，而是他的学生巴利（C. Bally）和薛施霭(A. Sechehaye)在索绪尔死后根据部分学生的听课笔记整理的。这样的常识，潘会长竟然也不知道？（3）潘先生说吕叔湘先生、张志公先生没有写过“宏观、系统”的著作，他们就真的没有写过吗？你潘先生读过多少他们的著作啊？（4）“过一个时期就自我否定，加以修正”，这也错了？一种理论建立以后谁规定不能修正？大概潘先生的理论是绝对真理，永远不用修正，不用自我否定了。我相信世界上所有科学家都会对敢于自我否定的学者表示敬意，而潘先生除外。（5）一种理论自我否定，修正，就说明这种理论不成熟，不符合汉语的实际。有这样的逻辑吗？

潘似乎不太善于作调查，说话过于随便，不负责任。例如他说：‘语委虽然出了一本《汉字部件规范》，但参与制定的人，根本没有发表过有关的研究著作’，‘在1998年8月的全国第二届语言文字应用学术会议上，竟然没有一位发表有关著作’。请问潘会长，陈一凡《论汉字特征信息键盘输入》（《汉语言文字信息处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王宁《汉字构形理据与现代汉字拆分》（《语文建设》，1997年3期），以及张普《语言自动处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汉语信息处理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是不是有关著作？”（雨立先生在上海语文学会的网站上发表，把这一段删去，请读者思考，究竟为什么？）这真叫人怀疑这位会长究竟读过几篇论文、几本专著！潘会长居然自注说：“本人当然有一篇（按：这一篇就是本书中的《〈汉字部件规范〉评析》），但我是‘学术外’的。”您瞧，只有我才有那么一篇，不幸却是“学术外”’的。潘会长简直委屈得如“鸡立鹤群”。潘不负责任、信口开河的例子在该文中到处都是。例如，他说：“张志公、吕叔湘认为汉字研究应该走‘一语双文’的道路”。请教潘先生，张、吕二位说这句话的根据何在？潘文说：“现在的扫盲实验，一些人只要花上半个月，就能学会一二千字，能看一般读物。五六岁的孩子，也可以记住一二千字……”我们很想知道出处。一二千字，少说，一千五百字，怎么样？半个月，十五天，平均每天要记住一百个汉字！潘不是在和我们开玩笑吧！这可是“学术论文”！潘会长自注所说的那“一篇”该不致（至）于也是这等的吧！

    潘先生嘲笑张志公“是文字学家不是数学教师，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但是我们认为潘的意见有些问题，潘认为学习拼音要花费学习汉字一样多的时间（请参见潘文第6页倒数第二行）。除了故意搅混水，谁会说，学会汉语拼音要花费学习汉字一样多的时间？在我们学校学汉语的老外，从一个汉字不识开始，学习汉语拼音，仅仅花四个星期，你说什么，他都能用汉语拼音写下来。还有，小学生学习汉语拼音花多少时间，学汉字花多少时间？这样有目共睹的事实，为什么潘先生偏偏视而不见呢？

潘先生的奇谈怪论还有：“拼形字是一个完善的系统，拼音字根本还没有完善；……拼形字别人看得懂，拼音字别人看不懂”。这里，潘又使用了语言文字学中根本不存在的术语“拼形字”、“拼音字”。也许他指的是汉字和拼音文字。但是凭什么说前者看得懂后者看不懂？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拼音文字，却居然“别人看不懂”，还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吗？“看不懂”，难道拼音文字是天书？不经过学习两者都看不懂，经过学习全能看懂。

让人感觉精彩的还有潘下面的一段话：“学术研究，贵在创新。所谓创新，就是前人还没有讲到的，讲不周到的，或者是讲错了的。只有创新，才能发展。”潘先生对创新的定义简直是旷世空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什么叫创新？潘先生说，创新就是：前人还没有讲到的，讲不周到的，或者是讲错了的。有没有搞错啊？“前人没讲到的、讲不周到的、讲错了的”就是创新？潘先生的母语语法也太差点儿了吧？小学生也不至于犯这样的语法错误吧？按正确的说法，话应该这样说：“所谓创新，就是讲了前人还没有讲到的，讲得比前人周到的，或者纠正了前人错误的。即使是这样，语法上没问题，内容上还是有问题。前人还没有讲到的，你讲了，就是创新？不见得 吧？在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可能讲前人没有讲过的话，难道都是创新不成？比如潘先生的这篇奇文，也算创新？

潘的文章，高潮迭起。精彩还在后头。潘先生说：“索绪尔的理论体系的基础是拼音文字，而汉语文的基础是拼形汉字”，谁说“索绪尔理论体系的基础是拼音文字”？而不是语言（主要是印欧语）作为他的理论基础了？更有甚者，这位可爱的潘先生还把汉语的基础说成是拼形汉字，真是岂有此理！汉语是以汉字为基础的？这不是等于说，如果没有汉字的话，就没有汉语了？潘先生是说，先有汉字然后有汉语吗？世界上哪儿有“先有儿子，后有妈妈”的事情？

最后我们来谈谈潘先生的一个奇怪的文字观点。潘文用整整一节来反对“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的观点。并将这一节标题定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吗？对此，我们不能不给潘先生讲一点语言文字学的常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这句话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先有语言，然后有文字；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有语言不一定有文字，存在没有文字的语言；只有“语言中有而文字中没有”的现象，而不存在“文字中有而语言中没有”的现象；文字对应于语言中的基本单位；文字的教学建立在语言教学的基础上；文字的教学对应于语言的教学。这些都说明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这几乎是人人皆知的常识，几乎被所有人所接受。

如果这位会长还不明白的话，我们请他认真读一读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有关“符号”、“能指”和“所指”的论述，从语言学的ABC老老实实学起。不要连一些基本概念还没弄清楚，就急着发文章，指手划脚，哗众取宠，混淆读者的视听，扰乱语言学界正常的学术研究。

（载于2000年3月17日《中国教育报》语言文字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