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术内在生命力正在枯竭。拿哲学来说，它发展的动力在于怀疑和批判，……正是由于人文精神意识的逐渐淡薄乃至消失，使得智慧与真理的追求失去了内在的支撑力，使得终极关怀远不如现金关怀那么激动人心。（《朱学勤文选》93页） 当前语文学术上的一些问题之我见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19期通讯载：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伍铁平教授在台湾出版的《古今艺文》第二十五卷第四期（1999年8月出版）上发表论文，题目是“语言学界的伪科学及其表现”副标题是“评徐德江的所作所为”。文章从八个方面分析了徐德江伪科学的特征：（1）要推翻某些已经科学地建立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事实。……（7）使用生造的术语和概念故弄玄虚，欺世盗名。…… 学术争论如果只允许有一种声音，那么它就非衰落不可。衰落的标志是什么？是幼稚化。正如龙应台说的：“文化是一条滚滚大河，里头的主流、支流、逆流和漩涡彼此冲激撞击才造成河流的面貌。只有一潭死水是没有逆流的，只有死了的文化是没有逆向思维的。”①我认为，伍铁平、徐德江之争使我觉得语文的学术文章在幼稚化；同时，还觉得其中蕴含着现代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就是学术研究应该独尊一术呢或是百花齐放？谁在压制学术进步，我们应深究其原因。 一、独尊一术的语文学术传统 据《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472～474页）载，1957年，文改会召开文字改革学术座谈会，到会的专家当然都是国内屈指可数的人物。唐兰、陈梦家、陶坤等提出了与主流派稍许不同的改革意见，但与会者“大部分人不赞成陶坤、陈梦家等反对文字改革的意见。”“但是这次争论，一开始就采取批判和围攻的方式，是不符合百家争鸣的精神的。正是在那样的气氛下，有些理论问题至今仍显得比较薄弱，自然难以使我国文字改革工作和一些规划、作法都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陶、陈等后来都成了右派，他们再也不能继续研究，文章也无从发表，研究也就后继乏人。百家争鸣就成了一家独鸣，汹涌奔腾的大河就变成了一潭死水。语文学术的走样就由此而始。这当然是时代的关系。这个记述，反映出许多问题： (一)唐兰是主张汉字要改革的，就是说，方向是一致的，只是在方法方式上有不同的意见。唐兰认为文字体系只能“逐渐过渡”（这就是笔者认为文字发展的渐变性，不是你说要变它就能马上变化的），主流派则认为能够“整套地改革”。唐兰认为文字用自己的形体来表达人的思维活动、认识活动。“当人们写一个文字的时候，目的在写他们的思想，而不仅仅为的是写语言（这就是笔者认为文字以其形体直接记录或传递信息的意思）；只有把它读出来的时候，才由文字转化为语言；文字 ‘不是语言的复制品’。”主流派则认为“文字不能脱离语言而独立存在”。 (二)陶坤认为汉字改革的“理由均不充足”，一是“汉字难认不是改革的理由”，因为汉字由字组成词只要掌握一定数量的字，就可以认识多数的词，并不比拼音文字难认；二是“汉字难写也不是理由”，因为有些字比英文要好写得多；三是“汉字难打字，甚至于难打电报，难用电子翻译机等，这些理由更不成为其理由”，因为要求文字适合机械而不求改良机械来适应文字，这是本末倒置、削足适履的行为。“如果把把文字单纯地看成是记录语言的工具，那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陈梦家也认为：“文字要改进，不要改革。”主流派则认为汉字难学，不能适应科学技术发达的新社会的要求，因而需要改革。 （三）唐兰、陶坤这些话，我们现在想想，讲得都很有道理；即使没有什么道理，也都是就事论事，为什么会受到围攻？而且，参与围攻者并非是那些一个大字不识的粗俗之辈，而都是全国赫赫有名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些人也都是现在主流派的授业人。围攻，当然就是斗争。隔代了是否就没有关系了？当然不是。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行为方式等等，都同样会传承给下一代，最直接者就是他们的学说接班人。这就叫做文化传统。通过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语文界主流派现在的一些做法没有摆脱原来的不良传统。 （四）改革开放至今已多少年了，我认为主流派仍一门心思坚守“独尊一术”——汉字拉丁化，容不得别家争鸣。因为文革结束后，各界都或多或少地进行了一些反思，而语言文字的学术性较强，而又早已一派独统，没有对立面了，反思的精神就透不进去，老传统、老作风就很难改变。袁晓园、徐德江原来都是拼音化的信徒，在实践中悟得此路不通，就从这个阵营里“杀”了出来。对于这些文改“叛徒”，素有“批判和围攻”斗争传统的主流派当然不肯罢休。伍徐之争实质就是1957 年对唐兰、陶坤、陈梦家斗争会的延续，是一场要独鸣或要争鸣的学术态度的是非之争。 （五）从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历次发表的一些《简讯》中可以看出：语文界主流派不仅没有从斗争哲学中摆脱出，也没有从一言堂的思考模式中摆脱出来。否则，就不会产生那个声讨伪科学的《特辑》。人们已经从斗争哲学里吃够了苦头，不再相信它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了。何清涟说得好：“与一位伟人的预言不同的是，世界没有‘在对立统一的斗争中螺旋式前进’，而只是在斗争中逐渐坍塌，包括他自己苦心铸就的辉煌。可悲的是我们至今还深受其斗争哲学的影响，以为在斗争中可以求前进。不少人一看到别人的成就，不是去发现其原创性与独特的新解释，而是睁大眼睛挑毛病，然后再洋洋万言地‘批评’‘商榷’一番。”②此说确实点中了某些热衷于“声讨伪科学”学者们的要害。 （六）学术进步之根本就是依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派学说互相切磋。所谓切磋，不是批判，不是说别家是伪科学，而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摆出来；不是说别家“使用生造的术语和概念故弄玄虚”，而是认认真真地、踏踏实实地研究这些由他们提出来的新概念，对在哪里，不对在哪里。汉字拉丁化还只是一术，成不了一家，能囊括所有语文学术的概念吗？任何学科的突破，首在建立新的概念。某大学有位副研究员给我来信说“《文改之声》有近乎人身攻击的批徐德江文，我曾写信给编辑部，不搞批判。徐终于出了高级文章《汉字与普通语言学》，更加振奋人心。”可见，有人说是“生造术语和概念”，有人则认为是“振奋人心”的“高级文章”。我虽然不懂普通语言学，不能判断它的好坏，但我却能够判断对待它的态度的是非，对学术研究有利或是不利。现在语文界很多人说徐德江的坏话，但也有人说好的。科学这个东西，是非不能依人数的多少来决定。那种签名活动，用投票方式解决科学真伪的方法是极其错误的。 （七）“有些理论问题”不是“至今仍显得比较薄弱”，而是根本没有办法建立。因为，汉字拉丁化只是一种实践的设想，而理论建设必须通过多种实践的比较，才能从中归纳出理论来。而今拉丁化派唯我独尊，排斥任何其他设想的可能，怎么能建立理论？半个世纪以来，主张拉丁化的学者们只在索绪尔的屁股后转来转去，没有自己的创见。自己没有创见当然不能强求，为什么不准徐德江“推翻某些已经科学地建立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事实”？“科学是人类世世代代以每一代人，每一个人的有限认识能力，去探究，去探知无限的外在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的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科学又总是以后人不断发现前人认识中的缺陷、不足、错误，并予以修正、补充，乃至推翻其错误结论而前进，而发展的。”③ 二、概念错误及其原因 我自研究汉字以来，发现语文界有不少概念错误。 拿《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这本书来讲。书是王均先生主编的，撰写者也都是语文界有名望的人。这一本厚达870页的书，却没有把“文字改革”这四个字讲清楚。搞语文的专家没有把语言文字搞清楚，岂不成了世界级的笑话？其实，这不足为怪。（20世纪本身就是一个糊涂的世纪，我们也只能“难得糊涂”，不过千万不要在概念上糊涂。）就因为有语言文字交换信息，人类社会才得以形成。也就是说，没有语言文字，就没有人类社会。所以，笑话总是不断地从语言文字中发生的。 《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记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文字改革的实况。这本书总共只讲四件事：（一）确定拼音字母表；（二）确定简化汉字表；（三）推广普通话；（四）注音识字。我的看法是：其一，确定拼音字母表是为统一全国语音，使之标准规范，与文字改革（汉字拉丁化）没有一点关系。如果说它还有一个长远的目的：汉字拼音化，那当然算。问题在于汉字拼音化根本还没有一点眉目，就把确定拼音字母表讲作文字改革，也未免太“扩大化”了。其二，确定简化汉字表算不算文字改革，那要看它的内容。我认为，文字改革应该是体系性的。比如说我姓潘，但是我用泮来替代，潘德孚就写成了泮德孚，算不算文字改革？当然不能算。这个比方，与汉字简化相比，自然相差太大，似乎不大恰当。不过，它能给我们一个启示：汉字改革应该有广义、狭义两种。广义的，是指体系性的改变，例如汉字拼音化；狭义的，则如汉字简化。其三，推广普通话算不算文字改革？当然更不能算。推普的目的是为统一全国语音，有利于信息交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音的国家，统一语音能促进文化交流和生产发展。如果把推普讲成是文字改革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把汉字改革为拼音文字。可以认为，文革结束后，汉字拼音化已走上绝路。因为，它的思想基础——极左——没有了。从50年代至文革结束，极左思潮已经从高峰跌至低谷。汉字拼音化本就基于极左（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看1931年海参崴的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的十三原则），现在它虽已失去了政治的思想依托，但其学术专业的一面却能掩护它继续存在。其四，注音识字则属于教育方面的实践，目的是提高识字速度（是否能，则是另外一回事）和有利普通话的推广。如果把注音识字也算做文字改革，那必须以汉字拼音化为前提。否则，注音识字只能算一种教育方法的研究，怎么算文字改革呢？一本这么厚的书，又由好多的语文教授来编写，其结果是文章离题，事实证明语文学术在幼稚化。 有人说，认为汉字不能改革是错误的。因为，自古至今，汉字一直在演变，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它已经面目全非了。用历史来证明汉字能够改革，那很好，试问，自古至今，哪一代，哪些人，曾经改革过汉字？把变革当成了改革，用汉字的自动演变，来证明汉字一定能够改革（成拼音文字），岂不是笑话！改革指以一代或几代人的努力，使汉字按照指定的方向演变。问题在于使汉字发生演变的人是所有的汉字使用者，即是说是整个汉民族，而不是几个少数的主张文字改革的专家。变革是指五千年的历史时空中，由于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汉字的使用者为使汉字更好地使用，在使用的过程中逐个改进汉字的形体，使之更适合应用，久而久之，逐渐积累，直至发生体系性的改变。文字是全社会传递信息的工具，就是说，它的改变，需要全社会的公认，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乱改的。从某个人发现某个字如何改进更有利使用，逐步扩展到全社会公认，那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约定俗成的过程。违背约定俗成规律的文字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这个过程要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不是一般人的寿命所能企及的。所以，文字的演变只能叫做变革，而不能叫做改革。 把变革误读为改革，其原因如前所述，语文学术缺乏宏观的、时空的方法论的研究，精力过分注重于实用。从卢戆章搞出《一目了然初阶》始，到汉字拼音字母方案终，文字改革的研究都是从方案到方案，宏观的、大时空的纯理论几乎没有。我们的做法几乎都是实践再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错误，以新的实践来修正，从不做无功利的纯理论研究。这当然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概念错误，只能通过理论研究才能纠正，否则，就会越走越远。例如不准“推翻某些已经科学地建立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事实”，就是一个标志。远到这样荒谬的程度，就会使自己成了伪科学。王富仁说：“科学是赋予各种文化概念以确定性理解的一种形式，没有科学，就没有任何确定性的概念，就没有具体的真理形式，一切的文化概念都将是游移不定的，一切的真理都没有相对确定的形式。”④ 我们把以上所述的语文学术走样的原因，归纳为两点：一是概念错误没有及时纠正；二是缺乏宏观的、时空的纯理论研究。两者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其客观原因是我们的中华文化过分注重近功近利。我的这种讲法，似乎把问题都推给客观因素了，好像就是命中注定了。这当然不好。从主观上检查，我的感觉是学者们不注重知识更新。也许有人不这样认为，他们以为自己天天在看书、学习，也吸收了许多新鲜的知识。确实，现代世界有很多的新鲜知识，我们无时不在学习、在吸收，根本学不完、学不尽。但是，学什么，却可以主观选择。 以苏培成先生讲“汉字编码是汉字的枷锁”⑤为例。苏先生曾向我承认他对汉字编码的研究很少。但他发的这句话却是一种结论，说明这事就有矛盾了。我们知道，任何学术研究，结论在研究之后才能做出。那么苏先生既然没有研究怎么就做出如此的结论？事件的本身说明苏先生或是草率，或是负气，这就不是学术研究的态度了。我们还可以作如下的设想：他指的是五笔字型。五笔字型尽管它覆盖了全国很大的专业打字市场，但只不过是“万码奔腾”中的一码，不能代表整个汉字编码。看见了树木就以为见到了森林，哪还差得远呢！也许苏先生不是这个想法，而是看过许多人的文章，都说汉字编码这样那样地不好，于是他做出了这个结论。这当然也不对。学术研究是应该是特立独行的，是一种扎扎实实的研究。说汉字编码不好，总要讲出一二三四五，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下结论。韩愈说：“行成于思而毁于随。”别人的话，一个严谨的研究者是不会随便相信的。如果大家都相信伍铁平教授的话，把“要推翻某些已经科学地建立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事实”的人，都当成伪科学来对待，学术还能进步吗？ 我认为，苏先生既然是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的会长。会长，就应该是语文现代化学术的带头人。语文现代化即语言文字现代化。何谓语言文字现代化？我的认识是讲语言文字的现代应用。现代社会信息交流日益频繁，交通方便，语言的统一就成为现代化的要求，推广普通话就是为这种要求而来的；计算机出来后，汉字编码兴旺起来。汉字编码就是将编出汉字在计算机上使用的代码。这个工作是当前汉字现代化最重要的、最迫切的工作了。可是，作为汉字国家中一个最大的汉字现代化专业学会的会长竟是如此轻易地给汉字编码下结论，说“汉字编码是汉字输入的枷锁”。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没有用现代应用技术和现代汉字实践经验来更新自己的知识。 我认为，当前是一个信息时代。语言文字是信息的载体。语言的现代化——推广普通话——是早就想到的。这说明语言的研究符合了前瞻性的要求；文字现代化——汉字编码研究——却跟不上计算机发展的步伐。拼音化的积极分子们等待着计算机来废除汉字，实现他们的梦想。因为学术界是一派独占，他们又只发出了一种声音：等待。所以，“万码”就“奔腾”起来了。 文字的研究就好比软件研究，它应该与硬件（如计算机）研究同步才是。如果要想这个研究能够同步，语文研究者非掌握计算机的基本知识不可。而且，还要与计算机的发展同步。就是说，从PC机到奔腾机，语言文字在其上应用是如何发展过来的都应该知道。可是，有几个语文界的大学者做到呢？如今计算机使语言文字的传递速度大幅度提高，而语文学者们仍视若未见。不说知识没有更新，哪说什么呢？ 再以国家语委鉴于汉字编码对汉字拆分的不规范，1998年5月份发布《汉字部件规范》为例。汉字部件规范的重要性与汉字拼音字母相同。可以这么说，拼音字母是汉语的音素；汉字部件则是汉字的形素。它们都是识字教育的基础（当然，语委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8月份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第二届语言文字应用学术会议。来了一百多人，有90多篇论文，除我外没有人研究过部件。我找几位头头面谈，大家都说自己外行，不愿意讨论部件。这是迫在眉睫的汉字现代化。发布一事，说明国家语委已经动起来了，而学术带头人们却视若未见。为什么？新知识进不到脑子里去之故也。 三、 值得探讨的几个问题 我不知道我国有没有这样的人才，即把中国的学术研究现状与先进国家学术研究的现状进行比较研究的。如果有，我想研究者一定会得出结论，我国语文学术研究的落后的原因，一是学术界热衷于权力干涉和山头独占；二是缺乏宏观的纯理论的哲学研究；三是研究者都想“急于用世”，过重近功近利。 （一）权力干涉 《东方文化》杂志由于发表了一篇名为《文字改革不妨暂停——浅议汉字的恶性简化》的文章，中国社科院聂鸿音教授（博导）竟然向该杂志写了一封恐吓信说：“不久以后，贵刊的名字将会在政府的高级刊物上出现，我们愿意把江枫这篇文章作为不学无术而又要攻击党和国家政策的反面教材，而贵刊也会成为糊里糊涂地推波助澜的一例。希望你们不要再被江枫这种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为自己招致更多的麻烦。”⑥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后，竟会出现这样的信，而且它出自一个语言学界的博导之手，实在使人惊奇。一位博导，该说是多知多识，他就要把他的这些知识，传授给他的博士生了。但他的这封信却暴露了他现代知识的贫乏和思想的滞后。他根本没有发觉20世纪的90年代，语言文字学术研究的气氛，不可能再恢复到文革前的那种状态了。 例如笔者在“书同文”的论文集上发表了《汉字发展的时空规律和汉字变革的基本特性》，其中批评了汉字拼音化。岂知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苏培成教授却认为“书同文”研究与我的文章无关，不应该在这个册子上发表我这样的文章。⑦“书同文”是文章应用的研究。这个研究，被苏会长规定不能研究汉字的发展规律。这岂不成笑话！ 笔者于1998年全国第二届语言文字应用学术会议上，碰到某杂志主编，他告诉我某次发表了某人文章，主流派的某些头头（据说是一些处长、司长级的干部）很不满意，他不得不亲自到北京向他们解释。刊物发表学术文章的不自由，已可见一斑。 笔者在《汉字文化》上发表的《〈科学地看待汉字〉读后感》，曾邮寄香港某语文杂志，来信说：“本文乃用心良苦之作，所提见解亦不乏独到之处；可惜涉及问题太复杂，我们都认为不适合在本刊刊出，所以尽早退稿，以免妨碍你另投他刊。”香港刊物也已经把“涉及”人事关系的“问题”，看作高于“用心良苦”的独到见解。学术只能在争鸣中前进。在语文学术争鸣中一些独到的见解确实极少，应该珍惜。现在，连香港的刊物，也把人际关系放在首位，宁可摒弃独到见解，不愿弄僵同侪。国内刊物受到学派头头们的干涉之苦，更毋庸言之。（香港刊物的这么样做法，比之内地刊物，已经好得多了。） （二）山头独占 笔者本职是一个中医师，本来与语言文字没有任何关系。只因长期研究汉字编码，不得不研究汉字，连带研究汉字文化。1993年我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一篇《“编码热”与理论导向错误》。1994年在《中文信息》发表《汉字形码方案的得与失》，两篇文章都是论述汉字编码学术界某些所谓的权威指导的失误。因为我不是中文信息学会的成员，也没有“发明”过什么编码方案，某公司经理为讨好权威，（其目的是为了推广编码以取得支持）竟然说我“干涉内政”。另有一位语文界的教授则说我是“学术外的焦急”。⑧此话相当儒雅、隐蔽而又难解。我苦思冥想，终于理解原来叫做“狗捉耗子——多管闲事”。把学术研究分为内外，所谓内外有别。“我们内部的事用不着你学术外的人焦急”，比之“我们的内政不允许你学术外的人来干涉”比较好听一点。他们既然已经成为编码界、语文界的权威，而我这个不学无术的“学术外”人这么大胆批评他们，不是想在他们的山头争一席之地吗？纵观科学发展的历史，许多学术突破都是学术外的人搞成功的。语文学术不允许“学术外的焦急”，能进步吗？ 一位语文教授，为什么会将学术研究分为内外呢？权利故也。什么是权利？权谓权势，利谓货利。我国的文化传统，文人喜欢当官——“学而优则仕”——可以封妻荫子。“千里做官只为财”，有了权，才有财。语文学术，最是清水衙门，你要是没有权力在手，那必定门庭冷落。语文学术的财从哪里发？成了权威，就是占了山头。一有课题经费可捞；二有“规范”两字可叫。占了山头，就可以用自己的东西“规范”别人。例如有的人拿出了“规范”编码。有的人则著“规范”字典（因为打出“规范”的牌子，就可多卖。笔者并不反对规范，只是反对那些以私人名义搞出来的规范，因为，规范是政府行为，怎么可假以私人的名义，或以一个群众团体的名义？）。所以，“规范”是名，肥私是实。否则，分什么学术内或学术外的做什么？难道让学术外的人搞出更多的学术贡献有什么不好吗？何况，这些语言文字的研究，都是“赔本生意”，都是他们出于一种奉献精神搞出来的，让他们来补充“学术内”之不足，多好！ （二）宏观、时空的理论探索 我们在文改的历史纪录中已经看到“有些理论问题至今仍显得比较薄弱”的讲法，就宏观理论来说，其实不是薄弱不薄弱的问题，而是有无的问题。 尽管我不是一个专业的语言文字研究者，也许在这个专业内还会讲出许多外行话。但是我却能从宏观的角度来观察和审视语言文字的研究。这种研究的好处是站在圈外，比较宏观、客观。有意思的是，自古至今我们的语文界很少从这个宏观的角度来审视汉语汉字。因此，一些专业的语文研究者一接触到这类问题就容易出漏洞。 苏培成先生作《科学地看待汉字》一文，是针对一些人不能科学地看待汉字而发的。就是说有一些搞伪科学的人不能科学地看待汉字。他们的表现是什么呢？“夸大汉字的优点，说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把汉字凌驾于其他文字之上，企图把汉字研究重新拉回片面性的老路上去。”这样给（语文界的）伪科学定性就未免太欺负人了。在语文这个学科中，确实有科学与伪科学之分，如果用这样的方法来划分真伪，那就不是学术之争，科学之争，而是意气之争了。语文界的老教授把概念弄错了，是因为宏观研究得不够。再如讲汉字研究的方向是“一语双文”。 研究的方向，也是一个宏观的问题。方向错了，一切都错。所以任何研究，对于方向，千万慎而重之。“一语双文”是一种实践的方法，行得通或不通，谁都不知道。行得通，则可以逐步扩大它的实验范围，从中总结出成功的经验和以后的方法；行不通，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经验和教训。把一种小小的实践设想，讲成是汉字研究的方向，就是坐井观天，缺乏宏观、远眺的思想之故也。苏先生是语文界的权威人物，出言却如此地不审慎，皆是因为宏观理论研究的陌生而又不知道自己陌生。 当前是一个信息时代。语言文字是信息的载体。研究语言文字在计算机上使用的方法——汉字编码——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的方向，为什么语文界主流派看不到？理论是实践的升华。有这么多的汉字编码的实践（即汉字应用的实践），语文界不去研究，使这些人的辛苦，升华为理论，而把没有任何实践基础的“一语双文”讲成是研究的方向，该如何说明：“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这个过程？这种方向性的失误，在语文界主流派中具有普遍性。 我写成《〈科学地看待汉字〉读后感》后，曾先用网络传送给苏先生，与他商榷。他回信说：“《科学地看待汉字》是最近写的，代表了目前的看法。不敢说一定对，正在听取朋友的意见，有赞成的，也有不赞成的，这很好。有些看法，日后可能继续坚持，也可能做些修改。” 我国的学术研究，权力干涉的时间已久，人们的思想一时很难摆脱权力等于正确这种思维习惯。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凡是在国家级的报刊上发表的学术理论都是正确的。苏先生以这样一个身份，再讲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上，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方向性的指导，大家自然会照此“指明的方向”走了。而现在这位指方向者却说“不敢说一定对”。哪已经“走”在前面的人该站着等，还是走回来？ （三）急于用世——不成熟的成果 急于用世就是计较近功近利，学术成果还没有成熟，就想马上为世所用。 1984年3月10日汉字编码委员会向国务院原电子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导小组办公室呈报了《关于落实〈汉字编码优化研究〉分项任务的报告》后，提出要集中专家攻关。但“研究”出的“45─3方案”，却没有人认为它是最“优化”的。由此可见，所谓“专家攻关”，纯属主观设想。这种设想的幼稚在于把编码方案当成是一件工艺品，好像只要集中几个技师，就可以随意加工。其实在1985年，汉字编码的研究，根本没有像样的系统理论，没有人可以无愧地自认为是编码专家。设想者没有想到汉字编码是一门新的专业学科，不认真系统地进行理论研究和总结，就产生不了专家；他们误以为搞出编码方案的人都是专家。 1986年全国编码方案已达五六百个，国家技术监督局和汉字编码委员会组织联合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评测，评测后推荐11个编码。可是这次对编码研制热潮没有起到遏止作用，社会没有承认被推荐的编码就是好编码。 1987年，国家科委成果局下文推荐这个最近才自我宣布“不符合文字使用规范”，自愿退出市场的五笔字型。这等于设计人跟国家科委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早在1988年，就有人著书⑨认为五笔字型损害识字教育，不应该予以推荐，而没有得到国家科委的支持。 1993年，国家教委基教司宣布设立“926选码工程”，由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研究中心负责。1995年“选”出了该中心自己研制的“认知码”，出台伊始，就受到猛烈的批评；专家组的另几位专家也打出了一个“国家教委推荐”的“规范码”。这样的“选”码，何异于自我作贱。 “攻关”、“评测”、“推荐”和“选码”把不成熟的成果向社会推荐，结果都失败了，原因何在？急于用世之故也。从方法上讲，这些做法都是从实践到实践，没有理论的支持就不能提高。不过当局者总以为有了权力的支持，就会把事情办好。却不知道汉字编码是一门科学。科学的发生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不是任何权力左右得了的。长期以来，我国语文学界许多人一直认为，只要动用权力手段，他们就可以要汉字怎样就怎样。简单化和学术幼稚症，成了语文学术界的通病。很少有人知道，汉字编码的应用，就是汉字的应用，它受到全民族文字使用者的制约，受到五千年的文化时空的制约。 去年语委发布了《汉字部件规范》，此课题负责人是北师大中文系的王宁教授。其说明的文章里有这么一句：把汉字拆分为部件，称为部件拆分。⑩试想：把部件拆为笔画该如何称说呢？难道可以叫做笔画拆分吗？其中的内容（即部件规范）当然更经不得推敲了。像这样的东西打着国家语委的牌子，就马上拿出来给人们做“规范”，怎么可以？这正说明我们语文学术研究的不严谨。不严谨的学术研究当然就会走样。 汉字编码兴起后，“万码奔腾”了几十年，语文界手足无措。纵观所有有关汉字编码困难的论述，无不认为系于汉字的拆分。语文界的任务就应该对拆分实行攻关式的研究。汉字拆分的统一，也就是汉字编码的统一，也就是将来在中小学进行汉字输入教育的统一。最喜欢喊叫“规范”的语文界为什么不喊叫汉字输入教育的规范？汉字编码的发展，实质就是汉字拆分的发展，学术内的人不去研究发展的过程，而以为只要他们出面去确定几个部件，就可以给人做规范，岂不闹出了笑话。其实，根据我的研究，汉字并不难拆，而是不知道拆的方法。我是第一个研究出汉字编码发展过程的人（见《教育研究》1993年第8期），我还写成了《汉字易拆易学证》，语委某些领导也不是不知道，只不过我是“学术外”的，他们懒得看，也懒得理呢！当此之时，要想语文学术的进步，勇敢的人，应该先给自己证伪！ 注 引 ①龙应台：《活的文化 死的理解》，载《南方周末》1999年4月9日第10版。 ②何清涟：《心灵深处的一座坟墓》，载《黄河》1999年第6期。 ③蔡德诚：《科学理性——必补的一课》，载《方法》1999年第2期。 ④王富仁：《学科交叉与中国现代文化》，载《方法》1999年第2期。 ⑤苏培成：《科学地看待汉字》，载《中国教育报》 ⑥江枫：《流毒犹在，岂可打住》，载《汉字文化》1995年第4期。 ⑦见苏培成《致周胜鸿先生的公开信》，载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29期《通讯》。 ⑧张普：载于沈克成、沈迦著：《汉字部件学·序》，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年12月。 ⑨谷雨（陈爱文）、蒋文钦著《评王永民五笔字型编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后来王永民利用权力和威胁手段，使该书由出版社收回封存。《文改之声》曾有人著文，认为是“值得一看的禁书”。 ⑩王宁等：《关于制订〈汉字部件规范〉的若干问题》，载《计算机世界》专题报导D1版，1998年4月27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