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为学术界打假?
　

王 晓

假：虚伪的；不真实的；伪造的。——《现代汉语词典》
　　伪科学：冒充科学理论，其实是违背科学的基本原理和常识，以推翻某些已经科学地建立的科学原理和事实为目的的错误的知识体系。
　　——吴世雄《“伪科学”的概念和译名探析》
　　
　　

批评文章引发语言学界第一大诉讼案

　　1996年2月2日，将近年关，阳光暖暖地打在人们身上，似乎可以听见人们发自内心的笑声。伍铁平笑不出来。这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语言学家这一天接到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要求他作为被告应诉的正式通知。
　　原告是一位也自称是“教授”、“研究员”的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副会长、《汉字文化》(民间刊物)杂志社副社长兼副主编徐德江先生。
　　诉讼的起因是伍的一篇文章。它发表在《外语教学》1995年第2期，即《学术界不存在骗子吗?——驳云林的一些错误观点》。文章批评“语言学界……一个人，……冒充语言学家，把他错误百出、缺乏语言学常识的言论自我吹嘘为‘公式’‘学说’，……进行这种欺骗行为的就是骗子。文章接着指出了徐德江《当代语言文字理论的新构想》及其他著述中的许多“常识性错误”。同年11月，徐以伍在文章中污辱其为“骗子”为由，将伍及《外语教学》杂志社一并诉至海淀区法院。
　　事情还得从1990年说起。在起草原国家教委的高等学校“八五”和“九五”科研规划语言学咨询报告的工作中，伍开始关注《汉字文化》以及徐出版的两本语言学书籍《当代语言文字理论的新构想》、《语言文字理论新探》。在伍后来发表的《80年以来我国理论语言学的回顾和反思》、《不要胡批索绪尔》等文章中，伍显然对徐的很多观点持反对意见。伍批评了徐的语言学观点以及徐“冒充”教授、研究员的不光彩行为。如1993年11月徐参加韩国“汉字文化圈内生活汉字问题国际研讨会”时在其论文下注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但社会科学院证实该院并无徐德江这个人。
　　随后，《汉字文化》上开始出现反驳文章。其中云林的一篇题为《无题》的文章认为“多年来接触自然科学界，学术观点和争论是存在的，但真没听过某某是‘骗子’的说法”。《学术界不存在骗子吗?——驳云林的一些错误观点》是伍对这篇文章的回答。
　　在法庭调查的过程中，问题逐渐清楚起来。徐的职称只是国内一些大学和研究单位的“客座教授”、“兼职研究员”，其中包括复旦大学人文学院1995年11月聘其为“客座教授”。但是目前在我国，“客座教授”、“兼职研究员”显然不能等同于“教授”、“研究员”。作为一项学术职称，后者是需要国家教育部或国家有授权资格单位评定的，而徐所在的民间团体“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没有资格评审高级职称。伍认为，徐将“客座教授”、“兼职研究员”混淆成“教授”、“研究员”冠在自己头上，是以不真实的学术职称提高自己的声誉，有招摇撞骗之嫌。
　　1996年2月，语言学界一些人士草拟了一封题为《语文工作者有责任对伪科学进行揭露和批判》的公开信。在这封公开信签名的148名语文工作者中包括了吕叔湘、周有光、张志公、王均等我国语言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以及一批知名语言学家。《公开信》表达了签名的语言学家们支持伍进行学术打假、揭露伪科学的立场，并且严厉批评了徐在语言学界“信口开河、自吹自擂”的行为。随着事态的扩大，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支持、声援伍铁平的人数达到708人。
　　徐的“客座教授”职位也开始发生危机。1996年12月5日，复旦大学校长办公室向其下属单位下发《关于“重申严格执行学校聘任兼职、名誉、顾问教授工作有关规定”的通知》，《通知》指出“1995年11月，校人文学院未经组织讨论，未按学校核定的程序申报，擅自以学院的名义，聘任某民间刊物副主编为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为此，学校重申，……凡不符合有关规定，未履行报批手续的各类兼职学衔，学校一律不予承认。”事实上撤销了徐的“客座教授”的学衔。
　　在这场论争中，《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山西大学学报》、《福建外语》、《中华读书报》以及美国《美中导报》等媒体也发表文章，从不同角度批评学界某些不良学风。《中国教育报》也自1997年始在“语言文字”栏目中，发表了十余篇文章，严厉批评了徐及《汉字文化》的错误言论。
　　1998年7月1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签发1998年信查办第24号公函，指出：“此案法院不宜受理”。事实上驳回了徐的诉讼。
　　

学术界何以伪假横行

　　就在语言学界风波乍起之时，学术界更多的假、伪行为也在不断被揭露出来。
　　1997年，广州某大学断然查处一起剽窃他人成果事件，剽窃者金某被取消教授任职资格。1994年金某在兰州《开发研究》第3期发表《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战略及其政策建议》，经有关专家技术鉴定、查实，全文共4334字，其中从第31行到123行(共2024字)几乎一字不漏地抄袭了西南石油学院一位学者在1992年12月第四届青年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抄袭量达46.7％。
　　1998年，几家中央级媒介相继报道了山东某大学一位年轻女教师在自己的论文及著作中剽窃同校教师的讲义内容以至引发官司的事件。
　　1998年，北京某工程研究所的博士后梁某，将已经发表在国外刊物的论文又照搬成中文，在国内《自动化学报》上发表，还溜须拍马，将原文作者中的国外合作者换成该所所长和直接领导，恶化了国内刊物《自动化学报》的名声，被富有道义感的国内外同行揭露。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历来学者们都将学术工作视为“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的神圣工作，容不得半点虚假。那么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学术界，竟然有这么多起企图“走捷径”一举成名、置学术良心和学术规范于不顾的不良行为呢?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原因。
　　首先是社会拜金主义观念的抬头及对学界的侵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假职称满天飞，所谓“客座教授”、“兼职教授”甚至可以用金钱买到，使得假以乱真，蒙混视听。在看了语言学界对徐的批评之后，我们自然想问，既然有的学说被语言学界认为充满“常识性的错误”，是“伪科学”，何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还有出版社出版其“充满常识性错误”的“著作”，何以仍有学校邀请其去演讲观点、聘请其为“客座教授”、“兼职研究员”?在江西省语言学会会长刘焕辉先生致伍铁平的信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话：“今年(江西)省语言学会开年会期间，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请了他来讲学，该校有人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顺便请他到年会上讲一讲，说可以得到他的经济资助，我没有同意……他对外行领导还是有一定迷惑性的，主要凭他的经济实力。过去师大请他当兼职教授，同样也跟经济利益有关。”这仿佛是对上问的一个极生动的注脚。
　　其次是正常的学术批评很难开展。部分人错误地将学术批评看做是“跟人过不去”、“整人”，使这种本是很正常的学术批评越发鲜见。在学术地位的问题上，“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以至于发展到“谁敢贬瓜，谁就犯法”的地步。正因为可能惹麻烦上身，不仅媒体避之犹恐不及，包括大多数学界中人，上至名家下至普通大学生，都对学术批评、学风建设持无所谓的态度，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哲学。这就给了某些“走捷径”的人以可趁之机。
　　而一旦牵涉进这种纠纷，批评者不仅心力交瘁，自己的学术工作也将被迫中断。在这方面，伍铁平本人深有感触。他原定于1996年初出版的《模糊语言学》也不得不一再延期，直至1999年11月才得以出版。
　　

学术界需要的不仅仅是“王海”

　　因为伍铁平频繁地撰写批评文章，揭露学术界的假和伪，学生们私下里戏言伍教授是语言学界的“王海”。但伍铁平却很不同意这种看法。
　　的确，伍铁平不能与商业打假英雄王海等同。他的学术打假纯粹是出于一个老学者的学术良心，不仅不可能谋取什么商业利益，反而可能使自己正常的学术活动受到干扰。而由于更复杂的原因，打假斗争很难得到学者们的公开支持和声援。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看，学术批评完全不同于商业打假，它虽然是个学术问题，但又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它很可能招致“惟我独尊”、“以势压人”的误解甚至是“破坏‘双百方针’”的罪名。“铁肩担道义”此时竟显得那样不合时宜。
　　但伍铁平还是感到有些欣慰，“毕竟现在关注这个问题的人多了”。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教授在九届人大一次小组会上也痛陈高教界和科技界的种种不正之风，呼吁引起人们的重视。37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在《光明日报》发表《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的重要声明，尖锐地批评了在当前我国科学界存在的“扯虎皮做大旗”谋取名利的不正之风。
　　而在徐德江起诉伍铁平一案传出后，众多媒体也开始关注学术界的不良学风。大连外国语学院院长汪培教授公开指示该学报《外援与外语教学》主编张后尘教授，要该刊以批评伪科学作为办刊方针和约稿内容，该刊发表了多篇点名批评徐德江的文章。
　　但是，所有这些行为，都还停留在自发阶段，学者们更多的是在凭自己的学术良心维护学坛的纯净。作假者依然安然无恙，没有受到任何相应的惩处。上文提到的几位抄袭者，除金某被学校取消教授任职资格外，其他几位似乎因了孔乙己那句话“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而安然在位，有人甚至还以剽窃的文章获得了学术奖励。
　　评论家谢泳指出：发生(剽窃)这类事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发生之后不了了之。因而我们不能不感到担心，一旦造假者得不到有力惩处，就可能给更多人以效尤的榜样，不正之风就可能更大面积地扩散，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造成极不利的影响。
　　由此看来，如果中国学术界不建立健全、公正、权威的学术评价机制，规范的学术行为以及通过国家立法行为对抄袭剽窃、招摇撞骗等此类破坏学界纯净、宣扬伪科学的现象进行强有力的遏止，如果有人不断地从不良学风中获得好处却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如果伍铁平们不能像王海那样有《消法》作为后盾，那么，就会有更多不良行为横行学术界，制假贩假者将窃得不应得的学术地位和利益，正常的学术活动将被窒息。无论有多少“王海”，都将无法阻止学术的整体堕落。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仅希望看到学术界有“王海”，更希望在国家立法以及学术界尽快建立更加健全的学术评价机制和规范的学术行为。毫无疑问，只有这样，学术界才可以保持精神家园的美誉，在我国“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中发挥重大作用。我们愿意看到那一天：学术，已经不需要打假。
　　
　　
　　
出处：《科学时报》5.18
引自：家庭医生医疗保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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