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比做学问更加重要——简评申小龙《当代中国语法学》

作者：伍铁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力和吕叔湘先生都特别重视学风和学术道德，所以我特著此文作为对王力先生诞辰100周年的纪念。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说过：“没有任何领域曾经孕育出这么多的荒谬观念、偏见、臆断和虚构。……语言学家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揭破这些错误，并尽可能全部加以清除”（见中译本，第27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对译文我做了个别修改）。索绪尔的这段话虽然是一个世纪前说的（索绪尔开始讲授普通语言学是1906-1907年），但完全适用于今天。

伪科学的炮制者徐德江的三本小册子[1]和他在自己任实际主编的《汉字文化》上发表的许多谬论就属于应该彻底清除的学术垃圾。我在《语言和文化评论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1998年第2次印刷），《语言学界的伪科学及其表现—评徐德江的所作所为》（《山西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台湾《古今艺文》第26卷第4期[1999年8月]全文转载；《中国教育报》2000年6月6日转载时略有删节）和《反对伪科学，维护语言科学的严肃性》（《福建外语》1998年第4期）等文章中已对徐的伪科学做了详尽的批判。我国资深的学者王均教授和胡明扬教授也分别在2000年5月23日和6月6日的《中国教育报》发文批判徐德江的伪科学。

但是，对申小龙近十年出版的20余本“著”作的批评还远没有达到清除其不良影响的地步。上引拙著《语言和文化评论集》主要批评了申小龙的剽窃、克隆现象和知识性错误，对其观点的谬误着墨不多。本文的姊妹篇是为纪念王力先生诞辰100周年语言学学术国际研讨会（北京大学，2000年8月14—16日）提供的论文《道德比文章更加重要—评申小龙为徐德江祝寿文集写的前言》，该文批评了申小龙紧跟徐德江，对他进行肉麻吹捧的不良品德和许多观点错误。本文将就申小龙的一本书《当代中国语法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版，1996年第2次印刷，共印了8000册；后文简作《学》）进行简评。申小龙当然不同于伪科学的炮制者徐德江。然而，如同申小龙在徐德江的祝寿文集中对徐卑躬屈膝，极尽吹捧之能事一样，申在《学》第415页上也念念不忘徐德江对他的“恩情”：“徐德江任副会长的汉字现代化研究会[2]给了我热情的支持。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论文集《中国语言的结构与人文精神》。”徐德江为了回报申的吹捧，不仅为申不断颁奖，在《汉字文化》上刊登申的大幅照片，而且在“文化语言学”前面冠以“申氏”二字，与“徐氏普通语言学”并列，称他们的论著“代表着当代语言文字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见《汉字文化》1996年第3期第58页，1997年第2期第64期）。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呢，让我们对《学》稍加剖析，以辨明真相. 《学》的总序第1页说：“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不由分说地套用西方语言理论的范畴和体系，未曾考虑这些范畴、体系和方法源出于与汉语很不相同的印欧语。……未曾考虑汉语没有印欧语那种丰满、裸露的形态标志。”第411页说“西方语言丰富的形态标志”[3]。第4页引了一位名人的话说：“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最古老的吠陀语和梵文等等，形态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申未加分析批评地引这位名家的话，说明他完全赞同这句话，所以我们下面将他们的观点一并加以剖析。 在我们看来，上引言论有以下几处错误： 

（1）西方是个政治概念和地理概念。不能说“西方印欧语（系）”，因为一则西方不仅有印欧语系，还有芬兰语和匈牙利语，同属芬兰-乌戈尔语族（乌拉尔语系）；二则印欧语系不全在西方；印欧语系中的伊朗语支主要分布在中东；印度语支的语言在南亚； 

（2）《吠陀》（Veda）是印度最古的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的总称，根本不是语言名称；梵文不在西方； 

（3）不能笼统地说印欧语系的语言形态异常复杂。属于印欧语系的现代英、法、西、意、丹麦、保加利亚等语言都同汉语一样，属于分析语[4]，即形态很不发达。操这些语言的人数远远超过操印欧语系中综合型（即形态发达）的语言的人数。（1）（3）合在一起，说明申笼统地说“西方语言（有）丰富的形态标志”是不对的。上述错误流传很广。李敏生在其错误百出的《汉字哲学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初版；2000年第2版）第90页赞同地引用了黎锦熙先生1957年说的一段话：“印欧语族是一种字词屈折的综合语，文法特别麻烦。”黎先生误将印欧语系误作语族，将“词的屈折”误作“字词屈折”（印欧语中不存在‘字’的单位），这且不去说它。他老先生也误以为整个印欧语系的语言都是综合语。黎先生1957年时说这些话，情有可原（因为我国解放前普通语言学很不发达）；但是40年后我国普通语言学研究已经大踏步前进的今天，李仍只字不改地重复黎先生的错误观点和提法，就很不应该了。它充分说明李缺乏普通语言学的基础知识。 

（4）“西方语言理论”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概念。西方语言理论很多，根本不存在统一的范畴、体系和方法（其实，将范畴同体系并列，犯了逻辑错误），因此申笼统地指责20世纪中国语言学套用西方语言理论，这不符合事实。相反，我国对西方语言理论不是套用太多，而是知之太少，研究得还很不够，其中有许多理论值得我们借鉴。我们不知道申读过多少外国语言学文献，懂得多少种西方语言理论，以致提出这种带有盲目排外情绪的论点。王力先生曾经说过：“中国语言学的落后，主要是由于我们普通语言学的落后。这一个薄弱的环节不加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前途就会遭受很大的障碍。”（见《中国语文》1957年第3期王力文《中国语言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5）说“西方语言理论源出于……印欧语”，这提法也是错误的。这种错误也常见于我国某些人的著述之中。例如袁晓园和徐德江就在其合写的《21世纪应是汉字发挥其威力的时代》（见袁晓园主编的《21世纪应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这篇文章和这个书名带有大汉族主义色彩，对此，我已在上引拙著《语言和文化评论集》中进行了批评，不赘述）中就说过：“当今世界语文理论主要（是）基于印欧语言事实产生的”这句话严重混淆了语言和文字。世界根本不存在印欧文字。拙文《世界语言文字的研究中心有可能转移到中国来吗？》[5]批评了这一常识性错误。接着，拙文指出：“当今世界语言理论很多，就普通语言学理论来说，除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最初奠基于印欧语外（尽管如此，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至今仍对研究汉藏语系的语言和其他语系的语言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不应轻易扣上“套用”的帽子加以排斥），从来没有一种普通语言学理论宣称，它只奠基于‘印欧语言事实’。这其实是不可能的，真要如此，就没有资格叫做普通语言理论了。”拙文在列举了西方一些语言理论的事实以后，接着指出：“中国语言学史上通常说的套搬现象，主要指（马建忠、黎锦熙等人）套搬拉丁语、英语语法框架描写汉语。但是现在有的学者（如许国璋）指出，过去被人批评的马建忠和黎锦熙等人的语法虽然有缺点，但也并非完全套搬拉丁语和英语语法，而是包含着揭示了这些语言和汉语语法的共性这一合理的内核”。[6]此外还应指出，拉丁语属综合语，同属于分析语的现代汉语差别很大；现代英语属分析语，与现代汉语所属语言类型相同。二者不能相提并论。 

非常遗憾的是申不考虑我们的批评，两年多以后仍重复袁徐的错误论调，并且在《学》中片面地断言：“中国现代语言学以西方语言学为参照系来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它学到的只是外族文化的表面形式，结果使汉语研究与汉语事实貌合神离。”（第412页） 

申、袁、徐的谬论在上引李敏生的《汉字哲学初探》中也有所反映。在该书第276页上李毫无根据地断言：“一百年来……一直到1995年……中国语文界占统治的是一套西化的理论体系。”上溯100年，即1895年（光绪21年），《马氏文通》（其序写于光绪24年）还没有出版呢，“西化的理论”（这个提法本身涵义不明，因为“西方的理论”不等于“西化的理论”，后者可能指自身的理论被西洋化了）怎么统治中国语文界？“中国语文界”包括的范围很广。我国传统的文字学和训诂学受西方理论的影响很小，更别说占统治地位。李敏生在该书第221页上毫无道理地用“盲目”和“恶果”这样的字眼形容我国“照搬西方语言学”。这也不符合事实。事实上从王力和吕叔湘开始，我国的语文学界绝大部份学者并未照搬西方语言理论，而是引进以后有所创造和发挥。例如王宁教授将西方语言学中的义素理论引进训诂学，克服了我国传统语言学不区别词义同历时与共时中的构词理据这一缺点，是一大贡献，有什么“恶果”？。西方语言理论对我国音韵学研究的巨大意义更是有目共睹，无须赘述。由此可见，我们绝不应像申小龙、李敏生、徐德江等人那样，对“西方的理论”采取排斥的态度。特别错误的是徐德江在《汉字文化》2000年第3期发表朱曼华吹捧袁晓园的一篇文章，其中竟毫无根据地说“那些不懂得汉语汉字的西方语言学家的理论已显得苍白无力”。朱是教英语的教师，我不知道他懂得多少西方语言理论，便对它们作出这种否定性的判断。 

（6）严肃的语言学著作中不能笼统地谈“含义”。作为科学的语言学术语，应严格区分开“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不论是形态丰富或贫乏的语言，离开客观环境和语言上下文，只看一个孤立的多义词，都无法判定它的词汇意义。由此得出认识论上的宽泛的结论，说汉族习惯于普遍联系和整体观念（外族不习惯？），更是毫无道理。在综合语中，介词、连词、感叹词等无形态变化的多义词，只看一个词，仍不能判定它的词汇意义。至于语法意义，形态变化异常复杂的语言中，就静词和动词而言，孤立地存在的通常是静词的主格形式、动词的不定式等，其变格、变位形式等通常不可能脱离具体的上下文孤立地出现，因此不存在要判定它的语法意义的问题。至于汉语这种缺乏狭义形态的语言，单独一个词儿，如有相应的语调，仍能判定它的语法意义，如“来！”是命令式，不同于“（他）来（了）（过）”等用于广义形态的“来”。 

语言学（包括语法学）是一门十分严谨的科学。写文章要滴水不漏。《学》的“总序”第1、4两页就有那么多错误，真是匪夷所思。 

该“总序”第2页还称“汉语与中国哲学、艺术、文学、美学乃至思维方式方面……具有文化通约性”（这句话在上引申文《走出麻木与悲凉》和他的其他“著”述中也重复了不知多少遍）。对此，我们已在上引拙著《语言和文化评论集》中指出申的这种通约性带有生拉硬拽地进行比附的庸俗社会学性质，在这儿就不重复了。

《学》的另一个问题是抬高自己贬低别人。这在申为该书写的后记“我的语法研究道路”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我们早已指出，“主题—述题”的理论是布拉格学派提出的，赵元任、李讷、汤姆森早已运用该理论分析汉语，但是申仍在《学》第409页贪天之功为已有，说是他“开始探讨具有汉语特点的语法范畴和框架，提出了‘主题句’的假设”[7]。申还大言不惭地说是他“第一次提出西方文字从象形到表意又到拼音的发展阶段并非世界文字共同的发展规律”（410页）。其实，中外不少学者（如德国的F.Coulmas，见上引拙著《语言和文化评论集》，第184，229页）在申以前早已提出过类似观点。何况西方文字的发展并非都经过表意阶段。在我们指出申的不少“著”述带有剽窃和克隆[8]的性质以后，申在《学》（其实，有不少内容是他过去“著”述的n次克隆）中仍借别人之口，说他是“旗帜人物”（416页），“在搞一场革命”（422页），“他的革命已使我们望见了汉语语法学过渡到新的常规科学（？）的曙光。”（423页）对申的这些无原则的吹捧，申在上引《走出麻木与悲凉》和《申小龙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出出版社，1999年）等书中已多次引用。 

申为抬高自己，竟然违背学位论文评审意见对作者保密的原则，不征得评审人的同意，将它们通通在《学》（419-421页）中公开发表。当时的评审人为了奖掖青年，褒扬多于批评，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当时不可能知道申后来走上了剽窃加克隆的错误道路。申片面发表这些评语，无异于用这些评语作为挡箭牌，对抗我国语言学界对申后来走上错误道路的严厉批评。 

为了抬高自己，必然千方百计地贬低别人。为此，申在《学》（425页）中竟然十分欣赏地引用了张汝伦（《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29日和4月5日以后已有数文揭露张也有剽窃行为）对申进行无原则吹捧的一大段话。其中有这样一句：“文革以后崛起的一代学者开始走到了中国文化建设的前台……他们不承认权威，因为科学不需要权威……他们觉得当代中国文化的《独立宣言》应该由他们来起草和签署。”这种将文革后“崛”起的学者同文革前的学者对立起来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不利于老中青学者的大团结。难道文革前的学者就不可能走在中国文化建设的前台，没有资格参与起草签署当代中国文化的“独立宣言”？何况“独立宣言”的比喻很不恰当，“独立”于什么？独立于前人和学术权威？ 

张汝伦的这种十分有害的将老中青学者错误地对立起来的论点其实并不新鲜。袁晓园、徐德江在上引《21世纪应是汉字发挥其威力的时代》中也曾提出过：“只了解和套搬印欧语文理论的人正逐渐被淘汰；一大批具有现代科技知识和辩证观点而又勇于革新开拓的年轻语言文字学家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已显示了能够开创中国语言文字科研新局面”。针对这种错误观点，1993年我就在上引拙文《世界语言文字的研究中心有可能转移到中国来吗？》中指出：“1.要‘开创中国语言文字科研新局面’，为什么只提‘年轻语言文字学家’？中年的和老年的语言文字学家难道在这方面不能有所作为？2.‘只了解和照搬印欧语文’（应去掉‘文’字）的人是指哪些人？根据什么事实说他们正逐渐被淘汰？为什么要‘淘汰’？退一步说，即使有人错误地照搬了，难道他们不能改正其观点而必须被‘淘汰’？”这些问题也完全可以对申小龙、张汝伦提出。张汝伦对权威不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既然是权威，他们的观点绝大部分应该是经过时间考验的；但我们不否认，他们的观点也可能有错误），笼统地提出“他们（指文革后学者）不承认权威，因为科学不需要权威”，这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言论。 

由于《汉字文化》1999年第4期刊出的潘德孚的一篇错误百出的文章《〈科学地看待汉字〉读后感》[9]也提出了类似的十分错误的观点：“学术研究要想发展，就必须否定某些权威”，所以我们必须就这个问题多费点笔墨。 

徐德江一伙口口声声攻击别人有“恶劣的文革遗风”（见《汉字文化》1995年第1期第44页等多处）。其实，真正死死抱住文革一套的正是徐德江自己。贼喊捉贼，是徐德江的一贯伎俩。文革中将所有学术权威当作革命对象的惨痛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学术权威是学科带头人，是我国的宝贵财富。为什么要否定某些权威，学术研究才能发展？为什么说“科学不要权威”？这些观点不仅反映了文革中打倒学术权威的行为的流毒，而且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原理。 

众所周知，恩格斯写过《论权威》的重要论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1-554页），指出无政府主义者“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科学真理是在与谬误的斗争中发展的；同样，要想发展学术，也必须同各种谬误进行斗争[10]，而不是笼统地否定权威。学术研究过程中是允许犯错误的，学术权威有时也难免有错；但研究者的错误是探求真理过程中的错误，一旦发现，就会纠正。各种学术骗子的谬误是专门用来骗人的。为了欺世盗名，他们连众所周知的常识也要“修改”“批判”。别人指出他们的错误，戳穿他们的欺骗，他们还要诡辩。这同追求真理过程中的错误性质迥异；因此，首先要同学术骗子的谬误进行斗争。鲁迅说得好，“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笼统地断言“学术研究要想发展，必须否定某些权威”，“科学不需要权威”，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只能否定某些权威的错误观点，而不能全盘否定他们；否则，必然导致重犯文化大革命打倒学术权威的错误。《科学时报》2000年5月18日发表了陈鲁民的一篇很好的文章《呼唤名师》，其中引了“名师出高徒”的成语后指出：“名师是一面旗……名师是一盏灯”。名师自然是学术权威。当然，对学术权威不能迷信，我在上引拙著《语言和文化评论集》中对语言学界的个别权威也提出过个别质疑。关于这个问题陈新仁同志在其《学问与人品：真正学者的追求--评〈语言和文化评论集〉》（刊《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有详介，恕不赘述。

同申小龙、张汝伦、潘德孚的观点相反，我们认为，要想发展学术，首先要虚心地学习真正的学术权威的著作。在真正掌握了他们的学术成就以后，才有可能发现他们中的某些人的某些著述中可能存在的某些错误，才有资格加以扬弃（不能笼统地否定）。否则，像徐德江那样，没有读懂中外学术权威著作中的基本原理，胡批一通，就必然会走上伪科学的歪道。须知爱因斯坦并没有完全否定牛顿。牛顿也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可见尊重权威涉及的是要不要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大问题。当然，历史上确有个别权威的观点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如地心说。但是要想推翻地心说，也必须首先具备天文学的基础知识，具有天文学的基本功。能推翻地心说的不可能是外行人，更不可能是学术骗子，而只能是天文学方面的学术权威。 

徐德江和申小龙等人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反对学术权威的观点，他们还将其“理论”付诸实践。徐德江胡批索绪尔就是一例。上引拙著《语言和文化评论集》所收拙文《不要胡批索绪尔》已剖析了徐对索绪尔这位语言学大师的“批判”是什么货色。徐德江一方面在《汉字文化》1995年第3期第49页上发文吹捧他的“论著代表当代汉语言文字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徐德江觉得这还不过瘾，在该刊1997年第2期第104页上将“汉”字删去，大概想冒充世界头号语言学家吧），另方面在该刊1996年第3期第58页对我国语文学界的真正权威极尽诬蔑之能事，说他们“如今斯文扫地，权而无威，非唯不齿于通人，亦且见斥于大众。一世之雄，‘千古罪人’。”《汉字文化》1995年第2期第32页上说：“‘汉字不废，中国必亡’论者及其推波助澜者已做了‘千古罪人’。”用“千古罪人”攻击发表过上述过激言论的鲁迅和曾经主张文字改革要走拼音化道路的人，而且说要将他们“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见该刊1995年第3期第49页），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充分表明徐德江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直到《汉字文化》1999年第4期，徐德江还发表潘德孚的文章，点名攻击吕叔湘和张志公等人带着“从属攀附的”“低下的感情”。潘文不分青红皂白，将“遵照规定的旨意”统统斥责为“从属攀附”“感情低下”，这是十分错误的。国家通过法定程序规定的各项政策，包括语言文字政策必须遵循，有意见可以逐级向上反映，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在国家未改变规定的政策以前，必须坚决执行。这是我国推行的民主集中制的一条基本原则；否则，有令不行，如何管理国家？笼统地反对遵照规定的旨意，同潘文反对权威，同徐德江一贯反对国家的语文政策，是一脉相承的。《语文现代化论丛》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所刊马庆株教授的好文章《理解、拥护和参与文改，大力推进中国语文现代化事业》，也批评了徐德江一伙将文字改革看作是“没有头脑的人在领袖的影响下提出来的”等错误观点。 

申小龙也是一贯对吕叔湘先生进行攻击。早在1989年申就在上引《走出麻木与悲凉》文中攻击吕先生提倡的“务实”的学风。申说：“它（指“务实”—伍）已经作了危险的扩张。一旦它以官研（高一虹编的经申小龙过目的《申小龙文化语言学译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55页将“官研”译为bureaucrats[官僚]，使申对吕的攻击进一步升格）的显赫罢黜百样风光，独行‘吕氏春秋’（在上引《译文集》第348和360页注⑤明确点出是指“吕叔湘”）之时，‘务实’就成了一种灾难……。语言学家族的族长（指吕先生）以其以不变应万变的睿智，缓缓地把‘务实’又重复了一遍。人们终于读懂了它的言外之意：世纪初创立的语言学规范并无危机可议，后生学子只需在它的框架之内广搜材料，增删补缀，勤勉扫尾，使之日益精致化”。应该指出，申的这些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在语言研究所研究语言的“模糊性”时，得到过吕先生的充分肯定（详见拙著《模糊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自序”），尽管我既不属吕先生的“嫡系”，也不是限制在吕先生的“框架之内……扫尾”。 

在《走出麻木与悲凉》中，申接着趾高气扬地教训吕先生“以‘文化表现’作为‘文化语言学’的‘样品’，未免给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感”，因为“申小龙不仅仅是在讨论一般意义上的学术问题，他企图为中国语言学跨世纪的一代建立一个语言学的新范型”。申还在他的许多“著”述中宣称：“谁能说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不会以文化语言学研究的热潮揭开其序幕呢？”[11]1989年到今年不过11年，申的这些大话变成了人们的笑柄。申对吕的攻击和“教训”无损于吕先生的形象，吕的影响反倒随着时日的推移而显得日益强大。 

在《学》中申对吕先生的贬低变换了手法。他说：“吕叔湘先生曾写信给我索要我的语法著作，并对我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然而，他在给我的信中谈到自己的语法研究时却说：‘我学无专长，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不成体系’。”《学》出版于1995年，吕先生虽然是1998年故去的，但众所周知，他晚年重病，一直住在医院。申在《学》中并没有交代他引上面这段话是否取得吕先生的同意。死无对证。我们无法了解吕先生是否给申写过上面这段话。即使写过，吕先生究竟是出自谦虚，还是作为对申攻击过他的一种特殊的回应，我们都无法证实了。但无论如何，申不应公开发表吕先生的私人信件，并且没有接着郑重声明，他是否同意吕先生对自己的这种评价。联系申的上述《走出麻木与悲凉》杂文，我们不能不怀疑，这是申对吕先生的“巧妙的”变相的攻击。 

我们并不是凭空产生上述怀疑的。有两件事情可以充当旁证。（1）申在他的《文化语言学论纲—申小龙语言文化精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自序第21页[12]上说，“朱德熙先生曾斩钉截铁地对我说：‘语言与文化没有关系！’”。这又是一件死无对证的事情。朱先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不可能没有读过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他怎么可能说出这种有违常理的话呢？朱先生生前在国内多次会议上批评过申的狂妄自大和不良学风。申的上述说法是不是也是对朱先生的报复行为呢？（2）上引拙著《语言和文化评论集》批评了申将他参加的1987年在北京召开的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上别人散发的一些论文抢先发表，事先也未取得作者的同意。 

我们要再次强调，对鲁迅、吕叔湘、朱德熙、张志公等先生并不是不可以提出善意的、言之成理的批评，但是像徐德江那样进行攻击，却是不能容忍的；像申小龙那样对吕、朱二位先生进行死后报复，则是很不道德的。 

否定学术权威的巨大作用，其恶劣影响之一是当前我国有不少出版社出书前不将书稿送有关专家审阅，以致错误百出的书在市面上流传，误导广大读者。这件事充分说明，有人否定学术批评的价值，只重视具体问题的研究，那是不对的。上述事关全局的重大认识问题不解决好，其必然后果之一是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大有淹没严肃的具体研究之势。 

我们在最先批评申的文章中曾指出，申还年轻，我们仍对他寄予厚望。现在十年快过去了，申今年已48岁，不再是青年了，但我们仍希望申吸取过去的教训，彻底端正人品和学风，公开向读者做出检讨，以便取得广大读者的谅解，继续前进。 

文成后读到赵振铎教授的《中国语言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其中第585页不点名地批评了申小龙的“断层”论[13]，并在第465页上指出：“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大量传入，使我国的语言研究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在483页再次强调这一点。这无异于对徐德江、李敏生、申小龙等人有关这个问题的错误观点的批评。

鲁迅说过：他不怕敌方的明枪，但非常痛恨从自己营垒里射来的暗箭。我国当今语言文字学界中的伪科学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剽窃、信口开河之风盛行。有人不仅不同这些丑恶现象进行斗争，反而向那些与之斗争的同志射出暗箭，指责他们“以说别人不好来显示自己的高明和权威”。伪科学和剽窃仅仅是“不好”而已吗？这未免太轻描淡写了吧。批评学术界的假冒伪劣现象就是显示自己的高明和权威吗？何况这句话中含有悖论：你现在批评别人，是不是也是显示自己的高明和权威呢？不可思议的是这句压制学术批评的话竟得到某人的“由衷的赞叹”，还有人把它当作“58个重要的见解”中的一条见解加以宣传。这大概是我国语言文字界整顿学风困难重重的原因之一吧。

注释：
[1]《语言文字理论新探》，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当代语言文字理论的新构想》，科学出版社，1992年；《索绪尔语言理论新探》，海潮出版社，1999年。对前两本书《中国教育报》和下引拙著与拙文已经进行了严厉批判。对第三本书的初步批驳见拙文《我国语言文字学界不存在伪科学吗》，刊《学术界》2000年第4期。
[2]该会为了虚张声势，后易名为“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其实，该会只不过是徐德江的皮包公司，不具有任何国际性质。
[3]同样的话在申小龙的《走出麻木与悲凉》（《书林》1989年第2期）就已出现，在他以后的“著”述中不知重复了多少遍。
[4]见罗森塔尔等编《语言学术语词典手册》第24页，莫斯科，1976年。
[5]首刊于《语文建设》1993年第8期，收入尹斌庸、苏培成选编《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华语教学出版社，1994年。袁、徐在上引文中提出了一个十分荒唐的观点：“世界语言文字的研究中心有可能要转移到中国来”。拙文是针对这一观点而发的。
[6]见上引尹、苏选编的书中的拙文第54-55页。括弧内的话是我这次添加的。
[7]申早在上引《走出麻木与悲凉》文中就说过“我又在硕士论文中提出一种汉语特有的句型—主题句。这种句型……无法在西方语法的范畴（术语使用不当，句型不属语法范畴—伍）中寻找。”类似的话在申的“著”述中不断重复。其实，主题句是许多语言（特别是日语、俄语、英语、捷克语等）中都有的现象。
[8]不加注明，不断克隆自己的著作，无异于一稿多投，也是严重违反学术道德的。关于这个问题，拙文《“三人成虎”新版—“多佛尔海峡”变成“多佛大街”及其教训》（《学术界》2000年第2期）已引了多位学者对这种现象的批评，请参看。
[9]对潘文的初步批评见雨立（上海外国语大学戚雨村教授和金立鑫副教授的笔名）的文章《是缺乏常识，还是哗众取宠—评潘德孚〈科学地看待汉字〉读后感》（2000年3月7日《中国教育报》）。下面的段落是我对雨立文章的补充。
[10]关于这个问题，陈新仁和吴世雄在《福建外语》1995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关于我国语言学界开展正确的学术批评的几点思考》，批评了《汉字文化》在这方面散布的一些错误观点，请参看。于全有文《学术界究竟有没有“骗子”—对语言学界第一大诉讼案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界》2000年第1期，第173页），充分肯定了陈、吴的上述论文。
[11]此话见于《中国文化语言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对此我和范俊军早在1992年就进行了批评（见上引拙著《语言和文化评论集》第48，66页）。遗憾的是申在《语言与文化的现代思考》（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再次以这句大话作为其结束语。
[12]该处申也说：“中国的语言研究盲目模仿西方语言学传统，严重曲解了汉语的性质和组织规律。”该书至少有一半篇幅是申“著”的n次克隆，详见上引《学术界》2000年第2期拙文。
[13]申小龙在他的许多“著”述中不断地重复，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标志着中国的文化断层（见《学》第6页），西化的开端。例如申在《学》第11页上说：“《马氏文通》之过……主要还是在它全面模仿西方语言的语法体系”。其实，西方语言学经历了长时期的痛苦摸索，才区别开字母和音素（后来经过若干年，才区别开音素和音位）、文字和语言（详见上引拙著《语言和文化评论集》第322页）；但《马氏文通》“后序”中下面一段话中，所说的“华文”和“西文”，一会儿指的是文字，一会儿指的是语言，倒说明马氏还没有完全掌握（至少在表述上）西方理论呢。“夫华文之点画结构，视西学之切音虽难，而华文之字法句法，视西文之部分类别，且可以先后倒置以达其意度波澜者则易。西文本难也而易学如彼，华文本易也而难学如此……。”

（纪念王力先生诞辰100周年21世纪汉语语法和语法理论研究展望研讨会（清华大学，2000年8月8日）论文）
　

引自：博客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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