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玮

对外经贸大学瑞士留学生　赛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　董琨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郭庆光

　　缘起

　　22岁的赛明是一位来自瑞士的留学生，正在对外经贸大学学习汉语。在学习中他发现，许多翻译成汉语的外来名词他百思不得其解，但一看到英文原词则恍然大悟。于是，他向汉语老师建议：外国的人名、地名、企业、产品等名称在汉语中是否应该用英文表示。

　　用外文还是用中文

　　记者：赛明遇到的麻烦并不是偶然现象,它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着更深远的意味。今天我们请来传播学专家与语言学专家一起来谈谈关于语言的话题。

　　赛明：我们的汉语教材里,像“可口可乐”、“屈臣氏”这一类的词我很难明白。但实际上我对这些品牌还是很了解的,看到原文我就明白了。这样的词有很多。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国际间传播交流非常发达的时代,如果这些词用外文表示的话可以更方便阅读理解。另外,中国学生也都是从小学外语,这样做也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更重要的是,这也是对于外国文化的一种尊重。

　　董琨：首先需要向这位外国朋友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文化的一些特点,涉及到汉语的一些特点。中国文化对于外来文化是不排斥的,语言上也是如此。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吸收外来语的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在中国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大量外来语,像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玻璃、狮子、琉璃等。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像刹那、佛、魔、佛陀等大量的外来语也被汉语吸收。此外,在唐代还有清末,汉语都吸收了许多的外来语。当然这种交流吸收是按照汉语的特点完成的。

　　汉语处理外来语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音译,一是半音译半意译,一是意译。中国人最喜欢的是意译,“见词明义”。像“文明棍”这个词现在演化成“手杖”就比较完善了。这是汉语造词的一个特点,要有理据性。另外现代汉语双音节的词比较多,四字格的也很常见,很多成语都是四字格的。像你刚才说的“可口可乐”就符合这些规律,音意结合,四字格。这个词曾经被认为是外语翻译的经典,现在“可乐”在汉语中已经成为一个词缀了。

　　应该说,目前汉语也在逐步地放开,像《现代汉语词典》作为规范现代汉语的工具书,在它最近的修订版中,专门设了西文字母打头的词汇,比如CT、VCD、AA制等等。当然这其中有些还处于摸索阶段,像WTO与世贸组织两个词大家都在用,最后是不是用一个词来取代还要看发展。

　　郭庆光：从语言的开放性来说,恐怕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能比上日语。日语日文早期引进汉文汉字,近代以来又大量引进西方外来语,这对推动日本文化和日本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他们也不是照搬,而是经过了细心地改造,和日语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比如,引进汉语,他们要注假名,加词尾,否则就很难理解和应用。对西方外来语则用片假名直接注音,有时候也加以简化。这样,外来语才和日本语言形成了一个整体。

　　中文也是一样。汉语本质上是象形表义的文字符号体系,这和表音的西方语言不同。中国在引进外来语言的过程中,有一个有机改造的问题,纯粹注音的外来语,在许多情况下很费解,不利于交流和沟通,加上表义的内容,音义结合,就比较自然了。比如“因特网”这个词,前面表音,后面表义,就非常容易被接受。

　　我很理解赛明先生的愿望和建议,中文里直接使用英语原词 特别是常用固有名词 ,非常方便留学生交流和沟通,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留学生到中国来,还是说一口原汁原味的汉语,写一手地地道道的中文,更能理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收获也就更大一些。

　　怎样理解民族语言的纯洁

　　记者：民族语言的纯洁对于文化的传承、发展非常重要。它也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看,语言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如何更加准确、方便地进行沟通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么,在汉语中出现西文字符这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完善的解决方式

　　董琨：语言是发展的、变化的。在外来语的处理上,汉化是最重要的,是主流。要按照汉语的一些规律,逐步消化、吸收。将来也会是这种方式。但是,外文字母的使用也会逐渐增多。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一种趋势,而且很可能是不可遏止的。有些西文词具有不可替代性,如CD、CT等。

　　对此语言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专家学者反对使用外文字母,认为这会破坏汉语的纯洁性,不是汉语发展的方向。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有开放的胸襟,要面对和回答现实生活中的挑战。毕竟语言是约定俗成的。

　　郭庆光：直截了当地说,除了一些约定俗成、具有不可替代性的缩写词汇以外,我不赞成在汉语中过多地使用西文字符。这基于以下几个理由 一是我国目前绝大多数人还不懂得外文或西文字符,而我们的出版物是以全体中国人为对象的,过多使用西文字符会造成很多人的阅读或理解的困难;第二,作为一种成熟的语言文字符号体系,也应该保持它的严整性、系统性和规范性,外文字符充斥,就会使这种符号体系产生紊乱;第三,中文的翻译能力很强,完全可以将外文准确巧妙地翻译成中文,没有必要一定刻意使用外语或西文字符。赛明先生前面说使用外语原文也是对外国文化的一种尊重,我不太同意。比如,如果《北京周报》的英文文章随处夹杂中文汉字,英文读者肯定会抱怨对他们不尊重,而如果《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中随处夹杂汉字,美国读者也肯定要抗议。一种文化首先要做到自尊自重,才能谈到尊重外国文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外交流越来越多,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多,完全排斥外语和西文字符是不可行的,汉语也要保持它的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活力。关键是要规范地引进、规范地使用,而不是滥用。

　　如何看待现在的媒介语言

　　记者：据我所知,在相当长的时期,光明日报在自己的版面上是不使用外文的,也不采用一些不成熟的外来语。我认为这种慎重体现出主流媒体的责任感。目前大众传媒空前发达,互联网也日益深刻地融入我们的生活。语言的使用五花八门,甚至一些人日常交流中也喜欢夹杂一些英文单词。这对于汉语的健康发展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郭庆光：这牵涉到传播学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媒介语言。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媒体普及程度很高,媒介语言直接对全社会的书写用语和生活用语产生重大影响。正因为如此,媒介对一个社会中语言的健全发展负有高度的责任和义务。在很多国家的新闻行业组织里,都有研究媒体如何使用规范语言的机构或部门,尤其是高品位报纸,对这个问题更为重视。

　　这几年我国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媒体上使用的新语、造语、外来语越来越多,这体现了我们的社会活力,但同时过多使用这一类词汇 甚至包括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 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语言混乱。媒体语言是一种公开语言,具有公益性,所以媒体在使用外来语时还是慎重一些为好。至于人们的私下交谈,可以随意一些,如果能够达到沟通的目的,汉语中夹杂着外语似乎也无可非议。

　　媒体使用外来语也要留意是否能为国人所理解。比如,有家媒体的节目名称叫做“竞技新干线”,新干线是日本的高速铁道的名称,以快捷著称,但在中国了解它的本意的人并不多。有的媒体为此类栏目或节目起名为“信息快递”、“新闻高速路”或“娱乐直通车”等等,就更符合中国人的理解习惯。

　　董琨：总的说来,语言是发展的、变化的,追求新奇、追求时尚也是一种动力,像“竞技新干线”就属于求新吧。但有些时尚的追求是有问题的,比如“饼干”已经是很成熟的词了,再用“克利架”就没有必要了。还有“胶卷”这个词,广东有些地方用“菲林”,也是不妥的。“动画”变成“卡通”也属于此类。

　　从语言学的角度讲,要强调语言的规范,但我觉得应该有个前提,那就是不能束缚语言的发展。

　　现在的网络语言是最受语言学家非议的。很多人认为网上语言乱七八糟,但我觉得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事情还要过一段时间再看。比如电子邮件这个词,“伊妹儿”也是一个很新颖俏皮的翻译,E－mail也很常用。

　　在语言上过于保守是不对的,过于随意也是不对的,一定要把握好度。总的原则是要开放、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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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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