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字典越新越好，这对于实用来说很有道理，而对于收藏来说老字典自有老字典的价值。从十几岁拥有1948年版《国音字典》至今差不多已经过了三十几年，这几天无事，翻箱倒柜把它们找出来，原来还真有一堆。
从文白异读到口语优先，在眼前这些老汉语字典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汉语书面读音，从古典时代向近现
中国历史上字典的编撰始终隶属于经学的范围之内，文字只是释经的工具。进入20世纪以后，学校的普及必然要求文字的普及，这时候人们就会发现平常说的和在学校里面学的，原来有那么大的区别。文字成了交际工具，所以书面语读音和日常口语读音上的冲突，就在这些老汉语字典中显露了出来。汉语的标准语，或普通话（那时候也叫国语），慢慢地成长起来。20世纪以前是没有普通话的，字典规范的只是那时候文人之间玩文字游戏的书面语。汉语口语成为字典注音主流，在汉语字典中是有一个成长过程的。在一开始的时候，用的多还是古典时代的反切，最为著名的例子像《中华大字典》，这种变化是以一种混合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样才有了我们在上面所说的那种情况。1932年公布的《国语常用字汇》，确定北京话为“国语”的语音标准。直到1948年出版的《国音字典》，就是以《国语常用字汇》为注音依据，仍然在作着这方面的努力。过去人们把这一情况看做是“文白异读”，其实说穿了在进入20世纪以后，在汉语中，特别是在1932年以后，文白异读已经让位于文言与国语的异读，也可以说是文言与国语的分流。
20世纪初，汉语注音的统一工作就已经开始了。清末学部中央会议就已经决定，开展汉语读音的统一工作，清帝逊位后，国民政府于1911年就成立了“读音统一会”，讨论研究国语读音问题。该会会员商定注音字母39个，常用字的读音由会员表决决定。为了推广这39个注音字母，1915年还专门设立了“注音字母传习所”。1913年，“读音统一会”就逐字审定了6500多汉字的“国音”，又经过1918、1919两年的增订扩充，编成《国音字典》。1919年又首次出版《国音字典》，在《国音字典》公布文中说字典的目的，“要在使人人咸能发此公共之国音，但求其能通词达意，彼此公喻。”1921年由经“国语统一筹备会”校订之后再版，更名为《教育部公布校改国音字典》，字典收13000多字。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第五次大会，对《国音字典》进行逐字审改。1926年完成了《增修国音字典稿》。后来又经过多次修订，关键是1928年的修订，奠定了后来字汇的基础。该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奉令进行改组，并成立了“中国大辞典编撰处”专门负责《国音字典》的重修工作。终于在1932年5月完成《国音常用字汇》，并由教育部正式公布。书前有“教育部布告第三零五一号”，末尾有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骅署名。它是由国家正式公布的汉语读音标准，字汇共收正字9920字，异体字1179字，异读字1120字，总共计12219字。这可以看做是1949年以前中国汉字整理的重要成果。
规范的确立是一回事，规范的实际实行可能要比确立还需要时间。从我所收藏的老汉语字典来看，《国音常用字汇》出版之前的绝大多数字典，都还保持着反切注音的形式。不过当人们一旦接受了新的规范，它就会在实际中发挥作用。如像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初版《国音学生字汇》，我收藏的1938年第十二版，就明确的将书名加上了“新标准订正”字样，其“编辑大意”中说“每字下附注国语注音符号，以为统一读音之助”。除了这种慢慢适应者以外，自觉的使用注音字母的例子要数王云五编撰的《王云五大辞典》和《王云五小辞典》，两书在例言中均明确地指出，单字注音全部依照“国民政府大学部”颁布的“新国音”。另一个例子是万国鼎的《新桥字典》，此书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初版，我有其1933年再版本。
这种自觉的使用，对汉语读音的规范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推动作用。如果从汉字字形的规范化以及汉语概念变迁的角度去玩味这些老汉语字典，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字典像酒越老越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