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兰亭序》
公元2007年，已经是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1644年之后了。王羲之当时在《兰亭序》里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今天看“兰亭”——作为一个著名雅集和看《兰亭序》——作为一个著名书法文本，都已经是到了王羲之所谓的“后之视今”的时候了。
本来，好像“兰亭是什么？”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它是东晋永和九年的一场雅集和一件书法作品。或者是，发生以上这一切的一个地点。但是，现在看来，好像事情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
那是因为，“后”了1644年之后的又一场以“兰亭”的名义进行的“雅集”——首届中国书坛兰亭雅集。问题就这样出来了。
既然是“首届”，那么永和九年的那一“届”是不是就被“后”掉了呢？就这样被“超越”了呢？其实，不然。那是因为你没有看仔细。你没有注意到“书坛”二字——这是“关键词”。这是中国“书坛”的“首届”兰亭雅集而非其他。那么，真正的问题就来了。那么，这就是说，永和九年王羲之们的“雅集”并不是“书坛”的雅集而是属于“其他”了。这是不是又将“兰亭”从书坛上“后”掉了呢？从理论上来说，是的，是“后”掉了。而这一点——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主办方也是“明火执仗”的。我们在“首届中国书坛兰亭雅集”系列活动中 “兰亭论坛”的论文征稿告示上，明白无误地看到这样的说法：“论坛主题：兰亭雅集的书学史贡献及其文化学意义。”既然是“文化学意义”，那么，它当然是大于“书学史贡献”，并且涵盖和笼罩着“书学史贡献”的。只要一谈到“文化”，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而且往往是，本来好像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一下子就变得一头雾水。这就好像“文化”是一种比重奇高的东西，本来轻而易举可以承受“书法”之水的“兰亭”之桶一装上“文化”就一下子碰上了不可承受之重，结果，一下子就脱了底。这也像是我们的心—— 一下子没了底。
于是，就开始七嘴八舌了——这倒像是真正具有了“论坛相”。说，“兰亭”是政治、军事、文学、哲学、民俗……当然，“书法”总也是要提一提的，不然，怎么还要叫“书坛”雅集呢。当然，如果用一个大而无当的“文化”那也就什么都说了，当然，其实也就是什么也没说。后来，又有人说，其实，归根到底，兰亭是“风景”。“风景”，的确是一个“终极者”。我们怎么会没想到呢。“兰亭”的一个最基本的“用法”，就是浙江省绍兴的一个旅游景点——风景。
但是，当我仔细看看这一“风景”的时候，发现，作者说的——或者说是主要说的，是一道文化学意义上的风景。这“风景”包含了以上说的“种种”之外，还加上了这次“文化”的始作俑者2007的“首届中国书坛兰亭雅集”和由此引发的林林总总，连提出“风景”说——或者叫提醒“风景”说的人也成了这“风景”中的风景。真是“我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站在桥上看我；明月装饰了我的窗子,我装饰了别人的梦。”
但是，不管如何，这一“七嘴八舌”有一点是说得十分明白的，那就是，“兰亭”确实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或者说，不首先是“书坛”的事。所以，这样一来，倒是把这个“首届”说清楚了。永和九年那一场王羲之们的雅集确实不是“书坛”的。
其实，兰亭是什么，这个问题从文化学上来看——这也是本次论坛与论文的指定主题，王羲之在1644年前的东晋永和九年就已经为了我们今天的“首届”准备停当，并在《兰亭序》中告知了我们。这“密码”就在“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10个字里，而其中的“视”字就是破译之关键。
“兰亭”作为“文化”，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存在——它是一种“视野”，一种“文化视野”。也就是说，“兰亭”，是我们今天“看”作为文化学意义上的书法的一个“参照点”。是我们今天对于书法与书法行为作“文化”意义上的阐释的“依据”。
王羲之身为名士，但与西晋以来崇尚老庄的名士主流意识形态不同。他在思想意识上对老庄是有所非议的。他虽信道教，也服食养生，但以为庄子的“齐物论”不可信。他在《兰亭序》里说：“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他的政治见解近儒家，但他的生活方式与姿态却又是老庄“任自然”式的。
《晋书·王羲之传》说王羲之，“以骨鲠称”。那是一种正直刚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担当。按当代“新美国研究”的前卫约翰·卡洛斯·罗的说法是，“主流文化和知识辩护使‘现代主义者’和‘现代性’保持距离，使‘后现代主义者’在后现代社会生活中处于边缘地位，或者说保持一种批评姿态。”（王逢振：《交锋——21位著名批评家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第200页）
“魏晋风度”本来就已经是魏晋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主流文化之中“保持距离”和“一种批评姿态”的方式。他们在战乱、杀戮与争权夺利之中保持着自己的“风流”。而王羲之又与“主流”的魏晋名士风度“保持距离”和“一种批评姿态”。
正是因为这种“保持距离”和“一种批评姿态”，因此引发了那场著名的所谓“兰亭论辩”。
1965年，郭沫若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即：“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兰亭序》与老庄思想”、“驳议的商讨”。1972年又发表了“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郭沫若论证《兰亭序》为伪作的主要论点有二：“《兰亭序》在思想上既不合乎王羲之的思想，在书法上也不合乎王羲之的时代。”其实，他所谓的“王羲之思想”，是以魏晋名士的主流思想为依据的，以为当时魏晋名士的主流思想即是王羲之的思想；他所谓的书法的“王羲之时代”，是以当时的主流书风为依据的，以为当时的主流书风即是王羲之的书风。
我们暂且将《兰亭序》的所谓“真伪”问题“悬置”。当且仅当它是一种（文化）“视野”。
无论如何，“兰亭”已经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不在场”的“在场”者，它是作为“历史”的现实“进入”者。它是作为“视野”在场，作为“视野”进入现实的。
用这种“视野”看“兰亭”，就是要在“兰亭”成为主流的时候与“兰亭”“保持距离”和持“一种批评的姿态”。
那么，当解缙在《春雨杂中》说，“昔右军之叙《兰亭》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当包世臣在《艺航舟双楫》中说，王羲之“为百世学书人立极”。当现代人把这些说法继承为，王羲之的“平和自然，含蓄宽容的审美境界，成为中国书法最高审美准则——‘雅逸’的代表。它就像是一把无形的尺子，衡量着中国历代书法的优劣。”（庄希祖：《中国书法全集·三国两晋南北朝·魏晋朝名家》）的时候，我们如何“兰亭”？这个问题非常清楚——就是和“王羲之“和“兰亭”“保持距离”并持“一种批评的姿态”。
这就是“兰亭”，这就是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兰亭”，这就是作为“视野”的兰亭，这就是作为“精神”的“兰亭”，这就是作为“思想和知识独立自主的空间”的“兰亭”，这就是作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兰亭”。
在“兰亭”（成为主流与霸权）之中远离“兰亭”，做一个“兰亭主义者”。
“兰亭”当作为一种“可携带”的理论。当然，它并非是具有一种“不着边际的普遍性”，它不能想当然地以为自己能够通观所有语言与文化的深层结构。它必须要有“合适的阅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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