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汉语与汉字

王义然

自序：想把笔者关于语言文字方面的文章汇编成一本书，需要写一篇统辖全书的纲领性文章。这涉及到语言、汉语与汉字等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问题，很难。经过很长时间的探索，终于有了自己的见解，且自以为这些见解揭示了语言现象的本质，并把汉语与汉字的优越性与语言的本质联系在一起，既入情入理，又切合实际，属于真知灼见，故不羞于面世。谨以此文告知世人。

一、语言的本质及语言约定的特性

什么是语言？这似乎是一个童叟皆知的问题。因为在人类文明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语言的应用实在是太重要了。

用说话的方式表达个人意愿，进行人际交流，这是人们最基本、最惯用的交流方式。这种交流方式就叫作语言交流。从一岁左右咿呀学语开始，到耄耋垂暮之年，语言交流贯穿人生全程。

语言表达能力的强弱，是衡量一个人能否担当某些社会责任的重要条件。历史上曾有晏子使楚，面对楚王精心安排的羞辱之局，从容应对，维护自身乃至国家尊严；唐雎使秦，在虎视眈眈盛气凌人的大国之君面前，慷慨陈词，保全小国主权；蔺相如使秦，终令完璧归赵，以口舌之劳位居廉颇之右；苏秦、张仪说纵连横，把控列国战局……。数不清的历史人物，他们能够担当大任，无不仰仗其口若悬河、舌如利刃的语言表达能力。

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语言的应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正是语言，使人能够把复杂的思维活动通过口说耳闻互相表达，互相理解，互相议论，互相学习，共同探讨是非，辨别真伪，明白深刻的道理。这样，把许多人的智慧叠加在一起，促进了人对客观世界认知水平的提高，加快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可以说，语言是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是人类文明的起点。

人们通过语言，交流思想，统一意志，结成各种社会群体，谋生存，求发展，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由此而生。可以说，语言是维系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总绳。

语言是知识的载体。不管多么严密的科学思维，不管多么高深的学术研究，最终都要借助语言表述出来。否则，就没有实际意义。毫无疑问，任何一个思想体系，任何一门科学，都要以已有的语言体系为作为传播工具。从这个角度说，迄今人类所积累的一切知识，都是语言应用的结果。

人生需要接受多方面的教育，语言教育位处各类教育之首。从大人教小孩学说话，到托儿所、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语言教育一直是一门主课。国人把中小学语言教育的课本叫“语文”，把高等语言教育的课本叫“汉语”，并分为古汉语和现代汉语。语文也好，汉语也罢，都被称为基础课。每年全国统一组织的高考，三门必考的课程“语文、数学、英语”，有两门都属于语言教育的课程。如果说，教育是人类进步的基础，那么语言教育便是基础的基础。

学习语言的重要性人尽皆知。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怎样用语言把语言这一基本概念表述清楚，把语言的本质揭示出来，准确回答“什么是语言”这一问题，却并不容易。笔者查阅了不少资料，关于语言概念的表述，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语言是交流工具；语言是表达方式；语言是社会现象；语言是人体的机能；语言是约定俗成的；语言是人与其他动物相互区别的标志等等。笔者看到，虽然这些表述都很正确，但是，面对“什么是语言”这样的提问，就是把这些表述叠加到一起，也仍然似乎是在兜圈子，给人以答非所问之感。原因就在于这些表述只是说明了语言的发音机制、功能、用途及其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意义等，并没有把语言的本质属性揭示出来。

近期，偶尔重温《论语·季氏篇》的一段文字，见孔子在回答帮助卫国理政应从何做起时明确指出：“必也，正名乎！”并说明这样做的理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受这位至圣先师的启发，笔者终于悟出了其中道理——为世间事物正名就是语言的本质。

众所周知，孩子下生，要尽快给他取个乳名。孩子上学，还要取个“大号”。一个班几十名学生，人人都要有一个能够互相区别的姓名。这是简单的常识。因为只有这样，彼此呼唤应答的语言交流才可以进行。

用语言表述其他事物也是一样。如，人们用chǐ这个音节去对应“吃”这种动作行为，用fàn这个音节去对应“饭”这类事物，这实际上就是为“吃”这类动作行为和“饭”这类事物分别取了一个名字。而正是这种命名，使表达对象有了称谓，使“吃饭”这件事，可以用语言表述出来，言者发其声，闻者解其意。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名正才能言顺的简单道理。

早期的语言都是口头语言，也就是用口腔发出的声音来表达思想意义的语言。现代语言学把这种由口腔发出的用于表达思想意义的声音叫作语音，把构成语音的基本单位叫作音节。按照这些基本概念，语言的基本表现形式就是用特定音节去对应特定事物。也就是用特定音节去命名特定事物。所以，笔者认为，对“什么是语言？” 这一提问应作如下回答：

语言是用音节对世间事物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命名、赋予称谓的一种约定。这既是语言的本质，也是对“语言”这一概念最恰切的表述。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语言有以下特性：

1、语言约定的必要性。语言约定的必要性是指，对于用语言表达思想意义来说，用音节对客观事物进行命名、赋予称谓是先决条件，从逻辑条件关系上说，这种条件是无之必不然的条件，即必要条件。孔子所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告诉人们的就是正名对语言表达的必要性。

语言约定的必要性告诉我们，一切科学研究都存在一个特别应当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对学科所涉及的一些新概念、新规律要及时进行命名、赋予称谓，以便这些概念和规律能够名正言顺地用语言表达出来。否则，你的研究成果就难以为人所知，实现其社会价值。

现实中有不少学术问题，本来并不复杂，但却因为没有及时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命名，致使本来很简单的道理却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变成了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玄学。汉语音韵学领域这种现象尤其突出。例如反切注音，其基本原理就是切分和重组音节，并不复杂。但是由于没有及时对音节及其构成要素声母、韵母等相关概念进行命名，致使这一简单道理只能以思维状态存在，无法用语言表达，因而在教学实践中只能靠反反复复地举例子、做示范，让学生挖空心思地去体会和参悟其中的道理。在汉语发展史上，切分重组音节的实践可追溯到三千年前，反切注音的应用也持续了近两千年，但按照这一原理制造的合音字却长期未被人认识，反切注音方法也一直被称为绝学，症结就在这里——名不正则言不顺。

2、语言约定的社会性。所谓语言约定的社会性，是指语言约定的适用范围非常广大，它不是几个人之间的事情，更不是个人私事。语言约定是一种社会规范，在其适用范围内人人都应自觉遵守。所以，语言是一个与国家、民族紧密相联的概念。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语是全国的通用语言，不少少数民族也都有独立的语言。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在各种诉讼活动中，不管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如何，都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法律机关应当保障当事人的这一基本权利。

3、语言约定的俗成性。所谓语言约定的俗成性，是指初期的语言约定，虽然也具有社会规范的性质，但这种规范不像其他社会规范，不需国家制定或认可并强制推行，因而没有成文的规章可循。语言约定存在于人们的语言实践之中，存在于人们共同的表达习惯之中。如人们都用“chǐfànn”这两个音节去称谓“吃饭”这件事，你也这样说，我也这样说，众口一词，四方通用，言者随口而出，听者闻音解意。天天如此，年年如此，生生不息，世代相传，积习而成俗。复杂的语言约定系统，就是这样在人们的语言实践中，一条一条，日积月累，逐步形成的。一种语言约定能够得以传承，靠的是人们求同从众的心理，人人自觉认同，个个无条件遵守，而不是国家强制力。

语言约定的俗成性决定了，任何一种语言的约定系统，在其适用范围内都不可能是绝对统一的，都是统一与差别的复合体。

4、语言约定的广泛性。所谓语言约定的广泛性，是指语言约定的内容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等各个方面，应有尽有，无所不包。这一属性决定了语言约定是一个复杂的称谓系统，约定的具体条目非常繁多。如果语言约定达不到一定的数量规模，就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语言。

语言约定的广泛性还告诉我们，用于命名客观事物的可用音节必须拥有足够的的数量，否则，就不能满足语言约定的需要，难以形成一个完善的语言体系。

5、语言约定的有限性。所谓语言约定的有限性，是指受人的认识水平的制约，现存语言约定的广泛程度是有限的。面对时空状态无限广大、内在关系错综复杂的大千世界，人类对其认识的广度与深度还十分有限，人们迄今积累的语言约定的内容，也仅仅局限在已经有所认知的这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因而，现存的语言约定总是处于一种有待发展完善的状态。随着人对客观世界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新的命名对象会不断出现，人们必须认真对待随时出现的新事物、新概念，及时给他们命名，赋予称谓，尽快地让这些新事物、新概念能够用语言表述出来，成为世人的新知。

6、语言约定的差异性。所谓语言约定的差异性，是指任何一种语言，其语言约定的具体条款会存在许多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同一音节命名多个不同的事物；二是同一事物用多个不同的音节命名。如在汉语中，tián这个音节就被用来命名了“田、甜、填”等多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而“猪”这种动物则分别被用“zhū（猪）、zhì（彘）、shǐ（豕）、tún（豚）”四个不同的音节来命名。

同一音节命名多个不同事物，是由于可用音节的数量不足而人们又不愿用多个音节的组合去命名一个事物而引起的。这里特别强调，在汉语约定中，由于国人只用开音节，且以单音节命名为基础，致使可用音节数量较少，因而用同一音节命名多个不同事物的情况较多，致使汉语的同音字较多。同一事物用多个不同的音节命名，则是因为不同地区人们的命名习惯不同，对同一事物赋予不同的称谓所造成的。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语言约定差异大，所以汉语中同义字和近义字也较多。

7、语言约定的层次性。所谓语言约定的层次性，是指语言约定可划分为基本约定和次生约定等不同的层次。基本约定，是直接用音节或音节的组合对世间事物进行命名的约定。在汉语中，基本约定一般表现为单音节词语，即能够独立表达一定意义的单个汉字。次生约定是用基本约定组合而成的约定。在汉语约定中，绝大多数的多音节词都是次生约定，其中的每个字都有独立的意义，都是现成已有的约定。只有极少数双音节词如“囫囵、腌臜、忐忑、旮旯”等，这些词语中的单个汉字不能独立表达意义，不属于用已有约定组成的约定。

二、娓娓动听的汉语

汉语本是汉民族使用的语言，现已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通用语言。作为一种古老的语言，能够数千年一脉相传，至今，仍然是世界上使用人口众多的语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汉语自身有着内在的天然的优越性。笔者从汉语约定的特征和汉语音节的要素构成上进行分析，认为这些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汉语约定以单音节命名为基础。汉语和其他语言一样，都是通过用音节对世间事物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命名、赋予称谓来表达思想意义的。与其他语言相比，汉语约定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使用单个音节独立命名客观事物，以此作为基本约定形式。而在基本约定达到相当数量之后，新的命名约定就用基本约定的组合去命名，即用基本约定组成更高层次的约定。

小学生学习语文都知道，一个字可以组很多词语。笔者探讨“生”字的使用频率时发现，仅以“生”字开头的二字词语就有：生育、生产、生长、生成、生存、生活、生计、生机、生命、生灵、生字、生词、生疏、生僻、生涩、生态、生还、生物、生水、生事、生病……，一口气就能说出几十个。含有“生”字的多音节词语数以百计。这一现象让笔者明白，“生”这个单音节命名约定被当作构成新的多音节命名约定的材料，得到广泛应用。汉语多音节约定是有单音节约定组合而成的。

汉语约定的这一特性，使汉语中的词语带有清晰的层次性。如“马铃薯”一词中的“马、铃、薯”三字，每个字都有独立的意义，都担负着记录已有的单音节约定的职能，都具备词的资格。这就足以说明汉语中的“马铃薯”一词不只是简单地由“mǎ、líng、shǔ”三个单纯的音节组合而成，而是由用这三个音节命名的“马、铃、薯”三个基本约定即三个单音节词组合而成的。所以，“马铃薯”一词属于用已有约定组成的新约定，是更高层次的语言约定。

汉语约定的这一特性，与英语形成鲜明的对照。如与汉语 “马铃薯”一词相对应的英语单词是“potato”。同是三音节词，表达的对象也完全相同，但英语单词中的“po、ta、to”三个音节，其中的单个音节只是一个单纯的音节，并无独立的表达意义。这说明，英语中用来命名“马铃薯”这一事物的“potato”，只是“po、ta、to” 三个未携带任何独立表达意义的音节，而不是三个现成已有的约定。所以，英语约定的层次性没有汉语那样鲜明。

以单音节命名为基础，不仅使汉语约定的层次性非常清晰，而且因为大量多音节词均由单音节词组合而成，绝大多数的多音节词均可望文知义，所以，学习汉语需要牢牢记忆、熟练掌握的仅限于单音节词（即单个汉字）。这就大大减少了记忆对象的总量，使汉语成为容易学习掌握的语言。汉语比英语好记易学可通过以下实例对照显示出来：

学习汉语，只要记住了一个单音节词“三”，在进一步学习记忆“三月、星期三、三角形”等词语时都能用得上。而学习英语时，即使你学会了“three（三）”，对进一步学习记忆“March（三月）、Wednesday（星期三）、triangle（三角形）”等词语也毫无帮助，因为在这些单词中根本就没有单音节词“three（三）”的影子。

为了适应信息化时代要求，在进行了大量使用频率统计的基础上，1980年，国家颁布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其国标交换码即国标GB2312-80，选入了6763个汉字，分为两级，一级字库中有3755个，是常用汉字，二级字库中有3008个，是次常用汉字。统计资料显示，常用汉字的累计使用频度达到了99.9%，而次常用汉字的累计频度不到0.1%。这就是说，人们只要掌握了这3000多个常用字，日常的语言交流、读书看报、文字写作等，就没有多大问题。相反，一度被误认为好读、好写、易学的英语则大为不然。英国尼克少儿频道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000名成年人中，有半数以上的英国人拼写常用单词有困难。报载，一位教授英语的博士生导师，要记忆二十万个单词。这些数据足以说明，学好汉语比学好英语要容易得多。

2、汉语约定只用开音节，不用闭音节。汉语音节实体要素的构成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声一韵（介音从韵）。即：音节中没有前缀和后缀，没有所谓的“复辅音”，没有不与韵母相拼合、需要独立发音的声母。这样的音节形式简单, 易于拼读，尾音开放，被人们称之为开音节。

只要学过一点英语，把英语与汉语稍作对照就可发现，汉语语音中只有开音节，没有闭音节。这里特别强调，这一现象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因为国人的发音机制读不出闭音节，而是国人在用音节对世间事物进行命名的语言实践中，只用开音节，不用闭音节。

汉语语音摈弃闭音节，得益于四声调的区别意义。四声调的区别意义，使汉语语音有了较多的可用音节，不必再像英语那样，靠用辅音添加前缀、后缀的办法，达到增加可用音节数量的目的。

只用开音节不用闭音节，使汉语音节结构简单，整齐划一，一声一韵，紧密拼合，了无牵挂，便于学习记忆。相反，英语靠添加前缀和后缀去增加可用音节的数量，甚至在构成单音节词时，舍弃了大量结构简单的开音节不用（如da、ta、na、la……等），使音节结构变得十分复杂。如re、ri这两个简单的开音节，英语就没有用它们去命名什么事物，却用添加了辅音作缀的闭音节“red、rest、crisp”等去命名“红色、休息、易碎”等。很显然，闭音节有辅音特别是清辅音作缀，不仅音节所含音素多，结构复杂，长短不齐，而且拼读起来气流成阻与除阻、声带振动与不振动的状态切换频繁，拼读难度较大，不但不便于学习和记忆，而且还把声带振动发出的连续的嗓音分割得七零八碎，破坏了音韵表达性能。

只用开音节，不用闭音节，使汉语语音具备了世所罕有的音韵表达效果。众所周知，开音节一声一韵，紧密拼合，整个拼读过程没有必须独立发音的辅音特别是清辅音的阻隔，声带发出的声音可连绵延续，可抑扬婉转，读起来吐气流畅，听起来和谐悦耳，故可进行充分的音韵表达。这是汉语天然的优越性。有外国人说：“中国人说话像唱歌”，就是因为汉语约定只用开音节，是最便于吟咏唱诵的语言。

只用开音节这一重要特征，孕育出汉语押韵这一独特的修辞方法。所谓押韵，就是把同韵字配置在诗词等韵文的句尾，使同韵字在文章中有规律地重复出现，在朗诵或咏唱时，产生铿锵和谐有节律的尾音，增强声学美感。因为汉语语音只用开音节，所以每个音节都可作韵脚，可轻而易举地实现押韵。现实中，几岁顽童也能诌几句押韵的顺口溜，就是因为实现押韵太容易了。汉献帝元年，董卓擅权，民怨沸腾，长安有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这首拆字童谣以“青、生”押韵，非常恰切。这说明早在汉代，编唱押韵的歌谣，未受专业教育的小孩就能办得到。

押韵的语句，有声学美感，便于吟咏唱诵，有助于人们学习记忆。所以，历史上帮助人们快速识记汉字的教材，无不采取押韵句式。如秦汉时期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急就篇》，以及其后的《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日用杂字》等，都是用韵句编成的。大量名人格言、民间谚语、各种民间艺术形式的说唱辞语等，无不采取押韵句式。在汉语发展史上，押韵这种修辞方法，在帮助人们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学习掌握尽可能多的生字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根据韵脚的密度不同，押韵可分为常韵、密韵和疏韵。所谓常韵就是指隔句押韵，即两句一个韵脚；所谓密韵就是指句句押韵，即每句都有韵脚；所谓疏韵就是指三句或三句以上一个韵脚。在写作实践中常韵是应用最多的一种押韵方式。韵脚的疏密不同其应用场合也不同，一般用密韵描述急促，用疏韵渲染舒缓。如编写快板书绝对不能用疏韵。

汉语便于押韵的优点，激发了国人的文学创作热情。以押韵形式出现的各种文学样式应运而生。孔子编纂的《诗经》、汉朝学子编纂的《楚辞》均可证明，押韵是先秦古诗最基本、最重要的特点。所以，在古代诗文又有韵语之称。

3、汉语音节有清晰的实体要素构成。分析汉语音节可知，汉语音节的实体要素包括声、介、韵三类：声，即基础声母。基础声母只能作声母，不能作韵母，如b、d、g等。韵，即基础韵母。基础韵母只能作韵母，不能作声母，如a、ai、an等。介，即介音。介音同时具有声母和韵母两种属性，既可作声母，又可作韵母，还可以在基础声母和基础韵母之间，作为联结声母和韵母的中介。介音只有i、u、ü三个，也可以说只有i、u两个。因为ü可视为由i和u拼合而成，且拼合后仍同时具有声、韵两种属性。在1918年问世的注音字母表上，介音用符号ㄧ、ㄨ、ㄩ表示，排列在字母表的末尾；在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中，用i、u、ü表示，排列在韵母表的第一行。

属性不同的三要素相匹配，使汉语音节构成有了含介与不含介之分，有了含此介与含彼介之别，有了被清代潘耒归纳为开、齐、合、撮的四等划分。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韵母表，以其结构和内容的统一，清楚地展现了介音与各个基础韵母（即开口呼韵母）的拼合匹配情况，准确反映了汉语音节的四等划分。

4、汉语音节有附加要素——四声调。

汉语音节的构成要素，除了实体要素声、介、韵之外，还有一种附加要素，即声调要素。汉语音节分为四个声调，古按平、上、去、入，今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在构成汉语的命名约定中，声调与其他实体要素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区别意义。例如tān、tán、tǎn、tàn四个音节，其实体要素都一样，但因声调不同，其在实际语言中所表达的意义就大不一样。阴平调的tān被用来命名海滩的“滩”，阳平调的tán被用来命名谈论的“谈”，上声调的tǎn被用来命名毛毯的“毯”，去声调的tàn被用来命名木炭的“炭”。在汉语音节中，四声调的区别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四声调的区别意义，使每个实体音节衍化成四个可用音节，从理论上使汉语语音可用音节的总量扩大了四倍，这就大大减少了因可用音节数量不足而导致的不得不用同一音节命名多个不同事物的情况，降低了人们在语言实践中因同音字过多而产生歧义的几率，使汉语的表达功能得到很大改善。

四声调的区别意义，使汉语音节有了平、仄之分（古上、去、入三声为仄声，今上去两声为仄声）。在汉语语音实践中，平声与仄声其发音特点有明显的区别：平声较舒缓，仄声较急促；平声较响亮，仄声较低沉；平声较柔和，仄声较雄壮。声调平仄不同的特点，使汉语除了语义表达之外，人们可以通过语音的抑扬顿挫、委婉曲折来表达思想感情的不同变化，这就是汉语的音韵表达功能。

四声调的平仄之分，使汉语有了对仗这种修辞方法。所谓对仗，就是指在两个字数相同的词语之间，位置相同的字在读音上平仄相对。相互对仗的词语，一般词性相同。这种修辞方法的一般要求是末字对仗，严格要求是字字对仗。如在杜甫的诗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中，“黄鹂”与“白鹭”的对仗就属于末字对仗，而“翠柳”与“青天”的对仗则属于字字对仗。

对仗这种修辞方法，在先秦诸子的著述中就能见到踪迹。如在荀子的《劝学篇》中有：“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又有：“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这里的“爪牙”与“筋骨”、“利”与“强”、“食”与“饮”、“埃土”与“黄泉”、“木”与“金”、“受绳”与“就砺”、“直”与“利”，都具有平仄对仗的性质。《劝学篇》中使用这样的对仗词语还有多处。如：“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这证明荀子是惯用对仗这种修辞方法润饰文章进行音韵表达的。

由四声调的区别意义衍生出来的对仗这种修辞方法，得到广泛应用，进一步发展成为对偶句。对偶句就是用相互对仗的词语组成的两个并列的句子，是一种形式固定的句型。因为是用对仗词语构成的句子，所以，两个句子的字数及词组、意群构成都相同，且相应词语都符合平仄对仗的要求。国人应用对偶句最典型、最普遍的就是对联。对联只能使用对偶句，且以末字平仄区分上、下联，仄声为上，平声为下。张贴对联时，上联居右（面向对联），下联居左。

对偶句形式整齐对称，读之铿锵有声，音韵表达效果好，为国人所喜闻乐见。在几千年的汉语文化积淀中，以对偶形式出现的千古佳句难以量计。

由汉语约定只用开音节衍化出来的押韵和由四声调的区别意义衍化出来的对仗这两种修辞方法，是汉语音韵表达的基本方法。在千百万人的语言习惯中，两种修辞方法相互融合，催生了中华诗体的典型代表——律诗和绝句。律诗和绝句与古诗不同，其本质特征就是集两种修辞方法于一身，既讲究押韵，又讲究对仗。

唐宋时期，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大量涌现，押韵和对仗这两种音韵修辞方法融为一体，使汉语的音韵表达功能得到充分展现。因而，笔者要说，律诗和绝句浑身闪耀着汉语音韵表达功能无与伦比的灿烂光芒。

三、构思巧妙的汉字

记录汉语的符号是汉字。汉字从它产生那天起，就担当起记录汉语约定的重任，成为积累前人智慧、传承中华文明的得力工具。汉字的形体虽然经历了篆、隶、楷几个阶段的重大演变，但其基本结构及其表音、表义的原理却始终一脉相传。它是迄今世界上唯一仅存而且仍在继续使用的古老文字。汉字问世，不断发展，数千年而不衰，这与古人在造字原理、结构布局等方面精巧绝伦的构思是分不开的。

1、一字一音节，是制造汉字的总原则。对照现代音节概念，考察汉字的读音，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汉字的读音都是一个独立的音节，故此，汉字被称为音节文字。这种一字一音节的现象告诉我们，古人在开始制造汉字记录语言的时候，始终坚持一个音节制造一个汉字的基本原则。或者反过来说，一个汉字只记录一个音节。如对“囫囵、腌臜、旮旯、忐忑”等这些天然的双音节基本约定，虽然其意义靠两个音节共同表达，其中的单个音节并没有独立的表达意义，但在造字时，也坚持一个音节制造一个汉字。

一字一音节的造字原则和以单音节命名为基础的汉语约定原则结合在一起，决定了单个汉字与词的对应性，使绝大多数汉字都能独立表达意义，独立充当句子成分，具备了词的资格。

2、象形表义，催生汉字问世。国人有言，书画同源，一点不假。因为古人在开始造字时，首先考虑的就是用象形表义的办法制造象形字。造字是为了记录语言约定，而语言约定本身包括用于命名的音节和被命名的事物两个方面。用于命名的音节就是我们所说的“音”，被命名的事物，就是我们所说的“义”。理想的记录语言的符号应当着眼于语言约定的双方，既能记录用于命名的音节，又能记录被命名的事物，即既能表音，也能表义。但是，表音的路子是肯定走不通的。因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语音这种稍纵即逝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不能借助某种介质进行加工、传递和储存，没有哪个天才能够凭空创造一套可用于教学的记音符号。所以从表义着眼，用模仿实物形像的办法制造象形字，是古人不二的选择。可以断言，世界上那些失传的古老文字，肯定都是表义文字。

语言约定的差异性决定了，象形字也会存在一字多音问题，这是由同一事物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称谓所致，即不同地区会用不同音节命名同一事物。如“豕”这种动物就有“豕、彘、猪、豚”几个不同的称谓。所以象形字“豕”在有些地方也会被读若“豚”或“猪”，形声字“豚”及读音如“猪”的“逐”字均用“豕”字作声旁，就足以说明“豕”这个象形字被一些形声字的造字者读若“猪、豚”等不同的读音。

3、会意、指事，拓宽表义渠道。象形表义，这种造字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形象类似的事物，在一个小小的字符中，不可能把他们一一区分开来。另一方面，还有许多事物属于抽象概念，无形可像，因而造不出象形字。所以，只靠象形表义去造字，前进的道路肯定是走不远的。于是，在记录语言迫切需要的推动下，古人又创造了会意字和指事字。

会意字是用几个已有汉字的字义组合表达所造字字义的汉字，理所当然属于合体字。从表面上看，会意字只是把几个已有汉字的字形组合在一起，而其实质则是用这几个汉字的字义共同表达所造字的字义。如：“丘、疏、吞”都是会意字，笔者解析如下：

“丘”字的篆文字形上从“北”，下从“一”。“北”取二人相背之形，表脊背、背离之义。“一”在下，表地平面。“北、一”会意，背地为丘，即高于周围地面便为“丘”。

“疏”字的构成为右从“”，左从“了、止”。“”即“流”本字。造字者用“、了、止”三者会意，说明（被阻止的）水流结束了被阻止的状态，即被阻止的水流通开了就叫做“疏”。

“吞”字的构成为从“一、大、口”。造字者用“一、大、口”三字会意，描述把食物（不经咀嚼）一口吃下的动作行为状态，表达“吞”字的字义。

指事字是用简单符号指示已有汉字字形特定区域表达所造字字义的汉字。如：“本、刃、早” 三字都是指事字，笔者解析如下：

“本”字的构成为：在“木”字的基础上，添加一短划作指示符。指示符指明，木的主根及与其相连的主干就是木之“本”。

“刃”字的构成为：在“刀”字的基础上，添加一点作指示符。指示符指明，刀的那条锋利的棱就是刀的“刃”。

“早”字的构成为：在“旦”字的基础上，添加一竖划作指示符。（ “旦”字的构成为“日出地平谓之旦” ）指示符从“日”字下方引出，直至地下，说明日将出而未出的那个时间段谓之“早”。

无疑，会意和指事两种表义方法，都是建立在已有的象形字基础上的，但它们已经克服了单纯用象形表义的局限，为那些无形可像的事物找到了表义的方法，使制造表意汉字的途径更加宽广，使汉字中的表义字有了足够的数量，为其后其他类型汉字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字的表义功能解决了一个难题，那就是汉语约定因只使用开音节致使可用音节较少，不得不用同一音节命名多个不同事物的情况较多的问题。如果没有表义功能，记录这类语言约定只能使用相同的记录符号，极易混淆，而有了表义功能，人们就可以通过表义途径把这些音同义异的命名约定以音同字异的形式相互区别开来。

4、形声造字，迈出矫健步伐。前已论及，语言，是用音节对世间事物进行命名、赋予称谓的一种约定。每一条语言约定，都包括用于命名的音节（音）和被命名的事物（义）这两个方面。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最理想的造字方案应当全面考虑语言约定的双方，让所造字既包含用于命名的音节的信息，又包含被命名的事物的信息，即既能表音，又能表义。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引领下，古人创造了形声字。

形声字也属于合体字，由一个形旁和一个声旁两部分组成，形旁用于表义，声旁用于表音。

形声字的表义方法可称为类属表义，即声旁字的字义与所造字的字义存在分类学上的科、目、属、种隶属关系。如与“山”有关的“岗、岭、峻、峭、崔、嵬”等字，都用“山”字作形旁，就属于这种表义方法。对此，《说文解字》惯用套语“凡山之属皆从山”之类作解释。

对于形声字，各类字书在确定其部首归属时，习惯上均按《说文解字》，以表义的形旁为据。

形声字的表音方法基本上属于直音法。如：“忠、桐、功、茵、忖”等等，这些字的读音与其声旁字“中、同、工、因、寸”的读音完全相同。

现在看来，许多形声字的读音与其声旁字的读音存在差异，有的声母不同，有的韵母不同，有的声母韵母都不同，让人看不出造字者的取音意图。这种差异是各地的方言语音差异的反映。因为方言语音的一般表现形式，就是一个字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读音。所以，不同方言环境中的造字者制造的形声字，虽然声旁相同，但读音却会存在很大差异。如：“同洞、出屈、非悲、反板”等等。

形声字既表音又表义，让人既能望文知音，又能望文知义，即使遇到从未见过的字，也能大致推断其字音和字义。这对人们快速识记汉字大有裨益，所以倍受世人青睐。

形声造字法是一种非常便利、容易掌握的造字方法。这种造字方法对艰难的汉字制造工程产生了强大推动力，使汉字制造突破难关，阔步前行，迅速适应了记录语言的迫切需要。早在先秦时期，形声字在汉字中就占了很大比例，据统计，如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字都是形声字。形声字在汉字大家族中的主体地位已经根深蒂固。汉语文化的蓬勃发展，形声造字法功不可没。

5、合音造字，弥补表义不能。语言约定的广泛性决定了制造表义汉字的历程十分艰难。虽然国人创造了象形、会意、指事三种表义的方法，但在造字实践中，还是遇到了不少难题。一些虚词用字、人名地名专用字、抽象概念用字，无形可像，无事可指，无意可会，因而，表义也就无从谈起。如：“郢、鄞、郓、卞”等字，均属地名专用字。从语言约定的角度考察，这些约定只是用特定音节为某一特定地方命名，没有其他可供表达的意义，所以，注定造不出记录这类约定的表义字，这就是笔者所说的表义不能。面对表义不能，古人不是就此止步，而是紧紧盯住语言约定的另一方面，着眼于表音，创造了合音字。

合音字是用合并字音（音节）的办法表达所造字读音的汉字。所谓合并字音，就是把两个甚至三个字的读音合并为一个字音。字音合并的本质是音节的分解和重组。在造字者思维中，具体的操作步骤是：先把用于制造合音字的两个或三个已有汉字的字音进行要素切分，然后，按照所造字音的音素构成，取一字之声，取其余字之介或韵，用所取声、介、韵合成所造字的字音。如：“郢、鄞、郓”三个地名专用字，就是按两拼法制造的合音字。因为“郢、鄞、郓”三字的读音声母都是y，所以，造字者就用读音声母是y的“邑”字作部首，表示这些字的声母；因为“郢、鄞、郓”三字读音的韵母分别是“eng、in、ün”，所以，造字者就分别用读音韵母分别是“eng、in、ün”的“呈、堇、军”三字作部首，表示这些字的韵母。简言之，就是“邑、呈”合音为“郢”，“邑、堇”合音为“鄞”，“邑、军”合音为“郓”。

由于介音的存在，汉语音节中有含介的三拼音节，所以，汉字中也有按三拼法制造的合音字，如“卞、嫩”二字即属此类。

“卞”，从“卜、一、丶”，造字者用“卜”字读音的声母b、“一”字读音的韵母i与“丶”字读音diǎn的韵尾an合成“卞”字的读音biàn。

“嫩”，从“女、束、文”，造字者用“女”字读音的声母n、“束”字读音的韵母u与“文”字读音的韵母en合成“嫩”字的方言读音三拼音节nùn(普通话读音添加介音u)。

在笔者辨析的合音字中，既有用两拼法制造的合音字，又有用三拼法制造的合音字，说明古人对汉语音节中声、介、韵三种实体要素构成上的分析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汉代末期出现的为汉字注音的方法——反切注音，其实就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产生的。

合音字属于合体字的一种新类型，虽然从形式上看它与其他合体字一样，都是把几个相关字符合并在一起，但合音字的字形合并有独特的意义。在造字者的指导思想上，这种合并只是取所涉字符读音中的某一音素，用这些音素合并成所造字的读音。所以，这种合并与所涉字符的字义毫不相干。因而，合音字没有表义功能，是纯粹的表音汉字。

合音造字法创造了汉字表音的新方法，使汉字大家族中增添了一种新类型。这种造字方法，填补了表义不能的空缺，进一步完善了汉字的造字方法体系，推动汉字制造工程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6、复合汉字，造字技巧发挥到极致。探寻古人造字方法，发现有些字虽然貌似形声字，但其声旁或形旁不是现成已有的单个汉字，因而，关于这些字的构成原理，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如：“疑、黍、杀、朮”等字，就属这种情况。笔者认真分析了这类汉字的相关部件，认为这类字不是简单的形声字，而是同时使用形声、会意、合音等几种方法复合而成的汉字，故把它们称之为复合汉字。

如“疑”字的构成，其左边不成字，但可分解为“匕、矢”两部分；其右边也不成字，但可分解为“予、止”两部分。笔者分析认为，“疑”字的左边偏旁属于一个会意偏旁，造字者用“匕、矢”二字会意，描述两人相会，一个藏匕首、一个藏暗箭的情形，说明人与人之间互相提防、互不信任的心态，表达“疑”字的字义；“疑”字的右边偏旁属于一个合音偏旁，造字者用“予”字读音的声母y和“止”字读音的韵母i合成“疑”字的读音yí。

再如“黍”字的构成，其上部明显是个“禾”字，因为“黍”是一种禾本粮食作物，所以造字者用“禾”表达“黍”的字义；其下部属于合音偏旁，从“水、入”，造字者用“水”字读音的声母sh与“入”字读音的韵母u合成“黍”字的读音shǔ。虽然从总体上看“黍”字是个形声字，但其声旁不是现成已有的汉字，而是用音节合并的办法，由“水、入”二字临时合成。所以，它是由形声、合音两种造字方法复合而成的，故属复合汉字。

分析一些复合汉字的构成，可以发现，在汉字发展史上，复合汉字很早就产生了。如简化汉字“术”的异体写法“朮”，本是繁体字“術”的一个偏旁，所以，它的产生肯定在“術”字之前。而笔者分析这个偏旁的构成原理，发现这个偏旁其实是一个既能准确表义，又能准确表音的完美的复合汉字。其构成为从“卜、十、兀”。造字者用“卜”作形旁，表达“朮”的字义（古人把占卜、祈巫之类称作“朮”），用“十”字读音的声母sh与“兀”字读音的韵母u合成“朮”字的读音shù。从记录语言约定的两个方面看，无论表音还是表义，都十分精当，无可挑剔。所以笔者断定，繁体字“術”的偏旁“彳亍”，其实是后人不解前人造字意图而盲目加的，实有蛇足之嫌。

与“朮”字的情况相类似，“杀”从“乂”，从“十、八”。造字者用“乂”作形旁，表达“杀”的字义，用“十”字读音的声母sh与“八”字读音的韵母a合成“杀”字的读音shǎ。“杀”字的构成也已很完美，所以繁体字“殺”右面的偏旁“殳”也是后人不解前人之意而盲目添加的。“朮、杀”二字的存在，可以证明复合汉字产生很早。因为它们的繁体字形是在它们的基础上添加偏旁构成的，肯定产生于其后。

很显然，复合汉字使汉字家族进一步扩充壮大。这类汉字携带着用于命名的音节和被命名的事物两方面的信息，既能较准确地表音，又能较准确地表义，是一种臻于完美的文字。复合汉字，浸透着造字者高超的智慧，是古人造字技巧发挥到极致的产物。

7、完整的造字方法体系。汉朝的儒学家们对汉字构成原理进行了深入探讨，把古人的造字和用字方法归纳为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假借、转注六种，并称之为六书。六书中的前四种属于造字方法，后两种属于用字方法。这就是传统的六书之说。两千多年来，这一学说引导人们归纳古人造字方法，辨析汉字音义，正确识记汉字，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前已论及，传统六书之说没有把古人发明的造字方法完全揭示出来，存在重大缺失。至今许多汉字的构成原理难以说清，成为千古之谜，人生识字糊涂始的局面难以扭转，原因就在这里。

笔者花大气力把合音造字法和复合造字法揭示出来，让古人创造的造字方法体系一展完整风貌，让世人明白，正是这样一套完整方法体系的支撑，才使国人能够在长期的造字实践中，应对各种复杂情况，呈现出无所不能的姿态。象形字、会意字、指事字、形声字、合音字和复合汉字，各具特色，各有所用，哪一样都不能少。它们相互支撑，拾遗补缺，一路走来，共同担负起记录汉语的重任，共同编织了光彩夺目的汉语文化。

古人完整的造字方法体系告诉我们，国人制造汉字总的指导思想是着眼于记录语言约定的双方，既顾及用于命名的音节，又顾及被命名的事物，即既表音，又表义。只是在初期表音不能和一些表义不能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制造单纯表义和单纯表音的汉字。在汉字大家族中，既表音又表义的字在数量上的绝对主体地位，就是这种指导思想支配造字实践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汉字是表意文字，只能说制造汉字是从表义开始的。既表音又表义，这是汉字最大的优点，其他文字无与伦比。这也是汉字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

四、汉字形体美与汉语音韵美

1、结构内敛、外形方正，是汉字形体的基本特点。在数千年的汉语文化发展史上，汉字的形体经历了篆、隶、楷几个阶段的重大演变，但在千百万人世代相袭的书写习惯中，其方块外形不仅没变，而且越来越规范，越来越精确。故汉字又被称为方块字。

汉字大家族可分为独体字和合体字两大类。其中，独体字的数量很少，因为只有按照象形表义的方法制造的汉字才是真正的独体字。而单纯表义的会意字、指事字，单纯表音的合音字以及既表义又表音的形声字和复合汉字，都是合体字。所以，汉字结构内敛、外形方正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合体字的形体构成上。出于表义和表音的实际需要，合体字往往由两部分、三部分甚至四部分、五部分构成，然而不管其结构多么复杂，古代造字者总是通过笔画缩放迎让、结构穿插互补、采用公用笔划等方法，尽量让所造字的字形结构均衡匀称，笔画疏密有致，保持内敛而方正的字形特征。

如前文解释的复合汉字“朮”，他本由“卜、十、兀”三部分组成，似乎很难合成一个内敛而方正的字形。但经造字者巧妙构思，分别让“卜、十”二字的竖划重叠公用，让“十、兀”二字的横划重叠公用，并让“卜”字的一点屈居右上角，为“兀”字的笔划让位。这样，不仅使这个字有了方正的字形，而且结构紧凑，浑然一体，甚至让人很难分清是独体字还是合体字了。所以，笔者认为，汉字形体美，其中凝聚着古人造字的智慧。

2、汉字形体的固定性。所谓汉字形体的固定性，是指一个汉字一旦产生，在应用实践中，不管其词性如何，担当何种句子成分，其字形都是固定不变的。这与单纯表音的字母文字形成鲜明对照。如英语，名词有单数复数、主格宾格之分，动词不但要随人称变化，而且还有原形、进行时、完成时之别，就是形容词也有原形和两个比较级的不同。而所有这些变化，都是通过改变单词的构成来体现的。所以，一个英语单词会演绎出几个有很大差别的形状。而一个汉字则只有一个字形，走遍天下都不变。

汉字形体的固定性，不仅使与字增加了好记易学的特性，而且还使汉字结构内敛、字形方正的特点始终如一，得以保持。

3、汉字之美是个体美与群体美的统一。结构内敛、字形方正，每个字都可写在一个大小差不多的方块范围内，给人以规范、雅正、大方之感，这就是汉字的个体之美。

方块字形边缘平齐，四面皆可贴近比邻，所以具有良好的页面编辑性能。众所周知，汉字既可从左向右书写，又可从右向左书写；既可横写成行，又可纵书成列。而不管怎样书写，一篇文章写出来，都可以是一个上下对正、左右看齐、纵横相交的网格矩阵。文章中的每个字就像被置于一个直角坐标系，被精确定位在纸面上，如处兵阵中，似在棋局内。任何一篇文章展现在纸面上，都可以是这样一个方格矩阵，整齐划一，赏心悦目，这就是汉字的群体美。

方块字良好的页面编辑性能不仅展现了汉字的群体之美，而且还在推动汉语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笔者研究认为，被称为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之所以在我们中国首先出现，与方块汉字良好的页面编辑性能密切相关。因为方块字的形状、大小都相同，既便于批量制造字模，又便于将字模排列固定进行批量印刷。实际上，活字印刷术只不过是把方块字良好的编辑性转化为良好的工艺性能罢了。

4、汉字形体美与汉语音韵美。内敛而方正的字形，使每个汉字在书写形式上大小一致，占据相同的方格单元；一字一音节的造字原则，使每个汉字都与单个音节一一对应，代表一个最基本的语音单元；以单音节命名为基础的汉语约定特征，使绝大多数汉字都能独立表达一定意义，具备词的资格，能够充当句子成分中的基本单元。概言之，一个汉字，既是一个字形单元，又是一个语音单元，还是一个语义单元。因而，阅读汉语书面语言的过程，就是一个形、音、义三元同步的节律递进过程。形、音、义三元同步，节律递进，这是汉语书面语言的最大特点。

仔细分析汉语的音韵表达功能可以发现，在三元同步节律递进的过程中，对仗这种修辞方法的作用，就是通过相应汉字读音声调平仄差异的列比，彰其顿挫抑扬反差，使音韵单元节律更加突出，而押韵这种修辞方法，则是通过句末同韵字有规律地重复出现，产生语音上的和谐共鸣，使所涉章句的音韵单元节律的一致性更加鲜明。因而可以说，集对仗和押韵于一身的律诗和绝句，其音韵之美是伴随着形、音、义三元同步的节律递进过程展现出来的。正是这三元同步的节律递进特征，使律诗和绝句在书写形式上、在音韵表达上、在语义关联上有相互一致的步进节律，使诗文成为可观瞻、可吟诵、可品味的综合艺术载体，看起来整齐美观，读起来抑扬悦耳，品起来回味无穷，让读者在视觉上、听觉上、心灵上产生同步震撼，深刻体会到作品的感染力。所以，律诗和绝句的美是方块字个体美与群体美的统一，是汉字形体美与汉语音韵美的统一。

5、汉语文学作品中的诸多美文样式。在华夏诗体中有几种样式，被称为杂体诗。其实，这些文学样式都是汉字形体美与汉语音韵美相得益彰的体现，都属于汉语文学艺术中的珍品。这里借助具体例子向读者介绍几种：

①回文诗。回文诗自两晋开始出现，是一种能够回还往复，正读倒读皆成章句的诗体。一首诗可以有不同的句读起点和阅读方向，可演绎出多首诗。如宋代文学大家苏轼有一首《题金山寺》全文如下：

《题金山寺》

潮随暗浪雪山倾，远浦渔舟钓月明。

桥对寺门松径小，槛当泉眼石波清。

迢迢绿树江天晓，霭霭红霞海日晴。

遥望四边云接水，碧峰千点数鸿轻。

乍一看来，这就是一首对仗严整的eng韵七律，仔细推敲便可发现，这首诗还是一首回文诗。因为从末字读起逐句颠倒过来，同样语义连贯，对仗工整，只是由eng韵七律变成了ao韵七律。

《题金山寺》（倒读）

轻鸿数点千峰碧，水接云边四望遥。

晴日海霞红霭霭，晓天江树绿迢迢。

清波石眼泉当槛，小径松门寺对桥。

明月钓舟渔浦远，倾山雪浪暗随潮。

进一步观察还可发现，按本文两句一行的编辑方式，这首倒读后的七律，任意调整其各行顺序，既不伤文义，也不损韵律。所以按照排列组合的原理，这首诗可演绎出二十四首互有差别的七律。

②宝塔诗。宝塔诗是一种独特的诗文样式。它从一言起句，依次增加每句字数，累积成文。按横行书写、居中编排的方式写出来，其页面布局整齐对称，状若“金”字宝塔，别具一番韵味。清人编纂的《全唐诗》中有二十一首宝塔诗，下面是唐代张南史写的一首u韵宝塔诗《竹》：

《竹》唐张南史

竹，竹。

披山，连谷。

出东南，殊草木。

叶细枝劲，霜停露宿。

成林处处云，抽笋年年玉。

天风乍起争韵，池水相涵更绿。

却寻庾信小园中，闲对数竿心自足。

③藏头诗。藏头诗是用诗文各句首字暗藏语义的一种诗体。如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借梁山军师无用之手写出的那首逼迫卢俊义上梁山的“反诗”，就是一首典型的藏头诗。該诗以各句首字，以“芦俊义反”四字暗藏“卢俊义反”之义。全文如下：

芦花丛中一扁舟，

俊杰俄从此地游。

义士若能知此理，

反躬难逃可无忧。

④璇玑图。璇玑图，是十六国时前秦女诗人苏蕙（字若兰）所作。《璇玑图》不负其名，在八寸见方的锦帕上，绣制了一个二十九行、二十九列的汉字矩阵图案，图中八百四十一字，纵横交叉、环绕颠倒，均可吟诵成章。其中的每个字都身兼数职，分属不同的章句，堪称字字珠玑。

八百四十一字，内含三言、四言、五言、七言诗若干篇。唐代女杰武则天在《璇玑图序》中说它“五色相宣，纵横八寸，题诗二百余首，计八百余言，纵横反复，皆成章句。” 宋代高僧起宗，将其分解为十图，得诗三千七百五十二首。明代学者康万民，苦研一生，得五言、六言、七言诗四千二百零六首；更有后人以意推求，得三、四、五、六、七言诗达7958首之多。《璇玑图》到底内含多少首诗，至今也不能说已有定论。

笔者认真解读璇玑图，见其中心部位是如下一个五行五列的汉字方阵：

端无终始诗

比平始璇情

作苏心玑明

丽氏诗图显

辞理兴义怨

方阵中，作者通过二十五个汉字的巧妙编排，不仅清楚地说明了诗图的名称叫《璇玑图》，作者是始平（今咸阳西）人苏氏，而且还以回文诗的形式，清楚地说明了诗图的主体——回文诗的特点和作者创作诗图的目的。笔者从二十五字中解读出以下内容：

方阵中间是一个“心”字。其余二十四字可视为环绕“心”字的两层。

①其内层八字，右边纵读为“璇玑图”三字，其余从“始”字起，按反时针环绕读为“始平苏氏诗”。

②其外层十六字，从右上角“诗”字读起，按顺时针，以四言为句，可成如下一首i韵诗：

诗情明显，怨义兴理。辞丽作比，端无终始。

③倒过来读，也是一首i韵诗：

始终无端，比作丽辞。理兴义怨，显明情诗。

④从“显”字读起，按逆时针，以四言为句，可成如下一首an韵诗：

显明情诗，始终无端。比作丽辞，理兴义怨。

⑤从“比”字读起，按逆时针，以四言为句，也可成如下一首an韵诗：

比作丽辞，理兴义怨。显明情诗，始终无端。

⑥按纵列从右向左读，前四句是一首五言an韵诗：

诗情明显怨，始璇玑图义。终始心诗兴，无平苏氏理。

⑦按纵列从左向右读，前四句是一首五言i韵诗：

端比作丽辞，无平苏氏理。终始心诗兴，始璇玑图义。

很显然，用二十五个字纵横、反复、颠倒、环绕组成的这几首小诗，把回文诗“始终无端、比作丽辞”的特点和作者创作璇玑图的目的（申发义怨，平衡心理）说得一清二楚。二十五个汉字的表达功能被这位才女发挥得淋漓尽致。

《璇玑图》内涵之丰富为世所罕见，堪称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语言文字艺术瑰宝。而透过这一辉煌成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有方块字良好的编辑性能和汉语优秀的音韵表达功能结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这样的人间奇迹。所以，《璇玑图》是汉字形体美与汉语音韵美的集中体现和综合反映。这里，把笔者精确校对编辑的两种版式《璇玑图》附于文后，供读者鉴赏。

总之，笔者认为，语言是用口腔发出的声音表达思想意义的一种约定，其本质就是用音节对世间事物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命名、赋予称谓。对照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约定的属性去观察汉语与汉字，可以得出一个令国人骄傲的结论，那就是：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语言，汉字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字，汉语与汉字相辅相成，共同谱写了世界上最优秀的语言文化。

附：①《璇玑图》word文字版

②《璇玑图》word图片版

2015年四月于西安

①《璇玑图》word文字版

琴清流楚激弦商秦曲发声悲摧藏音和咏思惟空堂心忧增慕怀惨伤仁

芳廓东步阶西游王姿淑窕窈伯邵南周风兴自后妃荒经离所怀叹嗟智

兰休桃林阴翳桑怀归思广河女卫郑楚樊厉节中闱淫遐旷路伤中情怀

凋翔飞燕巢双鸠土迤逶路遐志咏歌长叹不能奋飞妄清帏房君无家德

茂流泉情水激扬眷颀其人硕兴齐商双发歌我衮衣想华饰容朗镜明圣

熙长君思悲好仇旧蕤葳粲翠荣曜流华观冶容为谁感英曜珠光纷葩虞

阳愁叹发容摧伤乡悲情我感伤情征宫羽同声相追所多思感谁为荣唐

春方殊离仁君荣身苦惟艰生患多殷忧缠情将如何钦苍穹誓终笃志贞

墙禽心滨均深身加怀忧是婴藻文繁虎龙宁自感思岑形荧城荣明庭妙

面伯改汉物日我兼思何漫漫荣曜华雕旗孜孜伤情幽未犹倾苟难闱显

殊在者之品润乎愁苦艰是丁丽壮观饰容侧君在时岩在炎在不受乱华

意诚惑步育浸集悴我生何冤充颜曜绣衣梦想劳形峻慎盛戒义消作重

感故昵飘施愆殃少章时桑诗端无终始诗仁颜贞寒嵯深兴后姬源人荣

故遗亲飘生思愆精徽盛翳风比平始璇情贤丧物岁峨虑渐孽班祸谗章

新旧闻离天罪辜神恨昭感兴作苏心玑明别改知识深微至嬖女因奸臣

霜废远微地积何遐微业孟鹿丽氏诗图显行华终凋渊察大赵婕所佞贤

冰故离隔德怨因幽元倾宣鸣辞理兴义怨土容始松重远伐氏妤恃凶惟

齐君殊乔贵其备旷悼思伤怀日往感年衰念是旧愆涯祸用飞辞恣害圣

洁子我木平根尝远叹永感悲思忧远劳情谁为独居经在昭燕辇极我配

志惟同谁均难苦离戚戚情哀慕岁殊叹时贱女怀叹网防青实汉骄忠英

清新衾阴匀寻辛凤知我者谁世异浮奇倾鄙贱何如罗萌青生成盈贞皇

纯贞志一专所当麟沙流颓逝异浮沉华英翳曜潜阳林西昭景薄榆桑伦

望微精感通明神龙驰若然倏逝惟时年殊白日西移光滋愚谗漫顽凶匹

谁云浮寄身轻飞昭亏不盈无倏必盛有衰无日不陂流蒙谦退休孝慈离

思辉光饬粲殊文德离忠体一违心意志殊愤激何施电疑危远家和雍漂

想群离散妄弧遗怀仪容仰俯荣华丽饰身将与谁为逝容节敦贞淑思浮

怀悲哀声殊乖分圣赀何情忧感惟哀志节上通神祗推持所贞记自恭江

所春伤应翔雁归皇辞成者作体下遗葑菲采者无差生从是敬孝为基湘

亲刚柔有女为贱人房幽处己悯微身长路悲旷感生民梁山殊塞隔河津

说明：此图据网上三种版本互相对照纠错编辑而成。中下紫色区域第三行从右向左读为“时叹殊岁慕”，“慕”当为“暮”之误。但各版本均为“慕”字，故保持原字。

②《璇玑图》word图片版

说明：此图系由①图页面截图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