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2日电 近年来，“搞过头的社会”(society of excess)已成了美国当今的观察与分析观念。所谓的“搞过头”，指的是无论政治、宗教、媒体、经济和社会，只相信权力最大，所有的纪律、行规、自我节制和规范，则都视若无物。于是，愈来愈大的滥权及因而造成的荒唐离谱遂告不断。用美国人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布什所谓的“我们将尽可能的走到最远”！今日出版的香港《明报》刊登署名南方朔的文章《台湾——一个搞过头的社会》指出，而“搞过头的社会”这种景观在台湾社会其实是更加倍的一幕幕在上演着。
如下是该文摘要：
我们遂看到各式各样“搞过头”的现象，因此，“搞过头的社会”，乃是规范与纪律被政治和金钱权力所穿透，是非惨遭践踏的无序社会。而当然，媒体在这种社会的形成中也扮演了一定的推助角色。当媒体失去了古典第四权的价值守护角色，而愈来愈像是个商业机构，则它自己就会加入那个“搞过头”的行列，美国普利策新闻及摄影奖出过多少假造的丑闻，即是例证。此外，我们也还发现到，当媒体商业化后，它还产生一种将丑闻及滥权事件“八卦化”的功能，“八卦化”可供谈助消遣，但却模糊了公是公非的焦点，这也是当今的“搞过头”愈来愈难激起义愤，反而让人在倦怠中渐趋冷漠无力的原因，而“搞过头”的现象也就更加的肆无忌惮一路走下去。
而“搞过头的社会”这种景观，在台湾社会其实是更加倍的一幕幕在上演着。过完农历春节迄今，台湾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无论政治上的“逢中必改”和“批蒋”，一直到“国家语言发展法”和“第二共和宪法”；司法上的一举调整37名检察官人事；再到政策上诸如经济环评要由一至两年缩短为6至8个月；要把台视的日资勒令交给某家绿色媒体；再到“检察总长”陈聪明多次会晤“御医”黄芳彦，“行政院新闻局长”居然直接介入台视日资转让的操作……所有的这些事情，无一不是“搞过头”——要把台湾的“政治内战”搞过头，也要把台湾的整个体制全部清一色的“御用化”。不择手段之权力欲望乃是“搞过头的社会”形成的原因，而整个2007年，台湾除了拼命“搞过头”之外，其实已不可能有新的戏码，而台湾真正的浩劫因素，也将因此而被埋下。
其实，台湾任何稍识政治的都知道，2007年乃是政权保卫的关键年。由于政权的保卫缺乏了政绩做为支撑，在“撇步”上把它搞到最极端，遂成了势所必行的唯一法门。这些“撇步”大体可分为三：一是将台湾的“政治内战”极大化；二是全面掌控司法这个工具，做为政治上必要的武器；三是尽量向财团招手，营造气氛。于是，围绕这些“撇步”的“搞过头”即告出现——而论“搞”，这个字其实并非中原字和中原音，赵元任先生在台湾商务印书馆所出的演讲集《语言问题》里早已有过讨论，杜正胜该找来读一读！
因此，“逢中必改”、“批蒋”、“国家语言发展法”和“中华民国第二共和宪法”，这些都是在搞“政治内战”，藉着把问题“搞过头”，而将一切的台湾问题全部简化成“族群敌我”问题，并藉以掩盖其它具体的政绩、民生、治安问题。而台湾媒体所未曾注意到的，乃是“国家语言发展法”其实乃是为废汉语汉字，替河洛话的罗马拼音化走出过渡的第一步；正如同“中华民国第二共和宪法”，虽顶着“中华民国”这个帽子，但这个帽子乃是暂时性的过渡，否则就不会这边顶着“中华民国”这个帽子，而另一边却又“逢中必改”了。反正任何可以搞“政治内战”的题目，都会在往后这一段时间无所不用其极的“搞过头”。问题只是这种伎俩早已行之已久，边际效用已渐，于是遂有了最关键的调动检察官、控制司法的“搞过头”。
众所周知，台湾无论“宪法”、检调、审判，在许多人的眼中都只不过是工具。而掌控检察系统，一到选举就可对敌营展开诸如买票贿选之调查，而让对手落选。这种以检察系统来变相助选之事，陈定南当“法务部长”时即曾牛刀小试，效果斐然。这次施茂林甘冒天下大不韪而大举调动检察官，在操盘者的算计里，为选举而已。它和“新闻局”操作台视股权，同属“搞过头”的现象之一。T台制造假新闻，当然是媒体的重大耻辱，这也是一种“搞过头”，但与有权者操控司法及媒体，以及“检察首长”私会“御医”通风报信传达指令相比，只是大巫小巫之差而已。这与环评缩短时程为公司护航这种“搞过头”相同，也是在为选举服务。
美国这个“搞过头的社会”，已使得美国国民付出惨重的代价，包括国际形象严重受创、国家资源配置失当、普遍人民福祉受损、整个美国在人权与秩序上亦严重倒退。而台湾目前正在无所不用其极的“搞过头”，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湾最大规模的倒退，台湾其实正加速走在“法西斯化”的方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