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阅读日”是不是救命稻草？

余秋雨反对设“国家阅读日”，我赞成。如果好书太少，设“国家阅读日”也只是一根救命稻草。但他说“阅读更多是浪费生命”，我不敢苟同。
我支持余秋雨，反对设“国家阅读日”，有四个理由：
一、在有“世界读书日”的情况下，再设“国家阅读日”无疑是架床叠屋，多此一举。目前有许多国际性节日，但人们比较熟悉的只有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等，其它很多国际性节日，只有在相关部门举行庆祝活动，媒体予以报道后，人们才想起这个节日来。在有国际性节日的情况下，觉得这个问题重要就增设类似的节日，觉得那个问题重要也增设类似的节日，不但使节日过多过滥，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还会浪费相关部门大量的人力、精力和财力。
二、阅读不仅仅是读书，也不仅仅是读有字书，广义的阅读其涵义十分广泛，阅读不仅可以通过看书、读报刊、浏览网页、欣赏视听媒体等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媒体进行，还有以读心、阅事、观世等以无字书的形式进行。与其增设一个“国家阅读日”，不如大做“国际读书日”的文章，引导人们迈向广义的阅读，让人们将“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有机地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指导实践，使书籍成为人们“解惑”的工具，通向“不惑”的桥梁。
三、利益是人们行动的指南针，如果读书给人们带来的益处多，没有“国家阅读日”、“国际读书日”，人们也会重视读书。相反，如果读书给人们带来的益处少，甚至没有明显的益处，即使设“国家阅读年”，年年开展“国家阅读月”活动，也难以唤起国民的普遍读书兴趣。
常言道“好书不厌百回读”，一本好书能让人手不释卷，废寝忘食，受益匪浅，有的甚至使人终生受益。是不是一本好书，应该获得大多数读者的认可，不能完全由所谓的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委来决定。一本好书要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实用性俱佳，为什么会出现“叫好的不叫卖，叫卖的不叫好”的现象？“物择天竞，适者生存”，关键在于大多叫好的书可读性、实用性不强，而叫卖的书则思想性、艺术性不佳，如果思想性、艺术性强的书不能在可读性、实用性上超过思想性、艺术性不佳的书，难免让思想性不强的书占了上风，这能怪读者，这能怪思想性不强的书吗？书籍是传播思想和艺术的载体，就像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却在打扮上不修边幅，说起话来深奥难懂，人们只会敬而远之，空有满腹经纶。
对于现在读书的人越来越少，我认为不能简单地将板子打在老百姓的屁股上，而是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因素。据我分析，影响国民阅读的主要因素有：
一是我国古代少有可读性、实用性强的书，像圣贤书可读性不强，唐诗、宋词虽有可读性，但实用性不强，读了这些流行的书如果不能当官发财，就是“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大多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那样，连贩夫走卒都不如，结果沦落到“臭老九”的地位。虽然我国古代对读书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等溢美之词，除了极少数人能通过读书走上当官发财之路外，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并不能从读书中获益，于是十有九笑读书呆，读书风难兴起来。  
二是解放后很多书成了政治宣传工具，连文学作品也不例外，而“理论是灰色”的，在绝大多数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老百姓看来，书成了政治说教，自然兴味索然，味同嚼蜡。虽然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书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但一些人已形成思维定势，不但自己难以改变对书的不好印象，而且还会影响一些身边的人。
三是指导实践的实用性强的书太少，当书不能指导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书不能给人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利益，知识不但不能给人带来力量，“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就成了美丽的童话、奇妙的神话，就成了流传最广的“谎言”和“毒药”，就会使更多的人远离书籍。以前很多书内容空洞，尽是大道理，由于写书不需要真才实学，只需按套路人云亦云，一些书的内容似曾相识，说起来这些作者才华横溢，实则腹中空空，教材尤其如此。教材特别是文科教材中很少有像《内科学》、《外科学》那样操作性强的，所以我常劝一些熟人，如果不是想获得一纸文凭，为找工作提供方便，千万不要看教科书，看了也是白看。在进入21世纪后，实用性强的书籍走俏就能说明这一点，但时间来得晚了点，一些人早就形成了看到书就打瞌睡的习惯。
四是“垃圾书”太多，读这些书纯粹是浪费时间，有的甚至误人子弟，就像余秋雨所说的“阅读更多是浪费生命”。
国人有出书崇拜，即使自己出了一本没人买甚至上不了书架的“垃圾书”，也全无羞愧之心，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作家也好，诗人也好，学者也好，其中有几成不是自费出版（专业术语为“补贴出版”）的，出版社付稿费的书中又有几成好销？在中国这个十三亿人的图书大市场，除开像《新华字典》、《汉语大词典》一类的工具书，以前的红宝书，现在主要由集体购买的政治学习类书籍，有几本发行量超过一千万册的？
我国作家多，但不需要自费出书的作家少，书畅销的作家更少。可以这么说，写书、出书尽管不能让一些人滚滚财源，甚至还要“放血”破费，但可以给一些人带来好工作、好职务、好名声，所以人们趋之若鹜，但对读者来说并非开卷有益。
五是出版社乱炒一气，跟风严重，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群魔，损害了图书的整体形象。一些出版社出不了畅销书，就祭起炒作的法宝来，一些炒作起来的书并没有什么看头，看了也没什么益处，一些炒起来的作家“雷声大，雨点小”，名不副实，写不出值得一看的好书，加上一些好书畅销后跟风四起，东施当道，令人莫衷一是。图书市场如此混乱，人们不省钱换清静才怪。
六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书籍的需求有大有小，人们是按需而学，而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解决国民读书少的根本在于发掘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对于专家、学者，不仅书的数量要多，范围也要广，对于平常百姓而言，主要以实用性的书为主。“学到用时方恨少”，对人们来说，不在于读书多少，而在于工作、生活、学习中能用上的知识有多少，当人们觉得从书上学到的东西不够用时，就会如饥似渴地学习书本知识，而当人们觉得书本上的知识没什么用时，对书本就处于一种假饱状态，因此我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让书变得更有“营养”，治治一些人的“消化不良”。
七是应试教育后遗症作怪，导致人们上学时厌学、逃学，毕业后绝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成年后的阅读兴趣。我国的应试教育和灌输式教学，教材的实用性差，学生又常常陷身于书（教辅）山题海等现象，使一些学生从小就有不得不读书的压力，对读书有抵触情绪。如果从学生时代起就学一些实用知识，养成学以致用的习惯，长大后遇到工作、生活、学习中的问题，就会以书本为师，书籍的需求量自然就大了。
八是提倡读书的方式不对，崇尚虚学，轻视实学，读书越多，收获的虚效就越多，实效就越少，人们与真才实学渐行渐远，一旦学习刻苦与受益相差较大，不但学习者逐渐缺少学习热情，也会成为身边人的反面典型，使更多的人相信“读书无用论”。现在一提读书，有些人就提倡看经典名著，但是不是看了经典名著就有文化底蕴了？就变得能干起来？知识就变成了力量？如果饱学之士只能夸夸其谈，就会变成反面典型，让人对读书望而生畏，这些人不读书还好些。
九是缺乏大量读书兴家、读书致富的榜样，书呆子比比皆是，儒商却少得可怜，不是头脑简单或爱幻想的人，谁去做徒劳无益的事？人们上学读书大多只是为了找个好工作，当公务员、当白领，这种意识严重影响了读书的积极性。即使我国能出几个诺贝尔奖得主，其影响也十分有限，因为他们离我们的生活太遥远了。要想激起人们的读书兴趣，就需要千千万万个学习改变命运的榜样，如果读书多的人日子大多比读书少的过得好，生活比读书少的人过得丰富多彩，处理各种问题比读书少的人能干，何愁人们没有向学热情，何愁兴不起向学之风？像现在一些读书人毕业后只想找工作，也只能找工作，只会吃“政策饭（如提高经济待遇才能过好日子）”，不会吃“市场饭（如通过开店、办厂、从事报酬与业务挂钩的工作获取高收入）”，这能让人相信“知识就是力量”？还有大学毕业生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回家务家连文盲都不如，不说如何科技兴农，就连勤劳致富也做不到，这能鼓励农民们去买书读？能让广大农民对儿女说读书越多越好？
四、解决国民读书少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综合治理，要从科学发展观出发，既消除传统因素的影响，更防止出现和积极解决现实中的不利因素。解决国民读书少问题要像中医一样对症下药，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药方，不能像西医一样，内科不分对象下一样的药，外科动不动就来个“一刀切”。不然，别说是请著名作家王安忆、张抗抗、梁晓声、赵丽宏等联署提案设“国家阅读日”，就是让全国数以万计的大大小小作家联署提案，让他们以身作则地读书，也是白搭。
虽说报纸、杂志、电视、网络对人们读书有一定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影响。就说报纸吧，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报纸有几成人爱看？但现在很多地方性的报纸发行量超过百万份，主要原因就是报纸实用性强，而过去人们不爱看报纸，就是因为报纸与人们生活相关的东西太少。曾有人预测电视和网络将打压、挤占报纸的市场空间，即使在娱乐媒体十分发达的日本，报纸发行也没有衰退的迹象。为什么电视和网络偏偏对书籍的影响大？难怪时至今年“两会”，提案人连提五次设立“国家阅读日”，都没能引起重视。
其实，提高国民读书兴趣的途径很多，我认为关键的途径有两个：一是从娃娃抓起，从小养成学知识、用知识的良好习惯，虽然见效慢了点，但可以像银行爱给大学生和中小学生办信用卡一样，培养市场嘛。二是出版社要从实用方面打开人们阅读的突破口，如与媒体合作经常开展一些学知识、用知识的活动，让人们尝到学知识、用知识的乐趣和甜头。出版社要像垂钓者一样，舍得“打窝子”，善于“打窝子”，钓起人们的学习兴趣，逐渐将人们引导到爱读书、读好书的方向。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出版业是高智商人才汇集的行业，作者群体也是藏龙卧虎，精英荟萃，如果这么多“优秀”人才都没法培养起国民的读书兴趣，人们不禁要质问：读书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