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方块汉字——当今世界上仅存的表意文字，实现了从键盘输入居于高科技龙头地位的“电脑”，并且给力于国产的智能软件，后来居上，其输入的速度超越了英语拼音文字的一倍之多。这确实震撼了对于汉字存有偏见的洋人以及崇洋之人士：古老的汉字毫不逊色地跨进了信息化时代的先进行列。所以说汉字的精彩，我们也可以由此窥豹一斑。
优胜劣汰，这是举世公认的生存法则。汉字的精彩，首先表现在其充分地适应了方言繁多的汉语系统。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汉语采用了拼音文字，那么同样操以汉语的闽南人所拼写的闽南话，结果就连比邻的闽北人都摇头读不懂，那就更不用说其他方言区中的群体了。换言之，历史上即使有过汉语拼音化的构想或策划，也必然被淘汰而夭折。——正是由于汉字不受方言分歧的限制，因而在幅员辽阔疆土上，为不同地域之间的交往和沟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成了我国民族凝聚的纽带，成了国家统一的象征。汉字所记录并传播的丰富灿烂、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不仅惠及了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并且为世界的文明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适者生存的方块汉字还东渡到了日本，成了日文中的“当用汉字”，有的甚至连读音都照搬了过去——诸如“唐音”、“吴音”等等。不言而喻，我们的汉字无疑是优胜者，无疑是中华文化之瑰宝。
汉字不仅是我们的书写符号，而且现代的科学家们经调查后发现，还有其出人意料的特异功效：使用汉字的我们国人和日本人中居然较少患有非损伤性的失语症。究其原因，则是在于汉字的一字一形、表意而不表音的古老特性。现代的神经科学揭示了，方块汉字的识记和使用需要大脑的左右半球协同作用而予以实现；拼音文字所转化的语言则是偏向干左半球活动的“单脑语言”，——而非损伤性的失语症恰是左半球的语言中枢衰变的结果。有鉴于此，现在的一些西方国家已经采用了学汉语以习汉字的方法来治疗失语症，意在开发右脑的代偿功能，同时使得左半球的语言功能得以修复，并且取得了明确的疗效。
通过比较，汉字的精彩显而易见。然而，凡物皆有其固有的两面性，表意的汉字也并不例外。
人们常说汉字难读、难写、难记，因而消耗了习者的大量时间与精力：国人的扫盲时间一般认为约需五年，而在拼音文字的国家则为二年左右的时间。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还远不足以因此而得出“汉字是中国落后的根源”这个结论。
客观地说，汉字作为系统而言，我们认为应该分成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以新文化运动为界：之前的是一个完全封闭的文字系统，其中除了汉字还是汉字；随之而起的则为一个兼容的开放系统，其中引进了拼音文字的字母符号，即在汉字系统中植入了外来文字的“基因”。
我们认为，一个封闭的汉字系统，曾经只是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源。这是由于汉字普遍表现为一字一形一音的形式，所以汉字系统中并无不表意的声音“空壳”——如拼音文字中仅用来表示读音的字母。《林海雪原》中的“字字血，声声泪”，便是汉字表意特性的精彩范例。固然汉字的表意特性本不为过，然而“空壳”的缺失，却使中国失去了现代科技语言创生的现实基础，从而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科技的进步与发展。
一个简单的实例就是著名的毕氏定理（即毕达哥拉斯定理），——在我国则称之为勾股定理的。这是由于早在中国古代的《周髀算经》中，就记录有商高经典的“……故折矩，勾广三，股修四，经隅五”的因果推理，因而曾有学者主张称其为“商高定理”。事实上，即使被命名为“商高定理”，也绝无可能为国外学界所接受，或将引来“侵权”之诉讼。其理由十分简单，因为在先的商高只是表述了“勾三股四弦五”遂成直角的一个特例而已，远未达到概括出直角三角形所具有普遍意义的三边之间关系的高度，如同a²+b²=c²。不言而喻，这恰恰是文字的“空壳”单元，其为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提供了无限广阔的思想空间，譬如构成直角三角形的边长数量是无穷无尽的，远非一个“勾三股四弦五”的特例罢了。同样，我们不能想象数学家陈景润先生在成就“陈氏定理”时，可以没有“躯壳”的帮助；药学家屠呦呦导师于新近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时，其在有关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的论文中可以没有“空壳”的出现。
因而，汉字系统外来基因的植入，则为我国新的文化业态的发展和科技的腾飞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记录、表述和传播的空壳单元，从而则为新事物、新思想、新发现和新发明之涌现，提供了无始无终、无形无实和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