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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允富:炎黄文化和仓颉文化

[日期:2011-05-29] 来源:语言文字网  作者:林允富 [字体: ]

炎黄文化和仓颉文化 

仓颉造字·书同文字·规范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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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允富

 

一、仓颉是汉字规范第一人

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也是从诞生起一直使用到现在未曾中断、寿命最长的文字。它记录了五千年丰富灿烂的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之一。

汉字是怎样产生的?汉字是为了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而产生的。语言的历史远长于文字,汉语的历史比汉字的历史长得多。在我国,汉字产生以前,有所谓结绳记事的传说和记载。《易经·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guài,六十四卦之一)。”这基本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而在汉字的产生问题上,有广为流传的仓颉造字之说。这种传说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的文献里。《吕氏春秋·君守》说:“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荀子·解蔽》说:“故好书者众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到了秦汉时代,仓颉造字之说流传更广,影响更深。《淮南子·本经训》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夜鬼哭。” 李斯统一文字时所编的儿童识字课本,第一句就是“仓颉作书”,所以他编的课本叫做《仓颉篇》。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则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又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到了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练字》篇产生了“文象立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的名句。

把汉字的创造说成仓颉一人所为显然是不妥的,把这一传说神秘化更是不正确的。实际上,文字是在古代先民们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共同创造的。文字起源于图画,这是人们的共识。所以鲁迅说:“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坛》)这种说法是可信的。萌芽期的文字可能是分散的,不成系统的,经“史官一采集”,再予以整理、加工、完善、提高,使之同语言中的词完全对应并逐渐固定下来,“便可以敷衍记事了”。

但仓颉造字传说毕竟是先民对于“作书”先行者的一种隆重的纪念,其中也不乏可信之处。例如,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就是既符合历史的发展,又符合汉字产生的实际。文字产生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是国家管理和政事往来的需要。仓颉是史官,因而最有可能对群众中产生的分散的文字加以“采集”和“整理”。仓颉所处的时代,应在原始文字有了一定数量积累的阶段,作为史官,长期从事采集整理文字的工作,因而逐步掌握了文字结构的规律,以及用文字记录语言的规律,成为这一方面的专家。章太炎在《造字缘起说》中指出:“一二三诸文,横之纵之,本无定也。马牛鱼鸟诸形,势则卧起飞伏,皆可则象也;体则鳞羽毛鬣,皆可增损也。字各异形,则不足以合契。仓颉者,盖使整齐划一,下笔不容增损。由是率尔著之符号,始为约定俗成之契。”这里所谓“下笔不容增损”云云,或许有点过分,但他强调仓颉在汉字整理、规范方面的作用,无疑是正确的。可以认为,仓颉是从原始文字过渡到规范文字的过程中,起了独特作用的一位伟大人物。因此,我们可以说,仓颉是汉字规范第一人。

二、“书同文字”是中华民族统一的伟业

“书同文字”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相传周宣王时的《史籀篇》,是教学童识字的课本。周王朝是一个统一王朝,其文字当是全国统一的。《周礼·春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郑笺:“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书之文字,得能读之。”这里,“四方”就是全国各地。所以“掌达书名于四方”就是负责让全国各地使用统一的文字。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便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而“书同文”的具体政策则是“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即先前六国文字中凡与秦国文字不同的一律废止。秦王朝不仅使政治上的大一统成为后世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而且奠定了汉字“书同文”的坚实基础。其后,对秦之统一大业(包括政治的统一和文字的统一),两汉继之;魏晋南北朝乱之,隋唐又继之;此后的宋元明清一直未曾中断地继承下来。

考察我国政治统一与文字统一的关系可以看出,凡政治统一,文字必统一,凡政治分裂,文字必不统一。试看:商周统一,文字统一;春秋战国乱之,文字混乱;秦汉统一,文字统一;魏晋南北朝分裂,文字混乱;隋唐统一,宋元明清继之,文字统一;最近六十余年来两岸分治,文字又不统一。由此得出一条结论:政治统一,文字必统一。从上面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汉字是一种容易受政治影响的文字,在这一点上,不如英文。周有光说:“英语的规范化水平是很高的,……英语应用地域很广,能够有如此高的规范化水平,其中一定有奥妙。奥妙是什么呢?是英语不受政治的影响。这一点非常重要,值得汉语学习。”(《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第4期的《卷首语》)所以,当前促成两岸四地汉字实现新世纪的“书同文”,必须促成祖国政治上的统一方可最终实现。《三国演义》第一回:“话说天下大势,久分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上述中国历史分合递变的规律,但统一是“天下大势”,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试想,当年若不是美国发动朝鲜战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台湾早就与大陆统一了,还会有今天两岸汉字的“繁简并立”?没有两岸的“繁简并立”,港澳“回归”,自然也就实行大陆的“规范汉字”,无疑,早已是“书同文”的一统天下。

但是,我们也不能等到国家统一了,再去筹划汉字的统一。十多年前,就有大陆和台湾的有识之士谋划两岸的“书同文”事业。十多年来,他们发起的民间汉字书同文研究事业已蔚为大观。现在不仅一年一度的书同文研讨会已经开了13届,《汉字书同文》论文集已经出版了9辑,她的旗下,已经团结了两岸四地及全世界华人华侨共四百余位专家学者,而且,这样的民间活动正在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在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民间书同文研究,得到了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大力支持,其机关刊物《语文建设通讯》在宣传民间书同文事业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规范汉字”是21世纪“书同文”的基础

民间的“书同文”研究代表了民意,而政府的“书同文”研究才是根本。

国家重大项目《通用规范汉字表》,是贯彻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重要举措,也是为国家实现完全统一后中华民族实现“书同文”的实质性“工程”,是21世纪“书同文”的基础。2009年8月,《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以下除需要外简称《字表》)向全社会公布,公开征求意见,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尚未正式公布。本来该项目为“十五”重大项目,原来的课题名称是《规范汉字表》,无“通用”二字。后来改为《通用规范汉字表》,可能要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相一致。但光从研制时间上足可看出专家组的审慎和高度负责精神。“十五”项目,“十一五”已经结束了还未出台,也可想见其中“工程”之艰巨。我认为,这样做,符合汉字发展和汉字研究的规律。语言的发展要符合“约定俗成”的原则,汉字的发展要符合“渐进率”,否则,社会就不能很好地“接受和适应”,甚至导致失败。《字表》中“44个微调字”在征求意见中群众“反弹”意见最多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仓促出台,招致社会强烈反弹,最后不得不废止就是深刻的教训。当然,我们推行《汉字简化方案》(包括据此编制的《简化字总表》)由于实行“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八字方针而取得成功,则是正面的经验。我认为,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同样珍贵。我们这一次正式出台《通用规范汉字表》之前,应该将科学性、系统性、社会性三者很好地“结合”,能够吸收民间的研究成果,借鉴台湾、港澳汉字研究的合理成分,成为“集大成”的成果,一旦正式公布,就会被社会广泛接受,很快适应。

现在的讨论,只能以《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为基础。去年8月,《字表》公布后,笔者在《西安晚报》2009年9月7日《文化纵横》版的《对汉字整形的理性思考》一文中谈了对《字表》的意见。在文中“对《字表》的总体看法”部分,我认为《字表》的成功之处有四:(一)对繁简之争有了一个明确的回应,坚持了汉字简化的方向。(二)进一步解决了异体字的问题,“释放”了51个异体字。这51个异体字主要是姓氏用字、人名用字、地名用字、科技术语用字,给户籍管理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会带来方便。(三)补充了一些必要的字。补充字,除“释放”的51个异体字外,还在《简化字总表》2235简化字的基础上,再类推出265个,使总数达2500个,以满足语言生活的需要。另外,还根据现实生活状况收录了6个原来的繁体字,并加注说明了使用范围。(四)确定了通用汉字的字量、字级、宋体字形,使通用字达8300个。

在文中“对44个‘微调’字的意见”部分,我肯定了《字表》提出的“亲、榇、杀”等17个字,其中“底木”一律“不带钩”;“辱、褥、缛、溽”等字中的“辱”偏旁,凡包围结构一律改为上下结构,与“辱”一致;“籴、汆、褰、衾”从汉字书法“避重捺”的原则出发,末笔都改为“长点”,字体更美观。“毂”,是个错字,当然应该改(依规范的繁体类推简化,左下的“车”上面应有一短“横”)。“琴、瑟、琵、琶、徵”5个字,“巺、撰、馔、噀”4个字,“恿、瞥、憋”3个字和“魅”共13个字,可以不改,理由是:前12个字不该“无大碍”,甚至更美观,“魅”字的“未”偏旁“无重捺”,末笔不需要改为“长点”。

《字表》征求意见结束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我们热切地盼望和殷切地期待《通用规范汉字表》的正式出台。

林允富:西北大学教授 

 

仓颉庙内仓颉塑像•黄新年摄

仓颉庙内仓颉塑像·黄新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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