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是 对 语言 着迷 的 政协 委员
（发表 在 湖南 省 政协 文史 学习 委员会2009 年 编辑 的 《我 是 政协 委员》 wsxxw4307555@126.com）
我做省政协委员写的第一个提案就是《贯彻语言法律，加强湖南语言工作》，得到湖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领导来我单位做的现场答复。
从1982年开始国家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从1997年开始国家把每年9月第三个星期确定成“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颁布的国家语言法律已经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是“普通话”，国家通用文字是“规范汉字”，拼写普通话和给规范汉字注音的工具是“汉语拼音”。这些语言现代化成果，是在废除文言文和繁体字的基础上取得的，使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演变成了文化得到普及的国家。在全球汉语热，国家实施汉语战略的今天，认真宣传、学习和遵守国家语言法律显得非常有现实价值。
我和语言及其文字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节是从1980年上大学开始的。大学3年级的时候普通话开始被宪法保护。上大学以前，我从来没有说过普通话，也很少听过普通话，因为我在小学和中学的老师都是用方言给我上课，除了转播中央新闻联播，连公社（现在是乡镇）的有线广播都用方言。当然没有收音机和电视机可以帮助我接触普通话。命运偏偏跟我对着干。我报考湘潭大学历史系却把我录取在中文系。我却要跟命运对着干。我没有去想我的专业好不好，而是学什么热爱什么，缺少什么学什么。那时也没有磁带等可以用来学习普通话。我还记得我拿着学校给我们学习用的小录音机找现代汉语老师彭根武老师录音学习普通话。后来我跟李永明老师学习汉语方言学，终于使我方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我的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研究我的家乡方言衡山话。今天我终于成了语言学博士，语言学教授，能够用普通话给我的学生传授我的研究心得。
我对语言已经有一种职业敏感。在这个语言学道路上，还有几件事情值得回忆。他在湘潭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就积极参加语言研究活动，在老师的指导下率先发起成立学生文字改革研究小组。他从大学本科毕业分配到湖南科技学院工作的第二年开始就在《光明日报》发表论文《谈语言在信息符号中的地位》、《汉字繁简和应用规范》，并且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转载。
在中国人民大学上研究生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李鹏总理题词用字不规范，夹杂繁体字、异体字，就写信给他。不久我被叫到语言研究所办公室接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表示感谢，以后注意写好规范字。不久我再次看到总理的题词，果然用字规范了，于是我写了《有感于总理写规范字》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1990年08月18日第1版“今日谈”栏目。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不了解的说曾经有一个小学生给总理写信提醒总理写规范字。了解我的总是调笑我：“这是跟总理有过交往的人”。
来到湖南师范大学工作以后，除了研究和教学仍然关注社会语言问题，发表了《普通文字学中的“字”及有关理论问题》、《汉语拼音正词法和汉语的“词式书写”》、《提高中国语文教育的效率》、《汉语拼音应用的优势、局限和问题》等论文以外，还带领学生在长沙街头进行有关调查。1991年12月2日我在学校领导支持下，带领湖南师范大学100多名学习语言学的同学走上长沙街头调查社会用字，宣传文字规范化。长沙电视台“八角亭”栏目跟踪拍摄记录活动过程，在1992年４月１７日进行了《净化祖国文字——我们市社会用字调查》的专题报道。为了引导书法领域促进汉字应用规范，他利用自己的书法特长，不仅发表了《现代汉字的书法》等论文，还出版了《现代汉字钢笔字快写艺术》、《实用书法》等著作。
最近坐公共汽车的时候，长沙五一广场附近几个地方出现的路牌“西长街”引起我注意，因为其中的的“长”居然是一个错字，右下角的捺上面多了一撇。在这个电脑写字时代别字常见，错字已经少见。大概是手工写的所以错了。这非常影响长沙做为文明城市的形象。
最近10多年以来，我对汉语的词问题和词式书写改革方向的研究和实践特别投入。单纯从书写方式的改革来看，我们经历了标点符号的引进，书写顺序的改革。原来是汉字一个一个不间断排列，现在有了标点符号，可以标记段落、句子的语音停顿等。原来是字之间从上到下，行之间从右到左，现在采用了国际通用的方式。但是，到现在为止汉字仍然没有使词的界限在书面上得到体现，就是停留字式书写的基础上，没有改进成词式书写。不少人还产生误解，以为汉语的“字”就是“词”，同时错误地把英语的“词典”反过来叫做“字典”。中国的学校在对内汉语教学中，一直采用“生字”教学的旧模式。在学校拼音教学中，拒绝采用国家标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例如，小学语文教材把“一会儿yihuir”这１个词按照３个字分开拼写，本来只有两个音节“一＋会儿”，结果读成３个音节“一yi＋会hui＋儿er”。这怎么能够学好普通话？不过，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却毫无例外地采用“生词”教学的国际通用的模式。
长沙街头曾经有一个广告出现：“香港人气少女歌星”。由于没有实行词式书写，有几种可能的理解：“香港＋人气＋少，女＋歌星”，“香港人＋气＋少女，歌星”，“香港人＋气＋少，女＋歌星”，最后才确定是“香港＋人气＋少女＋歌星”。读汉语真的麻烦！如果能够把这里的符号“＋”，替换成类似英语单词之间的空格，实行词式书写，不是就少了许多这样的麻烦了吗？
在一种慢节奏和低要求的信息交流社会中，这种麻烦不会引起人们的高度注意。但是，在现代信息社会中，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例如，用计算机自动处理语言信息，如果没有词的界限，就无法获得可靠的信息。于是，在汉语信息处理的入口要对原始汉语文本进行词切分的基本处理。这不是汉语的落后书写方式带来的严重麻烦吗？如果我们的原始文本像英语一样一个一个的词得到了分离，就不会有这个麻烦。所以，我们应该实行词式书写，而不是继续保持在字式书写的局面。
有人问我：如果按照您提倡的词式样书写的方式书写汉语，写起来不是很麻烦吗？我们没有这个习惯，况且我们不能很好地确定哪些是词哪些不是？我认为，我们就是要养成新的习惯。改变习惯很难，但是改变了就会带来巨大的效益。麻烦一个写的人，方便千万个读的人。如果从小学语文教学开始，一个词一个词地教，正如英语教学一样，那么，要确定什么是词什么不是词，也就不是一个问题了。
我不仅提倡词式书写理论，而且坚持在写作中实践词式书写，哪怕是课堂板书和写信都坚持词式书写。我主编并且不断修订的《语言理论》教材，作为湖南省高等教育２１世纪课程教材，已经全部采用词式书写的方式排版，我个人的基本专著也实行了词式书写。这要感谢出版它们的中南大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敢于出版词式书写格式的图书。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均教授在《语言理论》序言中肯定和鼓励说：“肯定有人会反对，因为不习惯。我们说不要怕……我们衷心祝愿本书的首创行为能够经受住考验，获得成功！”
我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带着一种语言历史使命感，始终不忘记中国语言的现代化和社会语言问题，时刻关注中国语言发展的前途。200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他的《词和字研究——中国语言规划的语言共性和汉语个性》，2008年出版《词和词式书写研究——中国语言规划新展望》集中体现了他的语言现代化思想。
怀着对家乡文化的深厚感情和职业历史使命感，我上大学以后到现在不停地研究家乡方言。在1999年出版著作《衡山方言研究》以后，又对衡山和南岳的350个村子进行地毯式调查和研究，到2003年完成了博士论文《衡山南岳方言地理研究》，并且指导研究生做《衡山方言“夹山腔”语音系统》、《衡山方言日常词汇词典》等专题研究。
为了普及语言理论，促进语言理论教学，我从１９９４年以来一个人出资金创办《语言理论（教师）通讯》刊物，承担全部的编辑、排版和发行任务，并且用坚持10多年，已经先后出版２０多期。这个行动得到了全国许多同行专家，包括民进湖南省委副主委周秋光教授的，从精神到物质上的肯定支持。这个刊物也成为我最先在出版物实践词式书写的主要阵地。
我3次从综合性大学毕业或者博士后出站以后，都到了师范大学工作。我对自己能够从事人才培养，特别是能够从事教师人才培养工作，非常乐意，感到非常有意义，最能够体现自己的价值。在他我曾经担任对外汉语教研室主任，主要参与筹备湖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的前身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的过程中。我在从事本科“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过程中，每年给年级考试第一名的同学奖励一本《现代汉语词典》，鼓励不少人考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大学的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在我的鼓励和帮助下，例如湖南师范大学１９９８年级国家中文基地班的３０个学生有三分之一的同学毕业以后考上了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创造最高记录。
作为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理事，我觉得能够用尽自己的能力，把正确的语言理论普及到更多的中国人那里，最终提高中国语言发展和使用的效率，是他最大的人生价值的实现。
作为民进会员，湖南省政协委员，我积极参政议政。1991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2002年当选民进湖南师范大学委员会副主委。从２０００年以来，几乎每年都参加民进省委的重大课题调查研究，并且执笔撰写了不少调研报告。这些调研报告和合作发表的论文包括《建设岳麓山大学城，加快湖南高教改革和发展》、《建设岳麓山大学城的构想》、《湖南省２１世纪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研究》、《抓住战略机遇，大力发展湖南民办高等教育》、《充份发挥高等教育在湖南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湖南新农村建设中国土流转的问题和对策》等。2008年以来他提交了《贯彻语言法律，加强湖南语言工作》等政协提案，《湖南小学“品德与社会”教材为什么介绍的是河北情况》等被报送省主要领导的省政协主办的《社情民意》采用。
我的努力引起社会关注。《湖南日报》１９９６年２月１日用标题《迷恋语言文字的人——记湖南师范大学对外汉语教研室主任彭泽润》报道我。《湖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学者随笔”栏目发表我的文章《学术就是力量》。2006年以来我应邀做《北华大学学报》“焦点论坛”、“语言规划和现代化”栏目的特约主持人。2004年以来先后应邀到西北民族大学、河西学院、新疆大学、曲阜师范大学、济南大学、信阳师范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通化师范学院、北华大学、吉林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吉首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大学做学术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