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收藏辞书最多的人

　　■记者 杨静

　　王英余，辞书收藏家、中国石油黑龙江销售黑河分公司退休职工。他痴心辞书收藏37个春秋，拥有各种版本的辞书3000余册。其中晚清、民国时期的辞书近百种，在辞书收藏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康熙字典》有10个版本，《辞海》则收藏了103个版本。他被中国收藏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中国世界纪录协会颁发证书，称他为“世界上收藏辞书最多的人”。2010年，被“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认证为“个人收藏辞典 （字典）之最”。目前，他正在申报世界吉尼斯纪录。


一部《中华大字典》开启收藏之门
　　走进燕郊育博苑小区,很容易就能找到王英余的家。在5号楼下,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有户阳台的玻璃上写着醒目的三个大字“辞书馆”,这样的标识指引记者一路进入辞书陈列处——王英余的书房。
　　这是个“四面环书”的世界，3000多册辞书整齐摆满了十排铁质书架，最上层的书直抵天花板，为这间20余平米的房间筑起一圈书墙。窗台、地板、未开封的纸箱中，也放满了正待整理的各类辞书。房间正中一张长条书桌，铺着雅致的墨绿色桌布，左右各放四把木椅，这是王英余为方便读者查阅辞书、记录资料而特别设置的。
　　今年53岁的王英余平日不善言辞，但一谈到辞书收藏，他却有很多话要说。
　　在众多藏书中，父亲留给他的一部《中华大字典》最为珍贵，也正是它开启了王英余的辞书收藏之门。
　　四十多年前，这部《中华大字典》被父亲的同事借走没有归还，一向为人慷慨的父亲讨要了几次都没有结果，甚是焦虑。这件事让少年时代的王英余感觉到，辞书在父亲心目中的地位，也深深地喜欢上了辞书收藏。
　　刚参加工作不久后发生的另一件事更让王英余认识到，辞典不仅重要，更有实际用途。上世纪70年代，王英余参加《山西青年》杂志举办的全国第一次读书知识竞赛，因为一道诗句接龙题目，遗憾地没有获得满分。而一次偶然机会，在翻看一本诗词辞典时他轻松地找到了答案。“原来辞典不仅能查字查词，还可以涵盖诗歌的内容，那它还有没有别的形式呢？”从此，王英余迸发了搜集和收藏辞书的热情，这把热情之火一燃烧就是30多年。
　　30余载春秋,王英余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年近花甲的老者，他的藏书也从仅有的一部《中华大字典》发展到涵盖词典、政治、经济、科技、文学、艺术等19个种类、3000多册的图书。光是退休时从黑河寄到燕郊的书，就用了70个邮政包裹，重达990公斤。


辞书助力发展每一步
　　对于辞书，王英余并未仅满足于增加收藏数量，他还利用辞书实现了自身学识和修养的提高。“仔细回想，我发展的每一步都与辞书有关。”，王英余这样描述自己与辞书的关系。
　　1972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王英余结束学业投入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在黑龙江绥化新曙光铁矿担任文书。只有高小文化的王英余对于新工作并不是很得心应手，这时，《中华大字典》派上了用场，遇到拿不准的字词他经常查阅，利用它来纠正错误，掌握新词汇。父亲留给他的另一部《辞源》则更像是一部大百科全书，典章制度、历史人物，甚至风俗人情、天文星象等均有涉及，《辞源》成了帮助王英余开拓眼界、增长学识的老师。
　　辞书陪伴王英余度过了“文革”，使他一直没有停下追求知识的脚步。1978年，已经转行到纤维厂工作的王英余参加了技术员职称考试，一部《硅酸盐词典》让他初步掌握了纤维生产的技术知识，成功考取职称。
　　1988年，王英余成为黑河石油公司的一名职工，担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文字工作直至退休。在此期间，随着王英余藏书规模的扩大，他从辞书中获得的裨益也越来越多，各类辞书丰富了他的知识结构，开阔了他观察思考的视野，特别是对管理学辞书的钻研，让他获取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工作期间，他撰写的关于管理的6篇论文获得公司大奖。退休时，最初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王英余已经获得了政工师、经济师和工程师三个中级职称。
　　王英余还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擅长魏碑和隶书。正是在收藏书法类辞书的过程中，他萌发了对书法的兴趣，后来越钻研越喜爱，成为了一名书法爱好者。


“辞书蚂蚁”的淘书之乐
　　“辞书蚂蚁”是王英余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给自己注册的用户名。他说:“辞书是我的精神食粮，自己就像蚂蚁寻找食物一样四处搜集辞书，再艰辛也要把它们运回这间辞书馆。”
　　王英余真是个“辞书蚂蚁”，他把自己缺少的辞书写在纸上随身携带，走到哪儿找到哪儿，找到就不吝金钱收藏到手。随着纸条上书目的一天天减少，家中辞书收藏目录却在日益增加。
　　成套出版、印数少、年代久远的辞书最难收集，有时只差一册，可能要跑上全国许多城市，历时好几年才能找到。王英余指着占了整整一层的《中文大辞典》介绍说：“这套书一共40册，只内部刊印了很少的数量，市面上非常少见。我从1990年开始收藏，直到去年才全部收集完整，用了几乎20年时间，其中第5册特别难找，走了20多家书店才找到。”
　　因为放不下心爱的辞书，王英余养成了每到一地必逛书店的习惯。北至边境孙吴，南到海口，东至烟台、西达格尔木，王英余买书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海南旅游，他挤出时间去书店寻找《方言大辞典》中的海口分册，最终如愿；去西安办事，他利用等待回程的时间一个人进了青海，抱着“越偏远的地方越可能有收获”的想法，逛遍了西宁和格尔木的书店，买到许多有关军事内容的辞书；到北京，他兴奋地买了一百多本书，剩下的钱却不够买一张回黑河的卧铺车票。看着自己的满架辞书，王英余感慨万千：“这里的每本书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现在，退休后定居北京东部燕郊的王英余，最爱去的地方是北京潘家园书市。他有好几个长宽约50厘米的布袋，每次去潘家园，最少带三个，这样的袋子装满书每个重量可达10公斤。拎着沉甸甸的书，他要换乘两次公交车才能回到30多公里外的家。有时对“淘书”结果不满意，他还会拎着已经买到的书乘坐拥挤的地铁，从东到西穿过北京城，去八宝山古玩市场的另一个书市继续“寻宝”。
　　收藏辞书，精神与体力上的付出不可计数，金钱的花费也相当可观。一部光绪十一年甲辰版的《康熙字典》，王英余花了七百元，而他当时的工资每月只有三百多元。“我老伴现在也不知道花了这么多钱，为了买书，我的‘小金库’全都花光了。”王英余笑言。孔夫子旧书网也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注册一年多时间，王英余就成了五星会员。打开孔夫子网，记者看到，自2009年2月21日，王英余已完成订单就有275个，消费总金额13093.42元，购书目录14页。
　　谈起不乏艰辛的收藏之路，王英余的口气很淡然，能不靠运气，不凭机巧，踏踏实实地为爱好和理想努力付出，对他来说是最大的满足。而那些酸甜苦辣在最终有所收获时，他回忆起来全是享受。


独乐不如众享
　　对待辞书，王英余有一套护书“三部曲”。先是除灰，用柔软的纸巾去除书籍封面和侧页的浮土，污渍严重的再用细砂纸打磨，直到露出雪白的纸页；接着拿酒精棉球擦拭灭菌，檀香除味；最后平整纸页，修补缺损，用透明塑料膜罩在书外。
　　如此视若珍宝、得来不易的藏书，王英余并未藏于密室独自欣赏，而是把自己的私人收藏变成“公益图书”，供有需要的人随时免费查阅。他信奉先贤孟子所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在王英余眼里，“藏德”更重于“藏品”。
　　退休后，王英余一直想做点有意义的事。这么多辞书，自己精力有限不能尽读，许多专业性强的辞书买来就一直没有读过，而辞书本来属于工具书，长期闲置，本身功用大打折扣，实在可惜，何不让它为更多有需要的人所用，实现价值？2008年4月，从黑河搬到燕郊的王英余萌生了开办公益辞书馆的想法。
　　他把家中唯一一间朝南的卧室开辟成辞书馆，专门打制了七个铁质开架书柜，分门别类陈列图书，还置办了桌椅，为读者提供方便。又在自家阳台、单元门口都贴上了醒目的标识，提醒读者如何前往。2009年，京东热线报道了王英余开办公益图书馆的事迹后，他干脆把个人手机号码公布在网上，只要有人打来电话要看书，他立刻做好准备。最近王英余又与物业联系，想买一间地下室作为阅览室，解决查阅空间不足的问题。
　　公益图书馆自开办到现在，已扩充到了十个书架，来查阅辞书的人累计达一千多人次。华北科技学院的一位老师曾经带着三名学生慕名而来，查阅台湾版的《中文大辞典》，最终找到了想要的资料，他感叹道：“没想到个人的图书馆居然有这么罕见的辞典，帮我查到了资料，实在太感谢了！”
　　王英余最大的成就感并非来自世界之最的名号，也不是来自媒体的宣传报道，而是来看书的人每次走时能对他说一句：“我查到了需要的资料，辞书帮了我大忙！”
　　对辞书馆今后的发展，王英余显得有些心存顾虑，他的辞书现在已超过3000册，重量接近两吨。蜗居民宅中的辞书馆在陈列空间、书籍承重上都已不能满足要求。王英余希望能有一家社会机构参与到辞书馆的建设中来，这样无论对于辞书馆规模的扩充还是辞书作用的发挥都更为有利。他正在联系燕郊所在的河北省三河市文化局，希望能在三河市正在规划的文化广场中辟出一个场所陈列辞书，对此，文化局方面已经给出了积极回应。“到时我想把辞书馆办成辞书博物馆，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观辞书、使用辞书、丰富知识的平台。如果不能如愿，我打算把这些书捐献给某所大学的图书馆，继续让它们发挥作用。”
　　在继续扩充辞书馆的同时，王英余还在进行着另一件意义非凡的工作，编写一部《中国辞书史辞典》，弥补国内相关领域著述上的空白。目前，他已搭建起辞典的写作框架，初步计划写作20万字，预计在2012年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