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序》真迹究竟藏于何处？

　　郭沫若著文引发笔墨争鸣

　　关于《兰亭序》的真伪之争，在清末和上世纪六十年代都曾有过大论争，争论最后竟至要挖昭陵和乾陵，亦可见激烈程度之一斑。而在1965年由郭沫若著文引发的《兰亭序》真伪之辩，由于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和干预，更是轰动一时。1965年5月22日，《光明日报》连载了郭沫若写的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的真伪》（《文物》杂志同年第6期转载），文中提到的“王谢”、“王”是王兴之，王羲之的堂兄弟，“谢”是谢鲲，为晋朝宰相谢安的伯父。二人的墓志都是用隶书写成，和王羲之用行书写的《兰亭序》不一样，为此，郭沫若推断当时还没有成熟的楷书、行草。他还经考证，认为《兰亭序》后半部分有悲观论调，不符合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迹，是王羲之第七代孙永兴寺和尚智永冒名王羲之的伪作。

　　郭沫若此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震动和极大关注。但也有不同意其说者称《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者的气度、丰神、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南京文史馆馆员、著名书法家高二适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文章，认为当时就有楷书、行书的记载、传说和故事，而且流传至今的许多碑帖摹本也足以证明楷书字体在当时已经形成，并趋向成熟，认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高二适的文章写出后，由于他的名气、地位远不及郭沫若，各报刊不敢发表。高二适无奈，只好把该文寄给自己的老师、国学大师章士钊，希望得到章的支持和帮助，最好能送呈毛主席审阅。章士钊接到高文和附信，于7月16日致书毛主席，并附高文。

　　毛主席接信后，很快于7月18日提笔函复章士钊和致函郭沫若表示支持争鸣。在这种情况下，高二适的文章于7月23日的《光明日报》得以发表，同年第7期《文物》刊发了高文影印手稿。刊发高文影印稿时，目录上无此文，而且是放在刊物最后作为“附录”，看来是杂志临开印前加入的。但长达13页、数千言全文影印刊发却极罕见，可能是由于毛主席对高二适的书法较为欣赏之故。1998年8月17日，新华社报道，在南京东郊与王羲之同代的东晋名臣高松墓中，出土了两件楷体墓志。另外，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先后发现的30多件同时期墓碑上，有仅有隶书，还有行楷、隶楷，说明当时多种书体并存。1999年在南京举行的关于《兰亭序》的学术研讨会，依然存在各种不同意见。看来这样的学术争论还将继续下去。但不管怎么说，《兰亭序》之于羲之，犹《广陵散》之于嵇康，无论就个人，还是中国文化而言，都是不可无一，不能有二的旷世佳作，它是作者多年艺术素养厚积薄发和实践创作天才灵感碰撞、交汇、融合的产物。而今千年逝去，“兰亭已矣，梓泽丘墟”。兰亭美景和那些宴游的人都已成过眼云烟，惟有这篇书法史上的千古绝唱，仍带给后人长久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