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息时代的汉文字改革

陈 明 然

“第七次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2004年8月16日  中国  上海

引　言

面临已经到来的以计算机技术在社会各领域广泛应用为特征的信息时代，汉文字的改革运动应该沿着什么方向前进？是走拉丁化道路呢，还是走继续简化的道路？或者将会有别的什么新的内容？这是摆在我们汉民族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一切事物的运动，都有其内在的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汉文字的改革当然也不能例外，因此，对汉文字的改革必须要顺应汉文字自身发展变革的规律。而要对汉文字进行符合其自身发展变革规律的改革，使其适应时代的要求，就必须首先系统、全面地考察汉文字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变轨迹，找出其运动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进而以此为依据，指导我们正确地认识汉文字在未来一个时期内的必然发展趋势，从而对它进行符合其自身运动规律的改革。

一、汉文字演变的直接动因  

１．１　汉语言的记录符号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

汉文字是记录汉语言的书面符号。

我国历史上各个不同时期的汉语言记录符号即汉文字，有着很大的差异。从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早的汉文字甲骨文起，汉语言的记录符号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直至楷书这样一系列的演变过程，其间还出现了草书，行书等字体。

１．２　汉语言的记录工具和记录手段

我国夏、商时期的甲骨文，大多是用刀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商、周时期的金文，大多铸在铜器上；这些文字也是先用刀刻在范上，然后再经过浇铸成形。

大约在战国时，毛笔的应用开始普及，逐渐取代刀成了人们写字的主要工具。开始是把字写在简牍、缣帛上。到汉代发明了纸，人们就把字写在纸上了。用毛笔写字还要用到墨。开始用的是自然墨（矿物墨或植物墨），后来使用人工墨。

当代电子计算机汉字处理技术的发明，使得汉文字能够输入计算机，可以在计算机的终端屏幕上显示并由打印机打印输出，还可以利用电磁原理和光电原理存储在磁盘和光盘上。

远古的刀、中古到现代的笔、当代及未来必将越来越普及的电子计算机，都是汉语言的记录工具。龟甲、兽骨、钟鼎、简牍、缣帛、纸以及磁盘，光盘等都是汉语言的记录（存储）介质。墨、磁、光、电是汉语言的记录材料。刻、写、击键（或计算机输入方式中的手写、朗读）等行为则是汉语言的记录手段。

记录工具、记录介质、记录材料和记录手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刀、龟甲、兽骨、钟鼎和刻相联系；笔、墨、简牍、缣帛、纸和写相联系；计算机、光、电、磁、光盘、磁盘和击键（或手写、朗读）相联系。它们各自组成了各个不同时代汉语言的记录工具族，其中刀、笔、机则是各工具族的代表性工具。

本文以下提到的“刀”、“笔”、“机”，均取其广义，即均指以其为代表的工具族。

１．３　汉语言的记录方式

１．３．１　汉语言的几何记录方式

在电子计算机传入我国之前，汉民族前后有过两种主要的语言记录工具，一种是刀，另一种是笔。无论刀还是笔，在使用方法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以刀尖或者笔尖（锋）在记录介质（龟甲、兽骨、简牍、缣帛或者纸）表面上运动形成曲线轨迹再进而组成的图形作为汉语言记录符号的。我们把上述过程进行抽象：刀尖和笔尖（锋）可以看作是“点”，各种记录介质的表面可以看作是“面”。这样，用刀或者用笔记录汉语言的过程就可以看作是点在面上的几何运动。本文把汉语言的这种记录方式称之为汉语言的几何记录方式；把与之相应的历史时期称为汉语言记录方式的几何时代。

１．３．２　汉语言的电磁光记录方式

电子计算机处理文字的原理，与人们用刀刻字或者用笔写字有根本上的区别。

计算机的工作能源是电，它所处理的各种信息在机内的ＣＰＵ、存储器和I/O端口之间用表示二进制数的电脉冲进行传送；读写磁盘时应用的是电磁原理；在光盘的刻写和读取过程中应用的是光电转换技术。本文把这种计算机处理汉文字的方式称之为汉语言的电磁光记录方式；把与之相应的历史时期称为汉语言记录方式的电磁光时代。

１．４　隶变的发生和汉语言记录工具变革的关系

如１．１节所述，汉文字的演变，从甲骨文算起，主要经历了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这么几个发展阶段，其间还产生了草书、行书等字体。楷书於汉末、魏晋出现并定形后，至今约1800年一直未变，成为汉文字的规范书写体。而在甲骨文至今3000多年的历史中，从篆到隶的变化即“隶变”是学术界公认的古、今汉文字的分水岭。汉文字发生“隶变”的年代，学术界也已有统一的认识，应是开始于战国晚期而完成于东汉。秦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以小篆作为全国的统一文字。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已是用古隶书写。至今已发现的大量的东汉碑刻均用的是汉隶。这些考古发现是可以证明这一点的。

那么，什么是促使汉文字发生隶变的直接动因呢？通过考察隶变中汉文字字形的演变及其同期的汉语言记录工具的变更情况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先来看汉语言记录工具的变更情况。

甲骨文时期，绝大部分文字是用刀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之后的金文，是先用刀把字刻在范上，然后再经过浇铸成形。隶书及其后的草、行、楷等文字，书写时使用的工具是毛笔。也就是说，在春秋战国至秦代，汉文字的记录工具发生了从以刀为主到以毛笔为主的革命性变化。

至今为止，考古上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毛笔实物，是1954年在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山楚墓里出土的一支竹杆毛笔[ 1 ]。1975年又在湖北睡虎地秦墓出土了三支秦笔（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1984 ：P391）。左家山楚墓和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两种笔，已表现出一定的工艺水平，说明最初发明毛笔的年代还要略早于战国时期，然而，早期的毛笔和秦以后的毛笔在制作工艺上是有明显不同的。左家山楚墓的毛笔，其制作方法是把笔杆一端劈成数开，笔毛夹在中间，然后用丝线缠绕，外面涂漆来巩固。睡虎地秦笔是把笔杆一端镂成腔状，把笔毫制成的实心笔头纳入腔内。显然，这两种不同工艺决定了两种笔在使用特性上有很大的不同。

在晋人张华所著的《博物志》中有“蒙恬造笔”的记载。南朝周兴嗣的《千字文》中也有“恬笔伦纸”的说法。宋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记载：“蒙恬造笔，以狐狸毛为心，兔毛为副，心柱遒劲，锋芒调和，故难乏而易使”。毛笔到底是否是蒙恬发明，尚无定论。但这些记载可以说明兼毫笔的出现当在战国时期。

这里需要一提的是：在已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写”了未刻的文字和“写”了整个文字而仅刻了部分“笔画”的，但不能据此就可以说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竹杆毛笔。笔者认为，当时使用的可能是具有类似毛笔功能的一种工具，充其量只能说是笔的萌芽。欧阳中石先生认为是“诸如茅草、动物的皮毛等”器物（欧阳中石　2000 ：P65）。所以，本自然段第一句话中段应表述为：“……也有描了未刻的文字和描了整个文字而仅刻了部分线条的，……”。

诚然，毛笔的发明确实比汉文字发生隶变的年代要早，但这并不能否定毛笔的使用同隶变的发生这二者之间的必然的因果关系，这是因为，汉语言记录工具的变革对汉语言记录符号的能动作用，是通过整个工具族来实现的。当人们还没有使用简牍作为汉语言的记录介质以前，由于龟甲、兽骨的坚硬和不吸水的特性，即便已经有了笔，也只能用刀作为主要记录工具，以刻划为记录手段以求得到满意的记录效果。只有当人们发明了简牍以后，由于竹木纤维较好的吸水特性，用笔为主要记录工具，以书写为手段的汉语言记录方法才有可能实现。即使在毛笔成为汉语言的主要记录工具以后，也还有一个记录材料——墨的问题。墨的使用，经历了从自然墨到人工墨的过程。在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数块黑色颜料（氧化锰）是迄今为止可确知的最早的矿物墨（欧阳中石　2000 ：P67）。除了矿物墨，当时人们还使用植物墨及动物墨。元代陶宗仪在《缀耕录》中说：“上古无墨，竹挺点漆而书”。《史记•孔子世家》中有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漆书三灭”的记载。人工墨的实物发现，当以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松烟墨为最早（欧阳中石　2000 ：P68）。可见西周至战国初期，记录材料还是以漆为主，更早的则是矿物墨如朱砂、石墨等。人工墨的出现当在战国至秦代这一时期。自然墨远没有人工墨好用。如漆液粘稠，不能如人工墨那样用毛笔蘸着自如地书写，应该说还只能是“描画”而已，记录速度要比使用人工墨慢得多。只有当人工墨被发明出来并和毛笔一起被普遍使用以后，才能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书写。

历史上工艺成熟的毛笔出现并逐渐普及使用的年代和汉文字经历隶变的年代基本一致，这绝不只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下面，我们再来考察隶变中汉文字字形的演变情况。

观察三种主要古文字甲骨文、金文和大篆，可以发现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同一“篇”内的字，线条的粗细都一样。我们的视觉告诉我们，这是诸如刀这些硬物的运动所留下的痕迹。金文的线条较甲骨文的线条粗肥，这是钟鼎浇铸工艺所决定的，因为如果范上的刻痕太细的话，金属溶液就不容易灌入，这样，铸成的钟鼎上的文字就会不清晰。

古文字中的小篆，线条婉转曲折，非硬物所能为，当应是汉语言记录工具从刀向笔转变中的过渡时期用毛笔所写；而它基本等宽的线条，则是此前长期用刀刻字形成的历史习惯所致。任何一个新事物，都会不可避免地带上其脱胎而来的旧事物的痕迹。

再看今文字的始祖隶书，“轻拂徐振，缓按急挑”[ 2 ]，非制作精良的毛笔不能胜任。

从笔画笔顺方面来看，当人们用右手执笔书写时，横向从左往右为顺笔，从右向左则是逆笔；纵向从上往下是顺笔，而从下往上却是逆笔，因此，篆书中凡是从右往左横向连带竖笔的笔形，都随着汉语言记录工具从刀到笔的转变而隶变为从左往右的横笔和从上往下的竖笔两笔（见图一）[ 3 ]。

图一 篆隶笔形对比之一

曲笔不如直笔好写，长笔没有短笔快捷，所以篆书中的曲线大都变成了隶书中的直笔，不少长笔被改成了短笔（见图二）

图二 篆隶笔形对比之二

我们再以“口”字为样本作进一步分析：小篆“口”的字形是“ ”[ 4 ]，用两笔写成。隶书的字形是“口”，要写三笔。主要的变化是小篆字体左、右和下方原来形似上开口抛物线的线条在隶书中变为左右两竖和下方一横，右边的一竖又与上方横笔被连写为折笔。这种变化，正是为了适应人们用右手执笔书写的需要。原来小篆“ ”的“ ”笔写到从下端向右上方运笔时，是由下及上的逆笔，不便书写，于是就被分成了左、右两边的“丨”和下端的“一”三笔；而右边的竖笔又与上面的横笔连起来写成折笔，运笔方向是先从左往右继折而向下，这样，原来的逆笔就变成了顺笔。

又以“宀”（音miǎn  ，俗称“宝盖”）为例分析：小篆的“宀”写成“ ”，其点笔以下部分的运笔，从左下方到上方正中一段为逆笔，隶书改成左边一短竖和横折两笔。在原来小篆的写法中，两端下垂甚长，右边笔端下行写到头后，再提笔回到上方当中写“ ”下中部的其它笔画，就感觉距离太远且又是逆向，为了快速方便地转换书写位置，就改为了短折；又为了字形的匀称平衡，左边也相应改短，这样“ ”就演变成了“ ”。

不难举出更多类似的例子，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例举了。

记录工具毛笔、记录介质简牍及记录材料人工墨的配合使用，使汉语言的记录工具发生了从刀到笔的革命性变化，由此而引发了汉语言记录符号——汉文字从篆到隶的变革。

汉文字在经历了由篆到隶的转变后，笔形继续向平直方正的方向发展，形成了横平竖直的笔画系统，最终产生了作为汉文字规范字形的楷书。至此，汉语言的记录符号完成了对于记录工具从刀到笔这一变革的适应过程。从魏晋至今约1800年，楷书作为汉文字的规范字体，十分稳定，没有再发生显著变化，这是因为这一时期内汉语言的记录工具一直是笔，没有发生新的革命性的变化。

通过对工艺成熟的毛笔开始普及使用的年代与汉文字形体演变过程中隶变发生年代的比照考证及对篆、隶文字体势、形态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毛笔替代刻刀这一汉语言记录工具的变革，是汉语言记录符号——汉文字发生隶变的直接动因。

１．５　汉文字简化运动与汉语言记录工具的关系

隶变完成后，汉语言记录符号和其记录工具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汉文字的变革却不曾有一刻的停止。在字体上，它继续演变直到楷书才稳定下来。此后的汉字改革，主要方向转向对汉字的简化。汉字的简化，也并不是现代才有的事情，而是古已有之。秦代实行“书同文”，“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以李斯《仓颉篇》、赵高《爰历篇》、胡毋敬《博学篇》为范本，“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许慎 汉：后叙）说明小篆是对史籀大篆的简化。同时秦国下层官吏中为应付“官狱职务繁”而开始使用隶书体，“以趣简易” （许慎 汉：后叙），说明隶变不仅是字体演变的过程，也是对小篆的简化过程。隶变完成及至楷书定型以后，汉文字的形体稳定下来了，至今基本没有变化，但是汉文字的简化却一直没有停止，在历代都产生了一些简化字。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字改革工作，国务院于1956年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汉字简化，实质上也正是笔这个汉语言记录工具对汉文字这种汉语言记录符号的必然要求。人们用笔写字，少一笔总比多一笔来得方便快捷。

综上所述，隶变也好，楷化也罢，加之简化，都是刻刀换成毛笔这一汉语言记录工具的变革所引起的必然结果。

１．６　汉语言记录符号变革的直接动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作为汉语言记录符号的汉文字，其变革的直接动因，在于它和汉语言记录工具之间的矛盾运动。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比之原来所使用的更高级的汉语言记录工具。新工具在记录汉语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同于旧工具的新的使用特性，会和原来在使用旧工具过程中形成的汉语言记录符号系统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必然要求汉语言的记录符号进行一定程度的变革调整来适应新的工具。所以，汉语言记录工具的变革是汉文字演变的直接动因。

１．７　汉文字不变的“表意”内核

尽管几千年来汉文字的形体发生了由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乃至楷书这样复杂的变化，从甲骨文到楷书，可以说已经面目全非，但其“表意”的内核却始终没变；对绝大多数的单字来说，其内部的构造成份也基本没变。以“男”字为例：不管是甲骨文还是楷书，均由“田”和“力”两部分构成（见图三）。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几千年来，汉文字的变革始终是在表意文字的大框架内进行的。

　　　　 （拓片）[ 5 ]　　    （摹写）       （ 楷书）

---------------------------- 附  注 [ 1 ]  另有一说是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发现的春秋时期毛笔。 [ 2 ]  见成公绥《隶书体》。转引自吴颐人《常用汉字演变图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7月）。 [ 3 ]  插图一、二取自秦永龙《汉字书写漫谈》。《语文建设》（1997年1～12期）。 [ 4 ]  文中所用小篆字形均取自许慎《说文解字》，中国书店（1989年1月）。 [ 5 ]  拓片照片采自《甲骨文合集》第二册，编号3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