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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西方语言学的误区
毕可生
刘桔明先生在他的《梭之音:文的问题》一文(见《读书》1995年第1期)的开头讲了几个希腊神话故事，其中着重用以引起下文的是被罗马诗人奥维德写进《变形记》，又被索福克勒斯编成悲剧的有关菲娄美拉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国王奸暴了妻妹菲娄美拉，又割掉了她的舌头，把她囚禁在密林中，却告诉妻子说她的妹妹不幸病逝。菲娄美拉在囚禁中把自己受强暴的事编成图案，织成布，托人暗中交给了姐姐。菲娄美拉失去舌头后，通过梭子终于发出"声"来，所以，刘先生进一步总结说:“文之于言语是次生的，是生于要向一个人声音所及范围以外的人交流之迫不得已的手段。所以说文之于言语是一种替代。”在这里刘先生还特别提出‘替代’一词是来源于卢梭。刘先生对于这一惨绝人寞悲剧的西方语言学的解释，不论它是源自于亚里士多德、卢梭还是索绪尔，这种解释本身就是西方语言学的一个旷世的悲剧！因为，即使在人丧失了发声器官之后，也不能使语言学家们明白，文字并不是语言的次生物。而且，更可悲的是整个西方语言学(不是语文学)就建立在“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这一个错误命题的基础上。
自从亚里士多德奠定了文字和语言的这一基本关系的命题之后，西方语言学就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到了索绪尔因为和汉字有了一点接触，所以对这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字体系，除了承认他并不完全了解之外，也还说了点明白话，他说:“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但是，索绪尔毕竟只是西方的语言学大师，当他开始接近正确的边缘时，一涉及西方文字就又退回到原来的错误泥淖中，竟然说出了如下的糊涂话:“我们一般只能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文字虽然与内部系统无关，我们也不能不重视这种经常用来表现语言的手段;我们必须认识它的效用、缺点和危险。”(以上均见《普通语言学教程》)这真是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到了索绪尔以后的语言学家们，尤其是中国的某些‘语言学家’，就连他对汉字那一点明白也所剩无几了。
文字起源于图画和符号，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图画和符号自然不是表达声音，它与声音一样地直接表达一种观念、思维和信息，我想这也是至为浅显的道理。所以，文字从它产生时起就是与口说的语言源自于两种目的不同的社会需要。文字把人的观念、思维和信息传至于‘声音所及范围外’的领域，亦即向远方递送和日后的未来留传。它不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替代手段(引号内的文辞是刘文的原句)，而是由于社会生活与发展的要求！因此，语言所使用的器官是嘴和耳；文字图画所使用的器官是眼和手，或者说语言使用的是听觉系统，文字使用的是视觉系统。它们就像两套互不从属的人脑窗口，用现在电脑的术语说就叫作“基本输出输入系统”(BIOS)。既然这两个系统所使用的器官不同，那么它们所表达的思维、观念和信息的方式、作用及性质也自会不同。刘先生文章中，吃力地用阐释黑格尔的哲学观念和他生造的艰涩词汇如‘差右’、‘意原’等以及那洁屈警牙的文句，迂回隐晦的理论，无非要说明“相对于面对面的交谈而言，书写或运用其它符号总是一种中介……中介意味着对本源的否定，否定了的本源从目前消失了，呈现于目前的是对那个本源的否定”（刘皓明原文）。这一段读来让人喘不过气的文字，说穿了不过在于指出：“文字表述的语言，并不一定能表达完全，甚至会造成对语言的扭曲”(刘文原句)罢了。其实这并非是文字作为语言中介工具的问题，而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表达工具的差别问题！同样，绘画、音乐、雕塑以至舞蹈等，都是思维、观念和情感的表达工具，我们能说它们连同文字都是语言的表达工具吗？只有语言是天之骄子，耶和华的基督？这只是语言学家一厢情愿的说法而已。
文字和语言这两种表达思维的主要工具，就其表达方式而言是各具特色的。语言的表述快捷而尽情，文字的表达填密而艰深，前者正所谓:“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而后者则是“方其搦翰，气倍词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这里真是道尽了语言的奥妙与为文的甘苦。但它们之间并非从属的关系，《文心雕龙》在这里的总结可谓一语中的。它说得好!“……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均见《文心雕龙·神思》)如果硬要说文字是表达语言的书写符号，那就无怪会产生刘先生文中牛头不对马嘴的例证。刘文举清朝的文字狱以为“文不达语”的例证。但是“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中的清风的清与大清的清，读音与字形都完全一样，那么清风的清，被理解成大清的清，怎么能说只是由于对文字“阅读的悲剧”呢？即使我们退一万步昧着良心承认刘先生的例子是对的。那么文字狱中查嗣庭一案又当如何解释?“维民所止”的读音(按即语言学家所说文字表达的语言)怎么也和“雍正无头”联系不起来。除非只看这四个宇不读它的音，才能说它们是“雍正无头”。其实文字狱并不是“文字陷讲”(刘文用语)的后果，而是政治阴谋的陷阱。大陆中国人对此是太清楚了，《海瑞罢官》就等于“彭德怀罢官”，《三上桃峰》就等于“三进桃村”，真不知道西方语言学家的高妙理论又能如何解释这一团乱麻似的公案。
既然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表达工具，那么它们的表达方式、风格都会有所差异，而且，各种语言之间，各种阶层语言之间，各种地域方言之间都有不同的千差万别;同样，文字也是如此。归根结底这都是源自于思维的差异。如果说语言表达思维是准确的，而文字表达思维就会有缺陷，这实在有点不通!且看刘文所评述的雅克·德里达的高论:“文字或文即使是精心织构的，也永远是设有陷阱的，这些陷阱有作者有意设的，但更有意义的是那些作者意识之外的。因此文字作为言语的替代是一种危险的替代，那种传统的以为作品是一个有机、统一和严格自足的实体的观念是天真的，而结构主义的那种自信可以说明一篇作品中所有问题的乐观主义也是浅薄的。‘诗无达话’那句老话不仅在解释学上，而且也在结构主义意义上是依然有效的。”（不幸，留美于纽黑文的刘皓明先生，完全没有弄清雅克·德里达，他恰恰是法国反对语言中心主义的大师。他的《文字学》就可以为证。刘皓明先生不知是引自他何处的话。我们也只好将错就错，但这也太冤枉德先生了。不过这只能怪刘皓明和不明实情的《读书》编辑）其实，依我的浅见并不是“传统”和结构主义天真及浅薄，而是德里达弄不清语言和文字这两种表达方式之间的差异，更不知道表达上的差异实质上是思维或思理的差异。至于所谓“诗无达沾”首先是文体的问题而不是文字的问题，试想如果用文字写的国际条约也无“达沾”岂不是要天下大乱?!其次像李义山的名句“沧海月明珠有泪，兰田日暖玉生烟”，本身就是表达一种朦胧的思维，如果把这样的诗句改成语体，也仍然是朦胧的。这就像北岛和舒婷的一些语体诗，它们也是在表达一种朦胧的思理，在他(她)们美丽诗句的引导下，给读者以广阔自由想象的余地。
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语言是重要的维系纽带，也可以说没有语言的交流，人类社会也要解体。同时，人在进行语言的交流时是使用言语进行思维的。同样，文字也是人类社会重要的交流工具，没有文字的社会也难进入一个高级文明的阶段(这是马克思在《古代社会》笔记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都已经肯定了的说法)。同时，人在使用文字进行交流时，也是使用文字在进行思维的。这就是《文心雕龙·丽辞》里所说的“心生文辞，运载百虑。”可是由此产生的这两者的社会效用并不相同，文字的诞生也许后于语言，但是，它并不是“产生于语言的复杂化背景之下”(刘文引卢梭语)，因为，甚至它几乎和语言产生的同时，人类就会产生“记事”和向远方传递信息的需要。这种需要才是文字的起源!那么到了音响的时代，是否可以取消文字？到了多媒体的电脑时代，是否可以取消语言？因为，语言学家们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既然有了更传真的东西，又何必要那个“中介陷阱”“危险的替代”、“不是原本现实的痕迹”(均系刘文中对文字的评价语或引用语)呢？但是，再好的音响也无法替代文字表达思维的方式，它的广阔的视野和兼容性与传递速度都远非语言所能比拟，同时它又是一个民族文化丰厚的基础。这是民族语言所不可能代替的，更何况是它的代用品呢？而且，从语言和文字的发展看，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可能语言先于文字出现，但到了人类文明的时代，文字往往会在文化发展的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先于语言出现。例如，在知识、科技、学术、哲理思维等领域，人类往往会使用类推联想等方式利用原有的文字生成新的词汇。像上述刘先生自创的词汇“差后”"和“意原”肯定是语言里没有的，而是利用已有的文字生成的。这种情形不仅汉文字如此，就是产生西方语言学的西方语文，也同样会发生文字先于语言产生的事实。不过，语言和文字虽然是两种不口的思维、信息的表达工具，但它们都在人脑的支配之下，所以它们既区别，又统一。语言的使用多受益于生活的历练;而文字的运用则产生自文化的熏陶。
一切人类传达思维的工具都应该是表意的，亦即表达一种思维、一种理念。语言、文字、绘画、音乐、雕塑等等莫不如此。而为什么只有拼音文字是表音的？这是必然还是偶然？是进步还是倒退？那就让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知道文字起源于图画和符号，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复杂化，图画己经无法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于是使用拼音文字的祖先找到了一个现成的捷径，就是使用拼音文字拼写语言，再通过语言表达思维。世界上的事偷懒总是没有好下场的。文字正是要弥补语言的社会功能的不足才出现的，而拼音文字拼写的是语言，也就不可避免地把语言社会功能上的缺陷毫无改变地带了进来。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历时的多变和地域的多变。这两种多变恰恰与文字的基本社会功能属性，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文字就是要传之永久和传之遥远。那么文字如果随着语言的发展嬗变改来改去，它能传之久远吗？它能积累丰厚的文化基础吗？同样，如果文字也随语言的地域歧异而千差差别，那么任何一种文字都会“行也不远”。阿拉伯数字和用它写成的数学公式之所以能通行全世界，其根本原因就在-“它是表意的而不是表音的”。现在世界上的几个大语种的文字对于使用该语种的有各种口音和方言的人来说已经不完全是拼音的了。尤其如英文，无论是从历史的发展的稳固性和地域广袤的兼容性方面看，向符号化、定形化的这种转化都更为显著。这是英语文在其向世界语文接近的发展中，一种明智和迫不得已的转化(这也就是刘文中引述德里达（是否是德里达所说？天知道！）所说的文字对语言的“差后”"或者如某些西方的语自学家所说的文字对语言的“滞后”。但是汉字却是在图画、符号的基础上，历经甲骨文、钟鼎文、籀文、小篆、隶书到楷书而固定下来，由难而易(如篆书的由难写的圆笔、曲笔和逆顺笔改为隶、楷易写的直笔、斜笔和顺笔)、由复而约(如假借、异体，信手字约为规范单一正体楷书，以及后来的行、草在正规场合也需遵从正体楷书)、由少而多(《说文》收字九千余，《康熙宇典》收字四万九千余；词也由单字词发展为双字词、多字词)、由简而繁(如隶与篆、今与古宇相比笔画的总趋势是增加了)地历经艰辛累集古人超常的智慧而发展起来，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独特的、成熟的、最能体现文字功能的、高级的直接表达思维、观念与信息的符号表意文字。西方的语言学家只看到了他们的文字采用了拼音这种低级的、简单的方式，就以为文字只是表达语言的，并且由此建立起一套‘语言’学理论，除了客观上不了解汉文字以外，只好说他们是敝帚自珍了。所以，只有表意符号字才是世界文字发展真正的共同方向！
西方的植根于错误命题的语言学，如果只是在他们拼音文字的范围内，错来错去，倒也无关宏旨。但是，当他们的这一套一旦被传到东方，就给使用汉字和部分使用汉字的民族文化带来很大的破坏。按照一些食洋不化的语言学家的说法，先进的汉字体系反而要倒退到拼音文字上去。于是汉字难学难认啦!中国文字一定要走世界拼音文字共同的道路啦!文字可以改来改去啦!文字的发展趋势是简化啦!汉字拖了中国现代化的后腿啦!等等，不一而足。但是直到他们的理论，在实践中遭到碰壁之后，他们仍然无法走出语言学的误区，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已经自成体系，而且有着不少“大师”的庞大的误区。
一套错误的理论体系，居然能统治人们的认识多少年，在人类的历史上颇不乏先例。天文学中日心说与地心说之争就是一个很有借鉴的故事。古人从直观的认识出发，都坚持地心说。六世纪的托勒玫还发明了一套复杂的理论，去解释天空中行星的那些奇怪的运动。直到十六七世纪才出现了极具生命力的日心说。哥白尼、布鲁诺和枷利略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和牺牲。他们的故事今天早已广为人知。可是，直到上个世纪，天文照像术的发明，发现了恒星的视差，日心说才普遍为天文学家无可质疑地所接受。其实，“汉字落后论”近十年已经不断有多方面的明智之士，对此提出了批驳。直到王永民先生的汉字五笔字形电脑输人法的发明，完全证明汉字的电脑输人为任何拼音文字所望尘莫及。以及王选院士激光照排的发明，中文印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汉字优越性的认识才取得了对“汉字落后论”的一定的优势。尽管如此，文字改革和西方语言学一些错误的理论，仍然赂害无穷。我这里只想举出一例:请有儿女上小学的父母和有孙子女的爷爷奶奶，亲自尝试一下孩子们的语文作业和考试中的拼音部分吧!汉语拼音本来只是一种识字的辅助工具，可是现在却让孩子把它当一种文字和语言知识来学。说得通俗点，孩子们本来说的是带有各种方言和方音口音的普通话，却偏要他们死记硬背那些标准的普通话拼音，学习普通话本来是应该通过语言教学口耳传授方法来进行。对于北京地区以外的孩子，大体上听得懂勉强能说也就可以了。可是现在却偏要他(她)们死记硬背那艰涩的带四声的拼音文字。但到头来在生活中孩子们仍然说着他(她)们自已的语言。这样的拼音学可实在是儿童语文学习上十分困难却收益很小的沉重负担。其所以要这样做，其来源确是由于文字改革家们要想在使人人都说十分标准普通话的基础上，推行汉字拉丁拼音文字的结果。
如今《汉字文化》期刊上的一些学者，已经问西方的语言学发起了挑战，批判那个“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的语言学基本命题。其主攻方向竟然是西方的语言学大师索绪尔！作为一个界外的社会学者，我十分钦佩他们的胆识与智慧。我仿佛看到了基本理论错误，实践上矛盾百出的西方语言学，将像启明星一样在黎明的东方隐去，而在此处代之而起的“语文学”(姑且如此称之)必会如喷薄欲出的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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