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来，我国的社会语文生活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进步的同时也不断产生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6个方面：
1. 普通话确立了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普通话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事实上的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民族共同语，甚至在吴方言、粤方言等重点方言区普通话也已经同当地方言平起平坐。普通话也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语言。在学校教育、行政管理、信息处理、公共媒体、社会服务和正式交际场合，普通话已经成为规范用语或主导性语言。普通话在实现其通用性强的实用价值的同时，也在实现其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成为公认的受教育程度的标志和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标志。
2. 规范汉字确立了国家通用文字的法定地位。国家制定并公布了《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信息处理用汉字编码字符集》、《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以及其他供印刷、教学、信息处理用的字形、笔画、笔顺、部件、偏旁、字频等数十种汉字标准。简化汉字高度普及，成为学校教育、行政管理、信息处理、公共媒体、社会服务和正式交际场合的规范用字。消除了异体字、旧字形对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干扰，难认、难写、难记、难用的繁体字退居古籍整理、文物古迹、书法艺术等专业领域。
3. 《汉语拼音方案》是全国人大全体会议通过的法案，并成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定它是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拼写和注音的工具。汉语拼音在民间高度普及，在推广普通话、识字教学、扫除文盲、档案管理、新闻出版、信息编码、通讯技术和互联网等许多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特别是在汉字的计算机输入和手机短信方面，音码输入法不但发挥了其他输入法无法比肩的巨大作用，同时也使汉语拼音成为亿万电脑用户和手机用户的贴身工具。
4. 中文的信息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有了汉语拼音这样能适应国际通用键盘的拼写工具，加上普通话和汉字的规范程度的提高，中文的字处理、词处理、句处理、语音处理、繁简体转换和机器翻译等都取得长足进步，周有光先生提出的“中文电脑化”和钱学森先生提出的“计算机语言也是语言文字工作”正在以可感受到的速度一步步实现。除了在社会经济、教育发展和国防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外，中文电脑化也早已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都离不开的信息化手段。
5. 汉语国际传播取得巨大进展。其原因，除了国家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和综合国力空前增强的外部因素外，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帮助汉语加快国际传播的内在因素，而汉语拼音则更为带声调的普通话和不能表音的汉字的国际传播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以上5条，证明语言文字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一定引人注意却一刻不能缺少的基础作用。
6. 伴随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和传媒手段日益丰富的科技进步，当前的社会语文生活呈现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特点。海量的报纸图书、村村通的广播电视、几乎人手一机的手机和每天数以亿计的手机短信、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还有卡拉OK、iPad、MP3、MP4，深入家家户户的互联网（包括E-mail、qq、MSN、可视电话）等等传播媒体使得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呈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广泛深入和活跃生动。
在新的形势下，新词语以每年几千条的速度涌现，大量方言词语融入普通话，信息传播速度使人目不暇接，语文表达形式令人眼花缭乱，自然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出现大量经不起推敲的、不符合传统语文规范的词语和句式，出现大量来不及翻译的字母词和字母汉字混用词，出现错用的繁体字和大量的错别字，出现大量逻辑不通的语句和莫名其妙的网络用语，甚至脏话也大摇大摆地登堂入室，个别人士还高呼“保卫方言”和“全面恢复繁体字”的口号。
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先生抱怨当前国民的语文素质下降。其理由大多是：年轻人的汉字书写水平越来越差，报刊图书上的逻辑错误、语文错误比比皆是，国人对母语的感情不如对外语的感情深，很多学校对母语教育不如对外语教育热心，很多年轻人的语言文明很成问题。这些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确实值得我们重视，并且应当呼吁政府采取措施扭转这些不正常的现象。但是，就这些现象就得出“国民语文素质下降”的结论，恐怕有失偏颇。试想60年前的中国，80%以上的人口是大字不识的文盲，而今天的文盲率已经收缩到4%以内；20年前，在许多大城市里多数教师还都不会说普通话，而今天在农村实现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已经不是新鲜事。如今的儿童、少年、中年和相当多的老年人都会用电脑，连搞装修的、弹棉花的、当保姆的、炸油条的、卖菜的、收废品的、扫大街的都会用手机发短信，这不是说明几乎人人都会汉语拼音了吗？这些成绩都是60年前吕叔湘、朱德熙先生写《语法修辞讲话》时想象的愿景和想象不到的意外之喜，是值得庆贺的大好事。
所以，对当前社会语文生活的基本估价，还是应当从历史看，从全面看。一些负面现象只是宏伟的语文交响乐主旋律中的一些不和谐音符，固然应该重视，应该修正，但是这些都掩盖不了60年来社会语文生活取得的巨大进步。
说“国民语文素质下降”，并不准确，事实上国民的整体语文素质一直就不高；说“国民的母语自豪感下降”也不准确，因为这种自豪感向来就很淡漠。至于青少年汉字书写水平下降，这也是电脑时代带来的后果，就像当年汽车取代了牛车，电灯取代了油灯一样，虽有加强写字教学的措施，恐怕也难以扭转这历史趋势。值得忧虑的倒是官方和某些有官方背景的机构不重视国民的语文教育，甚至还在哄抬英语、挤压母语。这是需要我们语文工作者大声疾呼的重要课题。
在当前的语言文字学术研究和实施工作中，应当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
1. 处理好规范与发展的关系。
语文规范当然是必要的。没有规范的语文是不成熟的语文，在信息时代，失去规范的语文会给社会的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的发展带来严重的混乱，这一点无需论证。
但是，语言文字作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从来就是随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语言文字的历史就是发展与规范共进的历史。进入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后，语言文字的发展必然随着社会发展的加速而加速，其形式必然日益丰富多彩，其表现力必然日益丰富强大，其对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也必须日益增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所创新，也难免对既有的规范有所突破，我们应该正视这个现实。规范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更好的发展，而不能使规范成为发展的桎梏。规范本就是对既有现象的追认，因此规范的本质应该是动态的，而不是凝固的。60年前“美帝、土改”等当时在民间流行的缩略词语，曾经被《人民日报》的那篇著名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指为不规范，而后来这些缩略词语都取得了在中央文件和主流媒体里的规范身份。因此，我们今天对一些不规范的词语和说法，以及一些方言词语进入正式场合，暂且不必惊慌失措，更不必气急败坏。我们不妨静观其变，待社会对其进行淘汰和扬弃，最后沉淀下来的，我们就可以认定其规范的身份，就像当年的“垃圾”和近年的“忽悠”进入普通话一样。当然，在静观其变的过程中有个不能突破的底线，那就是目前明显不规范的词语不能进入政府文件，不能进入学校教材，不能在主流媒体上使用（必要使用时应当加以解释）。对于报纸和图书以及电视字幕，还有公共场所的标牌、商业广告上出现的错别字和明显的错误语文现象，当然也应当纠正。
我学会名誉会长苏培成先生指出：“语言文字作为社会的交际工具，具有发展与稳定两重属性，在这两重属性中，发展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为了促进语言文字的发展，要适时推进语文改革；为了保持语言文字的稳定，要注意进行语文规范。语文改革与语文规范是语言文字工作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要语言文字的发展与稳定这两重属性不改变，语言文字工作里面的语文改革与语文规范这两项重要任务也不会改变。不能只讲语文改革，不要语文规范；相反，也不能只讲语文规范，不要语文改革。如果违背了这个规律，语言文字工作就会遇到挫折，就会影响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2. 处理好科学性与可行性的关系。
世界上有许多合理却不合法的事情，也有许多合法却不合理的事情。这实际上就是科学性与可行性的关系问题。语言文字也是这样。两年前试图对一些现行汉字的字形进行调整的做法遭遇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激烈的反对，问题就在于这些调整虽然有相应的道理，却缺乏广泛的社会理解。在我们的书斋里，有很多语言文字问题是值得讨论或者值得修订的，但当今的社会现实是：现行的读音规范、字形规范早已普及到十几亿人口，一旦有点改动，则动一发而牵全身，所有的媒体、工具书和计算机的字库都要变更，这个动辄数以千万亿元计的代价是否值得？10年前，沈阳市一位政协委员曾建议把“沈阳”的“沈”恢复为繁体字的“瀋”，理由是“沈”古音还可以读chén，与“沉”同音，“沉没的太阳”自然不吉利，怪不得沈阳的经济发展不快，原来是名字不好。殊不知，一旦将“沈阳”改为“瀋阳”，所有的带“沈阳”字样的地图、教材和路标，所有沈阳市的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团体的吊牌、印章、信笺信封，所有的公安局的户籍档案，还有无数人的名片，都要跟着变更，这是多么巨大的经济支出！所以，科学性（也许不一定真有什么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关系一定要慎重处理，要有全局观念。
3. 处理好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
20年前，推广普通话被方言区的人称作是仅次于计划生育的“天下第二难”的工作。那时人们的方言情结非常牢固，对普通话持有说不清的抵制情绪。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数以亿计的大规模和持续时间二十多年还在持续的人口流动，使得方言壁垒遭到巨大的冲击。加上义务教育的普及、广播电视的普及、手机电脑的普及，以及官方的推普措施得力，没有用多长时间，也就是大约10年左右吧，普通话就占了上风，现在全国任何一个大小城镇，普通话都堂而皇之地成为课堂、校园、机关、会场、庆典、集会的主导语言甚至是唯一用语。推广普通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本世纪中叶在全国普及普通话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但是，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推广普通话的基本政策——推广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方言和普通话一样，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方言为一定区域的人民群众服务，带有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承载着丰厚的民俗民风，与老百姓的油盐酱醋、家长里短密不可分，在沟通亲情乡情方面具有普通话无法相比的特殊作用。推广普通话，只不过是让方言区的人不但会说本地通行的家乡话，还要会说全国通行的普通话，仅此而已，岂有他哉！因此，既不能歧视方言，更不能在生活场合限制方言的自由使用。曾经有的学校贴出过“说普通话光荣，说方言可耻”的标语，这是绝对错误的。但有一个不能突破的底线，那就是按照法律规定，不能在中小学开设方言课程，不能退回去用方言讲课。
正确处理好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就是坚持在学校教育、机关公务、公共媒体和正式的社交场合使用普通话，至于在非正式场合（包括广播电视里面向本地受众的生活类节目和娱乐性节目），我们可以提倡说普通话，但群众说普通话还是方言，可以悉听尊便。只有处理好关系，坚持了政策，普通话的继续推行和普及才能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
构建和谐的社会语文生活，就要在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的前提下，坚持规范标准为社会生活服务，同时多一些宽容，呈现多语种、多文种和睦相处、各司其职、共同发展的多元繁荣。
在当今社会语文生活空前活跃，教育空前普及，似乎人人都可以对语言文字工作说三道四的形势面前，我们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和广大语文工作者该怎么办呢？我以为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我们自己的努力：
首先，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其他有关语言文字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因为这些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都是维护推广普通话、维护规范汉字、维护《汉语拼音方案》的，也是维护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的宗旨的。现行的国家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都是从几十年的社会语文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和群众基础，因此是我们语文工作者的法律依靠和工作指南。
第二，要坚定不移地坚持语文现代化的方向。坚持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不动摇，这一点没有多少问题，但在对待简化字的态度方面决不能受“汉字简化方向错了”、“简化字是极左路线的产物”等奇谈怪论的干扰，在泼洗澡水时把孩子也泼出去。简化字有悠久的历史基础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党中央和国务院把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的俗字“正名”的严肃行为，绝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什么“极左”。语文现代化的大旗至今还由我们学会的名誉会长、106岁高龄的周有光先生高擎着，周先生学贯中西、渊博如海，所以他能高瞻远瞩，对事物总是能一眼看穿本质，是我们一生学不尽的光辉榜样。了解了周先生，就把握住了语文现代化的本质，就能自觉地坚持语文现代化的方向。
第三，要团结热心语文现代化的人，更多地注重语文实践。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成立17年了，但是现在还只有会员1400多人，还不是很壮大。我们要不断扩大会员队伍，不断扩大学会的社会影响。语文现代化事业包括学术研究，但更应该重视推进语文实践的规范化，这里有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广阔天地。
（这是在天津，纪念《语法修辞讲话》发表60周年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