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现代观

儒家文化内涵現代觀略述

（一）   對人的定義

凡是宗教或是為人類生存尋求答案的思想家，首先要問的問題是，人的定義是什麼？依西方宗教的定義，是神按照祂自己的形像造的。這就是所謂的“創造論”。與創造論持不同意見的是“進化論”，認為人是與其他的生物一樣，經過物競天擇的過程，造成的人類。由於科學與科技的突飛猛進，科學家已經可以在實驗室裏造人了，所以如今“創造論”只是教堂裏的信仰了。佛教有生死輪回的道理，世界萬物都無法脫離這個生死輪回的巨輪，來世是否投胎成人，就要看前世的造化了。從儒家的觀點，既不否認“創造論”也不否認“進化論”，因為儒家對人的定義，不是依靠形像來下定義的，而是靠德行來下定義的。因此“創造論”也好，“進化論”也好，與儒家的理念都沒有衝突。在《大學》篇裏第一句話就是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是儒家對人定義的核心。“在明明德” 是指，凡是人都有道德的本性，為人必須讓它張顯出來，“在親民” 指的是樂於親近有德行的人，“在止於至善”要使人的德性發揮到善良的最高境界。如何才能達到至善呢？《大學》中又說，“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段話是孔子教導我們達到至善的方法和過程。這個方法和過程與佛家的默禱、靜坐、修練，成佛的過程十分相似，不過孔子說得更明白些。這段話裏“知止而後有定”的意思是，當自己知到了要達成的目標後，才能夠決定達成至善的方法，才知道張顯德行，才知道止於至善。在《孟子》裏把人的定義說得更清楚些。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猷其有四體也。”換句話說，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是其他動物不具備的，這也是人獸之間的區別。孟子並以“惻隱之心”為例解釋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儒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這段話強調，有人看見一個小孩將要掉入井裏，會自然的產生驚慌惻隱之心，立刻去救這個孩子，不會想到，與孩子的父母是否有交情，得人的稱贊，也不是不喜歡聽孩子落井的哭叫聲。這是人性的自然流露，也是人的定義。孟子又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人義行，非行人義也”。

（二）儒家文化對愛的詮釋

“愛”是全人類公認的美德，即使禽獸也有愛。我們看到鴨媽媽不辭辛勞的，帶著一群鴨寶寶穿越馬路，不禁會為這位充滿愛心的媽媽和她的孩子們捏一把冷汗。非洲草原裏遷徙中的大象，把小象們保護在象群的中央，小心翼翼的看護著，以防丟失或被獵食。鱷魚媽媽非常小心翼翼的，把剛剛孵化出的小鱷魚含進嘴裏，然後帶到河裏去。可見愛是無所不在的。儒家文化是怎樣看待愛的呢？以上所說的愛，是出自動物的本能，不是儒家所強調的愛。墨子提倡“兼愛”謂“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摯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以儒家對於愛的定義來看，墨子的“兼愛”只是個美麗的願景，是無法付諸實施的。從儒家的經典中可以明白，孔子與孟子很少用“愛”字敘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儒家所稱的愛其中都含有一定道德的因素，在《大學》篇裏稱“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儒家所稱的愛中除了人人皆有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之外還含有：責任、義務、感恩，及本能愛的因素。因此仁是一種愛，包含了責任之心；敬是一種愛，包含了義務之心；孝是一種愛，包含了感恩和義務之心；慈是一種愛，包含了責任和本能的愛心；信是一種愛，包含了義務和責任之心。孟子曾批評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認為如果愛自己的父親和愛鄰居的父親是一樣的話，無視於孝道，就和禽獸的愛一樣了。因為孝道是人纇有，而動物沒有的美德。孟子也曾說，“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在這段話裏所說的愛，我想就是墨子所說的“兼愛”了，也是儒家所稱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愛了。因此儒家把“愛”詮釋得非常清楚，放在為人處事，適當的位置上，因此在中國兩千多年的中華文化中，對建立有秩序與和諧的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功能。

（三）儒家文化的社會觀

孔子的《禮運大同篇》，描繪了儒家文化的理想社會，“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力惡其不出其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如何才能達到這個理想的大同世界呢，儒家認為須從每個人修身做起，孔子說：“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段話說明一個人，在社會中成長應有的過程，一切從修練自己的身心做起，使自己成為一個深思熟慮、心存仁義、具人生目標的人。在這樣的基礎上，一定能使家庭和樂，成為人人期待的領導者。這不正是今天，選民撿視民選領導人的尺度嗎。至於在成長的過程中，個人應當學習的功課包括，待人應有的態度，在論語中，曾子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這段話的意思是；一位具德性有修養的人，重視待人的態度有三項；舉止態度須合乎禮節，始能不粗厲放肆；神色要端正莊重，就近於信實；說話的語氣要有禮貌有次序，就不會顯得鄙俗無理了。在與人交往的時候，須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如子貢說，“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孔子說，“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又說，“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至於為人處事遇兩難，需要做選擇時，要“擇善固執”，要持 “中庸” 之道；“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這話的意思是；凡事不要偏激，選擇最合道理的立場，堅持到底。又說，“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在孔孟的儒家文化裏，沒有強調懲罰。我想，在春秋戰國時代，嚴刑峻法，多如牛毛，孔孟只求以仁義的力量，感化眾生，以達到世界大同的境界。至於懲罰，後來，由孔子弟子的弟子 “韓非子” 後起之秀，建立了法家的學說。因此儒家教導給人類修身的功課，是發自每一個人內在的良知，是長期的，終生時時刻刻要提醒自己的。孔子敘述他一生修身的過程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四）儒家的治國理念

華夏先民主要曾聚居在黃河中下一帶，也是我們所稱的中原。在周朝之前先民們主要是以漁獵為生，從歷史來看尚無領土的慨念。雖傳說有黃帝與蚩尤之戰，我想不是為了領土之爭。直至周朝才漸漸的進入了農耕社會。據傳周代始祖 “棄” 又叫 “后稷 ” 是農耕的始祖，因此奠定了封建社會的基礎。當被封諸侯國的數目不斷的增加，加上周王朝的衰落，各諸侯國之間，為了領土或資源，彼此爭戰不休，加上各諸侯國內奪權篡位，殺氣騰騰。儒家當時的治國理念是，建立起一套道德的標準，發揮人性自律的力量，使國與國和人與人之間，可以和諧相處，創造一個大同世界。因此儒家把人心人性，分析得十分深入和細緻，並且與人類的行為聯係起來，成為領導社會和人類生活運作的力量。這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創舉，也是全人類的創舉。

一，先王道德治國的典範

儒家以，堯、舜、文王、武王，為王道治國的典範，用以說服諸侯各國的君主，應以德服人。如孔子的中庸中記載，“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孔子稱贊華夏子孫的先祖，堯、舜、文、武，的大德之寬廣，之深遠，涵蓋天地日月以及宇宙四季的運行。又說，“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貘；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孔子說，“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二，儒家以德治國之道

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又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因此，儒家主張以德政教化人民，避免用刑法來管束人民。魯哀公問孔子，要怎樣才可以使人民服從呢？孔子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意思是舉用正直有才德的人，人民會服從；舉用無才德的人民不會服從。魯國的大夫季康子問孔子，如何能使人民恭敬、盡忠，彼此勸勉行善？孔子說，“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孔子以上的話是告訴季康子，在上位的人要以身作則；應該上莊則下敬，上孝則下忠，舉用善良的人，教導無才的人。季康子問孔子治國之道，“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說，“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齊宣王問孟子說，桀、紂是天子，湯、武是諸侯，做臣子的殺了他的君王，可以嗎？孟子回答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認為，若君王暴虐，為民所棄，只不過是個凡夫而已。孟子又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是儒家，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初的民權觀念。對於國家生財之道，孔子《大學》篇說道，“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至於財產對人民與治國的關系，孟子說，“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對於財富的分配問題，孔子曾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頃。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即來之，則安之。”在儒家治國的道理中，從未強調“懲罰”的觀念，但隨著歷史的發展，華夏民族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以至儒家治國的理念，雖對社會秩序的安定一直具有實質上的影響，但對富國強兵的需求，卻難以為繼。因此產生了法家的理念。

三，儒家思想的延伸，韓非的法德相輔論

儒家有關人與政之間的關係，由孔子回答魯哀公問政的話，“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就可以明白，有仁君才能有仁政，因此仁政是難以持久的。到了戰國的中期以後，許多諸侯國在弱肉強食的情況下，一一的被強者所兼併，從一百多個諸侯國合併成了戰國七雄（齊、楚、燕、趙、韓、衛、秦）。孔子生於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韓非生於公元前二百八十一年，在這將近三百年的過成中，整個中原地帶的格局，包括領土的擴張，人口的增加，人民生活方式的改變和進步，以及社會的多元化等，僅僅靠仁德治國是不夠的了。加上當時各國急於強國強兵，儒家的德政已經是次要的了。韓非就是成長在那樣的年代裏。韓非是孔子弟子荀子的學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是當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家學者。在歷史上常與商鞅相提並論。我個人認為商鞅只是一個政客，投其統治者的所好，以獲取個人的權勢，設下苛政，無視人民的福祉，因此我不在此討論他。

當時正當戰國時代的晚期，各諸侯國急於強兵強國，隨時準備或守或攻。當時的韓國（在今河南省）是各諸侯國中最弱的。韓非因為有口吃的毛病，不善言辭，因此他以書寫的方式，把他的理念記錄下來。這在當時是一件非常大的工程，因為準備竹簡和筆墨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此在早期中國的文學（包括漢字）史上也是一項極有價值的貢獻。他寫出了《五蠹》《孤憤》《內外儲說》《說林》《說難》等十餘萬字的著作。屢次上書韓國的國君，建議推行法制及富國強兵之道，但始終未被韓國君主採納。直至秦始皇舉兵攻韓，韓王派遣韓非，至秦國求和。秦始皇見韓非著作頗為吃驚。據載韓非的同窗李斯因忌妒，向秦始皇告密，結果韓非死在獄中。不過對韓非的死，我有不同的看法。我想秦始皇認為，如果放韓非回韓國，對秦國是個威脅，可是他又忌諱採用韓非的法制，因為韓非的法，對統治者的行為有諸多的約束。因此韓非不幸死在秦始皇的手裏。

韓非“法治”的理論與儒家“德治”的理論是相輔相成的。韓非意識到，當時整個的社會情勢，已經不像幾百年前（從韓非的年代推算）或一兩千年前那麼單純，單靠德治是行不通的了。他認為治國的方法，要適應歷史的發展，因此他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五蠹）”韓非主張君權神受，儒家稱君主為天子，韓非的主張是與儒家一致的。因為在當時的社會，奪權篡位是個主要的亂源，使君主地位的合理化，可使社會穩定，減少亂源。韓非認為一位好的君主，必須有好的德行。一位可以被百姓所推崇的君主，必須具備以下的三個條件：一、要“聖明”，要做“明主”，要像堯舜一樣的賢明；“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安危）”二、要重視民意。韓非認為民心如“天時”，他說“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功名）”因此禁令能先治本才有效，用兵服民心才能勝。三，要立信立德。韓非認為“信”是君主維護統治，必具的德行。君主有信才能豎立威信，命令才能通達。對人民有信，無欺詐，國家才會安定。韓非道：“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外儲說左上）”

臣子是協助君主治理國家重要的幫手，因此韓非認為，為臣者，應具備的德行如下：其一，“公正廉明”， 韓非稱：“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外儲說左下）”官吏應當嚴以律己，正直無私，不避權貴，嚴格執法，應盡本份。大臣應秉公薦才，要“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子。（外儲說左下）”如果官吏做到公正廉明，國家必呈現清平盛世，因此“官不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八說）”其二，臣子要有所長，以現代的話來說，就是有專業的知識，並且“去私心行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飾邪）”。其三，中誠務實；韓非認為“忠”是決不犯上，“忠臣之事君也，不危及君”，臣對君之忠是公義之忠，心無旁鶩。其四，守法，“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南面）”，“盡力守法，專心事主者為忠臣。（忠孝）”韓非稱：“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忠孝）”。這就是儒家所稱的三綱。

韓非主張依法治國，他並強調：“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為上（八經）”，換句話說，就是法律必須顧及全民的利益和社會道德，所以韓非所謂的法，是以民利為目的的法，這與儒家德治的目的是相符的。至於對於如何達到法律的效果，韓非認為：“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五蠹）”譽與毀是指德，賞與罰是指利。這就是韓非，法德兼顧的思維。如此一來不僅有利於法律的貫徹，並且可以服眾。韓非認為必須“賞譽同軌，非誅俱行（八經）”，就是實際的獎勵，以道德的榮譽相輔，實質的懲罰，以敗壞的名聲相隨，才能夠達到法律的效果。不然的話，若毀譽與賞罰相悖則亂。韓非在他的《顯學》中稱，“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鬥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鬥，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在（六反）篇中，韓非列舉了六種對國家無益，卻受獎賞的人，如：畏死遠戰，降北之民也；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語曲謀知，偽詐之民也；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如果“賞者有誹，不足以勸，罰者有譽，不足以禁（八經）”就起不了鼓勵和震懾的作用。對國家有貢獻，應受獎勵的人如：赴險殉誠，死節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嘉厚純粹，整谷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

韓非並強調：“君無為，法無不為；法行而君不必憂，臣不必勞，民但而守法，上下無為而天下治。”因此韓非 “法德相輔” 的思維，不僅補足了儒家以德治國的不足之處，並且他在政治上的遠見，已經超越了當今世界上的政治家們。如果韓非生活在今天的世界裏，他的主張一定是“君權民授”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