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几十年来我国民族文字工作所藉之理论基础
中国，是有自己的文字学研究的，而近百来年，我们的文字学理论则主要来自国外，如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1]以及著名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像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过去的语言的某些特点供给我们观察”[2]等文字观点。吸收了国外理论的中国语言学家的著作中，关于文字的论述基本也都是:“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系统”；[1]“文字是为了记录语言而发明的一种书写符号系统”；[2]“文字是用来写语言的符合”；[3]“代表语言是文字的本质”。[4]这些看法都是说语言是第一性、文字是第二性的，文字是服从于语言的。很长一段时间，语言学界在关于文字发展问题上，认为文字从象形到表意到表音体现的是一种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先进的变化过程。认为表音文字准确地记录了语言，最好地体现了它“存在的理由”，由此推论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拼音文字是最科学的文字，世界文字发展的方向便是拼音化。这些文字理论在世界文字学史上曾在相当长时间里占据了权威地位，并对世界各国文字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清末起，中国就开始了汉字改革运动。切音字运动、注音字母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直至建国后在汉字改革方针“文字必须改革，走世界文字的拼音方向”[5]的指引下《汉语拼音方案》的颁布、推行，这一切自然影响到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工作。1949年，在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大会上，黎锦熙老先生率先提出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创制和改革的基本原则:“中国文字改革的整体的工作，对于少数民族的各种语文，都要拉丁化起来”。[6]50年代，字母形式的拉丁化原则，成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创制和改革的一项基本原则。1957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起草了《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讨论后上报国务院。国务院第63次全体会议讨论、修改、通过了这个文件，正式确定了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原则: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应该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原有文字进行改革，采用新的字母系统的时候，也应该尽可能以拉丁字母为基础。
(二)少数民族文字实践工作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制、改革民族文字成了民族语文工作要解决的重大课题。1951年，中央政府提出了“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的要求。1956年，中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了“对于那些还没有文字或者文字尚不完备的少数民族，应该积极地帮助他们创制和改革自己民族的文字”。1956年开始，经过几年的人员培训和其它前期准备工作之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联合组织了700多人，分成七个大型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调查工作队，分赴少数民族语言主要分布的16个省区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进行了调查。到1959年，共调查了壮、布依、侗、水等42个民族的语言。其中先后帮助壮、布依、苗、彝、黎、纳西、傈僳、哈尼、侗、佤、景颇(载瓦支系使用的文字)、土等民族创制了16种文字，这些文字都是采用拉丁字母形式。其中为苗族创制了4种新文字，它们是:湘西苗文、黔东苗文、川黔滇苗文、滇东北苗文；为哈尼族创制了2种文字，它们是:哈雅哈尼文和碧卡哈尼文。
壮文于1957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推行，黎文、碧卡哈尼文已于1958年停止试行，新创制的彝文也于1980年被改进的表意音节文字“凉山规范彝文”所取代，傈僳族新老两种文字并用。其余的文字经中央民委或有关省、自治区政府批准在试验推行。
50年代以来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积极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如今，这些民族文字在学校教育、行政和司法领域、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以及公共场所中都有所应用。
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各有利弊，从几十年的民族文字实践工作来看，拼音文字取得的成绩也是不小的，然而仍是步履维艰。群众虽然有对自己文字的感情需求，然而对新创制文字，“群众不是自觉喜爱它，应用它，每一步都好像是语文工作者在后面推着，在前面吃力地拉着。我们建机构，搞试点，树标兵，评先进，但追随者仍有限”。[1]总的说来，面临的问题有:
(1)新创制的拼音文字社会功能仍较低，无法突破地域方言差别，标准音点难于获得全民族认可的权威地位。推广困难，没有普及，也就难以有普及之上的提高。不少地区的群众感到学本民族文字如同学另一种语言一样，认为还不如直接学汉语。一些地区教学上实行了变通的办法，如找出语音对应规律教给群众或学生，但这也只能是在与标准音点变化不太大的少数地区行得通，难于掌握的繁杂的规则往往容易使人们失去兴趣，缺乏继续学习的动力。
(2)新创拼音文字是以记录民族当时语言、语音为基础的，而本有语言反映的只是少数民族现有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及其历史关系的，因此在其本民族范围和族际范围，本民族语言及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都能有较强的交际功能。而在更大的交际环境下，本民族语言和文字的交际功能就减弱了。另外，由于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汉族经济文化上存在不可否认的巨大差距，随着少数民族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大量现代词汇会通过汉语渗透到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来，而原有拼音文字听音知义只限于原有民族词汇，拼音文字的大量新词汇，人们仍需解释和翻译才能真正明白，这又是社会发展速度难以允许的。在面对同音异义词汇上，拼音文字亦很乏力。一般说来，文字要传于异地，留于异时，就要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往往与语言的变化速度有距离，不可能同步发展，记录语音的文字久之也会与语音有间隔，渐渐脱离语音，拼音文字听音知义，记录便捷的最大优势亦将削弱。以上也是为什么一些学者认为我们的拼音文字只能用于双语教育中作为拐杖去学好汉语和用于成人扫盲教育，而难于适应在汉文化大背景下少数民族现代化发展的原因。现今的拼音文字对本民族文化历史能有较好的记录和保存作用，但基本没有调整的弹性或发挥的潜力去适应我国少数民族现代化的发展。一些过激人士甚至认为:“民族文字没有前途!”事实上，民族文字仍是有着它存在的积极意义和作用的，一种科学适用的文字方案不会是没有前途的。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即拼音文字在我国很多民族的不适应性，造成了人们对民族文字认识上的不统一，感情心理与行为差距大，经费投入紧缺，双语教育的研究和操作也难以顺利进行，出现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的状况。那么，中国的民族文字工作如何走出困境?而中国民族文字的困境决不仅仅是经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