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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井田制度的思考

[日期:2007-01-16] 来源:棋人  作者:履虎尾 [字体: ]

古代典籍中关于井田制度的记载,开始于《孟子》,其次有《周礼》,《谷梁传》,《韩诗外传》,《汉书*食货*刑法》。在《孟子》之前,没有关于井田制度的记载。在甲古文,金文中,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找到井田制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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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制的主要内容如下:

〈孟子*滕文公上〉载: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即定,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死徙无出乡,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谷梁传*宣公十五年》载:
“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
“是故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妇受田百亩,以养父母妻子,五口为一家……多于五口,名曰余夫,余夫以率受田二十五亩……肥饶不得独乐,蹺确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财均力平,兵车素定,是谓均民力强国家。”

《韩诗外传》载: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广三百步,长三百步为一里,其田九百亩。广一步、长百步为一亩;广百步、长百步为百亩。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

《汉书*食货志》载:
“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添百亩,公添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农民户一人已受田,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此”

根据上述史料中的记载,可知所谓井田制度有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土地划成豆付干状,方里而井,一井九百亩;
第二,土地平均分配,八家皆私百亩;死徙无出乡,乡里同井;
第三,定期重新分配,三年一换土易居。

从汉代开始,直到清代,一直有人提出,要恢复井田制度,可见其影响的深度。现在高校所使用的本专科古代史教材,绝大多数也有关于井田制度的教学内容,并明确承认井田制度的存在。

中国古代是否确实存在过井田制度,学术界始终存在着争论。

最早对井田制提出怀疑的是胡适之先生,胡在《井田辩》中,否认秦以前存在过井田制度,认为这仅仅是后人的理想,是孟轲编造出来的。当时,正是社会史大争论时期。一些学者认为,胡适的目的,在于证明土地私有制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东西,因此,对此观点大加批驳。如此一来,否认井田制的观点,就成了胡适观点,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

但是,就在当时,也有一些人否认井田制度。如,范文澜先生就否认井田制。范老认为:“西周领主们的土地疆界纵横交错,象无数的井字,但并没有一井九百亩的那种划分,与邑密切相关的井,也不是孟子所说的井。”(见《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

李亚农先生也认为:“使中国两千年来学者不胜向往的井田制,原来是孟子的乌托邦,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东西。”(见〈欣然斋史论集〉)

以后,又有胡寄窗,周谷成等人也否定井田制。胡寄窗认为,“孟轲的井田原始模式本身不仅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而且是我国古代最混乱的空想。”(见〈有关井田制若干问题的探讨〉)

周谷城先生则认为:“原来井与田两个字,并不是连用的,这两个字只表示豆付干块的土地经界的。井就是田,田就是井,二而一,一而二,原不代表什么井田制的。”(见《中国通史》1986年版)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井田制持肯定态度,如郭沫若先生,翦伯赞先生,赵光贤先生,金景芳先生等等。

金景芳先生的《论井田制度》,可说是对井田制度研究的集大成者。金先生在书中说:“井田制的本质特点正在于把土地分给单个家庭并定期实行重新分配。”并认为,胡适用‘豆付干块’来说明井田,“说到了井田的真正特点”。金先生并以何休,赵岐的注说明,“换土,爰土是一个意思,都是指农田的定期分配而言。二人的解说,真正道出了井田制的特点和分田法的精意所在”。

我的个人观点是否认井田制度的。以下就井田制度的三个特点逐一说明。

井田制度的第一个特点,“方里而井,划成豆付干状,一井九百亩”,这种规格化的均田是不可能存在的。

古代土地耕作的单位肯定有一定的标准,否则的话,古籍和金文中就不会有“一田”,“二田”,“五田”,“十田”以及“士田十万”,“赏田百万”的记载。既然如此,在有水利设施的平原地区,形成豆腐干式的“井”字形是很有可能的。但是,中国地形地貌的特点是多山多丘陵,山川河流的走向,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据《左传》所载,成公二年,发生了著名的鞍之战。晋国得胜后,要求齐国,“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齐使嫔媚人答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东南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

既然是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先王也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不能尽东其亩,又怎么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呢?就连承认井田制度的赵光贤先生也认为,“《周礼*遂人》所讲的沟洫制,自‘十夫有沟’到‘万夫有川’,如此整齐的沟洫制,不要说古人做不到,今天我们的农民也做不到。”(见《西周史研究》)

井田制度的第二个特点“平均分配,八家皆私百亩”也是不可能的。

为了使八家皆私百亩的说法令人信服,于是又造出了 “五口一家”的说法。首先我们说每家五口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每一个家庭的人口数都是五口呢?每一井的耕地面积是固定的,而八家的人口数字则不可能无变化。人口增加后不许迁徙,则必然有人分不到土地;而人口减少,则必有无人耕种的土地。既然土地面积固定,人口不许迁徙,就必须使人口数量保持不变,才能使人与地配合适当。然而,人口数量也不是可以人为控制的。所以,“平均分配,八家皆私百亩”,同“死徙无出乡,乡里同井”,这两个命题是自相矛盾的。

孟子把社会生产同生活范围缩小到八家,比老子的小国寡民的范围还要小。井与井之间,既无人口流通,又无经济联系,这同孟子自己的有关社会分工的观点也是矛盾的。(请参阅《孟子*滕文公上》所载,孟子与陈相的那段著名的对话)

后世魏周隋唐各朝所行的均田制,都是按人口或者劳动力来分配土地,就是因为按家庭分配便不能达到均田的目的。

井田制的三个特点“定期重新分配,三年一换土易居”,则更是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土地有肥瘦,房屋院落有区别,即使是原始社会,三年一换也未必行得通,更何况文明社会呢?

《诗经*豳风*东山》描写一个出征三年的战士,怀念家乡时的情况说:

“鹳鳴于垤,妇叹于室,
洒扫穹窒,我征聿至。
有敦瓜苦,蒸在栗薪;
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从诗中可以看出:第一,士兵出征三年多,但是并没有“易居”;第二,士兵对其家室具有强烈的感情。

就连肯定井田制的赵光贤先生也说:“三年换土之说不过想当然而已,至于易居更不可信。如果三年即易居一次,岂不是自找苦吃?”

总之,孟子所说的井田制度,除了井字形的土地划分状态外,还包括一系列的生产和分配问题,这样的井田制度,历史上是不曾存在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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